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如此強硬 傅春雨 一、中共的強硬反映了中共和民主力量間的實力消長 在世界共產專制窮途末路的今天，中共政權頗顯「穩固」。保守勢力喜形於色， 在內政外交各方面展開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態勢。人們絕不能簡單地將這一切看作「 權力過渡」現象，尤其不能低估了這個政權嫻熟高明的統治手腕和可觀的政治資產 積累。 只要我們對中國的政治現實稍加關注，就不難發現兩個現象：一方面，中共統治 集團越來越強悍蠻橫；另一方面，民間輿論卻越來越容忍中共和它的各種倒行逆施 。 中共的強悍，表現有三方面：一是更加肆無忌憚地迫害鎮壓異議人士；二是大幅 收緊意識形態，對文化、輿論的鉗制進一步落實深化；三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 關係的改善，中共維持專制統治的自信心和實力明顯增強。特別是通過近年來充實 發展特務和武警，中共高層對軍、警、特的效能和忠誠程度信心大增。總之，對抗 民主潮流，中共不僅有決心，而且也自信有了周全準備，自我感覺趨於良好。 反觀民間對中共的妥協退讓，至少也有三方面的表現。其一是有相當數量的民眾 認同中共的理論宣傳，有不少知識分子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意無意地附合官方的強 勢輿論。其二，由於複雜的原因，民眾繼續對政治疏離、冷漠。政治熱情的低落疊 加上政治是非的含混不清，使得中共對政治的壟斷更少受到挑戰、質疑，甚至更少 受到注意。其三，民主力量在理論、輿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尚十分有限， 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實際存在和巨大作用似有忽略。中國民間思潮和輿論的取向仍然 強烈地受官方擺佈操控－－儘管這種操控在某些方面變換了形式。換言之，中國的 民主力量尚「不成氣候」，對中共的倒行逆施和社會的趨轉保守未能形成有效的阻 遏。 由於上述中共和民間兩方面的動向，當前中國的政治氣候進入了「六、四」以來 的「三九」天。中共在政治上轉守為攻，即從「六·四」剛過時宣稱「意識形態的 問題不爭論」，到目前的強調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尤其近半年來，在思想文化領 域掀起了「回潮」現象。大講所謂的「愛國主義」，大樹這樣那樣的典型，種種的 宣稱造勢，實際上相當成功地重申了中共在意識形態的權威，與之相配合，當局對 任何民主的萌芽務求斬盡殺絕，無所顧忌，國內民主鬥士的鬥爭空間被大大壓縮， 處境極為艱難。民眾對民主疑慮重重，對政治迴避三分。各種反民主的論調廣為流 行。中共所感受到的壓力大為緩解，而強化鎮壓以延續專制的思路卻大受鼓勵。我 認為，上述兩個現象實際地反映了近年來中共和民主力量間實力的消長，其原因值 得分析。 二、中共地位的「穩固」得益於其對意識形態的成功調整 有人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灌輸已經完全失敗。對此，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迄今為止，中共的意識形態仍十分有效。 鎮壓、輿論控制、意識形態歷來就是中共統治的三大法寶。三者雖互為依存，但 意識形態是更為基礎的。前兩者為意識形態的構築提供保障，而意識形態卻合理化 前兩者及中共統治本身。中共四十餘年的統治徹底暴露了其意識形態的荒謬性和欺 騙性。由此而來的「意識形態危機」即是專制的危機。該危機使中共至為頑強地修 補和調整其意識形態，必要時不惜以鎮壓為保障。一定意義上講，中共讓人吃驚的 生存能力即來自於其對意識形態不引人注目的修補和轉換能力。「六·四」事件及 其後的政治演變正突出地表明了中共的這種能力。 然而，較之歷次「鎮壓－輿論 轟炸－政治強化」的模式，「六·四」鎮壓以來中共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採用 了「鎮壓－輿論轉移－政治淡化」的模式。這正是中共的高明之處。「六·四」甫 過，鄧小平即嚴令「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許討論」，強調「深韜養晦」。稍後，他得 意地聲稱這是他的一個發明。的確，這一「發明」的精妙之處在於：看似「淡化」 ，實則維護了舊意識形態在相當大多數民眾中既有的地位與影響力。「不許討論」 ，就是既不放棄，也不許你責難，實際上將其置於受保護的地位。