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 出路難決 陳奎德 一、 五種心結纏繞著鄧 在世界歷史上，鄧小平是「死」得最長並且「死」的次數最多的名人。 在眾多媒體上和民間傳聞中，在數不清的研討會上，自1989年事件之後鄧就 開始了他的「死亡」，足足「死亡」了七年半，並已「死了」多次。斯人之壽，直 令股市翻復，常常擾人清夢；直到今天，才終於算塵埃落定了。一個人尚活著而其 死亡及其後果卻如此長期如此多次地成為全球輿論焦點，無論就時間長度或發生次 數言，都足以破世界記錄了。 原因何在？「一身繫天下安危」是也。 作為這樣一個人物，鄧小平給人們的印象是：為人果斷，沉穩幹練，說一不 二，剛愎自用。 但是，倘若深入細緻觀察，卻發現他有另外一幅面孔。鄧的後半生，其實被 多種矛盾複雜的心結所糾纏，欲罷不能。這些情結從各個不同方向影響著他的政治 決策。在整個八十年代，中共「逢雙反左，逢單反右」，左右搖擺，出爾反爾，即 根源於鄧式相互衝突的「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四個堅持。路向矛盾的方針正 如兩匹南轅北轍的奔馬，在撕裂鄧的靈魂和事功。 1979年，作為一道鴻溝，把鄧的生涯一劈為二。粗略地說，前半生鄧的事業 是協助共產主義的魔咒籠罩中國，後半生鄧的事業卻是在中國解除共產主義魔咒。 這兩項事業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這是悲劇人物鄧小平一系列情結和矛盾舉措的深 部根源。 觀其一生，鄧的根本轉折點在文革。文革風暴掀開了這個政權過去被精巧覆 蓋的黑暗和污穢，鄧也被它掃到了社會底層。除了本人遭致的迫害外，他無疑也目 睹乃至親身體驗了他協助建立的這個體制的種種弊端和荒誕，於此，他立定志向當 有朝一日重返朝政時，要鼎故革新，掃除弊政，挽國運於既倒。 鬼使神差，上蒼果真把中國的國運放在了他肩上。 毛的哀樂驟然鳴響，鄧的使命翩然降臨。然而，正當鄧著手其自詡的民族中 興的宏圖時，他發現自己陷入了多種兩難困境中。 如果要懂得鄧晚年的許多矛盾的政治決定及其基本困局，不能不剖析鄧晚年 的「五大情結」。這些情結支配了鄧的舉措，控制了這個複雜政治人物心理狀態， 提供了洞察他矛盾行止的基本線索，它們分別是： 1.後半生與前半生事業逆反的情結，2.毛澤東情結，3.文革情結，4.胡趙情 結，5.天安門情結。 讓我們分別檢討之。 二、 前半生對後半生 鄧的改革能走多遠？這是一開始就困擾著鄧，也困擾著中共的基本問題。作 為鄧本人，他的基本政治利益邏輯上應當使他走向何方？正如前述，鄧的前半生和 後半生的方向是衝突的。同時，與此相關，對中共言，黨內的合法性和黨外的合法 性也是衝突的。 誠然，前後兩段生涯的逆反，是驅使鄧出爾反爾、進一步又退一步的基本心 結。但是，這並非必然如此的，若把邏輯推到底，從利益的角度看，無論於國於己 ，鄧都應當有充分的動機把改革推向徹底，擴展到政治領域才是。遺憾的是，以鄧 的睿智，他並未能看透這點，即：雖然前後方向逆反，但他的前半生和後半生所佔 的的份量卻是不同的。且不說對中國乃至世界而言，前者為災難，後者乃福趾。即 使僅僅對鄧自己的利益和名聲而言，前半生雖然歷時較長事功宏大，但鄧卻不是主 角，他只是協助毛澤東的一個配角。後半生雖然歷時較短，但鄧卻是赫然主帥，並 因此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性人物。即是說，前者歸屬於毛澤東時代，後者才真 正開創出了一個獨立的鄧小平時代。後者是他國際聲譽和歷史地位的源泉。孰重孰 輕？他本來應當有個掂量，不難作出抉擇的。 但是，正如常例一樣，要一個人放棄在青年時代就確立並伴隨了五十多年的 意識形態，否定自己的大半輩子，是極其痛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與這一 意識形態相連的，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共了。鄧在支配黨，黨也 在制約鄧。這已經不是鄧一人拋棄歷史包袱的問題了。鄧要獲得黨外的合法性，勢 必就要失去黨內的合法性。反之亦然。