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鄧小平的改革——給楊建利先生的一封信 王希哲 建利兄： 昨日參加了你和高新在燕京圖書館關於鄧小平的講座，聽了你們的講演後， 我也談了點看法，今天再給你寫幾句。 高新先生對中共黨內上層人物的背景及其動向很有研究，談得很精采，對朱 容基、胡錦濤等人的評估，也很有見地，我十分佩服，但他似乎過分地拔高了鄧小 平，把他說成是不但中國而且國際共運史上「空前絕後」的人物，沒有他就不會另 有人去「改革開放」。他輕描談寫地認為「六四」不過是個偶然的事件，對鄧小平 整個「偉大時代」是不可並置的。 我講了兩句話，其實是表達了我的不同看 法。在我看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過是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從它的巔峰轟然下跌，國際共產黨人為了挽救社會主義的敗亡，不得不從事各種 改革的嘗試的總鏈條中的環罷了。 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是沒有 什麼共產黨人懷疑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經沒落，衰亡，沒有前途；社會主義制 度可以創造出更先進的生產力，這個信念是共產黨人在全世界到處革命，製造階級 戰爭的理論動力。斯大林創立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依他的理論，一國或數個 衛星國合成的一個封閉的社會主義市場是可以平行於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並在競爭 中，最終顯示出比資本主義的優勝的，這真是一種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在五十 年代蘇聯領先美國發射人造衛星之後，達到了極點，這就是毛澤東斷言的「東風壓 倒西風」。那時，不會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即斯大林式的經濟制度 ）還需要搞什麼改革。問題只是出在政治制度上。那時，發生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 專制主義的清算，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波蘭、匈牙利的工人階級起來反對「 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切使毛澤東不得不考慮斯大林式的政治制度形式是否也需要 「改革」一下（這裡撇開別的因素不談。這些因素我已在一九八零年的《毛澤東與 文化大革命》中談得很清楚了）。因此，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也是一種 毛澤東式的「改革開放」。這種毛澤東式「改革開放」的特點是，經濟上堅持社會 主義道路，工業鞍鋼憲法，農業大寨式生產分配，「割資本主義尾巴」；對外自力 更生，不引進一分一厘資本卻輸出革命；政治上開放大字報，大辯論，開放衝擊各 級官僚機構，開放辦報、出版、串聯、結社的自由——雖然這一切都要以維護他的 最高權威為前提。他的這個片面的「改革開放」終於失敗了。因為這種不可能改善 相反卻要去更加僵化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的「政治開放」，最終只能導致社會矛盾極 端尖銳化。於是四·五運動爆發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鎮壓事件，為毛澤東 的政治生命劃上了句號。它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是那個偉大的「毛澤東時代」 的本質的標誌；是毛澤東為挽救社會主義制度所作出的認識和努力的最後失敗的識 別符號。 鄧小平呢？他看到了毛澤東失敗的教訓。他要從另一方面去試一試挽救社會 主義制度敗亡的辦法。他不能不這樣做，沒有他別人也會或大或小、或早或遲這樣 做。因為七十年代中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其生命力仍然遠遠旺盛於社會主義 ，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人已經登月了。於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了。他一百八 十度反毛澤東之道而行之。這個鄧小平式改革開放的特徵是：政治上「穩定壓倒一 切」，取締大字報、取締自由刊物和結社，取締一切言論出版自由和集會，遊行、 罷工自由；經濟上卻允許資本主義因素在各個領域的發展並鼓吹市場化，最後的界 限是不能危及共產黨的根本統治。鄧的這個片面的「改革開放」同樣也失敗了。因 為市場化引起的中國社會新的階級關係變化狀況已無法容忍共產黨官僚壟斷階級的 特權腐敗統治。這種片面改革也只能是積累社會矛盾並使之迅速尖銳化。於是，鋪 天蓋地的八九愛國民主運動發生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殺，也同樣為鄧 小平的政治生命劃上了句號（雖然他的自然壽命比毛澤東長得多）。「六·四」同 樣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同樣是那個偉大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本質的標 志，是鄧小平為挽救社會主義制度所作出的認識和努力的最後失敗的識別符號。一 個毛澤東，一個鄧小平，兩方面的辦法都試過了，剩下來的可以給江澤民等後繼的 共產黨領袖認識的機會就只能是：要麼全面倒退，要麼全面改革，沒有別的出路了 。這個歷史的挑戰，正在考驗著江澤民集團。 其實，江澤民集團若有足夠的政治智慧既不得不全面改革，又不至背負社會 主義制度敗亡在自己手裡的責任的話，他可以重新評價中共七大，提出重新回到中 共七大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的路線上來。這不僅可以使他在政治上立即主動 ，而且也將是大利於國家和平統一的。因所謂「新民主主義」最接近三民主義。毛 澤東就無數次地把「新民主主義」解釋為三民主義。若出現奇跡，江澤民能夠順應 歷史大趨勢全面改革，那麼他可以成為一個超越毛、鄧的偉大人物。但無論怎樣， 這個歷史任務總要有人承擔的。 既然鄧小平的改革不過是共產黨對他們制度的認識和反省並企圖挽救的總鏈 條中的一環，那麼為什麼國際社會以及中國的一般老百姓甚至知識分子對他的評價 又特別地高呢？這是因為鄧小平片面經濟改革不但確實可能逐漸動搖共產黨的制度 ，而且它能為國際資本帶來市場和利潤，能相對改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與這些現 實的利益相比，六·四的血跡自然是微不足道，容易遺忘的了。但這正是中國人民 的可憐之處：奴隸主放鬆了一點對奴隸的控制，允許他們跪在地上（而且只准跪在 地上）去自行尋找一碗飯吃，奴隸們把這碗飯找到了，吃了，感到有點飽了，比過 去跪在地上還吃不飽的狀況好一點了，便對奴隸主感恩戴德，磕頭不已，而負有揭 示歷史趨勢使命的中國知識分子，也趨炎附勢，順波逐流，便更是可悲、可歎了！ 毛澤東的哲學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大家都甘於作奴隸， 樂於作奴隸，中國改變之難，就難在這裡。 當然，「為了打鬼，借助鍾馗」。現在中國國內很可能出現一個新的「凡是 派」，進步的「凡是派」，即抬高鄧小平，打著鄧小平的旗幟，抓住鄧小平那些有 利繼續改革的言論，去動員人民，打擊保守派、頑固派，說他們背離了鄧小平，這 在策略上來說，當然是非常高明的。這自當別論，我們不但不應反對，還應全力支 持它。 芹見草草，聊備建利兄一哂。□ 希哲 九七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