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共的工業改革 劉國凱 一、魏京生令人感奮的見解 最近得知魏京生曾講過這樣一段話：「許多窮人反對經濟改革，但他們反對 的並不是改革的速度……他們所不贊成的是這場改革進程的本質，改革所用的手段 。在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有權力的人享有最好的經 濟特權。大量的國家財產已經有效地轉變為私有財產，所以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這 件事，而他們並不反對市場經濟。」（《北春》九七年九月號十九頁） 讀畢這段話，內心震撼良久。 長久以來，我內心深處總長潛藏著一種對魏京生的疑惑和隔膜感。早在十八 年前的七九民運中，我在廣州知曉魏京生某些針對鄧的言論，心裡就大呼他不講策 略。直至九十年代初我在著文中仍重複這一看法。我腦際有一絲揮之不去的疑惑。 像我這類出身於准黑五類家庭，參加過文革時期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行動，再繼而投 身民主行列是有軌跡可尋的。而魏京生呢？他出身紅五類中的第一階層——中共干 部家庭。文革時期參加過我最痛恨的「聯動」。他與我們聚於七九民運的旗幟下， 這裡面會不會有「歷史的誤會」？ 然而現在，我終為自己的疑惑深感負疚和不安。魏京生不但以其勇氣和犧牲 精神成為當今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而且從他對底層民眾的處境、思想的關切和了 解，可以看出他民主意識的深厚，為此，我甚至覺得是否應該反省自己。從另一個 角度中了中共「階級成份」論的毒素，以至對出身「好」的人產生了一種先天性的 疑惑。 相當時間以來，我看過不少知識精英的文章。那字裡行間都或明或暗地在指 責中國工人吃慣了大鍋飯。當今的改革打破了他們的鐵飯碗，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故此他們成了改革的阻力。而魏京生這位入獄前的電工，以其莫大的個人犧牲所鑄 造的號召力向社會道出了他大相逕庭的見解，起了「以正視聽」的巨大作用。真令 人感奮萬分。 七九民運的參加者大多是青年工人，在當時都只受過中等教育，這一群體的 社會座標使之與底層民眾有「同呼吸共命運」的特質，魏京生的那一見解表明他早 已走出少時「聯動」的陰影和幹部家庭出身的藩籬而與廣大底層民眾水乳交融了。 二、工業「改革」的結果 從七十年代末，中共首先在農業實施了改革，這改革無非是去掉或減輕過去 某些純粹是破壞或束縛生產力的荒謬行為，諸如農民在做「公田」之餘，忍著飢餓 和疲勞在荒山坡上開了些田種果樹，而被判為「走資本主義自發」，令其立即將果 樹砍掉。 分配責任田，實行家庭承包聯產計酬，提高了農民的勞動情緒，帶來了一度 顯著的積極效果。市場上的農付產品有相當幅度的增加。然而不久，農業的發展就 進入了瓶頸。因為土地並不真正為農民所有，幾年重新分配一次田地的規定，使農 民普遍實行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吝於農業投資，毀滅性地使用地力，再加上工業 對農業由來已久的「掠奪」，中共農村官員的壓搾，使農業生產徘徊並潛藏種種隱 患。然而，這一切與工業改革多年來一直無所成效、甚至每況愈下相比，則是小巫 見大巫了。 工業改革始於八十年代上半期，其主要內容是給企業以某一程度的自主權， 並實行承包制。在宏觀上提出以指導性計劃經濟代替指令性計劃經濟，繼而提出有 計劃的商品經濟一說，起初，這一切的確產生了一些積極作用。 過去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制度上的根本缺失和企業主管部門的顢 頇，使許多企業都被捆綁住了手腳。有的企業技術力量、生產設備大量閒置，有的 卻十分缺乏。有的倉庫裡原材料充積，有的則常為無米之炊所困。實行承包或擴權 ，使企業有了較多的活動半徑和積極性，企業間橫向聯繫加強。生產設備互通有無 ，原材料相互調劑，利用本身剩餘的加工能力去開發新產品或承接外加工等，使工 業生產一度呈現景氣。工人們的獎金也一度增加。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問題就接踵 而來了。其最主要的是企業管理階層的迅速腐化，給生產乃至國計民生造成重大傷 害。 在「改革」的浪潮中，絕大多數的書記、廠長、主任們都能迅速地跟上「時 代的步伐」。他們利索地拋掉前不久還在向工人群眾作「革命」理論說教時所戴的 假面具，果斷地在經改浪潮中使出渾身解數去衝浪搏擊。