而更要命的是，在原有架構下，鄧還只能依 靠這個利益集團來推行改革，而真正徹底的改革，實質上就等於要求這個黨自己投 票贊成逐步結束自己的生命。其結論是可想而知的。 這是他個人的遺憾，也 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三、 毛澤東情結 毛澤東是鄧小平政治主張的剋星，同時又是鄧的早期從政生涯的啟明星。 毛帶給了鄧及其家人以濃重的陰影和「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 作為一個毛式左傾路線的兩次受害者，作為因毛氏紅衛兵批鬥致殘者的父親 ，鄧當然已經清楚地看到並切身體會到毛的思想和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從 感情上對毛作出否定應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作為毛創建的的政權和利益集團的 繼位者，作為毛早期的黨內追隨者，從理智上他卻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 它轉嫁到毛夫人及其同夥身上。作為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無疑已經清楚地看到， 中國問題的癥結根本上正在於制度和意識形態，但是作為自己前半生為之奮鬥的、 執政合法性源泉的馬列毛主義的信奉者，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掛羊頭，賣狗 肉」，在原有意識形態旗幟下改變其內涵。即是說，仍然使用馬列毛的話語系統， 但是通過把強調重心的移位，通過把部分語句反過來說，通過顛覆原有的內容等方 式，鄧為自己的政治轉向作了實用主義的辯護。 但是，辯護仍是危險的。 鄧的兩難悲劇在於，他必須用反(馬列毛)意識形態的經濟方式才能挽救黨， 而公開聲稱反(馬列毛)意識形態又必定摧毀共產黨。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識形態化 只能做，不能說。這就是他提出的「不爭論」方針的奧秘。 毛澤東與鄧小平，雖同為共產黨，但作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歷史上的兩個 象徵符號，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路向和治國風格。毛吟詩作賦，耽於夢想，不守常 規，蔑視法制，置幾億生靈的日常生活於不顧，大起大落，折騰了中國近三十年。 鄧低調求實，少說多做，乾綱獨斷，毅力非凡，把中國向世界打開，聚焦經濟，提 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然而，不可原諒的是，也正是鄧，把坦克車開上大街，血 腥鎮壓了和平示威的民眾。這是連毛也不敢公然下手的罪行，勢將成為他永遠抹不 掉的歷史污點。 從鄧的繼位者當今的作為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如何在毛鄧這兩極之間擺動 。它預示著：毛鄧兩個符號在今後中國還將多次相互交戰，起伏漲落，支配相當多 中國人的政治想像，框限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 今後中國人及希望開拓新局的政治家面臨的使命，在於解脫毛鄧魔咒，超越 毛鄧的視野，用黨外的合法性來取代黨內的合法性，徹底突破共產話語系統，開拓 一個嶄新的政治符號空間。 四、 文革情結 文革是鄧的煉獄。 作為鄧一生事業的最低點，文革同時也是他反省自己前半生的起點。這一特 殊的際遇使他看到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之令人吃驚的貧窮悲慘的真相，也親身感受 到毛氏烏托邦文革路線在實踐上的荒謬、殘酷和血腥。有鑒於此，對文革的翻案成 為他後半生事業的原點。 沒有文革，就沒有人所熟知的「這個」鄧小平。 經過文革煉獄的燒烤，鄧小平已非復過去的鄧小平了。 