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母親 一 平 一 「不是年青的紀念年老的倒是年老的紀念年青的……」。 每逢這段日子，我就想起魯迅先生的這段話，使我悲哀，使我不安，似乎有 所歉意在那沉鬱的哀痛之後。日子一天天地逝去，一年年地逝去，我竟不知如何面 對那些死者，紀念那殷殷的血跡。雖然，我也總是掉過頭去，讓身後的時光遮去記 憶和血痕，似乎我由此可以輕鬆，不見那些不散的魂靈。但時間的流駛卻週而復始 ，即使我掉過頭，卻也必又重逢。 記得我離開中國之前，特意去了廣場，彷彿有一番心意要訴說，要留在那裡 ，寄予他們。四周已經寂靜，深夜鐵蘭的天空高遠而冷峻。那些星，像不瞑之目， 追責、發問；也像字跡，硬朗，永銘。而那些靈魂在夜空中遊蕩，陰鬱、凝重，對 應地上不見的血痕。它們未有歸宿，不會安息。是的，這個世間可以被污七八糟地 遮掩，塗改，甚至被霸佔，但是在其之後是一個永恆的、由無數的生命祭奠的世界 ，那裡必呈現生命的真理和血色。於是我明白，這廣場實是中國民族的祭壇，那矗 立的碑石連接著天地之間的鮮血和星光。那夜死去的生靈，即是為中國的未來和希 望所奉獻的犧牲。人的歷史一向是以人的生命和血來祭祀的，耶穌也只是一個事例 。「神」對人索要的這一殘酷而殘忍的代價，只是證明人的「道」的神聖性，人存 在的道義和法則乃高於人的生命。為此我不能不尊重那些已作為犧牲的死者，尊重 他們飄行不息，以至義憤，怨斥的魂靈。 他們的血流了，但是卻沒有對他們的祭奠——當然是不許，這是中國的悲哀 。彷彿他們的血白白地流失，干竭、消逝…… 二 幾年前，我在國外一家中文雜誌上讀到她的名字——丁子霖，知道她的事情 ，同時也讀到她那封著名的信。閱後，我沉默了許久。那位十七歲豐華正茂的青年 ，帶著他的天真和許多夢想，驟然倒於血泊，不知道那槍彈射在何處，也不知他死 前的悲哀和思念。如此年青的生命，一顆剛剛閃爍光澤的果實，竟然倒下了，也許 還沒觸摸過愛情，還不知道世事的艱險、權力的黑暗。他不會知道，理想的光照耀 著他。這生命的死已是悲哀，但更多的悲哀則留給了他尚在世的母親。世上大約沒 有比母喪子更大的悲哀。一個中國女人到了這個年紀，兒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 和意義。十七歲的兒子，正是把母親一生的奠基變為驕傲和信心的時候，但是…… 。她是怎麼聽到這個消息，怎麼經過那最初的幾個日日夜夜？我想到柯勒惠支的那 幅著名的版畫《母親》，我也想到魯迅紀念柔石的那篇文章，是的，又一位母親獻 出了自己的兒子。這是一位母親，而那一夜，中國有多少這樣的母親、妻子、家庭 ？自然，那些屠殺者永遠不會去想那些母親的悲哀，他們在人性以外。 那一夜，中國人實是很英勇的。記得那個夜晚，西單劇場前，一個槓著紅旗 衝在前面的學生，他頭上扎白布帶，一次次地衝向軍警，開槍的時候我仍然看到那 桿紅旗在前面舞動。我不知道他最後倒下沒有。槍聲中，有人在不遠處倒下，於是 便有一些人去救護，又有人倒下，又有人去救護……。槍彈、火光、坦克履帶的轟 鳴……主道衝開了，人群圍堵在側面的路口，以至後面呼喊，高唱國際歌，那歌聲 和火光一起悲壯地升騰，那一夜不僅是殘暴和恐懼，它也有高尚和尊嚴。 如果說六月四日，中國的權力是殘暴的，那麼其後他們就是卑鄙與卑下了。 他們殺戮無辜者，然後施以「暴徒」的惡名。他們欲以說明他們殺得有理，和被殺 的可惡。這是古來屠殺者的邏輯。不僅如此，他們甚而開動國家機器脅迫人們擁護 他們的「平暴」——也就是擁護他們的屠殺和暴虐。這無非是往每個人身上塗染血 跡。殺了人，還要逼迫民眾向死難的屍體上棄吐痰液，這是怎樣的權力者和屠殺者 ？這是十七世紀清兵入關以來，中國民族所遭受的再一次精神的侮辱和踐踏。他們 是如此地習慣於強制與暴力，不僅強暴於人們的生活、行為，也強暴於人們的精神 、道德和思想。一個民族的意志、勇氣、精神、良知就是在這近半個世紀持續不斷 地強制與暴力中被摧毀的。他們暴虐、侮辱、踐踏、毀壞自己的民族是如此坦然、 自得、習以為常。 如同以往，這個權力依然是得逞了。那麼多的名人、學者、教授、作家、以 至「民運領袖」……，紛紛出來表示擁護、支持、省悟、甚至作證……。大大小小 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單位公開表示擁護、認錯，或口頭、或書面。雖然是被迫，雖 然是違心，但終是屈辱，是抹於死者血跡上的污痕。雖然每個人都可以諒解，但其 成了中國知識階層的共同的基本姿態，則即可悲了。