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時期」的中國民運及其海外佈局 (荷蘭)王鵬令 一、形勢和前景 (1)1992年以後大陸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已經斷絕了大陸的經濟體 制走回頭路的可能。陳雲、王震和姚依林的相繼去世，更使中共內部阻礙甚至反對 市場化改革的勢力在中共權力結構的峰層失去了有力的代表人物。因此，儘管以鄧 立群為首、且帶有濃厚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中共左翼激進勢力曾兩次發表萬言書，一 再重新挑起「姓社姓資」的爭論，但由於共產主義烏脫邦理想在全球範圍內的破滅 和大陸本身經濟改革的客觀成效，可以認為，「姓社姓資」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 濟」之爭在中國大陸幾已完全失去了實質性的意義。這使得自七十年代末期迄中共 十四大在中國大陸時起時伏，卻又貫穿經改全過程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很大程度上業 已成為過去。中共現在所謂的「堅持公有制為主」和「堅持社會主義」，實質只是 用以維持城市和進而維持全國政治安定，亦即維繫其政權的一種手段或借囗而已。 就是說，以市場為導向和目標模式的經濟改革，如今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種無法 阻擋和不可逆轉的趨勢。 (2)自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放棄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囗號以 後，中共一方面通過平反冤假錯案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償還了毛時代遺留的「政治 債務」；另一方面，又決定不再搞政治運動，表達了某種「不擾民」的政治取向。 此後，雖然發生過所謂清除精神污染（以下簡稱作「清污」）和反自由化的事件， 但主要局限於黨內意識形態部門和思想文化界，而且每次延續的時間都不長，傷害 面也不大。在這些問題上，不宜過高估計那些在「清污」和「反自由化」中受整肅 的少數知識分子在大陸本土知識界的影響。西單民主牆運動的社會影響也十分有限 。最明顯的一個證據是：儘管在八九年春天方勵之先生曾發起簽署關於釋放魏京生 的公開信的活動，但此後不久參加學運的多數學生，還是不曉得魏是何許人氏。 八九民運的影響是廣泛且深遠的。「六四」慘案造成了多方面的嚴重後果。 其一，是中共黨內政治上遭受打擊和挫折的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勢力與 老一代頑固派及其繼承者。以江澤民和李鵬為代表的太子黨勢力之間的政治分歧和 利益衝突更趨公開和尖銳化，趙的「自辯書」所表達的與人民的近程基本政治訴求 大體相一致的三個基本觀點（基本肯定八九民運，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 政治衝突和進行政治改革），可以看成是中共黨內開明勢力根本不同於現由江、李 太子黨所代表的一小撮頑固派們的基本政治綱領；其二，大陸知識界以「政治冷漠 」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對中共及其政權的進一步疏離；其三，六四死難者和六四後 遭受整肅、拘押、監禁以及被迫流亡者及其親友對大陸當局的不平、不服之氣乃至 怨憤和仇恨之情；其四，由「反官倒」和「反貪污腐敗」所體現出來的反對中共官 僚特權和反對社會不公正的全民性共識，經八九民運而得以公開化；等等。然而從 中國大陸的短期政治走向上看，所有這些還不足以構成在鄧後引發重大政治變局的 社會動因。其原因主要有六： 第一，九一年蘇共政權徹底崩潰的嚴重歷史教訓，從反面加強了中共內部的 凝聚力，有助於其高層在鄧後權爭中達成某種妥協。第二，近幾年大陸綜合國力的 迅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相對提升，增強了中共各級幹部的自信心。第三，對於人口 眾多、信息交通不發達和人權觀念淡薄的中國大陸來說，六四慘案中和其後被殺被 抓的人數，尚不足以造成普遍的社會怨憤或仇恨；在主要針對中心城市之黨政機關 和文教單位的」清查「運動中，由於「打擊面」遠比人們事先預料的「窄」，打擊 程度也遠不如人們事先預料的那麼嚴厲，因此，社會積怨也遠不像某些人所誇張的 那麼深廣。