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流亡作家科培列夫的生命事業 （德國）廖天琪 在談到中國和俄國這兩個正在轉型的社會主義大國時，一般認為中國先跨出 了經改的步子，俄國則由戈巴喬夫先啟動了政治改革，不少中國人看到俄國的社會 主義在帝國解體，各民族紛紛要求獨立，而市場經濟至今始終上不去，一付落魄窮 措大的味道，就有些瞧它不起了。再看中國近年來經濟發燒，人人爭相下海，少數 人富起來了。炒股票、炒地皮、卡拉ＯＫ，好不熱鬧，連俄國的年輕女郎都上中國 來鍍金了，可不，中國人真抖起來了，沾沾自喜之色溢於言表。務實精神使得中國 人缺乏悲劇情懷，並怠於思考，不說對反右文革這些歷史大事不進行真正的反思， 連對近在眼前的「六四」的記憶也都被一股席捲全民的淘金熱沖得蒼白退色，不錯 ，中國人也許更富於喜劇精神，阿Ｑ殺頭前，那會兒掛牌遊街時，心理不覺悲哀， 反倒認為一大群人仰頭圍觀，暗地有點喜滋滋的得意。 俄國的政改和中國的經改都不是偶然的，中國人勤勞實幹，搞了幾十年的一 窮二白，有朝一日嘗到點物質主義的甜頭就會往油鍋裡跳，這是中共領導最清楚不 過的，鄧小平不過順水推舟罷了。戈巴喬夫也並非聖賢之人，卻是個識時務者，數 十年來蘇聯的異議分子不但捉不完，反而「裡通外國」，得到國外的支持，內外施 壓，蘇共日子不好過，戈老沒有鄧小平那種「死二十萬人，換它二十年的穩定」的 大氣魄，他的前任敢派坦克到外國去「維持秩序」，他卻沒膽量派坦克壓自己的人 ，這點他也輸給了小平同志。 五十年代毛澤東開始整肅文藝界，許多人遭殃。像胡風、俞平伯、馮友蘭、 梁漱溟這些人以及反右時期整整一代的知識分子，加上揭開文革序幕的吳□、廖沫 沙等人全葬送了。即便活過來，許多人的人格和風骨已經蕩然無存了。像魏京生、 王丹、陳子明這樣的勇者和智者在中國十二億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實在太小，是中共 的高壓和連坐法的嚴酷奪去了人們的正義感和勇氣呢，還是中華文化裡知識分子和 統治者之間的噯昧關係在作祟？這是本文的第一個問題。文革過去三十年了，當年 的紅衛兵和曾經參與了各種批鬥運動的人不下百萬和千萬，然而如今回顧檢討當年 運動的人，幾乎都清一色地以受害者的姿態出現。這樣巨大的「觸及人靈魂」的大 革命總不可能是一小撮壞人幹的吧？缺乏「懺悔精神」是共產黨的教育所致，還是 可以溯源到儒家文化？這是第二個問題，「六四」以後大批體制內的幹部和學生及 民運人士流亡，其中不乏在國外站住腳跟，繼續為民主運動努力的人，但有一部分 人士的表現令人不敢恭維。那些落難的「保皇黨」，以為等到某人復出時，自己就 能回國平步青雲，竟在國外就開始封官許願，這類人中毒已深，民主、人權、自由 、獨立人格對他們說來是解讀不通的化外之語，不值得在此一提，但即便在「廣場 派」中，也有人自命精英好漢，既不檢討過去的失誤，也不利用在國外的機會好好 地學習進修和創業，似乎不知道「廣場」這塊招牌也有吃光用盡的一日，至於因去 國失意，返身擁抱偉大華夏文化，譏諷西方社會膚淺功利，甚至不甘寂寞，重新投 入中共懷抱，將自己共事的同志出賣者也在有人在。到底一名流亡者應該怎樣處理 自己和母國的關係，身居海外還能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嗎？這是第三個問題，筆者 想藉俄國的流亡知識分子科培列夫的一生來作解答以上問題的參照。 青少年時代１９１２——１９３３ 一個在猶太基督教文化和共產主義信仰之間徘徊的青年 科培列夫Ｌｅｗ Ｋｏｐｅｌｅｗ（１９１２——１９９７）出生於十月革 命前五年的一個烏克蘭的猶太家庭中。父親為農業專家，家境小康。在孩提時代他 就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十月革命成功，末代沙皇全家被謀殺，他家所在的基輔市成 了白色恐怖勢力和紅色政權爭奪的地盤，週遭的鄰居，親友甚至他父母都被逮捕。 由於他們的猶太身份，其危險性又比別人增高許多。科培列夫從小在家中被不同的 女僕帶大，她們有的是信仰東正教，對沙皇忠心耿耿的老實俄國人；有的是信基督 教的德國人，他被灌輸了是邪惡的猶太人將耶穌釘上了十字架的知識。