文革帶給鄧的遺產，一方面是使他看清了共產意識形態的失敗，從而令他出 山後放棄教條，推行求實的經濟政策，並打開國門，使中國逐步進入主流國際秩序 。另一方面由於他深受毛式「大民主」之苦，因而對民眾運動深懷恐懼，對「大民 主」有一種特殊的過分敏感，從而為他在「六四」時施行「鐵血政策」埋下了伏筆 。 也就是說，鄧式改革開放時期的基本成就和罪過，都與鄧的文革經驗直接相 關。 本來，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的經歷使鄧復出後誓言厲行法治，漸行民主，恢復 社會的基本秩序。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發表了一篇有關民主法治的不錯 的講話，指出類似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的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 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並強調中國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然而，他無法看 清的是，作為最後的「底線」，他提出的「四個堅持」是與法治完全衝突的。把一 個壟斷性的黨及其意識形態凌駕於任何法律之上，缺乏對黨和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平 衡，邏輯上必定走向嚴酷的專制和典型的人治。 1989年的事件戲劇性地昭示了這一點。 五、 胡趙情結 胡耀邦與趙紫陽，作為鄧的左右臂，在當年，構成了中國最高層的「鐵三角 」。也許，這是其時中共所能找到的最開明的統治集團了。 無疑，鄧對胡趙是相當信任的，甚至可說是情有獨鍾。他竟然公開聲稱，天 塌下來，有胡趙撐著。胡趙對此知遇之恩和提拔信任也懷有某種銘謝之情。更重要 的是，三人之間，在對毛式主要遺產的反叛上，在經濟改革的理念上，是大體契合 的。而胡的熱情誠懇，開朗豪爽，大刀闊斧；趙的精明能幹，思路開闊，厭惡教條 ，與鄧的務實主義正好相得益彰。在政治改革方面，二人走得比鄧稍遠。因此，八 十年代前期的中國，在這一「鐵三角」的推動下，以「真理標準」問題為開山斧， 撥亂反正，平反冤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把偌大神州，搞得風生水起， 虎虎有聲，蒸蒸日上，成為中共49年執政以來僅有的一段「黃金時代」。 然而，這種「君臣」式的「鐵三角」，卻隱藏著某種致命的結構性危機。禍 根在於權力的名與實不符，以及權力和責任的不統一、不對稱。 所謂名實不符，系指最高權力的名義與實際是分裂的。它們不是統一於一人 身上，而是分處於兩個不同人身上。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胡，實際上最高權力者 為鄧。 所謂權責不統一、不對稱，系指權力與責任分離。這意味著最高指令的發出 者可以不負與該指令相應的責任，而須由執行者負責。即，鄧擁有最高權力而不需 承擔該權力相應的責任，責任由胡趙承擔；但是倘該權力運用獲得成就，則榮譽仍 歸於鄧。譬如，1988年的所謂「物價闖關」，趙曾猶豫，決心是鄧最後下的，然而 最後失敗的責任卻須由趙全部承擔。 但是，權力的運轉自有它趨向名實相符的邏輯。光緒當年的「百日維新」， 除了是其思想傾向的結果外，從權力運作的邏輯看，也是虛君(僅有名位者)尋求名 實相符的實權的自然趨歸。胡趙當然也不例外。 上述結構性困難一旦遇到危機時刻，就會突然顯現出來，產生結構崩塌的效 應。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鄧式「新政」過程中，爆發學運。黨 內保守元老趁機發難攻擊「新政」，鄧亦隱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順水推舟 ，放開閘門。胡(為鄧路線的後果)承擔責任黯然下台。「鐵三角」頓失一角，已呈 不穩。1989年，類似事件以悼胡為導火線在更大規模下重演，趙亦戲劇性地被罷黜 。從此，鄧失雙臂，「鐵三角」已收縮為孤立一點。「新政」的頹勢已不可避免了 。 