第四，與以上三點有關，中共內部的政治開明勢力，至今還沒有重新抬 頭和重新凝聚的跡象。第五，近兩年，中共通過實行適度加強中央集權和緊縮銀根 、擴大出囗等政策，比較成功地將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定範圍內（1996年全年，大陸 物價的平均上漲率低於6．5％），城鄉儲蓄（據中國人民銀行最近公佈的資料，到 96年11月底，大陸城鄉儲蓄總額已高達一萬億元以上）和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這 表明，雖然大陸的城鄉居民一直蒙受著物價飛漲之苦，但大陸當局依然保有相當高 的財政和金融信用，因而在短時期內，也不致由通脹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乃至政 治危機。第六，九二年以來，北京當局在對大陸本土極少數異議份子（公開的和秘 密的）及其活動繼續進行嚴厲鎮壓和對媒體的政治言論繼續實行嚴密控制的同時， 半是有意、半是無奈地放鬆了對包括非公開性政治言論在內的言論管制；對國內遷 徙和出國的限制也在逐步放寬。這些舉措進一步擴大了人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業已 獲得的自由空間，因而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稀釋甚至消化著大陸民眾中所蘊藏的對中 共及其政府的種種不滿情緒，同時也借助於民眾對這些剛剛獲得的自由的無比珍惜 ，而極大地孤立了少數敢於公開向中共政權提出挑戰的異議人士。 以上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條，決定了中共黨內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開明 勢力，短期內很難重新凝聚起來，並在中共的權力結構（特別是高層權力結構）中 佔據主導地位；而第五、第六條則表明，大陸本土的民間反對力量亦勢必仍將較長 期地處於極端孤立無援的狀態。這兩個方面，使中共現有的「以太子黨接班」為基 本特徵的權力結構，短時期內還不致直接受到來自黨內、黨外或黨內外同時發動的 強有力的挑戰，而極有可能比較平穩地度過「十五大」，並延續到鄧後一個時期。 通過「太子黨層層接班」來延續和鞏固中共的政權，將成為此一時期中共全部政治 活動的主題——「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江澤民一再重申「講政治」云云，其實 質就在這裡。 (3)誠然，延續和鞏固政權歷來是中共的頭等大事，但由於其政權的社會基礎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單薄和脆弱，因此，延續和鞏固政權的問題，對中共來說，從 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這樣迫切。這不僅是因為，中共政權的黨外群眾基礎已 因文革、六四屠殺和官員的極端腐敗等等而日益喪失；而且是因為，在經歷了震動 全黨的胡、趙事件之後，黨本身的和平演變也已經顯示出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這 使得頑固堅持極權統治而拒絕政治改革的那股勢力，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愈來愈難以 獲得廣泛、持久的支持，為數甚少、享有特權、脫離群眾和高高在上的各級「太子 黨」，幾乎成了他們唯一可以信賴的鐵桿兒「接班人」！ 因此，儘管目前中共以「太子黨接班」為基本特徵的權力結構短時期內有可 能延續下去，但是，由於其當權者在黨內和黨外均處於極端孤立的狀態，所以，其 權力結構的目前這種平衡又是極為脆弱的。不必說，在權力結構的這種脆弱平衡下 所保持的全國局勢的穩定，亦必將遭受來自國內外的多方面的嚴重挑戰！ (4)依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似可斷定，在今後三、五年內，中共當權者念茲在 茲的「穩定」所面臨的挑戰，可能並不是直接地來自政治的層面；而是來自經濟的 和社會的領域。 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穩定主要是「花錢買來」的。其前提 有二：第一，是經濟繁榮；第二，是各社會階層利益的相對平衡。