隨著企業的承包擴權、利 潤留成，再加上計劃外銷售、產品價格材料價格雙軌制、自行籌辦某些基建項目、 直接與外商掛鉤等等，企業單位的官僚們通過種種手段和途徑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 利益。許多應注入國庫的資金此時卻流入他們的腰包，或以其他形式、形態變成他 們的私產：在國庫財政開支捉襟見肘時，他們則腰纏萬貫。 工人群眾也醒悟過來。他們發現自己辛勤地工作，比以往付出了數以倍計的 勞動量，也只不過每月多了幾十元獎金，而廠裡則為書記、廠長們買了一部又一部 小轎車，麵包車，蓋了一座又一座的廠長樓、主任樓。還出資讓他們輪著去香港、 歐洲、北美去「考察」。至於那擺不完的宴席更不在話下了。於是一種憤懣不平之 情在工人心中油然而生。這勢必會影響了他們的生產情緒。 更為嚴重的是，有些經濟效益並不好乃至虧損的企業，其管理人員也不甘寂 寞亦群起傚尤。這就不能不使那些工廠裡憂衣愁食的工人群眾憤恨萬分。如果說六 、七十年代幹部與工人之間的階級矛盾主要體現為前者對後者在政治上的壓迫戕害 ，那麼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這個矛盾就主要體現為前者對後者的經濟上的 壓搾和剝削。 承包擴權等措施對國營企業的強心作用不但很快退去，而且還引發了其他的 病症，虧損成為許多國營企業的老大難問題，怎麼辦？中共高層煞費苦心地想出了 「改革」的第二招——「優化組合」，即裁減員工，甚至關閉某些工廠。工人失去 了工作被美其名曰「下崗」、「待業」，何時再得「上崗」，能待到什麼職業，天 曉得！ 這裡有一個很根本的問，企業虧究竟是誰的責任？如果是由於工人懶惰或技 能太低，那叫他走路當然有道理，否則有什麼理由要工人吃下這個苦果？而且即便 一時非得採取這種措施，那「下崗、待業」的也不應只是工人群眾，書記廠長們理 應與工人們同甘共苦。沒有理由要工人下崗，而當官的仍可尸位素餐。說來中共的 改革打來打去只打掉了工人的鐵飯碗而不打爛當官的鐵交椅。這也算改革？這算什 麼改革？ 中共的改革第二招引發了激烈的社會矛盾，全國許多地方都發生了規模不一 的工人抗議事件。鑒於此，中共高層又在設計更新的改革方案。這便是近期來鼓噪 不已的股份制。據說在這將要進行的第三波工業改革中，大中型國有企業將被改造 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小型國營企業則施行股份合作制。中共企圖以此 挽救風雨飄搖的國有企業。這第三招是否靈驗，儘管中共的經濟謀士預言，只要實 踐了這一招，「五至十年內，中國國有企業將會整體改觀」。但筆者仍然認為，根 本不需要等那麼些年月，現在即可判定這一招必然也會跟前兩招一樣成效闕如。這 是由於導致國營企業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並不因這一招的實施而消除。 三、癥結所在 資本主義私有企業比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有大得多的活力，這已被成千上萬 的事實所證實。甚至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那些由國家經營的事業、企業單位也 表現得比同類私人機構效率低下。例如美國的聯邦郵政服務就不如ＵＰＳ。這是為 什麼呢？ 市場經濟以私有企業為基礎，計劃經濟以國有企業為基礎。如果暫且拋開基 礎不談，僅從宏觀上探討兩者的優劣，就可發現它們各有千秋。現今，在計劃經濟 被讚美了幾十年後終究落到備受貶謫之時，別忘了市場經濟至今仍然在資本主義世 界製造週期性的經濟衰退。 然而，從綜合效能上來看，市場經濟對社會生產的促進作用卻又是計劃經濟 難以匹敵的。要解答這一點，確實又得從上述那個「基礎」上去研究。 作為市場經濟基礎的私有企業比作為計劃經濟基礎的國有企業所具有的大得 多的活力，說到底是來源一種生物因素。這個生物因素就是人的自私心在公正社會 生態的制約下所起的正面作用。 私有企業的企業主努力去辦好自己的企業，大多並不是基於一種為社會發展 作貢獻的高尚情操，而是為了賺錢。賺錢來幹什麼？一為讓自己過上更富裕乃至豪 華的生活，二為更大規模地擴張自己的企業，使自己更有權力更有成就感，而且擴 張後的企業也有可能給自己賺到更多的錢。 為了實現這一切，企業主大多會注重學習管理技能，應用技術，會孜孜不倦 地工作，十分關注市場的動態，為適應市場的需要，迅速調整自己的生產結構，開 拓新的生產項目等等，並且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消費水平，把更多的利潤 投入擴大再生產，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設備，高薪聘請高科技人才。 