回歸後的香港印象記 龔小夏 自從九二年以來，我幾乎年年夏天都要到香港去一趟。因為從小在廣州長大 ，我可以毫無障礙地同本地人交流，也就很容易被香港人認同為自己人；而我的個 人情感，也的確隨著旅行次數和香港朋友的增加而日益與香港接近，逐漸對這個島 嶼產生了一種類似於第二故鄉的感覺。 今年暑假，我又到了香港。這已經是回歸中國之後的香港了。本來我的計劃 是回國探親，但不幸到了邊界之後卻被海關人員根據「上級批示」而拒絕於國門之 外。也罷，既然回不了國，我也就只好另作打算，在香港呆上一段時間。我安慰自 己說，反正這裡如今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了。到了香港，也算是回了國。 回歸後的香港，表面看起來一切照舊，甚至照舊得有點令人奇怪。畢竟，政 權易手，社會總應該有什麼變化吧。然而，除了中環附近中資公司的高樓大廈表面 那些五顏六色歡慶回歸的燈火和標語之外，實在看不出香港與過去有什麼區別。尤 其是，以中國公民在香港的身份地位而論，回歸之後中國護照在香港依舊是二等護 照——持美國或其它發達國家的護照在這裡落地簽證能有三十天，而持中國護照卻 只能憑飛機票獲得七天的過境簽證。聽起來儘管很奇怪，但想想中國護照即使在中 國國內受到的也是二等護照的待遇，這種情況在香港重複也就不出奇了。當年中國 政府答應的「馬照跑，舞照跳」，或者說，香港的生活方式不變，看來是等到了不 折不扣的執行，甚至連多年殖民地留下來的社會生活格局，在一時半會間也還照樣 原封不動。因此，港島中心例如半山等所謂「高尚」地段，也就依然如故地充滿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白種人，卻見不到有來自中國的「接收大員」模樣的訪客。至於解 放軍官兵，據說是在軍營裡不許出來，反正在大街上從來見不到他們的蹤影。有錢 人依舊在拚命賺錢、拚命消費；窮人也依舊居住在九龍等地那些擁擠不堪的嘈雜公 寓中，股票市場照樣景氣，房地產業也依然如故地紅火，香港作為世界拜金主義首 都的地位，在共產黨接管之後並不見得會削弱，恐怕反而會在今日中國經濟變革的 浪潮之下更為加強。 然而，在這一切正常的表象之下，事情卻遠非那簡單。在呆過一段時間，接 觸了不少香港人之後之後，我漸漸發現，香港社會正在發生著一些非常有趣的變化 。在這篇短文中，我記載了一些在香港的那幾個星期中的觀感。雖然不免有浮皮潦 草之嫌，但也許能為日後作深入觀察與研究的人們留下一點記錄。 一、對中國政府保持高度警惕的香港普通人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香港人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這樣的一個印象：他們 關心的只有賺錢，對政治根本不願意過問。其實，這不關心政治的現象，只不過是 殖民統治的結果。在英國長年的統治下，香港雖然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但人民 卻長期沒有政治參與權利、特別是投票權。在彭定康九二年就任香港總督並政治改 革之後，香港人在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民投票中便創造下了非常高的參與記錄。對 於香港人這種政治參與熱情，也許是出於某種複雜的心理，西方新聞媒體總是不願 意正視，反而總是在不斷地宣傳香港人對政治是如何地不關心。 十三年前，當中國政府對香港許下「馬照跑、舞照跳」，「香港社會經濟制 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時，其實是以上述殖民經濟的狀況作為前提的。這個「不變 」，包括當時香港人沒有民主權利的狀況要保持不變。因此，在彭定康改革引進了 民主選舉之後，中國政府才會那般大發雷霆，指責彭定康違反了中英協定。 香港人對政治的關心，在天安門運動期間曾經震驚了世界，也震驚了香港人 自己。