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中共的替代性意識形態 齊墨 瑞柯(Paul Ricoeur)在《科學與意識形態》(Science and Ideology)一文中 指出，意識形態有反映現實(reflection)、自我辯解(justification)和行動計劃( project)三重功能(轉引自余英時，《再論學術思想與意識形態》，《明報月刊》， 一九八九年一月號)。中共意識形態的功能，也是如此。首先，中共宣稱其意識形態 是一種「真理」，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之上的一個科學體系，人們因此 必須信服。這就是其「反映現實」的功能。其次，中共的意識形態是論證其權力合 法性(legitimacy)的支柱。中共的領導人，如果不能在意識形態上證明自己的正統 性，就會被人三振出局。華國鋒當年被鄧小平、胡耀邦趕下台，就是先被「實踐是 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擊敗的。所以，意識形態之爭，成為解讀中共權力鬥爭的一 種密碼。這就是其「自我辯解」的功能。再次，中共的意識形態是整和社會力量的 手段。中共慣常通過意識形態向人們發揮說服力，以導向共同的社會行動。這就是 中共經常說的「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此為「行動計劃」功能。 最近幾年來，在中共傳統的馬列主義、毛思想意識形態式微之後，中共正越 來越借重民族主義，以圖藉以重建其第三代領導人的意識形態。本文試圖說明，民 族主義作為中共一種新的替代性意識形態，已經受到中共當局越來越多的依賴。中 共試圖以強化民族主義來度過其面臨的政權危機。 中共意識形態的解析 有關意識形態的定義很多，且無定論。我們可以根據Raymond Geuss 的分類 ，將意識形態分為三種: 一是純粹記述意義的意識形態，如原始社會人們的世界觀 、價值觀、宗教信仰等；二是馬克思提出的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 認為這是一種「假意識」，即一個階級將自己的看法看成是符合客觀事實的，或所 有人都應該接受的真理。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這種「假意識」自欺欺人，因為它沒 有能夠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所以被稱為「假意識」；三是所謂「積極意義」的意 識形態(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主要指列寧提出的共產黨要首先建立 「工人階級的正確世界觀」，再用這種世界觀改造世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見Geu ss所著 The Idea of critical theory， Haberm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這第三種意識形態也就是馬克思說的「思想 一旦掌握了群眾便成為物質的力量」，或毛澤東等說的「精神變物質」、「精神原 子彈」和「意識形態的反作用」的意思。 中共的意識形態，直接繼承了列寧的遺產，是一種極為典型的「積極意義」 的意識形態。在世界上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裡，中共最為強調精神的作用。中共主 張「靈魂革命」，在物質貧乏的條件下依靠意識形態向共產主義「窮過渡」，都是 證明。 中共意識形態的內部結構，可以劃分為「純粹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和 「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這種劃分，不僅是西方學者如謝爾曼在 《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sat 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1972.)一書中提出來的的看法，也可以從中共 官方的言論中找到根據。中共官方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包括兩大部分，核心部分 是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有關的世界觀、歷史觀以及因而所形成的分析 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核心部分的外圍是中共當局提出的各種路線和政策。(胡啟 立在慶祝中共一九八六年「五一」大會上的講話，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五 月一日；本報評論員，《實踐 - 馬克思主義大發展的基礎》，《光明日報》，一九 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前者是理論依據，更具有哲學性；後者是政策方針，更具有 政治性。 在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兩大組成部分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張力」(tension)。 由於中共在歷史上主張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提出了不同於其他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 ，因而不斷與蘇聯共產黨產生分歧和鬥爭。