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序 余英時 去年（一九九六年）秋天，歐洲和美國的幾個重要的民運組織共同發起了一 次《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國際學術討論會》。實際負責籌畫和組織的，則是王鵬令 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從王鵬令先生的「編者前言」中，我們知道這次會議是在一種 完全開放的氣氛下進行的。會議盡到了「提供講台」的功能，各種不同的觀點因此 都表達得暢酣淋漓。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去年十月初會議期間，恰好我的工作很 忙，分身乏術，未能與會，感覺十分抱歉。現在承王鵬令先生的雅意，要我為這部 論文集寫一篇短序，我不敢堅辭。但限於時間，我只寫下幾點簡單感想。 第一，討論民族主義是最容易感情激動的，因為民族主義本身便是建立在民 族情感的基礎之上的。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盡量訴諸理性，有容忍的雅量。對 於不同的甚至針鋒相對的論點，我們一定平心靜氣地體察對方立論的客觀根據。過 去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為民族主義的問題也不知爭論過多少次，我所看到的 是作者都能冷靜地說理。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新的開端。我希望我們以後本此精神 繼續深入地探討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 第二，民族主義是近代到現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動力之一，但它的重要性在 西方主流思想界一直沒有受到適如其分的重視。依照啟蒙運動以來的觀點，民族主 義只是「現代化」早期的一個階段，等到「民族國家」形成以後，它便完成了它的 歷史任務了。所以，無論是英、法、美的自由主義派或馬克思主義派，都對民族主 義抱著負面的偏見。他們都幻想人類的普遍性價值——其實是以西方為中心所建立 的價值——可以在不久的時間內消解一切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馬克思主義更 以「國際主義」為號召，提出「工人無祖國」的口號。其實這是因為馬克思是猶太 人，早年一直想認同於日耳曼文化（特別是哲學），但始終不為日耳曼人所接受。 馬克思主義者之中，猶太人占的比例非常高，這些都是想歸化於其它西方民族而遭 到排斥的無國可依者。猶太人在以色列復國以前，確是經歷了長期的「無祖國」的 悲慘境遇，有人曾問過托洛斯基：「你是猶太人呢？還是俄國人呢？」他答到：「 都不是，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是馬克思主義否定民族主義的價值的真正根源 之所在。馬克思主義何曾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猶太人把自己「無 祖國」的現實先驗地投射到「工人階級」的身上了。 據我所知，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也要遲至七十年代才重新認識到民族主義的巨 大力量。其中之一也是猶太人，即從俄國移民到英國的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 ｒｌｉｎ）。但在所謂冷戰結束以後，民族主義的衝突在前蘇聯和東歐前共產國家 普遍爆發，則是人人看得見的。經過五十到七十多年的共產黨極權控制和大規模「 洗腦」，原來已看不見的民族文化的差異竟在一夜之間全部復甦了。這一事實徹底 證明了西方學術界過去對民族主義的認識至少是不夠全面的；他們所根據的主要前 提，今天看來，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例如民族主義是不是僅屬於現代史上的現象 ？是不是在工業化、現代化以後，普遍的價值便可以基本上取代各民族文化的特殊 價值？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不是起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以前中國史上所出現的強烈 的民族意識是不是只是「前近代」的東西？它和近代現代的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樣 的關係？我個人認為民族主義的研究必須重新展開；我們必須把最近幾十年的世界 歷史經驗包括進去，建立新的研究典範。 第三，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激情今天似乎又被推上了一個新的高潮，無論在中 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或西方的華人社區，都發展了這個傾向。這一次的民 族主義的動力究竟來自何處？以前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都發生在國家民族的「存亡 危急」時期，如清末的「列強瓜分」，如日本的侵略。但今天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大 陸至少在表面上是「國富兵強」的狀態，蘇聯已經崩潰，美國的霸權也在退潮，歐 、美、亞洲各國都正爭先恐後地討好中共政權，希望在大陸的市場上分一杯羹；我 們完全看不見任何「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為什麼民族主義偏偏在這個時候抬頭 了呢？