當聽到香港有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援天安門運動時，連許多香港新聞界人士都 驚訝地說：哪年哪月見過香港有百萬人的活動？香港哪裡去找這一百萬人？真是奇 跡。所謂香港人不關心政治的說法，僅僅通過這一件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這次到香港，趁著每天到街市去買菜、搭地士這一類機會同普通市民進行 了大量交談。在北京生活過八年，我深知道北京人在談到國家大事與政治問題時有 多麼能「侃」。如今同香港人交談，卻意外地發現普通香港人「侃」政治的能力在 這些年大有長進，直有趕上北京人的勢頭。在這些交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普 通人民對中國政府與新的香港政府所抱有的高度警惕性。他們盯緊了那一大一小兩 個政府的一舉一動，如果政府裡出現什麼影響到香港人的重大舉動，恐怕他們也就 會用各種方式採取相應的保護自身利益的行動。 對於大規模的回歸慶典，雖然有不少香港人積極寺參加了，但大多數人似乎 在盡量保持一種冷淡、疏遠的態度。有些人告訴我說最重要的，是保持原來的生活 節奏與方式不變，「不要人家還沒來改變你，你就自己先變了。」有一些人在慶典 時很高興地去看熱鬧，但後來發現慶典上花的巨款（比如香港花在焰火上那一千四 百萬美元）要由香港政府來掏腰包，便大呼上當，就中國政府「／香港人笨」（將 香港人當傻瓜對待）。看來，在他們眼中，回歸對於中國是喜事，對於香港卻未必 。所以讓香港人出這筆錢，實在有些冤枉。 稅收是香港人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香港的低稅收政策在世界上經常為人所 稱道——公民收入所得稅收最高額僅為百分之十五。一次在街市上，幾位中、老年 人爭論起今後稅收是否會增加的話題。有人說，近幾年之內稅收不會增加，因為新 政府需要維持香港人對政府與經濟的信心。可是另外幾個人卻在堅持說，中國大陸 那麼貧窮，怎麼可能看著香港的錢卻不動心呢？稅是肯定要長的。即使今年明年不 長，再過兩年也會長。我問他們，是立法局還是政府是否有決定稅收的權力。這一 來，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便轉向了民主選舉。 據這些普通人對我解釋說，稅收是由政府決定的，立法局並沒有決定權。但 是，立法局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機構。因此，明年五月份的立法局選舉將是一次 重大的事件。與我交談過的幾乎有香港普通人都表示，在明年的選舉中他們將參加 投票。問投誰，絕大多數人說要投民主黨或其他民主派的候選人。不僅因為民選的 民主派議員被強迫「落車」而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更是因為民主派代表了香港不同 的聲音。一位出租車司機對我明白解釋道：選民主黨，主要是為了有人能夠公開地 提出反對意見。「現今已經沒幾多人講話了，再不選民主黨，唔是更沒人講話了？ 」看來，民主黨議員們在回歸「落車」時滿懷自信地表示明年將回來，的確不是空 話。 另一位司機氣憤地對我說：所謂「港人治港」，只有港人自己在「講」（廣 東話裡「港」「講」同音）。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讓香港人自治，這才會 強迫民主派議員落車。 總體來說，目前的香港民眾中存在著一種高度的警惕情緒。中國政府一旦有 什麼不利於港人的舉動，必定會在香港社會中產生強烈的反應，從而引發從股票市 場波動到移民潮等一系列問題。這大約是中國政府在回歸之後對香港事務盡量保持 不干預的低姿態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時過境遷，事情恐怕就會起變化。當港人 已經習慣了中國政府的統治地位與行為方式時候，香港人民是否還能保持他們的警 惕狀態，是否能抗拒中國政府從小到大、一步一步地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就有待 於香港各階層特別是新聞媒體的進一步努力了。 