中共在改革開放時代強調「馬列主義不 是僵死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在現實中，馬列主義、毛思想幾乎與現行的政 策和方針完全脫節，成為一種被架空的抽像原理、原則和方法。中共在這一時期提 出的一系列政策，不是與馬列主義、毛思想不同，就是針對馬列、毛沒有涉獵過的 領域。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幾乎失去了指導作用。 從這一劃分和現實情況來看待中共目前的意識形態，人們就不會因為中共理 論上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而否認民族主義作為其實踐意識形態的可能性。由於 中共意識形態之雙重性，所以馬列主義、毛思想可以與民族主義並駕齊驅。 中共在其意識形態發展的歷史上有幾個重大的轉折階段。第一階段，從中共 建黨到毛澤東掌握黨內的領導權(1921-1935)，中共的「理論意識形態」為馬克思主 義，但「實踐意識形態」則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中共所謂的「十月革命一聲 炮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主義」、「走俄國人的路」，傳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階段，從毛澤東在中共內部主導地位的確立到鄧小平在毛死後復出(193 5-1978)，中共的「理論意識形態」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實踐意識形態」為 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意識形態上為了捍衛斯大林主義，不惜與蘇聯共產黨公開決 裂，發起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大辯論。在國內和黨內，毛也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斗 爭，清洗不同意見的人。 第三階段，從中共改革時代的開始到「後鄧時代」的開端(1978-1994)，中共 的「理論意識形態」為馬列主義、毛思想，「實踐意識形態」為鄧小平思想。在毛 死後華國鋒掌權的兩年多的日子裡，是毛意識形態的繼續。而在一九九四年中共十 四大後，中共的意識形態開始向下列結構過度: 理論意識形態為馬列主義、毛鄧思 想，而實踐意識形態則為民族主義。「後鄧時代」在鄧小平從中國政壇引退後已經 開始。在這一尚未定型的意識形態結構中，鄧的思想與毛和馬列，都完全不同。鄧 在理論上並沒有什麼創見，他的著作中大多是具體的政策陳述。 目前中共的意識形態處在雜亂無章的的狀態。一方面，中共試圖將改革開放 時代的各種新的政策和方針吸收到其意識形態的核心之中，即所謂的「發展馬克思 主義」；另一方面，中共又不能貿然拋棄馬列主義、毛思想，即所謂的「堅持馬克 以主義」。顯然，將各種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一起裝進一個意識形態的「筐 子」裡，必然會出現衝突，導致其功能的紊亂和失效。「三信危機」的出現，反映 了中共意識形態作用衰落的現狀。所以，中共目前越來越依賴實踐意識形態來維繫 其統治。 中共意識形態本土化與民族化發展 中共在統治中國大陸的四十七年間，已經在大陸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 。這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傳統，與數千年流傳下來的中國文化傳統，雖然截然不 同，但也並非格格不入。按照一般的文化理論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將官方推崇的文 化稱為「大傳統」、「精英文化」，而民間流傳的則是「小傳統」、世俗文化。大 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相互影響和滲透，但「大傳統」對「小傳統」的作用更為巨大。 最近，以《中國可以說不》為代表的大陸民族主義，最先在民間表現出來，當然不 可能與占統治地位的中共的大傳統沒有關係。沒有大傳統的許可、暗示和資源支持 ，民間這種民族主義決不可能如此暢通無阻。 任何外來文化移植到另外一個環境中，一般都要經過「移入」(acculturati on)與「本土化」(inculturation)兩個階段。這是文化人類學中的一個理論分析框 架。前者是指一種文化交流上的階段或可能性，外來的文化因素在被傳入的地方占 據優勢地位，並引起當地文化的變化。後者是指在文化交流中，外來的文化因素逐 漸被當地的文化因素同化，在新產生的混合文化中，本地的因素佔據了優勢地位。 當然，這兩個階段不是絕對分開的，任何外來文化傳到一個新地方，必然同時開始 本土化的過程。只不過這個過程要持續一段時間，才能使本地的文化因素在混合文 化中佔據優勢。 用此一理論來考察中共的意識形態，也可以看到一個本土化的過程。當馬列 主義傳入中國時，這種外來的文化立即就有中國化的傾向。從李大釗闡發的馬列主 義中可以看到了民粹主義與道德主義的特徵。他強調農村和農民，重視改造人類精 神。李大釗把倫理、人道、精神改造與階級鬥爭、社會改造相提並論，在馬克思主 義與中國儒家的「仁愛」倫理之間架了一個通道。 毛在中共內部從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以來，一貫主張根據中國的實際修改馬 列主義，制定一條新的革命路線。在他掌握黨內的權力後，特別是在延安整風後， 中共確立了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指導 路線，由此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毛思想的成形，已經使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從「移入」階段到了「本土化」階段。