從現在起到下一 個世紀初，中國大陸是否仍然能保持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要看其經濟能否 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和社會利益結構能否保持在為多數人所能容忍的範圍。 在八十年代，大陸經濟的繁榮主要依靠的，一是農村改革；二是在農民的收 入大幅度增加和被大量「無償地」轉讓給城市的基礎上，通過國家對國營企業的保 護和發展輕工業來刺激城鄉居民的消費。在那個時期，城鄉的收入差距雖然在迅速 拉大，但由於農民的生活水平借助「今昔對比」的反差效應而顯得升幅更大，因而 便出現了一片皆大歡喜的氣象！然而到八十年代中後期，一者由於上述經濟發展模 式有其限度，二者由於伴隨城市改革的鋪開，改革的各種負面效應（如通脹和收入 差距逐步拉開等等）日益顯露出來，加之舊體制的弊病借改革之機惡性發作，造成 了為廣大民眾所深惡痛絕的官倒橫行和分配的嚴重不公，終於導致了規模空前浩大 的八九民運。八九民運充分地顯示出，中國大陸的社會局勢是否穩定，其關鍵是在 城市，亦即筆者在拙作《中國大陸和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中所說的「工業社會主 義領域」！ 在九十年代，大量外資的湧入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大陸的經濟連續 數年保持了兩位數字的高速增長（96年約為10％）。在利益分配上，大陸當局當然 仍不得不採取「重點保護城市」的政策。其後果是：一方面，國營企業「吃光了財 政吃銀行」，由此埋伏下難以逆料其爆發時間的財政和金融危機；另一方面，城鄉 之間、地區之間和貧富之間的差距則進一步拉大。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北京當局拒 絕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在解決制度性的腐敗、特權和種種不公正的問題 上真正有所作為，因而能否繼續吸引巨額外資並迅速拓展國際市場，對於維持城市 和進而維持整個大陸的局勢穩定，便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問題是，相對於大陸本身的「需要」來說，港台資本有其限度，台灣資本對 大陸的輸出又受制於台北當局的大陸政策；而能否成功地大量引入發達國家的資本 和拓展世界市場，則不僅受西方國家和日本、首先是美國之亞太戰略的牽制；而且 也不能不考慮大陸工業企業本身的競爭能力。 (5)今年以來，美國通過延續日美安保條約，擴大日美安保體系的防禦範圍， 並與澳大利亞簽定「國防合作條約」，實際已大體完成了對中國大陸實行局部圍堵 的戰略部署。與此密切相關，克林頓政府雖然囗頭上表示對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不 持異議，但其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卻與七九年以來美國的歷屆政府一樣，就是盡 力維持目前兩岸之間分裂分治的狀態。這和大陸當局依次統一港、澳、台，進而在 下一個世紀向海洋挺進，以全面走向世界的戰略目標是根本對立的。兩國之間這種 戰略性的對立，決定了中美關係不可能一帆風順。儘管最近幾個月來，傳來不少兩 國之間修好的信息，然而可以預料的是，今後兩國之間仍將摩擦不停，風波再起。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本身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已經大不如前，加之西歐和 日本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離心的傾向，以及大陸和美國之間亦有多方面的相互需要 ，因此，美國不僅不可能像亨廷頓最近在其「文明衝突論」續篇中所建言的那樣， 明火執仗地推行「聯合歐美經濟力量」以全面圍堵中國大陸乃至第三世界的戰略， 甚至在政策層面上，也不可能對中共當局一味採取強硬的態度。據報道，美國國家 安全顧問雷克在最近應日本協會之邀所發表的演說中，曾明確地表述了克林頓政府 亞太外交政策的以下三個要點：第一，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美國須成為該區域的 強權；第二，深化中（指大陸當局）美交流，鼓勵兩岸對話；第三，促進民主人權 ，帶動社會開放。