鄧對胡趙的感情是複雜的。平心而論，他曾力排眾議，力薦二人擔負重任， 對他們有很高的期許，視之為自己想法的最好闡釋者和執行者。然而，當政治危機 驚濤拍岸，風起雲湧時，當二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出了他劃的界限時，他為自保， 也為防止逸出鄧式軌道而拋棄了他們，(當然，趙在最後一刻也已掙脫了鄧的籠罩， 亮出了獨立的姿態)。從鄧偶爾流露出的悔意以及他對二人的整肅留有餘地，人們不 難想像，事過之後，在垂暮之年回首事功，這兩個人當已化成他的兩塊心病，在清 夜咬噬他的靈魂。 六、 天安門情結 天安門是鄧小平的滑鐵盧。 1989年，當鄧小平望著天安門廣場上如海的人流、標語、旗幟，當他聽到那 一陣陣的吶喊如潮洶湧時，在他的視野裡，出現的是1966年同樣這個廣場上的紅衛 兵人潮，是毛澤東和林彪的身影在這些人潮的上空若隱若現。這些勾起他舊痛的影 像在支配著鄧的判斷，影響著他的決策，那致命的、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決策。 僅僅才是五年之前，仍是這些學生，自發的在遊行隊伍中打出了「小平，你 好」的橫幅，鄧亦在城樓上向他們微微招手致意，構成了一幅鄧事業巔峰的盛世圖 畫。然而轉瞬之間，他與青年、民眾間的蜜月就結束了，橫亙其間的，是千年古城 北京極難現身的鐵甲怪獸---坦克。 表面上，他的坦克和軍隊「戰勝了」赤手空拳的學生和民眾，但是這場戰鬥 沒有勝利者。 鄧小平失敗了。他慘淡經營的後半生事業，驟然被抹上了一筆濃重的血腥。 天安門，將成為一個猙獰的黑色符號，與鄧的壯觀的改革事功一起，永遠載入歷史 。他的形象將被一劈為二，一半為白，一半為黑。並將成為歷史學家永恆爭議的話 題。 中共失敗了。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這個政黨的殘酷真相已赤裸裸地無可逃 遁於天地之間。從此，它的宣傳工具已被廢了武功，無人理睬。它的統治合法性已 被自己的坦克車碾碎了。 中國失敗了。一百年來唸唸有詞反覆紜繞在中國人心中的夢，又一次被擊成 碎片。同時，中國歷史，又一次聞到了血腥味。而聞過血腥味的歷史，常常會染上 循環性的嗜血症。天安門事件，再次給中國當代史投注了一股暴戾之氣。他開啟了 典型的國家恐怖主義的先例，從而為將來可能出現的無邊的暴力循環注入了「第一 推動力」。 本來，隨著中國人世代交替的變遷，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上一代或上兩代 中國人在國共內戰中結成的重重恩怨和仇結已經在逐步化解、淡化乃至消泯。但是 ，天安門事件，給中國社會再次注入了極化的種子，仇恨的種子，造成了新的危險 的社會張力，種下了新的一個世代的仇結。從而，使全國和解社會寬容的降臨更加 遙遙無期。整個中國重新成了繃緊的弦，內蘊著血腥暴戾之氣。 雖然，為挽救自己的政治聲譽，為扭轉中國在六四之後的全面倒退，1992年 ，鄧以自己毳老的巍巍之身，南下「巡視」，疾呼「不問姓社姓資，加快改革」， 從而在中國掀起了一陣更加瘋狂的「淘金熱」，並且因胡趙時期奠定的基礎以及遭 逢國際資金流入的歷史機遇，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奇跡般起飛。 然而，只要你踏上中國大陸，就不難發現，這裡發生的，基本上是一場空前 規模的無規則遊戲。深入考察，你會體會到，無論對官方還是民間，它的「解放」 機制，蘊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前提裡：在大街公開殺人之後，一條最難的心理「禁 忌」和防線都衝破了，那麼，還有什麼不可做的「禁區」呢？於是，姓社姓資、道 德規範、法律條文，禮儀廉恥，親情信用......通通不在話下，通通喪失了約束力 。一個空前的制度化的腐敗和倫理真空降臨中國。除了政治禁忌，其餘百無禁忌。 這種價值系統的崩潰，這種嘲笑一切，撕毀一切的痞子態度，這種毫無敬畏 感、毫無神聖性的社會，也許會使中國幾代人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 出路何在？ 