受雇於私人企業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大多也會鑽研技術，勤奮工作——如果他 對目前工作的內容和待遇感到滿意的話。如果不感滿意，他仍然會努力上進。因為 他若想「跳槽」，尋覓更好的工作，就必須使自己操練出過硬的技能。更有甚者， 他們之中有的人還會懷有自創企業，從雇工變成僱主的願望，這會使之更加奮發。 國有企業中，這一生物因素的下面作用被全面抑制。員工得的報酬與其勞動 量往往不能平衡，這就影響了他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管理階層與勞工階層被行政 力量截然分開，後者鮮有晉陞的可能，更使員工失去向上奮發的的動力。 在昔日死板的計劃經濟體制中，企業管理階層只能照板執行上級主管部門下 達的生產指令。自身缺乏主動創造精神。其職位的去留和由此而來的種種利益與企 業的經濟效益並無關聯。而通過恭維迎奉，忠實執行上意圖等途徑來取悅上峰是官 運享通的關鍵。這樣就把企業管理幹部塑成了飽食終日，不學無術的官僚（在此暫 不論及六七十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企業官僚所幹的政治劣行）。 如果說昔日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束縛了企業官僚主動性的同時，也抑制了他們 的貪婪和私慾，那麼八十年代後的「改革」則加劇了一個不公正的社會生態。在這 個生態下，人的自私心理得不到應有的制約，生物因素的正面作用被凍結，而其負 面效應卻發揮得淋漓盡致。此時國有企業的管理幹部一反常態，格外亢奮起來。他 們相當清醒地意識到，企業並不屬於自己。「改革」的聲浪亦使他們對自己的職位 充滿危機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成為他們的警世真言。務必充分利用自己在 職之時趁著擴權承包的大好時機去為自己聚集財富。這時他們的主動性有很大的發 揮，也致力於本企業生產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他們在絞盡腦汁地幹起化公為私的 勾當，對企業的前途他們其實並不關切，一時投入的精力是為了攫取豐厚的利益。 在使用種種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或明或暗地化公為私後，還把再難以注入私囊的 錢財用於揮霍——以「考察」為名到全國各地乃至香港、歐洲、北美去遊山玩水， 還有永無休止的宴席。中國的報刊就曾披露中共官員一年的公款吃喝竟逾千億元之 巨。 只要一天不實踐完全的，以私有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那無論是承包、擴 權，還是責任公司和股份制，都將無法釋放生物因素中的正面作用，而有可能讓其 反面效應猖獗肆虐，這就是當今中共工業改革的癥結之所在。 四、枉費心思 既然私有企業有可能使生物因素的正面作用釋放出來，那中共為何不肯來個 正本清源，全面實行私有制呢？ 有人說國有企業的稅利提供了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目前仍佔百分之七、八 十。這種說法顯然有破綻，只要政府的稅收制度完善，私人企業一樣須向國家交納 稅款，資本主義國家裡基本都是私人企業，難道它們的財政收支都垮了？ 有人說國有企業的存在是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它表明中國堅持了公有 制和社會主義。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但過於概念化，不夠具體。 事情的關鍵在於，一旦全面實行私有化將會危及中共的一黨專政。 無論是把國企改造成有限責任公司或施行股份合作制，都涉及到一個極為現 實的問題。那就是這些企業中的共產黨幹部如何定位？是讓他們轉任公司的董事長 、經理、廠長等，還是請他們走路。如果讓他們轉任，則馬上涉及下一個問題，以 他們的德才是否堪任？如果請他們走路，由另一些與共產黨毫無血肉聯繫的專業人 士來充任，那中共政權是否願意承受這個衝擊？ 中共至今堅持一黨專制的陣地寸土不上。一黨專政當然首先體現於該黨壟斷 了組閣的權力，再體現為軍隊為其黨軍，以及公、檢、法、民政等部門均在其絕對 控制之下。此外，還體現於控制立法，操縱民意代表的選舉，和地方行政長官的任 免以及運用其行政力量壓制新聞自由，鉗制思想輿論、取消社會監督等等。按說一 黨專政做到這個地步也就夠絕了。但中共不，在他的理論中還有無產階級專政（這 個當今已罕用的詞實際上應讀作共產黨專政）必須有社會主義公有製作基礎。