足見至少在現階段，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圍堵」不唯帶有「 局部性」，而且是「軟性的」。這意味著，美國將從戰略上對中國大陸旨在開發海 洋和拓展世界市場的外向性發展構成某種「遏制」；同時至少在目前又不願意或不 能夠把這種「遏制」升級為包括軍事在內的全面對抗，而是著眼於對中國大陸之政 治上的和平演變。 (6)總之，改革十七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幾乎已耗盡了內部的改革資源，其「 對外開放」和「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發展戰略又受到美國的遏制，並在被迫開 放市場的條件下，必須直接面對擁有資金和技術優勢的發達國家的企業的競爭，因 此，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其經濟發展幾乎已完全不可能再持續保有過去十多 年的那種迅猛勢頭。這將大大削弱北京當局近十七年來用以維持國內局勢穩定，亦 即「花錢買穩定」的能力！為了解決現已堆積如山的各種社會問題和防止改革負面 效應的持續發作和擴大，北京當局必將在政治上進一步收緊的同時，在經濟上亦很 有可能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甚至採取某些倒退的措施。近年來江澤民大肆鼓吹 「講政治」和北京當局所採取的種種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已相當明顯地表露出這 種趨勢。可以預料，此種趨勢在鄧後只會加強，而不可能弱化。屆時，中共在鄧小 平時代所實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方針，雖然未必被公開拋棄，但在某 種程度上被模糊化，則幾乎是可以肯定的；與此同時，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 為綱」，雖然也不至於被公開地重新抬出來，但在「講政治」一類新囗號的包裹下 ，演出某種「借屍還魂」的把戲，卻不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鄧後中 國大陸就將進入一個與前蘇聯勃列日涅夫當政的十八年極為相似的「停滯時期」！ 二、民運的近程目標和工作重心問題 (7)要確定民運工作的重心，首先須確定民運的近程目標。 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國民運的近程目標顯然並不直接地在實現大陸的政治民 主化，甚至也不在直接地推動政治改革。如果說，除非由極為偶然的因素突然引發 了大陸政局的戲劇性變化，否則「停滯時期」的到來已難以避免，那麼，中國民運 就應當把盡力縮短「停滯時期」，盡力減少此一時期人民的痛苦和自己的犧牲，並 為催化和迎接下一次民運高潮的到來做好各種準備確立為自己的近程目標。 (8)要縮短「停滯時期」，當然需要對中共當權者造成壓力。但是，巨大的壓 力只能來自民眾的廣泛參與和中共內部開明力量的支持。這是為七九和八九民運無 可懷疑地證明了的。極少數「孤膽英雄」式人物的吶喊或號召，固然可歌可泣，事 後在海外，亦頗能引起不少人假想式的「從善如流」的反應；然而倘若真是「身臨 其境」，敢於響應者依然是寥若晨星！這也是為七九年的「西單牆」運動和六四後 七年來大陸若干政治異議人士的抗議活動所一再證明了的。面對這樣冷峻的事實， 別說海外試圖扮演「道德判官」的若干高人名士，就是身在大陸政治高壓下敢於發 出抗議之聲的異議人士，如果只知一味指責別人或別的知識份子軟弱，「斷了脊樑 」，則除了徒遭孤立而外，對民運事業大概也不會有任何裨益。問題的關鍵在於， 民運人士不能懷著「救世主」的心態，以自己的想法代替別人的想法，更不能企圖 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強加給別人；而只能在順應多數民眾的要求，使民眾以盡可能小 的代價換取最大收益的前提下，因勢利導，逐步凝聚民主的力量。因此，個人以為 ，大陸內部或從海外回到大陸而又真正有志於民主事業的人士，應當把自己的工作 重心置於與多數民眾的切身利害緊密相關、因而也是多數民眾最關心的經濟和社會 領域，擎起維護社會公正的旗幟，在民眾的利益遭受不合理、不合法的侵害時，敢 於並善於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發動和組織民眾為自己的利益進行抗爭；力爭成為 在一定範圍內對民眾有影響、有號召力的人物。