由這種本土化而出現的「實踐意識形態」和 以後進入中共意識形態核心成為「理論意識形態」一部分的毛思想，是中共後來與 其他共產黨(如蘇共)不斷產生糾紛的根源。 進入鄧小平時代後，中共雖然宣稱改革是在馬列主義、毛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但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已經遠遠離開了馬列主義。鄧在毛開創的「中國自己的路」 上繼續前行，進一步推進馬列意識形態的本土化。在鄧小平思想中，已經很難找到 馬列主義的根據了。他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鼓勵發家致富，允許私 有制的發展，主張富國強兵，取消階級鬥爭政治路線和計劃經濟這兩個社會主義最 根本的特徵。在與西方國家的矛盾中，中共主要強調的不再是意識形態的不同，而 更多地是宣揚國家利益的衝突。在今天的中國，從西方傳進來的馬列主義的意識形 態和制度，如階級鬥爭、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公有制度，已經消失或正在衰退之 中。而真正有生命力的，還是中國本土的東西。這可以說是中共意識形態進一步中 國化的結果。而本土化，就是民族化。這正是當前大陸民族主義興起的最重要的潛 在的前提。 文化傳統是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支持資源 中國文化傳統是支持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的資源。海外學人一般認為，中共是 中國文化傳統的破壞者。但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中，包遵信(《儒家傳統與當代中 國》，《中國論壇》第廿七卷第一期，總第三一三期，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劉曉 波(《在地獄的入口處 -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批判》，《解放月報》，一九八九年四 月號)、李澤厚(《試談馬克思在中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試談中國的智慧》，《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金觀濤(《儒家文化的深層結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 新啟蒙叢刊》第二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等人，均曾探討過中共意識形態與中國文 化傳統的繼承關係，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有相通之處。在海外，鄭 義也發表過類似看法(《馬恩與儒教的暗合》為《馬克思與孔子》長文之節選，《民 主中國》第十三期，一九九三年一月)。港台的學者，往往對這種探討持全盤否定的 態度(如譚世寶，《孔毛不容混同，儒法必須分清》；李明輝，《論所謂「馬克思主 義儒家化」》，《當代新儒學論文集·總論篇》，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 造成這種不同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港台學人沒有在大陸親 身生活的經歷，主要從中共歷來主張的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反對封建主義等公開 的政治態度上判斷中共與文化傳統的關係，而且還被「現代新儒家」的意識形態所 規範；而在大陸中共政權下生活的學者，顯然在中共「明言」反傳統的背後，看到 中共與傳統的專制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共的反傳統，更多地專注在破壞「器 物」方面(「傳統的文化」)，而它繼承的恰恰是傳統中的精神(「文化的傳統」)。 否認中國傳統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滲透，是不符合大陸現實的，也無法解釋中 共政權在蘇東社會主義體系垮台後還能存在的原因。 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共也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無可否認，中共在很長 時間裡，曾經是「明言」的反傳統主義者。但從李先念一九七九年九月到曲阜視察 ，對保護孔府、孔林和孔廟發表「重要指示」開始(香港《新晚報》，一九七九年九 月七日)，中共已經明顯表明要利用傳統資源，加強其統治。「六四」之後，中共一 方面嚴厲抨擊劉曉波、包遵信等反傳統代表人物為「文化虛無主義者」和「民族敗 類」，另一方面又大張旗鼓地抬高傳統文化，說什麼「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優 良傳統的真正發揚光大者」(郭清，《論傳統》，《求實》，一九九一年第二十一期 )。中共國家資助的項目中有傳統道德的研究和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甚至中共最高層 親自為《中國傳統道德》一書的出版題詞。根據陳雲的指示，山東出版總社從八十 年代末開始計劃用十年時間編輯出版五百零二卷的《孔子文化大全》叢書，該書壘 起來有二十四米高，分為六大部分。