我想，能夠拯救這個民族、並在中國重建某種人類基本道德(禁忌)系統的， 也許正是在於衝破當前中國的最大禁忌、衝破百無禁忌時代的唯一禁忌：六四事件 。 人們注意到，正當鄧的喪鐘響過，一紙為六四事件道歉的「鄧小平遺囑」流 傳海內外。天安門的幽靈再次降臨中國。 或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六四情結在纏繞著鄧彌留前的心靈，使 之不能寧靜瞑目，必欲完成妥當而後安。 或許，是鄧的家人預留後路，為鄧開脫，為己消災。 或許，是中共內部開明派或體制外的異議人士為打破僵局，為下一步中國的 革新規劃一個動力源。 ............ 無論是真是假，無論動機何在，但有一點卻是千真萬確的：它表明，六四是 中國人繞不過去的一個巨大創痛。我們無法不面對它。它是近代中國史留給我們的 巨大的十字架。如果處理得當，它將成為中國政治革新和重建價值系統的資源。 簡言之，六四將為這個民族輸入某種宗教感，輸入一種神聖性的資源。 當將來六四真相被昭告於天下後，殉難者的血，將洗滌淨化國人的靈魂。 殉難者的魂魄，將化成永恆的十字架，高懸在中國大地上空，藉以昭告國人 ：天地之間，是存在神聖之物的，有些東西，是值得人們永遠敬畏的。 在正義的基地上，才談得上真正的全國和解。 而宗教式寬恕，寬容，則是這個民族最後的救贖。 七、 鄧的遺產及中共走向 鄧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何面對鄧小平的遺產？這是關係中國下一步走向的關 鍵。 粗略地說，倘以鄧氏的基本遺產為坐標，中共的政治選擇不外如下三種： 第一，不折不扣地實行鄧小平的「經濟放鬆，政治收緊」的總方針，迴避意 識形態的爭論； 第二，從鄧時代路線有限度地向毛時代回擺，重新提出姓「資」或「社」的 爭議，重新提出反「和平演變」的口號，逐步偏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時代 的黨內共識； 第三，繼續把鄧氏的「改革、開放」政策擴展和深化到政治領域，以平反六 四事件為契機，啟動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曾經曇花一現的構想----政治體制改革， 全面深入的融入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從而最終公開放棄馬列毛的意識形態。 對第一種選擇，北京高層在口頭上近期將一致認同，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 除了無人具備鄧的權威和技巧來平衡政治和經濟取向的不對稱並壓制黨內爭論外， 更重要的是，作為欽定接班人的江，出於其本身利益的考量，必有強烈的政治動機 去顯示他與鄧的區別，以彰顯「江時代」的來臨，而並非「鄧時代」的繼續。 第二種選擇，對繼位者具有短期誘惑力。實際上江已經在放出類似的試探性 汽球，以觀察反應，確定行止。這除了前述的確立自己時代標籤的原因外，也和共 產政權權力轉移時期的「左轉」機制有關。該「機制」似為普遍規律。原因是，在 此種時期，因為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權威為黨的利益作現實的決策，各可能的接 班人為防政治對手抓住把柄，都紛紛表態忠於意識形態原則，這是微妙時期的防身 求穩之道。因此，它導致短期內出現「左轉」現象。但這並不預示著某人站穩腳跟 後的長期政策取向。 第三種選擇，在近幾個月內不太可能出現，主要原因是六四事件陰影的巨大 份量。眾所周知，當今的主要接班人是該事件的政治受益者。但鑒於鄧氏曾經說過 的「大氣候」，在在鄧去世後的國際和國內的歷史性壓力下，筆者估計在中共十五 大前，這種可能性將浮現出端倪，而它在兩三年內；將逐漸成「氣候」。 要言之，隨著鄧時代的完全降下帷幕，在短期內，中國在外觀上會一切照舊 ，然而實際上已進入一段不確定的時期。不過，基於中國社會近二十年來發展的脈 絡，基於領導階層的代際差異，基於中國的總體國際環境的氛圍，對中國十多年後 的中長期的前景，筆者秉持某種謹慎的樂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