列寧的死亡 ，紅軍建軍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奪權步上流亡生涯，到一九四零年在外國被斯大林 特務暗殺，所有這些戲劇性的政治事件，像走馬燈一樣伴隨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 代，他早熟地注意到母親為了保護一家老小，怎樣在不同的人面前以謊言掩蓋自己 的出身和宗教政治觀點。由於基輔是個種族混雜，宗教文化迥異的城市，科培列夫 從小就養成一切人都平等的觀念。加上當時俄共提倡國際主義，中學裡就教授世界 語，這就更為他日後的寬闊心胸和對異類的關心認同打下了基礎。 中學畢業後他當了幾年工人，二十一歲上大學，開始學日爾曼學，這後來成 為他一生努力的事業。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整個社會籠罩在共產主義思潮的狂想氣氛 中，馬恩列的作品當成聖經，後來還加上新上台的獨裁者斯大林的著作。俄共發動 了宣傳機器，鼓吹集體化的優越性和大農場Ｋｏｌｃｈｏｓ的諸般好處，說農業機 械化很成功，糧食生產量提高，各地都有大豐收。報紙上日日宣傳說全國工廠如雨 後春筍般建立，設備優良，工人生產積極性高，實際上一九三二年秋季蘇聯全國鬧 大饑荒。城市居民缺糧，政府就逼地方上繳糧食，農民被逼得走投無路，竟餓死了 幾百萬人。當時全球性經濟危機，各國自顧不暇，也沒有能力提供幫助。斯大林政 府當時非但未警覺到大災難的發生直接和腐敗無能的官僚幹部有關，反而說是因階 級敵人的搗亂才引起生產不足和運輸工作的混亂，政府藉機開始清黨，排除異已。 科培列夫當時已是黨員，作為鐵路工人小報的編輯，他和幾名同事下鄉參加 徵收糧食的工作，並進行實地報道。他親眼見到鄉下到處路有餓稃，心中很是矛盾 痛苦，然而對一個才二十出頭的青年，共產主義峋麗的光環暫時還沒有消失。很多 年後，他進入壯年，逐漸看透了俄共利用這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大行其 專政的虛偽性時，他寫道：「我當時參加鄉下的徵糧工作，這是個無法推卸的罪責 ，不能原諒的錯誤，此罪只靠祈禱是無法洗脫，也永不能補償的。唯一能作的贖罪 工作是誠實的面對這個罪責。」這段殘酷痛心的經驗記載在他的自傳「給我創造一 個偶像」（Ｕｎｄ ｓｃｈｕｆｍｉｒ ｃｉｎｅｎ Ｇｏｔｚｅｎ ， Ｍｕｎｃ ｈｅｎ １９８１）裡。 中年時代（一）１９４１—１９５５ ——法西斯主義的短痛和共產主義的長痛 一九四一年科培列夫以關於席勒的戲劇理論為題取得了他的博士學位。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的法西斯肆虐歐洲，德軍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一九四一— —四五年他在蘇聯紅軍裡當宣傳士官，以評議文字來對納粹官兵進行心戰，寫了很 多訴諸德軍的道德和理性正義感的小冊子和傳單，這些文字後來收在「文字武器」 （Ｗａｆｆｅ Ｗｏｒｔ，Ｓｔｅｄｄｌ Ｖｅｒｌａｇ 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 １９９１）一書裡，步入中年以後，他曾經回想這段經歷，捫心自問覺得心戰宣傳 要求兵士背叛自己的國家，放棄軍人的義務而投誠到敵對一方，這種做法違背了他 自己的一貫信念，因而深感不安。 戰爭接近尾聲，他看到紅軍在東普魯士佔領區對平民的殘忍暴行和肆無忌憚 的破壞掠奪，就反過來對自己的士兵進行遊說和教育，要求他們對德國平民給予人 道的待遇。為此他被開除黨藉並被軍事法庭判刑十年刑獄，罪名是：「具有資產階 級人道主義思想，同情敵人，削弱我方士氣。」從一九四七——五四科培列夫被關 在Ｓｃｈａｒａｓｃｈｋａ監獄。這裡是蘇聯政府囚禁科學家、高級技術人員和知 識分子的地方。犯人被分派特殊的任務，他們得繼續為國家從事科研項目。科培列 夫因是語言學家所以就被分配到跟物理學家索忍尼辛一道進行一個如何精確辨認人 聲音的研究計劃中。他們的研究成果其實是被克格勃ＫＧＢ拿來干竊聽勾當的。索 忍尼辛在他的小說「第一循環」（Ｄｅｒ ｅｒｓｔｅ ｋｒｅｉｓ，這第一環指 的是地獄）中寫過一個名叫Ｒｕｂｉｎ的日爾曼學者犯人，指的就是他，這一段漫 長的獄中生活科培列夫自己則記錄在他的傳記「安慰我的憂傷」和「永遠存檔」兩 本書裡。