如此，在形勢合宜的時候，才有可 能將這類非政治的抗爭卓有成效地及時轉變為政治抗爭，並在抗爭中做到收放自如 。否則，大陸的民運人士容或在國際和台港的政治市場上具有一時一剎的炒作價值 ，但在大陸本土卻甚有可能永遠只像是水上的萍，風中的蓬，無根無本，斷難形成 氣候！如果說，在海外搞民運常常難免脫離國內實際的話，那麼，脫離大陸民眾的 現實需要和現實要求的本土民運，同樣是脫離實際的！ (9)為了避免上述這種常見的弊病，有必要重新檢討那種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 式來看待「體制內」與「體制外」之相互關係的觀點。是的，從思想上、立場上劃 清「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界限，有其必要。但如果因此而就拒絕利用大陸現有 體制中包括工、青、學、婦等等在內的各種組織形式，那顯然也是不智的，甚至是 愚蠢的。別忘了，葉利欽當初之所以能夠成為凝聚前蘇聯各種民主力量的中心和領 袖，即與其在當莫斯科市委書記時嚴厲懲治蘇共官僚的貪污腐敗，從而獲得了民眾 的廣泛信賴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誠然，並非每一個民運人士都有機會、有能力扮演 他那樣的角色，然而，國內的每一個民運人士卻無疑都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 從一班組、一車間、一工廠、一企業、一街道或文教科研部門的一處室、一系所等 基層單位做起。在這一方面，丁子霖女士所從事的關於六四死難者的調查和對其家 屬的聯絡、撫恤工作，已經為人們提供出一種極好的範例。當然，丁所從事的活動 ，明顯帶有很強的政治性。這對於她那種身份和地位（死難者之母，名牌大學的教 授等）的人來說，可能是適宜的。國內更多的（特別是那些新出現的、還沒有暴露 自己政治身份的）民運人士，似應著重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堅持以「寓民主訴求於 『維護社會公正』之中」的方式來開闢民運的生存和活動空間。 為了保存實力，避免無謂的損失和犧牲，同時也考慮到其實際影響的有限性 和海外救援能力正日趨減弱的客觀情勢等諸種因素，除某些具有巨大社會影響、「 安全係數」也比較高的知名人士而外，對國內其他人士（特別是工人、農民、無業 者、學生和普通幹部等）針對國際國內重大問題所發動的如簽名請願、呼籲宣言一 類政治性抗議活動，一般不宜再持鼓勵的態度；對於那些明顯帶有政治冒險性的行 為，則應明確持勸阻的立場。因為在筆者看來，對於中國民運來說，不論從戰略或 戰術的角度看，應當提倡和鼓勵的，都不是那種超越大陸民眾現實需求和以個人勇 敢為其基本特徵的「獨行俠」風格——那只是業已消逝的「英雄時代」在人們的記 憶中所殘留下來的暫時對極少數「不知今夕何夕」的人尚有點兒魅力的一種「夢幻 」而已！；而是能夠深刻體認自己所處的「凡人時代」，肯於也善於通過自己為維 護周圍「凡夫俗子」們的現實權益而進行的長期努力，逐步將他們日常的利益訴求 導向民主的訴求，從而成就平凡的事業——「民主化「的堅韌不拔的草根精神！ (10)應當指出，在政治領域，一切「不公正」幾乎都是與「非程序」和「不 民主」甚至「非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和七九民運、八九 民運的歷史經驗表明，及時抓住中共及其政權機構內部出現的具有全局性影響的重 大「不公正」事件，為那些政治上相對開明並因此而遭受不公正處理的人士伸張正 義，常常可收一舉數得之效，即不僅可以促進中共的分化，一方面有助於孤立和打 擊中共的頑固派，他方面則有助於其開明派佔據主導的地位，因而有可能為政治改 革的啟動爭取相對有利的條件和為國內的民運人士爭取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而且 因易於吸引體制內相當數量的當權者的參與而便於造成廣泛的社會動員，對中共政 權形成強大的壓力和衝擊。像戴晴女士那樣，對黨內鬥爭故意作出一撇清的姿態， 實在是有昧於大陸民運以往的歷史，因而是絕對不可取的。現在看來，大陸民運的 這種發動方式，過去所利用的「燃爆點」均為中共中央一級的人物（如周、鄧、胡 等）和圍繞這些人物所發生的事件，而且，就地區來看，主要還局限在北京和個別 大城市，今後如能推廣到各省區首府和大、中城市甚至更下一級，對於促發全國性 民運高潮的出現（以前尚未出現過！），必將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當然，民 運的這種發動方式，絕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運用並達到預期效果的。