因此 一黨專政還須體現於有很大數量的中共幹部充任各經濟單位的領導職務，不但是各 工礦企業的廠長、主任，還有各系統各行業的廳、局、處、科的長官。按照共產黨 的理論，上層建築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即共產黨政權須與國有企業相適應。既然 中共的一黨專政是絕不可放棄的鐵定原則，那麼國有企業也就注定要屹立於世間。 鑒於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低下，中共可以想出各種方案來挽救它，但絕不打 算取消它。許多人士對將要實行的股份制欣賞有加，寄予厚望，一廂情願地認為這 是私有化的開端。其實中共已一再聲明他們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形式。一 位中共經濟謀士已講明在股份制中，國家股將占控股地位，可以絕對控股，也可以 相對控股。即使在某些國有企業中國家不控股，但法人股仍占主要地位。個人股只 佔百分之二十左右，由此決定企業的國有制性質。「朱大掌櫃」對此有更清楚的表 示：搞好國有企業必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企業的負責人必須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 責任感，政治上過硬，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懂生產、會管理、善經營，能夠認真貫 徹落實各項方針政策，能夠面對市場，打開產品的銷路。 被譽為最有改革理念的朱熔基尚且發出這樣的語言，就可以明白無誤地表明 中共絕不願意承受那個衝擊，私有制不會實行，企業部門中的管理人員仍然被視為 黨的幹部得到任用，這是為什麼呢？ 在共產黨的政權結構中，企業部門的中共幹部是其不可去掉的支撐力量。如 果實行私有制，數百萬的中共企業幹部都將會失去他們的權勢和由此而帶來的種種 特權利益。那麼他們對這個政權的向心力和效忠感會立即崩盤。 企業官僚集團是共產黨專政的一道屏障，或曰是中共政權與民眾之間的緩衝 物，它的存在有助於共產黨政權秩序的穩定。一旦這個社會集團冰消瓦解，中共的 政權機器將須直接面對廣大民眾。在此之前，倘若民間有反抗當局的波瀾興起，中 共的鎮壓機器有時可以備而不用，僅靠企業單位裡的那些「政治上過硬，堅持黨的 基本路線」的幹部出面就可加以消弭，而在此之後，則事事都將體現為政權機器與 民眾的直接摩擦。更有甚者，這些失去權勢的前企業官員還會出於一種被拋棄而產 生的怨恨感對中共政權反目為仇，在可能發生的社會衝突中推波助瀾。 還有一樣必須考慮到的是，一旦這個社會集團由新興的私人企業主階層所取 代，那麼一個類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將在當今中國再現。儘管這個「 第三等級」內僱主階層與雇工階層會有矛盾，政府有時甚至可以超然的仲裁者的面 目出現，但在更大程度上他們會面對專制政治而結成聯盟；陣地已縮小到行政部門 、軍隊、公檢法機關的中共一黨專政將會面臨更有力的挑戰。 雖然在中共的企業官僚中也會有優秀之士，但那肯定是寥若晨星，從整體上 來看，這是個低能而貪婪的階層。它的先行者大多是發跡於三反、五反、反右、文 革等政治運動中的整人打手。這個階層的活力表現於他迅速從昔日的政治運動健將 變成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中的衝浪高手。後來他們之中許多人鑒於年齡或知識技能 太低而被要求退居二線。毫無疑問在退之前他們都大撈了一把，並獲得種種終身優 待以作為他們曾為中共政權效力的酬答。在他們之後以年輕化、知識化上來的人士 很快成為他們名副其實的接班人。所謂伯樂相馬，滿腦子堅持一黨專政思想的「伯 樂」，當然不會相中有民主思想之馬，而且，由特權和利益攪拌而成的大染缸把相 中者從膚色到心肺都立即染上與他們的上一班人相同的顏色。筆者曾目睹一些文革 前夕或文革後期的大學畢業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大提拔中被寵幸擢升。從一介 技術人員榮晉為廠級領導，然而在日後的歲月裡，事實表明他們對發展生產並無多 少建樹開拓，但其長袖善舞、巧取豪奪則頗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朱熔基要求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政治上過硬，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當然 沒有什麼問題，但他所希望的：「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這看來會落空。 