「永遠存檔」是蘇聯的擁有「危害國家」罪名的犯人檔案上所蓋的印章， 兩本書裡都有翔實的記錄，獄中犯人被挑撥慫恿和指使而互相揭發檢舉，在監獄中 人性被拷上了雙重的枷鎖，接受空前的挑戰，然而也是經過這種煉獄的考驗，人性 得到顯彰，有些犯人間從此結下了終身的友誼。像他和索忍尼辛的例子，多年以後 兩人都生活在自由天地，而人各有志，後者的許多言行，特別是索氏幾年回到俄國 後的狹隘愛國主義的衛道表現，是他不以為然的，但他卻從來沒有對這位獄中難友 批評責怪過，只是一逕地保持沉默。 中年時代（二）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從共產主義信徒到人道主義者的艱難路途 科培列夫是在十年勞改的艱難生活中歷練成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的。一九 五六年他出獄後，就開始在大學任職。但他並沒有忘卻獄中的難友，他經常為認識 或不認識的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挺身辯護，從六十年代起他不斷寫信給中共中央，提 出呼籲和抗議。一九六二年在全俄戲劇協會上召開的會議上，他發言指出：「斯大 林遺產至今還危害社會，特別是在對個人偶像崇拜作鬥爭時，還依然被作為手段來 使用。以斯大林手段來克服斯大林遺產，這是十分危險的。」一九六七年他寫信給 蘇聯第四次作協大會主席團：「近來政府對文藝的檢查和管制，對藝術作品主題， 內容和體裁的干預，是違反憲法的。」一九六八年的文字獄，雜誌「鳳凰６６」被 查封，主編Ｇａｌａｎｓｋｏｗ判刑七年勞改，後死於獄中，當時許多文化界人士 勇敢地站出來為受害者辯護，像詩人Ｇｉｎｓｂｕｒｇ因此被判了五年，科培列夫 也出面為這位下獄的編輯如Ｓｉｎｊａｗｓｋｉ和Ｄａｎｉｅｌ說話，並作持續性 的呼籲。為此他被重新開除出黨，ＫＧＢ的公安人員也對他進行長期的監督。科培 列夫一點不為所動，繼續為落難者奔走，他寫信給中央，要求改善監獄及精神病院 裡的醫療和衛生條件，並要求給他的囚犯友人送閱讀品。同一年他在莫斯科作協選 舉散文寫作辦公室主任的會議上發言反對當時在政工系統工作的戈巴喬夫來就任， 他指出戈巴喬夫是個走斯大林路線的人。那個年代沒有人會想到此人後來竟是結束 蘇聯極權統治的功臣。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被捕，又是科培列夫首先通知外國記者 並公開發表申明，要求政府放人，他的種種行為使自己和家人經常生活在被捕和坐 牢的恐懼中。一九七七年他被蘇聯作協開除，這在當時對一個作家來說形同被判處 死刑。別說發表和出版作品被禁止，連繼續寫作都不被容忍。他因而轉入地下工作 ，將手稿經過傳抄的方法向外推出，有時也請外國友人將稿子密攜出境，在西方出 版，即使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科氏仍然毫不氣餒，常在家中狹小的廚房（在嚴寒 的莫斯科大部分人家平日都愛坐在屋子最暖和的廚房裡）中和友朋們高談闊論，計 劃怎樣曲線式的發表作品和援救被囚禁在獄中或精神病院的異議分子。 老年時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流亡者成了兩個文化，兩種社會之間的搭橋鋪路者 一九八零年科培列夫和他夫人奧羅娃有機會到德國進行訪問。然而蘇聯政府 已經開始一種把所有異議分子趕出國門的政策，科氏夫婦結束了德國的訪問後，就 成了有家歸不得的異鄉客，因為蘇共將他夫婦倆已除籍，並不允許他們回國，這一 趟奧德賽之旅竟長達九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尚在執政的戈巴喬夫不計前嫌允許他們 夫婦倆回國，當時奧羅娃已病入膏肓，她要在死前看故國最後一眼。蘇聯解體後科 培列夫並未像難友索忍尼辛那樣回國定居，這並不是他樂不思蜀把德國當成了第二 故鄉，而是他知道在千瘡百孔的俄國，他能作的事很少，而在德國他正在進行有意 義的文化橋樑工作，不可半途而廢，因此他繼續留在德國直到去世。今年六月份他 逝世前交代得很清楚，他的骨灰得運回莫斯科墓地，安葬在他妻子旁邊。 