試想吧，當殺了 千百萬人頭構築起來的意識形態最終顯現出荒謬和反動性時，卻不許揭露，不許觸 動。「餘熱」堪用，讓信者仍不疑，疑者無從質，何其霸道。至於輿論上以「轉移 」代替強勢宣傳，也並不意味鬆動了對輿論的壟斷控制，只是方式上有所改變，由 諜諜不休地硬要你相信煤球有多白，變為就是不許你討論煤球其實有多黑。自然， 「六·四」是大忌，「文革」、「反右」等也都是不讓講，不讓寫。以所，這次意 識形態的維護，雖然低調、隱晦，但效果不錯。 而且，中共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舊意識形態的消極維護上。所謂的「淡化」和「 不討論」在將舊意識形態置於安全地位的同時，也掩護了中共悄然無聲地尋找替代 意識形態。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最大限度地利用長期經營而尚可利用的部分價值觀 念，使之盡量與民眾樸實的是非觀、願望相混淆迭和，成功地營造了隱蔽、模糊但 相當實用的准意識形態。所謂「愛國主義」，「穩定」等就是這種新的強迫性價值 觀念的代表作，也就不足為怪。在中共的政治武庫中，「賣國」、「漢奸」、「動 亂」相應成了最常用的兵器。這一套准意識形態在現實政治力量對比中所發揮的作 用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強迫性觀念的成功推銷可由人們對「六·四」的態度轉變和 對現在瘋狂鎮壓的麻木而得到明證。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所營造的實用准意識形態與巧妙保護下來的傳統意識形態是 相互彌補的，針對不同的環境和對像有所側重。二者是內在的，有機地聯繫在一起 的。新的為舊的提供了一個軟性的保護層，舊的是新的內核和附著體。舉例而言， 「愛國主義」的當然前提是「愛社會主義祖國」。至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所搞 的社會主義是否應對我們國家的落後、對曾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負責？則不許討論 ，不能責問。或曰：人家共產黨也沒有再強調社會主義了嘛！管它搞的什麼主義， 國家富了就好。這裡重要的忽略在於：人家共產黨同樣也沒有放棄「社會主義」。 而恰恰由於我們仍然在搞這種不明不白的「社會主義」，一切有礙於共產黨專制統 治的東西都可以歸入「資本主義」，包括多黨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等等。而愚民、 人治的一套則冠之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國特色」來推銷。對知識分子和 海外強調「愛國」的一面，對黨員和「內部」強調「社會社會主義」的一面，鎮壓 也就能得到最廣泛的支持贊同，至少是「諒解」。其他，如所謂「穩定壓倒一切」 與「無產階級專政」等也都具有類似的關係。這種聯繫不僅為新的准意識形態提供 了生長延伸的基點，也為舊的傳統意識形態在合適氣候環境下擴張復興預留下極大 的空間。事實也正是這樣。隨著中共處境的好轉，「講政治」就重新抬了出來，再 度強調意識形態。這說明了前述可能性並非虛言。也暴露了中共「子系中山狼，得 志便猖狂」的特徵。 反觀民運一方，對中共舊意識形態的批判是不夠的，尤其沒能在廣大民眾中有針 對性地堅持這一批判。固然，中共高度壟斷傳媒，鉗制言論是客觀的困難所在。但 主觀上我們也應該檢討「中共意識形態已完全破產」的假設。換言之，認為大多數 民眾當然地唾棄了共產專制的意識形態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政治判斷。即使民眾遠 較政治嚴酷時代更易於流露對中共具體政策和行為（如分配不均，貪污腐化）的不 滿，但這與理性的，自覺地唾棄中共的意識形態根本是兩回事。倒如，完全是制度 性的腐敗，體制的問題，官方可以解釋為「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蝕」，「改革開放形 勢下思想改造的放鬆」云云。同時不遺餘力地再捧焦裕祿一類的「典型」。在單一 輿論的環境下，這套作法對民眾有多大的效果是不容忽視的。總之，對中共的意識 形態體系和輿論控制能力不可輕視小看。 三、泛非政治化給了中共強硬勢力一個正反饋 較長時間來，在國內和來自大陸的海外華人中，普遍存在對政治冷漠、疏離的現 象。有論者籠統地，簡單地將政治冷漠視為社會進步；認為大家都不談政治，不搞 政治，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認為政治冷漠值得提倡。