二、所謂「自我審查」之下的新聞媒體 香港新聞媒體近年來面對中國政府的壓力實行的「自我審查」，是人士不斷 談論的話題。的確，這些年裡，香港主流媒體在九七臨近的時候，對中國大陸政治 事務的批評調子顯然在不斷地降低。一些著名的政論家，例如羅孚先生與凌鋒先生 ，長期對中國政府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們的稿件在最近這些年裡也就被越來越多 的媒體所拒絕。 對於媒體的這種自我審查，西方新聞界自然一直在進行批評。而香港人民也 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來表示他們對這種狀態的不滿。新近出現的《蘋果日報》由於 其通俗性與可讀性，也由於對中國政府所持的批評太多，而在半年之內成為香港的 第二大報紙。另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在新聞媒體特別是一些重要報紙雜誌自我 審查程度加深的情況下，香港商業性電台的脫口秀節目忽然接到了大量來自普通民 眾的電話。打電話的人往往對於媒體不能充分表達他們的意願而表示憤怒，並且對 另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各種政策措施進行大膽的批評。脫口秀節目一時間竟然有成為 大眾論壇的趨勢。 同新聞界的朋友們——主要是記者——談起上述自我審查，我言下之意不免 帶上了幾分責備的意思。殊不知，這些朋友們聽後大叫冤枉。有人甚至還拿出了最 近寫的稿子讓我看。他們說，當新聞記者的，哪裡會願意有什麼自我審查，那不就 等於在職業前途上自殺麼？事實上，香港的記者們採取了非常積極的行動來維護新 聞自由。離回歸還有不到兩個月時，香港有五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在報紙上刊登聯合 聲明，呼籲中國政府和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用行動來保證香港的新聞自由。然而， 自我審查的確存在，又是怎麼回事呢？據他們的解釋，那是因為報紙老闆的關係— —老闆們在同大陸做生意，誰也不願意因為自己的報紙得罪了中國政府而導致商業 利益上的損失。 的確，香港新聞業的巨頭們往往同時也是其它行業中的生意人。這些年裡， 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同中國大陸建立了緊密的商業關係，令他們成了中國政府要脅的 對象，這也就是新聞自我審查的由來。不少記者朋友感慨地說：商人辦報，難免為 商業利益犧牲新聞自由。許多報業老闆未雨綢繆，甚至在中國政府還沒有對某件事 表示態度的時候，便揣測政府的喜好，據此來調整報紙的傾向。香港的新聞自由也 因此被大打折扣。 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香港原本擁擠不堪的新聞界出現了相當大的空缺。讀 者有需要，新聞記者願意寫，就是看有誰敢於將資本投放在雖然有很大風險但卻也 存在著巨大機會的地方了。 三、發起挑戰的律師界 香港實行的司法制度完全以英美的法律體系為藍本。高等法院的大法官雖然 由總督指定，但政府無權干涉司法事務。司法是否繼續能保持獨立，是香港的現代 法律體系是否能在回歸後延續下去的主要環節。 香港的律師界看來對於維護司法的獨立性有著非常充分的準備。回歸之後， 香港高等法院中的首批案件中，就包括了狀告臨時立法會的組織本身違反《基本法 》的官司。 案件的起因大約是這樣的： 由於嚴格的移民政策，許多香港公民在內地的子女長期無法合法地到香港去 同家人團聚。大批這類未成年人採取非常途徑偷渡到了香港。在回歸之前，有謠言 說，回歸之後這類偷渡客都將立即取得合法身份。因此，偷渡的人數大增。這批未 成年偷渡客都被稱作「小人蛇」。回歸之後，由人大常委會指定成立的香港臨時立 法會在頭一批立法中，就有《人民入境（修訂）條例》。