科培列夫於一九八零點年被迫流亡德國時，已經六十八歲了，西方知名的大 文學家如波爾和費許都是他的朋友，對這位遭難的朋友，他們都伸出友誼的手，給 予他精神上和實質上的巨大的支持。德國總理亦私下為他向克里姆林宮求情，讓他 能返回家園，未獲允許，由於是日爾曼學家，科培列夫在德國的社會發揮了他累積 了幾十年的文學語言知識和經驗，充分地放出能量。除了寫作，編輯和出版他自己 的文學和學術著作，他也積極幫助國內同行，使他們那些在本國無法出版的書籍在 國外問世，他在科隆的家中經常高朋滿座，藝術家、學者、朋友、學生、記者愛圍 繞這位豪爽熱情又健談的老人，到他家裡，人人都帶著大包小包的書籍和半新的舊 衣服或半舊的家用電器去送他，因為大家知道他會通過各種渠道把這些國內友人向 往並需要的書籍、藥品、甚至營養品和衣物送到他們的手中，到俄國去旅行的友人 也都願意當他的差使，替他攜帶這些東西。 科培列夫從一九八二年以來就在霧泊塔兒（Ｗｕｐｐｅｒｔａｌ）大學裡主 持一項龐大的文化交流計劃。內容是將德國文學裡的有關俄國和俄國人以及俄國文 學裡有關德國和德國的部分整理翻譯出來，彙編成集。一九九零年當東歐共產國家 變色，他又已經回過國之後，他說了下面的話：「我的工作在這裡（德國），只要 我活著一天，我就要把霧泊塔兒的項目作完，死了以後再回家（俄國）不遲。」他 真的作到了，他主持的項目已經完成了絕大部分，七八本厚厚的文學集子早就已經 問世，這對德國和俄國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溝通提供了極大的貢獻，雙方都能在 對方的鏡子裡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在對方的眼光和心目中的形象。科培列夫在德國 得到很多高榮譽的獎，像一九八一年的德國書商的和平獎，一九九一年北萊茵省的 國家獎和奧斯那布克市的雷馬克獎，德國社會尊敬並愛戴這位替兩國文化和人民搭 橋牽線的仁者和勇者。 總結 １、科培列夫曾是個虔誠的共產主義者，但更是個人道主義者。 他經歷了法西斯戰爭和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以及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極權體制。 三十年代的大饑荒讓他明白了一個政權的謊言是要人民付出千萬生命為代價的。他 懺悔自己當年曾經是「幫兇」，戰爭結束時他認清了以暴易暴只能繼續製造仇恨和 悲劇，他不惜以自己的自由為代價來制止這種惡性循環。十年的刑獄也沒有動搖他 的勇氣和信念。出獄以後他反而開始向專制極權的政權挑戰。一九六八年蘇聯進軍 布拉格，此時，他對共產主義最後一點的希望也幻滅了。從此他更加以人道主義精 神來對抗不人道的制度，以誠實的態度來對付謊言。 ２、從流亡者到世界公民 被迫流亡的科培列夫雖然始終保持了他的俄羅斯靈魂，卻並不以「遊子思鄉 」之情而返身擁抱俄羅斯母國的「偉大傳統」。鑒於德俄之間本世紀的宿怨他投身 從事疏通化解兩國的誤會和怨恨的文化工作，年高體衰和喪妻之痛也沒使他放鬆步 伐，當成果纍纍時，他才撒手而去，科培列夫自己享受到自由之後，沒有一天停止 關心他尚在極權高壓下生活的友人和同事，他竭盡所以地去接濟他們，並不斷地為 尚在獄中的人道呼籲求援。 科培列夫沒有把客居的德國看成暫時棲身的他鄉異地，他積極地參予各種活 動，對社會出現的怪象如敵視外國人的排他主義，他極力抨擊，並成立了一個「外 國人協會」經常舉辦各種活動，化解人們的心結，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公民。 ３、不是精英，也不是大師，只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 像科培列夫這樣言行的俄國知識分子很多，除了和索忍尼辛，薩哈諾夫，葉 甫圖申科等知名的以外，還有數十個有名有姓的異議份子，他們有的還沒等到政權 變色就死在獄中，有的存活下來，如今過著依然貧窮謙卑的生活，他們不自認為精 英或英雄，人民也並不這樣看待他們，唯一不同是他們活得心安，覺得自己作了分 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