它起碼證明一個民族良知的被 摧毀（當然這是中國權力近半個世紀暴虐的結果）。知識分子由祭司演衍而來，而 本質是民族文明與命運的祭祀者，這就是它的良知功能。但是當無辜者獻上的生命 和鮮血，卻沒有祭奠，而且……我為死者感到一種被出賣的羞辱。就算是一個普通 人，我們無能表示自己的義憤和抗議，但還可以表示自己的沉默。我們怎麼會怯懦 到那種地步，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那麼強大。中國權力的威懾恐嚇，對於中國人已 入骨髓。這是中國權力對中國民族的根本毀害。 三 我沒有想到在這場民族鮮血中，最後來承負祭奠之責的是位女子，一個獻出 自己兒子的母親。 當中國的學生、市民英勇地流了鮮血，中國的大多人卻掉頭推卸、屈從的時 候，她卻挺身而出維護死者的血跡。她不是作一個知識者，而作為一個母親而站出 來。她僅僅是一位母親，而她的對面則是這個世界最龐大、蠻橫的權力，它不僅掌 有軍隊、警察、監獄，也控制十數億人的輿論和觀念。她的勇氣和那位阻攔坦克車 隊的穿白襯衣青年是同一的。兒子的死，已使她無所畏懼，無論是敵視、恐嚇，甚 或監禁的威脅，都使她義無反顧。她已獻出了兒子，無惜再獻出自己。簡單的母愛 告訴她，兒子是無辜的，他的死需要昭雪。但是當中國已無公義，人們紛紛背叛死 者，屠殺者又對之施以惡名的時候，她的愛與憤升騰了，她孤身起來抗議屠殺，維 護兒子的血跡、榮譽和尊嚴，維護兒子所獻身的理想。沒有比這更偉大的母愛。她 的愛和血跡一起擴展，她在黑暗和恐怖中，進出一個個死者家庭，找出那一個個被 棄置與覆蓋的名字，珍重地交與歷史和未來。她與死者同在，與死者的血跡、尊嚴 同在。給死者以清白，給善惡以公正，給中國以道義，她為倒下的兒子而要求。她 或許沒有意識到，她已經走上了民族的祭壇，為中國的這場鮮血而祭奠。我們並不 希望流血，但是它已經流了，就應該有所價值和意義，而不白白地消失。他們是為 了中國的未來、希望，為了一個道義、公正、人性、民主的中國而死。他們以自己 的生命為這一理想的犧牲。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永遠記住他們，還他們榮譽與尊 嚴。使她們的理想成為中國民族共同的生存原則，它高於個人，也高於現實的利益 ，丁女士說：「今天我活著，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而且有了自己的尊嚴 ，這是以我的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呼吸，我的聲音，我的整個存在，都是我 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意義。每一個死者都是中國的兒女，他們 的血理所當然地應該流回民族的軀體，給她以希望、勇氣、信念和意志。中國當代 歷史的悲慘命運，應由他們的死而改變。是的，「一個能記取血的歷史教訓的民族 ，才是一個有希望創造未來的民族」。但是，反之，在歷史上的鮮血中，一個民族 只是更怯懦、世故，遠離理想和道義，那麼它就沒有未來，它的未來只是沉陷和完 結。 四 丁女士在一封信中說：「我不能要求劊子手懺悔，但作為一名死者的家屬， 我有權利要求學生領袖們反省。」她有這個權利，學生領袖們面對這個母親應該有 所反省，這是「記取血的歷史教訓」的一部分（至於屠殺者，那是另外的事，那是 罪行，是需要審判的）。政治應該接受理性，在任何狀態下一個從事政治的人都不 應受個人情緒所控制，尤其不該將政治個人化，政治行為關涉國家、社會、民眾的 命運和生計，其對此應有高度的責任感。政治家沒有權利要求、鼓動，讓民眾去殉 難，無論是出於什麼信仰和主義，這違背人道原則。 我請丁女士原諒，在這裡我還要借用同一封信中的另幾句話「我是一個大學 教師，不懂什麼政治，也說不出什麼道理」。大概這就是她說的曾經的「愚昧和沉 睡」。應該反省的不僅是學生和學生領袖，更應該是我們——四十歲至六十之間的 這兩代人。本來，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責任主要應是由我們所承負的。但由於我們「 不懂」「也說不出來」，年青的學生便自覺地來承擔民族的命運了，雖然他們還並 不具有這種能力和經驗。 