同時該出版社還計劃將該書再改編成四套書， 以適應不同人的需要，如有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用的《孔子文化小叢書》和現代語文 體的普及本「小大全」版本(劉建志，《儒家學說再獲尊崇，山東出版社編纂「孔子 文化大全」》，《中央日報》國際版，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第四版)。中共組 織了眾多的有關儒學研究的大型國際會議和研究機構。 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大陸官方每年九月二十八日都在曲阜舉行隆重的孔子誕 辰紀念活動。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不久，中共官方在泰山的岱廟操辦了規模盛大 的仿古祭孔儀式。同年十月八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接見了出席「孔子誕辰二千五 百四十週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的學人，對孔子做了高度的評價，稱「孔子是中國 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特別是用它的 好的方面教育後代，教育他們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優良的民族傳統」(香港《大公報》 ，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第一版)。這一講話，也可以視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與儒家 學說結盟的公開宣言。中共官方學者明確指出，突出中國傳統，尊孔崇儒，可以抗 擊西化，對抗民主、自由思潮。 在中共上層的影響下，大陸學界從一九九二年以來瀰漫一派尊孔讀經的氣氛 ，許多當年的「西學先進」現在正在爭當「國學大師」。被官方認可的知識人如張 豈之等，公開提出以儒家學說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同時，由於「當代新儒家」提 出的「東亞儒家資本主義」的假設，使正在致力於經濟現代化的中共看到，儒家學 說可以推進經濟的發展。雖然「六四」後一些御用學人也批判過「毛澤東思想儒家 化」的說法(譚雙泉，《評所謂「毛澤東思想儒家化」》，《求實》，一九九一年第 二十三期)，但張豈之等人則可以公開指出毛澤東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孔子思想與 中國的現代化》，《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第二版)。 支持民族主義的其他資源 西方各種「後學」，主要是東方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後現代化理論，是 支持大陸當今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資源。東方主義的發明家薩伊德經過在美國留學 的中國學生的介紹，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顯學，正如當年薩特的存在主義、韋伯的 政治學說一般。按照這種理論，西方中心主義是貫穿在西方各種文本中的一條紅線 。東方和東方人，在西方一直受到不公證的對待，受到歧視。這種具有強烈反西方 、反西方思想和價值的東方主義，對於從西方產生的而具有普遍性的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一概加以否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中國介紹東方主 義理論的人，不僅受過良好的教育學者，而且還具有很強烈的政治意圖。大力推揚 東方主義理論的張寬，曾先後在德國和美國留學，去年在中共權威雜誌《了望》上 撰文說:「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已經喪失了從根本上去挑戰和拒絕西方權勢話語 、殖民話語的勇氣。比如關於人權問題、市場經濟問題、知識產權問題，我們與西 方國家進行具體的談判時顯得那樣被動，原因之一便是我們還拿不出一套完全擺脫 了西方權勢話語的論述方式。……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形成並與國際接軌的時期，如何保證和堅持自己文化上的主體性，如何加強中國人 自身的文化認同，以便在未來的國際衝突中獲勝，是每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國知識分 子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薩伊德的「東方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 了望 》，一九九五年第二十七期)。由此可見，張寬明顯主張以東方主義理論對抗西方的 人權思想，為中共政權服務。 在中共傳統原教旨主義的左派影響力日見削弱的時候，一些在海外留學過的 中國年輕學者，以「新左派」的面目登場做戲，不僅在報刊上撰文公開主張中國強 權和向外擴張，反擊西方的民主思潮，也被邀請到很多中共重要的意識形態部門(如 中共中央黨校)做報告，以西方的現代理論為中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包裝。 各種「後學」用現代的和西方的語言表述的觀點，其內容與中共在冷戰時代 對近代中國歷史和現狀的分析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專家一直認為， 近代西方列強從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在這些被認為是侵 略的活動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傳入具有普遍價值的西方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 化思想。