既想改變國營企業效益低下的狀況，又要保住社會主義公有制框架，看來魚 和熊掌，中共是要兼得，胃口如此之大，想來也只會是枉費心思了。 五、唯一的出路 前文已談及，人類的自私心中既有正面因子也有負面因子。問題在於要造就一 個公正的社會生態以有利於釋放正面因子，並抑制負面因子。那麼如何造就公正的 社會生態呢？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創建完善的民主制度。否則，即使實行徹底的私 有制也未必有積極的效果。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工業革命後，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葉，當民主政治 在歐洲已經萌芽，但遠未完善之時，私人工礦企業已有相當規模。那時尚未有周祥 的法規以制約僱主的行動。僱主對雇工實行著沉重的剝削。僱主欲獲取利潤除使用 更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外，還有一個最簡單明快的辦法就是延長工時和降低工資單價 。在私人企業中，僱主佔了主動地位，雇工往往不得不默默地忍受這一切，但不滿 和憤怒也暗暗積累之中，當有一天積累超過了臨界點就會爆發，釀成社會動亂。 十八世紀末，法國第三等級齊心協力攻破封建巴士底獄的煙硝尚未散盡，十 九世紀早、中期原同屬第三等級的資產者與無產者就在街頭反覆廝殺。孫中山就是 震撼於激烈的政治革命後，又發生更慘烈的社會革命，故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有民權 民生之說。即在革除封建統治之後，還應注重改善民生，以調和資產者和無產者之 間的矛盾。 類似的情形出現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私人企業已經出 現並逐步具有一定的規模。由於沒有民主政治和各項法規對雇工階層的保障，再加 上中共政府貪官污吏的包庇，使有的私人企業主通過經濟壓搾發了財。筆者得知廣 州地區有人開辦服裝廠、五金廠等，從外縣招收一些青年男女做工。其工資數額低 於國營工廠水平或相近，但勞動量則大大超過。工廠主通過賄賂等手段與工商局、 勞動局、稅務局的官員疏通關係，使之對其各種苛待外縣勞工的行為視而不見。這 類情形在社辦、街道辦的企業中也相當普遍。主持這些企業的中共小幹部富甲一方 ，而雇工們則艱辛度日。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有時曾經參加過七九民運的人們也參與了這場巧取豪奪， 在食髓知味後，已把當年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忘在九霄雲外。這真使人清晰地認識到 金錢與權力一樣都可以腐蝕人，使人歎息自私心中的負面因子其威力何其之大。 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相輔相成，後者以前者為基礎，又反過來給前者以保障 。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下，建立不了健全的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也產 生不了完善的民主政治。 把大、中型國營企業改製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票有限公司，都只是換湯不換 藥。即使在某些中小型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可在某一程度上調動員工的參與感，但 於全盤作用仍然相當微小。 如果中共尚存為國為民之念的話，就須順應歷史潮流，放棄一黨專政及由此 帶來的種種政經特權，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同步實行改革，致力於建立完善的民 主政治和健全的市場經濟。這才是醫治種種社會癥結沉痾的有效藥方，也是實現國 家富強、民眾安康，並以此爭取人民的原諒，獲得民族大和解的唯一出路。否則， 即使一天想出二十四個招式來東補西貼，那非但難圓提高國營企業效益之夢，而且 到頭來只怕終會落入歷史審判的下場。 世事洶湧，江河日下，若逆歷史潮流而動，即使廉潔之優，魄力之大，能力 之強，如朱熔基者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謂君不信，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