中國的社會比不得西方，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知識分子更多地負有民族命 運的責任，關心中國的社會與政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歷來傳統。當代，中國權力對 知識分子的迫和摧殘，本質上就是剝奪他們的社會、政治與思想的權利，消滅對其 構成互解威脅的力量和因素，以維護它的極權性。「不懂」「也說不出來」（實際 上是推卸）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可悲的現實狀況，其社會與政治權利由被迫的被剝 奪，已衍為自願放棄。知識分子除了做附屬的權力技能工具，它的獨立、尊嚴、思 想及它的正常的社會功能均已被消滅。其結果就是一個民族良知的喪失，文明秩序 的喪失。而作為知識分子個人也就形成了他們的沒有社會權利、位置，沒有獨立精 神，沒有尊嚴的屈辱人格。由「先天下之憂而憂」到「不懂」「說不出」，是一個 可悲的人格與權利的喪失過程。 自然，我們可以放棄，有一千種理由，但由此我們也把混亂和不幸留給了後 人。那本來是我的責任，卻由下一代所承擔。我們給予兒女以生命，使他們來到世 上，但是我們卻不能給他們一個公正、人性的社會，使他們有希望、有前途、有信 心，健康、合理生活成長，這已是悲哀，但是如果我們進而也放棄這種意願和努力 ，那就是失職了。生命就是這樣簡單，它不因為我們的逝去而逝去，我們的一切或 幸運或災難，或文明或野蠻，卻會轉予後人。由此，我們沒有理由更多地責難學生 。既然我們不能給社會以公正、道義，且已放棄，那他們就去做了。他們流的血實 也有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由學生的血也反省自身，這也是「吸取歷史血的教訓」 的一部分。 丁女士是由兒子的死則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也就是由放棄而走向承負 了——偉大的承負。她實在是一個榜樣。事實很清楚，極權社會就是剝奪每個個人 ，使個人隸屬為權力的僕隸和工具。我們接受這個權力，就是接受它對我們的剝奪 和控制，我們只有在「愚昧」和「沉睡」中才能忘記我們的屈辱和痛苦，忘記我們 作人的權利、尊嚴和自由，麻痺我們對這的恐懼和憤恨。這場血應該是一個轉變， 它應使我們看清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的屈辱道路，看清我們的現實處境，看清強 權下我們人格的欠缺、扭曲及精神的喪失，尤其是看到我們對中國社會所承負的義 不容辭的責任。只有在這種承負中，我們才能拯救、改變自己，才能復興這個民族 的良知與文明。由此，那些死者才得以告慰，他們的血才能在民族的身全中重新新 鮮地流淌。 五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則報導，劉念春、周國強、高峰為抗議 中國權力迫害異議人士在獄中絕食。劉念春先生八十一歲的母親，「因對劉念春所 受的殘酷迫害感到悲憤」，「在北京家中陪兒子絕食」，「她誓言絕食至這種『違 法行為』被制止為止」。這是近十天前的報導。現在我不知道劉念春諸人的消息， 也不知道那位老母親的消息，不知他們的生死凶吉……。這是又一位母親據我所知 她把自己的兩位兒子都已獻於中國的民主事業：劉青、劉念春。五十年代以來，這 一個家庭百經磨難。幾十年的歲月，一個女人，母親，已經流盡了她的淚水、血汗 、情感，承負了一切她所能承負及不能承負的不幸和災難。現在，這位年逾八十歲 的母親，為了維護兒子作為一個「犯人」所應有的起碼權利，為了中共能對「犯人 」有點滴公道，又拿出了她最後的生命。每一個善意的人，每一個有所良心的人， 都會為之感動。我們怎麼救護這位母親？回報這位母親……？ 我不希望中國再有這樣的事：由母親的身邊掠走她們的兒女，無辜地投入監 牢，或殺戮街頭；不許憐恤死者，讓母親孤單地奔走呼告，且受敵意、恐嚇，警察 與監禁的威脅；沒有公正、人道法律，母親為了微小的公道，而交出生命……。生 育、撫養、操勞，生活的艱辛已夠沉重，不該再讓母親們承受她們所不該不能承受 的那人為的災禍和不幸。一個民族應該保護母親，而不是由母親來救護民族——這 是它的恥辱。 為此，我們應該建設一個公正、道義，有人的自由、尊嚴，有法律保障的民 主的文明的中國。這是那些灑下的血和母親們對我們的期待和要求。 (一九九七年六月於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