這裡想要強調 的是：第一，「體制內」存在和將不斷發生的種種「不公正」現象，對於民運來說 ，是一筆可資利用且極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第二，這種在過去的歷次民運高潮中行 之有效的運作方式，有必要從大陸的政治中心城市向下層推廣；而在行將到來的「 停滯時期」，似可從下層開始，嘗試運用這種方式，並應盡力將這種運作方式與當 地民眾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抗爭結合起來。第三，基於血統論的「太子黨層層接班 」，既是中共黨內、也是整個中國大陸政治上帶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最大不公正 ；而且，由於「太子黨」的極端孤立和恐懼，正像六四慘案發生前後某些「太子黨 」成員窮凶極惡的言行所證明的那樣，「太子黨接班」本身就蘊藏著將中國置於封 建法西斯專政之下的巨大危險！因此，對「太子黨接班」這種在中國大陸已然基本 成形的嚴峻的政治現實，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並把揭露、批判和反對這種極端腐 朽的政治現象，當作對中共的基本策略原則，納入中國民運的整體戰略構想。在某 種意義上，「停滯時期」持續的長短，就取決於海內外民主力量與中共內部的開明 力量能否很好地結合起來，並對中共「太子黨」這股最反動、最腐朽同時也最兇惡 的勢力進行卓有成效的鬥爭！ 不言而喻，這場嚴峻的在國內帶有高度風險的政治鬥爭，至少在短時期內， 主要應由海外各種力量結合國內部分人士來承當。 三、海外民運佈局問題 (11)重提聯合問題的根據。 有鑒於目前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海外民運面臨著財源日蹙、物資短缺 和人才流失的諸多困難，致使全球性的大一統民運組織在運作功能上日見萎縮，業 已顯露出某種名存實亡的跡象；而由於各組織事實上的多峰並峙，結果又使因重複 的會議和重複的文宣等等而造成的資源浪費難以避免；長此以往，海外民運的未來 去處實在是難以想像！——因此，有必要再一次把聯合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並 重新思考聯合的方式和道路。 (12)聯合的方式。 鑒於以往海外民運組織聯合的經驗教訓，更基於上面陳述的目前情勢，各民 運組織進行全球性整合的老路，至少眼下不能再走；甚至各大洲範圍內的民運組織 整合，也不宜倉促「上馬」！為了使各組織的成員能夠逐步地相互適應，而不致使 他們在聯合後立即面臨同一個組織的成員通常難以避免的那些人事糾紛，進而使海 外民運再一次遭遇已經不堪承受的傷害，海外民運現在似宜採取「多元聯合」，亦 即「各組織多元並存基礎上聯合」的方式。 許多人將「多元聯合」等同於「多元合作」，其實兩者的含義並不完全相同 。因為「合作」的雙方可以不必建構共同的組織形式，但共同的組織形式對於「聯 合」則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如此，我們所說的「多元聯合」卻不會使相關諸方失去 其原有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雙方並不需要實行 組織的合併，聯合成立的組織原則上只是對共同商定的聯合活動起調度和協同作用 。因此，所謂多元聯合，本質上是活動的聯合；只是由於建立了某種共同的組織形 式，從而使這種「活動的聯合」得以制度化和經常化而已。第二，「多元聯合」所 建立的組織，雖然貌似普通的「領導機關」，其實不然。因為這種「領導機關」並 非由競選而產生，其成員是由他們所屬的那些組織指派和更換的。這就不僅保證了 相關各組織的自主性，而且由於這些接受指派的領導成員在瞭解他、熟習他的原組 織內具有相當的草根基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由「多元聯合」所產生的「 領導機關」的權威性。 誠然，和任何其他組織形式一樣，「多元聯合」的組織也需要有某種「當家 作主」的頭兒；特別是在「兩家」以上、且來自不同國家的組織實行多元聯合的情 況下，尤其是如此。那麼，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競爭機制，才能夠既保證效率， 又不致因為「頭頭兒」的問題而引起各組織之間嚴重的人事糾紛或「內鬥」呢？照 筆者看來，這裡最好能引入兩種不同的競爭：其一，是「多元聯合體」內各組織之 間的競爭。