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那一處 （香港）劉千石 三月下旬的華盛頓還有點春寒。 「阿人，你知道嗎？傑弗遜說，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我不懂英文，你看 看這裡寫了些什麼？」 我與戰友李卓人來到了美國總統傑弗遜的紀念館，這裡既莊嚴又可親，館內 灰白的牆壁看似森冷，但翻開歷史，這裡有自由、民主追求的理想。 我來自香港，我憂慮這些追求、這些理想會日漸減退，日益受到封殺。我站 在紀念館前戀戀不去。 同是工會人 是個櫻花盛放的季節，大夥兒都嚷著機會難逢。在驅車前往櫻花園的當兒， 刮起大風。下車時，大家都被吹得搖搖晃晃。我們都以為會花飛滿天、一地落葉。 除了風聲、樹枝的晃動聲、人聲外，樹上一朵朵微紅小花，竟沒一朵掉下來 。這個光景令我怔怵不已。柔弱纖細的櫻花，竟可如此堅忍不拔，韌力可嘉，人類 枉有強健軀殼，但也會隨風擺動。是人的力量有限，還是人太被動？ 美國的工會人士受尊崇，他們都以做工會人為榮，這是我在美國訪問工會時 的深刻感受。香港工會人像吃草出奶的牛，回報少，但仍很拚命。作為工會人，我 對如此迥異的待遇有點感觸，尤其是九七主權即將移交，在以社會主義工人當家作 主的中國領導下，工會人的情況會改善嗎？我當然感到悲觀，我的朋友韓東方，在 大陸的許多工會朋友，都是活的見證。 在美國，我見到工會朋友、傳媒朋友、政界朋友，他們都問你希望美國人做 些什麼？別人說我們要「唱衰」香港，這不過是個笑話。我告訴他們，我和李卓人 ，在香港是有代表性的，我們都是通過選舉而獲得香港市民支持的，我們對香港是 有清晰承擔的。 到美國去的人，還會絡繹不絕，也許董建華也會去，但只要你們見到其他人 時，還記得我們這一班仍在香港爭取民主人權的人、我們這一班從民主選舉而來卻 被強權活生生地剝奪了代表權的人，我想，我已達到目的。 心痛令鬥志更強 我已飛到加拿大，馬丁、華叔還在三蕃市努力籌款。忽聽到他們被人圍攻、 漫罵的消息，我好心痛。 「無奈這批民族敗類……美其名曰訪問籌款，實則到海外來搖尾乞憐討得外 國主子或不明真相的人的歡心而給予一點賞賜。」 「我們奉勸那些歷史的渣滓們，你們這種赤裸裸的漢奸、賣國賊的行徑已喪 失一個中國人的資格。趕快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不是太侮辱了捐款給我們的熱血同胞了嗎？這種文革式批鬥用詞，怎麼還有 顏面在今天拿出來用？ 過去的經歷，使我們習慣了逆流而上，笑罵由人，痛心之餘鬥志更加旺盛， 我確信今次籌款一定成功。 到達多倫多，馬上問捐款情況。存進銀行的捐款只有六十加元，購買晚宴席 的人數也不理想。我馬上打電話給朋友，四出呼籲。我只能說，人未到，熱情未來 ，但經過大家多番奔走後，六十席晚宴爆滿，收費的論壇及座談會分別來了千多人 。 深夜做完電台節目訪問，回到住處，是廣州的星期日清晨五點，我習慣星期 日打電話給母親。 母親的牽掛 九十歲的媽媽傳來親切的聲音：「你在加拿大呀？不要回來啦，不要回來啦 ！」，心裡實在難受。 媽一生經歷戰火、離亂、鬥爭，沒有一天開心過，生下十幾名子女，只剩下 我們四兄弟姐妹，父親不到六十歲就給公安嚇死，那真是個荒誕的回憶：我們是個 資產階級家庭，每次政治運動來了，也不知什麼時候會來到我家。那年爸有病入院 ，在醫院碰到一名街坊，他是右派，大家打了一個招呼，一個說我住樓上，另一個 說我住樓下，右派翌日給公安拉走，爸第二天就給嚇死了。 媽從來怕事，還有點自卑。鄰家的孩子來敲打我家的門，他們的媽不是責罵 自己的兒子滋擾人家，而是罵資產階級的門不要敲，媽反而叫鄰家的孩子隨意敲打 我家的門。 記得有一年，政府動員女青年到海南島與駐守當地的軍人結婚，媽去開會， 哭著回來不讓妹妹去。開第二次會時，大會說誰不許自己的女兒去海南島的就站出 來。阿媽嚇得不敢出聲，但心裡一百個不情願。不幸之中之大幸，妹妹當時患甲狀 腺腫大，逃過這次災難，她後來也嫁得如意郎君。 八九年三月，我們在北京要求釋放魏京生的信給扣押，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我 的名字。媽聽不清楚，以為我被扣押，嚇得她半死。之後我下廣州見阿媽，她叫我 不要「搞野」，她的擔憂我瞭解，但我的行為思想卻很難令她明白。她叫我留在加 拿大，她希望我平安，她也可安心。 我好慚愧，我無法令九十歲的阿媽無憂無慮地度餘年，心裡時常對阿媽說對 不起。 我的香港心結 我碰到的加國移民，有做逃兵的感覺。我說，移民不需要給自己理由，每個 人面對專制政權都有憂慮，反而是還留在香港的人要有他的理由。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結，我留在香港有我的心結，在加拿大的活動，大家高唱 《獅子山下》、《東方之珠》時，都哭作一團，不管是去或留。 在多倫多的電台節目中，有聽眾打電話來說我不是中國人。 在關心中國問題上，我絕對是個前線組織者、參與者。早在六七十年代，我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我參與保釣事件、抗議日本篡改歷史。我親赴日本抗議軍 國主義復辟，在靖國神社、在日相村山富市出現的終戰和平紀念集會上高舉抗議橫 額。我不明白聽眾的指責的理據，不過，對不明所以的指責，由它去吧。 粵劇伶人梁醒波曾對我說，有人問他是什麼人，他答：「我是新加坡華裔。 」他希望有朝一日青天白日旗的太陽內裝有五顆星。他的願望反映了海外華人對中 國的冀盼。 我會說自己是香港中國人，我將香港放在中國的前面有特別的意思，因為在 特別的歷史背景下，在一國兩制的運作下，在香港我們有特別的身份：建立民主、 自由、法治的香港；無疑地，我對香港前途的關心，多過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關心。 另外，作為香港中國人的特別的質素是：不趨炎附勢，不獻媚權貴。 在美國，朋友會問如何量度九七後香港發展的好壞。有人會說是看是否落實 法制，有人定的準則是言論自由，又或是民主制度如何。 這些具體及詳細情況，外國人不會知道，也很難跟進香港每一件事。我看， 最簡單的衡量準則，是李柱銘、司徒華、劉千石、李卓人、劉慧卿的參選資格是否 失去，遊行集會是否受到限制，言論與行動是否遭受禁止。□ （原載《明報》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