所以，中共曾經高唱反對西方的強權，反對西方的和平演變。而現在，這 種已經被人們認為是過期的理論，又在中國改頭換面，重出江湖。觀此真有時光倒 流之感。 西方一些政治學家和政客提出的一些理論和戰略，也被中共利用來反對西方 和西方文明。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本來在西方受到很多的批評，沒有得 到廣泛的響應，但在中國，他的文章被立即翻譯、介紹和評論，很受重視。大陸學 人在介紹亨廷頓的理論時，特意點明「亨廷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他是美國國 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圈內人物」，「作為學者，他的學術思想受其政治理念 的制約和干擾；作為謀士，要為政界出謀劃策，因此常造成學者與謀士角色錯位。 《文明的衝突》正是他在奧林戰略研究所關於『轉變中的防衛環境及美國的國家利 益』的課題所提交的研究報告，是一篇十足的『策論』」(孔耕蕻，《「文明衝突」 理論述評》，《文藝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七日)。「文明衝突論」促使中國的很多 知識人醒悟到，要以中國傳統的文明(特別是儒家)對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美國和英國一些政客提出的「圍堵中國」的戰略，更激起了一些中國人的憤 慨。這種「圍堵」理論，在西方也僅僅是少數文人和政客的看法，但在中共的媒體 的渲染下，似乎成為美國乃至西方的共同政策。比如，最近《了望》週刊的一篇《 冷戰騎士的狂言囈語》的文章，說美國《時代週刊》的一篇評論主張「扼死中國」 ，而且要「在中國尚處於早期時就開始」。但查閱《時代週刊》該評論，完全沒有 這樣的意思(林培瑞，《讀「了望」評「遏制中國論」有感》，《北京之春》，一九 九六年十月號)。這種謠言煽動，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裡，當然會刺激民族情緒。 在蘇聯崩潰、冷戰結束後，中共政權順呼邏輯地成為西方自由世界的頭號對 手。畢竟在中國大陸共產黨還在維持著一個專制獨裁的統治制度，中共的經濟與軍 事力量在極劇增長。從前，美國為了對付蘇聯而與中共聯手。現在，美國必須面對 中國這個對手了。因此，最近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摩擦比以前增加了很多。這固然是 因為中國大陸走入國際社會引起的新問題，但也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有關。國內 有不少讀書人甚至認為，目前大陸民族主義的高漲，是美國送給中共的一個禮品。 大陸反美情緒如此強烈，在文革結束以來還是首次。 此外，西方有關文化主權和經濟主權的理論，也被利用來為民族主義強身。 中共的學人根據西方的一些理論認為，文化的交流，特別是西方文化大量地進入中 國，形成一種「文化霸權」，對中國的主權產生了限製作用。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 發展，大量外資和跨過公司進入中國，對於中國的主權也起到了干涉之作用。 體育成為中共挑動民族主義情感的有效手段。「六四」之後，中共最先企圖 以亞運會在北京的舉行(一九九零年十月)增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中共 特別宣揚「亞運意識」。亞運會的舉行，對於中共緩解「六四」後的社會矛盾，穩 定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後，中共又盡全民之力，爭取在北京主辦二零零零年 的奧運會。伴隨著奧運會的申辦，是中國人要走上世界的強烈的民族情感之高漲。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決定，打破中國主辦奧運會之夢。當時參加競選的中共 代表團團長陳其同，在機場講話時，將中國沒有得到主辦權歸因為西方國家對中國 的「欺負」。這一事件，給中國大陸民族情緒的增長以極大的刺激。在《中國可以 說不》一書的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本書的一位作者說:我原來是一位國際主義者 ，但自從看到美英等國在中國申辦奧運會問題上的種種舉止，深受刺激，打那以後 我就慢慢地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了。我相信，中國很多人都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心路 歷程」。一九九六年夏天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奧運會期間，中共的新聞媒體不斷煽動 說，美國人千方百計地刁難中國運動員，致使中國取得的獎牌數量減少。這種宣傳 ，大大地催化了大陸民眾對美國的仇恨心理。 今年三月，台灣舉行了中國歷史上首次的總統大選，標誌著其民主化的完成 。中共為了阻止和影響台灣大選，在台灣海峽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美國出於維持 這一地區的和平和自身的目的，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台海附近。中共利用這一事 件，在大陸民間成功地營造了一個強烈的反美氣氛。《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正是 在這種環境下的一個產物。