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後記 宋永毅 一九三六年的春寒陡峭之中，當魯迅為被殺害青年詩人殷夫的詩集《孩兒塔 》作序時，寫下了這樣一段刻骨名心的文字：「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受存 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白莽作《 孩兒塔》序})。歲月如流水早已漂白了當年的血跡，但當我在編纂這本《文化大革 命和它的異端思潮》時，卻刻刻反芻著當年那種由激情與痛楚釀成的躁動不安的心 境。這種共鳴自然發端於相似的史實；在這本文革中異端思潮的集子裡，也有著我 相識或不相識的亡友的遺文，他們與當年的殷夫同樣年輕、狂熱、虔誠、富於獻身 精神。只不過事過境遷，物換星移，在魯迅作這一序時，青年殷夫們所信仰，所引 進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曾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異端思潮。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三 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經由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演變成了一種絕對正統的意識 形態。而這本集子裡的所有文字，卻恰恰是顛覆與反叛這種共產主義正統的另一種 異端。或許，如同歷史上任何一種倪端初露的異端思潮那樣，迎接先驅者的決不是 鮮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彈……如果廣泛而言之地論及這本集子裡的文字所代表 的一代人的覺醒，反窺這些今天看來已十分淺顯的真理，而這一代人卻傾注了他們 的全部執著與希望，並在歷史祭壇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頭輕」(遇羅克)的代價， 更令人覺得「寢食不安」地要把這些文字「流布」出來。 這本集子的雛形，成於年湮代遠的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時值紅衛兵運動 被它的發動者趕下歷史舞台，流放到廣闊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插隊落戶)之際。當時 ，上海市最著名的重點中學——上海中學的一批已有反叛思想的造反紅衛兵決定編 輯一本名叫《思潮集》的油印文集，作為贈送給所有上山下鄉戰友們的禮物。這本 數百頁的沉甸甸的文集中，收集了當時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動思 潮」的文章：遇羅克的《出身論》，聯動的「003通告」，「省無聯」的《中國向何 處去》以及伊林·狄西《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編輯這樣一本異端思潮文 集，出自於這批年青人這樣一種共識：因「四大民主」而「解放」於文化大革命中 林林總縱的「反動思潮」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作為一種思想，並沒有被斬盡殺絕 。在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社會思想鬥爭中，必然又會以新的、更為複雜的形式表現出 來，因為它們所代表的社會矛盾並沒有變化。因此，有幸或不幸成熟於這場大革命 中的我們，必須從今天起，就學習與研究這些異端思潮。三十年後重新審視當年對 「思潮鬥爭」的預測，仍微微驚歎於當時只有十六七歲的我們對中國社會竟已有了 並不幼稚的洞悉。例如，今天的人們仍相當普遍地把人民群眾與「太子黨」矛盾比 作《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而興盛於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 更是直接以李一哲們倡導「民主與法制」為其進軍大纛縣的。當年參加《思潮集》 編印工作的夥伴們除我外還先後有曾小逸、陳兼、郭秀君、張昭卿、戚顯炯、聞震 威、高哲民、許子明等，其中許子明因「四人幫」的迫害，已在一九七零年的「一 打三反」運動中祭上了他僅二十三歲的生命…… 如同我在這本書「總論」中第三部分《反論：異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 》裡所闡釋的，一九六八年後的中國青年運動的走向已由狂熱的革命造反轉換成冷 靜的「地下讀書」和自覺半自覺的「社會調查」。而一九六九年後中共中央所發動 的「清理階級隊伍」(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打三反」(一九七零)，「清查五 ·一六」(一九七一)等鎮壓民眾的運動，正是把這一代覺醒中的青年人作為「異端 」和他們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的。上述編印《思潮集》的夥伴們，都曾經受到過程 度不同的迫害。《思潮集》的編印還曾經被上海中學工宣隊專案小組作為一個疑案 來進行清查。我個人的命運可能更不幸一點：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我 因組織「地下讀書會」而被審查；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又作為「 反革命」身陷囹圄近四年；直到「四人幫」粉碎後的一九七八年才作為「純屬反『 四人幫』平反」。或許也可以這樣說，正因為我自己當年也曾是文革中成熟的異端 思潮的一份子，更感到時時「捏著一團火」，要把這本異端思潮文集編纂出來。 幸運的是，儘管文革後期政治迫害中的多次抄家和中共中央文革非官方材料 強令收繳，這本《思潮集》被我的一個朋友盡心保存下來。一九八九年我赴美留學 時毅然把它藏匿於箱莢之中，帶到了大洋彼岸。自然，我當時就懷著一個在將來的 某一天以此為基點編纂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文集的「美國夢」。經歷了六 年的異域學海浮沉，我有幸在去年任職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圖書館和東亞研究中 心，重新開始我的研究生涯。懷著一種跡近於神聖的使命感，我開始了編輯這本《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的文稿。 儘管三十年前的《思潮集》中的數十篇異端思潮的文章已為本書提供了一個 極好的藍本，但要顧及文化大革命中全國的異端思潮，其代表性與典型性還是不太 夠的。例如，武漢「北、決、揚」這樣的「新思潮」代表流派，《思潮集》僅收有 一篇《北斗星學會宣言》。為此，我只能向海內外的文革研究者廣泛求援，並得到 了他們熱誠的幫助。美國耶魯大學王紹光教授首先捐贈給我他全部關於「北決揚」 的個人收藏。明尼蘇達州立學院的丁抒教授，柏克萊加大張國良先生，澳洲莫納大 學楊小凱(曦光)教授，國內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北京大學印紅標教授，社科院哲 學所徐友魚教授等都無私地捐獻出他們的個人文革收藏，才使出版這本較為完整的 異端思潮集的夢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可能。揚曦光、王紹光兩兄——一個作為當年 「新思潮」的傑出代表者，另一個作為今日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欣然為本書作了 熱情洋溢的序，更為這項源起於一個十分冷酷年代的工程抹上一絲情與理的暖色。 照理，到本書公開出版為止，一個淵源於少年時代的「異端夢」應當告一段 落了。我卻仍然無法寫下一個嘎然而止，餘韻幽遠的尾聲。我驀然間看到了自己已 秋的霜鬢；當年親歷文革的十六七歲少年，今天已過了不惑之年——三十年的歲月 足以稀釋最強健的記憶。一瞬間，我又聯想到三十年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論」和 至今在中國大陸作為學術禁區的「文革研究」；那些「不准查閱」的任何一個圖書 館的文革材料和永遠鎖在各級檔案館沉重的保險櫃裡的「中央機密」。我在突然中 洞悉了當權者們「徹底否定文革」的底蘊：他們要人民遺忘，在歌舞昇平中遺忘他 們在血與火中已獲得的歷史啟悟與真知。一絲透底的悲涼襲上我的心頭：我們這一 代人，我們這個民族是否能抗拒這種難以抗拒的遺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