比方說，可以採用與「發包」相類似的方式，把每屆「頭頭兒」的任命 （指派）權，都交給「中標」的、即願意且能夠承擔由共同制定的年度計劃所確定 的某項中心任務（例如主辦一次國際會議或一次大型的政治活動，等等）的那家組 織。這種競爭的優點是，它不僅把權利和榮譽與責任直接地聯繫起來，而且純化了 競爭的內涵，也就是使競爭建立在「多元聯合體」內各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和人才等 實力的基礎上。其二，是個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第一種競爭的制約下，僅僅 局限在「中標」的那家組織內，因而競爭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通常自不會波及其他 組織，當然也不致於對「多元聯合體」產生太大的傷害。 (13)聯合的道路。 大體而言，聯合的道路可劃分為兩種。一種是自上而下、且通常是一次完成的。一 九九三年民陣、民聯的華盛頓合併大會，所選擇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自那次會議 不歡而散以後，又有熱心於中國民主事業的黃雨川、焦仁和及錢達諸先生，出面邀 請海外民運的各路諸侯共商修好乃至聯合的大計，先後凡三次，路徑相似，但其效 不彰。個中原委這裡無意細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以往海外民運中歷次內鬥所生 成的隔閡與心結，在「明星級」的上層比在「草根性」的基層不知要深厚多少倍、 牢固多少倍！而且，倘若明知不具備整體聯合的必要條件，而只是迫於輿論的壓力 、或出於應付場面上的需要而在一瞬間達成某種彷彿是全局性的聯合，則這種聯合 因其毫無基礎，實在也不可能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過後各行其事、不了了之， 甚而頃刻間房倒屋塌、煙飛灰滅，大概是注定了的。相比之下，另一條聯合的道路 ，即自下而上、漸進擴展的道路，卻顯然紮實、平穩、牢靠得多。 所謂自下而上，是指從不同組織的基層開始做起，逐漸向上延伸。所謂漸進 擴展，則是指從一國或大國的一個地區起步，慢慢向四周推開，漸漸達成一國乃至 一大洲範圍內各民運團體的多元聯合。當然，期間並不排除可以有局部性（如一個 或相鄰的數個國家等等）的組織整合。但那不是「多元聯合」本身所必定要求的。 如果說，由上而下的聯合所依靠的，是少數「明星人物」的「討價還價」和 「中央對地方」的「權威」，其間很難避免「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的操 縱甚至欺騙，至少一時還不可能真正跳脫「寡頭政治」的窠臼；那麼，「自下而上 」所依靠的，則更多的是大量草根性人物的真誠合作（因為他們通常無須討價，也 無價可討）和「下級」對「上級」的制衡與推動——實在說，相對於海外民運組織 中這些年來通行的那種「滿腦袋」中央意識的運作系統而言，這種充滿了草根精神 的民主運作方式，才是來自長期極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學習和實踐民主的一種更 好的途徑。若依筆者之見，其意義不僅在於它可以有效地推動當前海外民運組織的 實質性（活動的）聯合；更在於只有經歷過這種民主運作方式歷練的民運人士，顯 然才是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建設所大量需要的。 (14)海外民運佈局的新景觀。 如果歐洲能夠把民運組織的現有多元聯合做進一步的拓展，同時北美亦能逐 步推動之，那麼，整個海外民運的佈局就將逐步呈現出一種嶄新的景觀：目前的海 外民運力量已被幾家號稱具有全球性的組織撕扯成幾縷單薄的布片；而多元聯合將 逐步使各大洲的海外民運力量分別聚攏為幾個強有力的拳頭。而且，只要各大洲能 夠獨立自主、因地制宜地開展工作，久而久之，各大洲的海外民運必將形成相對合 理的分工和各自的特色。 說來或許有點兒遺憾，現有的「大一統」全球性民運組織將伴隨此一過程而逐漸走 向衰落。不過此消彼長，民運報刊理應也必定能夠在海外民運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 色，即對整個海外民運更好地發揮思想引導、信息交流和活動協調這三大功能。□ (1996年12月27日於荷蘭Oegstge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