該書出版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從三月底開始寫作。 民族主義的非理性根源和未來走向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在中國一直有深厚的非理性的根基。近代中國人，一方 面羨慕西方的社會的經濟生活與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因為西方人的入侵而痛恨西 方列強。這種複雜的情感，可以用一個法文詞「Ressentiment」(羨慕與憎恨交織、 忌恨)來概括。從如今大陸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也可以辨認出這種情緒。一方面， 強烈反美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中國掀起熱賣浪潮；另一方面，一本對美國 持讚賞態度的書《留學美國》，也在暢銷。到美國留學、參觀的中國人，仍然絡繹 不絕。據社會學家Liah Greenfeld 的研究，這種「羨憎交織」的情緒，是很多落後 民族的民族主義發展的基礎。余英時認為:「中國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餘年 來卻受盡各『先進國家』的欺壓。中國一向師法『先進國家』不遺餘力，但又陷入 可望而不可即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說很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 的潛意識，大概不算很誇張」(《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中 國時報》，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這種潛意識，在中國大陸日益富強的時候，在冷 戰結束後意識形態之爭越來越讓位給利益之爭的時刻，勃然迸發，蔚然成風，良有 以也。 中共政權在「六四」之後，特別是在進入「後鄧小平時代」以來，面臨嚴重 的法統(legitimacy)危機。毛澤東不僅以中國正統的馬列主義者自居，更以「打天 下、座天下」來為其統治的合法性辯護。鄧小平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奪取了正統地位 外，也以「改革的總設計師」做為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根據。現在，這一時代已經過 去了。江澤民之流，無法再以事功來論證其法統，他們必須更加依賴意識形態的合 法性論證。 中共的意識形態向來是其統治法統論證的重要支柱。如果江澤民不能以新的 意識形態來論證中共所謂「第三代領導人」掌權的法統，他就必然不能擋住來自黨 內和體制外的競爭，不能穩住江山。民族主義在此時之興起，正是中共新一代領導 人重建意識形態和法統的一種嘗試。 到現在為止，中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 政治上反對 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表現在人權、民主、知識產權的爭論等方面)，反對台獨和 藏獨；經濟上要發達起來，成為世界強國；文化上發揚傳統，抗衡西化。 民族主義是否能夠成為中共新的意識形態主體，以及這種意識形態能否克服 目前中共第三代領導人面臨的政權危機，目前還難以斷言。但中共顯然對此寄予厚 望。中共的「人權專家」喻權域在為《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寫的後記中說:「我們全 黨全國人民都要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頂住西方的壓力、破壞與『和平演變 』。只要我們挺過十——十五年，世界局勢會出現有利於我國的大變化，世界社會 主義運動必然出現新的高漲」。如果中共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現 這種前景並非是不可能的。但這意味著中國人要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甚至要遭受 戰火的磨難。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就是對外戰爭。 一種意識形態的形成，需要必要的前提和條件。按照人類學家Clifford Gee tz 的看法，一個社會在出現社會、政治和文化危機的時候，也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 時候。中共目前面臨「後鄧時代」的各種危機，正在尋找新的意識形態。但意識形 態除了是一種系統的思想體系之外，往往還要有一個強人作為代表。在歷史上，列 寧、希特勒、毛澤東等人，均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所以，林毓生認為，一 種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播，要依靠「奇理斯瑪」(chrismatic)型人物的出現與領導 (《對五四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再認識》，《九十年代》，一九八九年十月號)。現 在，中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體系還沒有建成，「奇理斯瑪」型的代表人物也沒 有浮出檯面。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中共的一種替代性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