根據這一條例，許多在港 兒童將被強行遣返回大陸。 為了幫助這批兒童，香港律師界免費為他們打上了官司。有趣的是，律師們 採用的策略是狀告臨時立法會，因此將案子一下便提到了香港的高等法院。這些律 師們爭辯說，在《基本法》也就是香港的憲法中不存在臨時立法會這一條，既然臨 立會是違法組織，它所制定的各種法律也就不能生效。在我離開香港之前，聽說案 件已經被高等法院駁回。大法官判決說：雖然《基本法》沒有臨時立法會這一條， 但《基本法》是由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因此人大常委會的權力超越了《基本法》， 人大常委指定的臨時立法會也就由此獲得了合法性。（由於我在美國一時無法找到 足夠的材料，後面這部分的事實還未得到查證。） 無論這類案件的判決結果如何，香港律師界看來正決心通過每一個具體的案 件，將司法程序的公正與司法獨立維護下去。而只要司法獨立能夠持續下去，要想 將香港轉變成為無法無天的專制社會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另外，在回歸之後，隨 著香港與內地交往的進一步增加，司法公正與獨立的概念將會通過每個具體案件的 處理源源不斷向大陸社會輸送，從而推動大陸社會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過去常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是，香港是個機會的城市。各種機會在那個城市裡 對人士開放：發財的機會，成名的機會，自由的機會，等等等等。如今的香港，仍 然是個機會的城市。共產黨在尋找改變香港的機會，香港人在抓住維護香港自由與 繁榮的機會，大陸人民也在探索通過香港來大步走向世界的機會。在這種種和互動 關係中，香港的未來儘管不算明確朗，但卻有趣得令人神往。 四、題外話 在這裡，還想借此機會說上幾句與香港無關的題外話。七月二十六日，我持 著中國護照回國時，被中國海關拒絕入境。同樣的事情在一九九二年也發生過一次 。在沒有將事情原委弄清楚——是哪一級機關、哪個部門決定不讓我回國，為什麼 ——之前，我並沒有將事情對外張揚開來。用這樣的方式處理問題，純粹是我出於 個人原因的個人選擇。只有《蘋果日報》的記者在我上飛機回美國之前聽到消息， 作了一點報導。回到美國之後，香港有一個名叫盧四清的人給我打了個電話——私 人電話——詢問情況，我因為不認識這個人，所以也只將情況簡短地介紹了一、兩 分鐘。誰知道，這位盧四清竟然偽造了一個對我的採訪，裡面甚至詳細地描繪了不 知道他從哪裡打聽來的我的個人經歷，並附上我家的地址與電話，向全世界新聞媒 體散發。最為惡劣的是，他將我不得回國的原因歸結為幫助過王希哲先生。王先生 的確曾經是我的朋友，在他去年逃亡之後也的確與我有過聯繫。但是，我同王先生 的逃亡以及他到了美國之後的言論行動毫無關係。（說實在的，王先生最近的許多 言行甚至令我難於再將他認作朋友。）不明白這個盧四清先生為什麼一定要替中國 政府來為我想出這麼個罪名來。 在海外多年，我與各種各樣的「民運人士」接觸不少，痛感其中許多人與共 產黨僵化官員在思維與行為方式上何其相似。不少人為了他們自認為是「正確」的 目的，不惜撒謊造謠、侵犯他人權利。海外媒介在報導中國的情況時，也往往過於 受形態的引導而造成偏頗不實。僅以這次事件為例，沒有一家新聞媒體來向我本人 核實過情況，而是統統輕信這個與我本人素無瓜葛的盧四清所發佈的虛假消息。而 我在事後寫給媒體的更正說明，卻基本上也是了無下文。我相信，媒體在處理其它 類型報導的時候恐怕不至於如此輕率。我非常尊重新聞自由，但是新聞自由的前提 是報導真實。如果一個傳媒機關為了製造新聞轟動而不惜拋棄真實，那麼該機關就 是在踐踏新聞自由，在踐踏與報導有關的個人的權利，更是在踐踏人民知情的權利 。希望《北京之春》在刊登我這篇文章的時候，也將我這點題外話刊登出來，給我 一點為自己作更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