而且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傾向與所謂後冷戰的世界現象恰恰相反；它要求更 大的統一與擴張。新疆和西藏地區誠然受到「後冷戰」的世界潮流的波動，那裡的 少數民族確在要求更高的自主和自治。但這些傾向正在受到中共的暴力壓制。這樣 看來，我們決不可把目前這股民族主義的浪潮看作「後冷戰」世界動態的一個組成 部分部分。它是另有來源的。 今天，一切證據都顯示，大陸和海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激情是中共當局有計 劃地挑撥起來的。在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破產以後，中共再一次企圖利用民族主義 來挽救它的信仰危機。更重要的是：面對著海內外中國人對於民主和人權的要求， 中共希望假借民族主義來淹沒它。中共導演的民族主義不遲不早地爆發在去年三月 台灣民主選舉的時期，決不是偶然的。無論是大陸上的中國人還是海外華人，民族 尊嚴的意識都是根深蒂固的。這個意識很可能成為中國在世界文明史重寫新頁的創 造動力。但是如果受到有計劃的撥弄和組織，這種意識一旦轉化為仇外、排外的民 族狂熱，像希特勒時代的日耳曼民族優越論或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大和魂」，它 的毀滅力量也是難以估計的。我並不相信中國人真會走上這條險途，因為中國民族 的文化性格和日耳曼與日本都不相同。然而歷史上是可以發生意外的，義和團便是 慈禧太后為了挽救她個人的統治危機而刻意挑動起來的。 第四，由於今天東、西民族主義的傾向處處相反，我不免發生更深一層的感 想，即我們不能用任何單一的概念來解釋整個世界的動態。我們常常聽到「後現代 」、「後殖民」、「後工業」等等名詞，好像全世界一切地區都已走上同一歷史階 段了。這是非常誤人的思路。其實這些「後」所吸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些 「後」理論代表了西方最新的激進思潮，而且其內容基本上是「反西方中心的論述 」依然是「西方中心的」。這裡存在著一個有趣的「悖論」：「反西方中心的論述 」依然是「西方中心」的文化產品。其實這也不是新現象。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便是源出西方而同時又反西方主流的思潮。現在我不打算涉及「後學」的問題。我 要檢討的是「後冷戰」這個概念。自從蘇聯崩潰以後，西方學人馬上便宣佈：冷戰 已終結了，世界已進入「後冷戰」時期。於是他們紛紛起來著書立說，建立新的典 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以解釋今天的世界動向。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杭 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是其中最受注意的兩個理論。這些新說都有一定的根據，並 不可一筆抹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新說又是西方中心論的論述。他們從「西方中心 」看問題，斷定「冷戰」在歐洲已經結束，這是不錯的。那麼亞洲如何呢？亞洲的 「冷戰」也結束了嗎？亞洲已沒有「民主」與「極權」的對峙了嗎？稍加反思，誰 都會得到恰恰相反的結論。最近美國副總統高爾在視察分隔南北韓的三八度線的時 候，曾在無意之間說過一句話：「冷戰」在朝鮮半島仍然存在。不過他判斷北韓的 崩潰將指日可待而已。其實何止朝鮮半島？亞洲的三個共產國家——中國大陸、越 南、北韓——至今未變。與五十年代相較，中共和越南只有更強大，而不是已衰弱 了。中國的民主發展僅僅在台灣一個地區有了顯著的成就，而隔海的大陸則依然是 控制在一個橫暴的極權體制之下。從亞洲人的觀點看，我們有什麼經驗證據可以斷 定「冷戰」已結束了呢？誠然，中共的極權體制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市場經濟的 出現是最重要的一環。但市場經濟同樣可以為極權體制服務，二戰前的意大利和德 國便是顯例。正是為了與市場經濟配合，中共今天才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 ，轉換它的極權體制的精神基礎，從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轉向希特勒的「民族社 會主義」（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從極左轉向極右事實上只 用跨出極小的一步。今天羅馬尼亞的當權者仍是過去共產黨的老領導，但他們已和 二戰前的極右派——「鐵衛」（「Ｉｒｏｎ Ｇｒｕａｎｄｓ」）合流了（見「Ｕ ｍｂｃｒｔｏ Ｅｃｏ，「Ｍｕ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ｃａｇｏ」，刊於《紐約書 評》，一九九六年四月十日，頁四至七）。以前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今天不也正在 進行著「民族大清冼」的勾當嗎？對於目前中共所發動的民族主義狂熱，我們正應 當從這個角度去注意，去分析。「冷戰」在亞洲並未終結，極權主義在新的歷史階 段中開始從「極左」移向「極右」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