這種看法大可商榷 。 從政治層面來衡量社會的進步與否，應以人民是否擁有政治自由為標準。在「政 治掛帥」年代，中共搞泛政治化，是登峰造極的。所謂泛政治化，簡單地講即是明 明與政治無關的東西也拉扯地變成政治。人民既無自主參與政治的自由，也無不參 與政治的自由，而只能以當權者給定的態度和方式「參與」政治。一般情形，伴隨 極權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權力的縮減，經歷了泛政治化的社會必然會興起一個非政治 化的過程，將屬於政治的仍歸於政治，不屬於政治的還歸於非政治。該過程實際上 是一個消除政治壟斷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迴避政治的過程。無疑的，這標誌著社會 的實質進步。必須指出，這裡的非政治化，僅相對於先前的泛政治化而言，並不主 張，也不會導致社會普遍的政治冷漠。通過非政治化，社會從被迫的政治狂熱不正 常狀態，回復到政治的常態，而不是走到躲避政治的另一個不正常狀態。 不幸地，中國社會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泛政治化後，正在走入一個躲避政治的不正 常狀態，姑且稱之為泛非政治化。這種情形的發生，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治權威雖有 衰落，但仍有足夠的實力和資源採用鐵腕維持權力。中共頑固抗拒民主潮流的死硬 態度，決定了他們憑籍實力，政治上半步不讓，非政治領域隱蔽化多於實際退讓的 策略，該策略通過中共牢控的國家機器和傳媒而得到有效貫徹。通過國家機器，嚴 厲鎮壓政治上哪怕最微小的挑戰；通過傳媒大力營造不講（但也不放棄）意識形態 ，保持社會穩定的形象。同時，這項策略得到了既得利益階層（包括知識界中的） 的自發配合。中國的泛政治化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這種泛非政治化，直接提 倡政治冷漠，鼓勵不講政治。其特徵是明明屬於政治的，也硬說不是政治。實際上 否認中國社會目前存在需待解決的政治問題。詭辯地聲稱中國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和 民眾素質的問題。泛非政治化的形成，不會對集權專制構成任何威脅，不會擠迫縮 減專制當局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反而默認、固化集權統治者的政治壟斷地位。泛非 政治化讓人們滿足於被賜予的不參與政治的「自由」，而不屑於爭取自主參與政治 的自由。由於這種不參與的「自由」是統治者策略的權宜，在自主參與和參與之間 並不存在真正的選擇，因此人民仍然沒有真正的政治自由。所以，這種不參與的「 自由」也是可逆的，隨時可被取消。由此可見，泛非政治化及與之相伴隨的普遍政 治冷漠，與其說是社會有多大進步，毋寧說是社會尚無實質進步的標誌。 泛非政治化嚴重阻礙社會進步，停滯政治變革進程，危害甚大。一方面，泛非政 治化所發散的政治冷漠，良心麻木，消彌民眾的政治訴求於無形，比直接的壓制還 有效，從而瓦解了民主力量的政治基礎，動搖了民主力量的政治意志。這就難怪不 少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在面對中國的政治現實時都產生沉重的無奈感，一些悲觀 妥協的論調也就應運而生。另一方面，泛非政治化及前述後果給了中共強硬勢力一 個正反饋，使得他們更加蠻橫，更加難以克制施展鐵腕的衝動。可以說，泛非政治 化的風行，政治冷漠「時尚」的形成，對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有極大「貢獻」，對 反民主逆流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嚴格地講，眼下大批良心犯所遭受的瘋狂迫害， 泛非政治化是潛在的幫兇。 四、中國目前政治氣候的特點是保守，而不是激進 中共的強硬作為和民間的無奈心態，助長了一股反民主的政治逆流在中國上空暗 湧。然而，嚴格地講，目前在中國並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力量公開地，直接了當地反 對和否定民主。對民主的發難通常是在批所謂「極端主義」，「激進民主」的幌子 下展開。似乎所有政治力量間的分歧僅在於以什麼方式推行民主和實行「什麼樣」 的民主，而不是在於要民主還是堅持專制。奇怪的是，就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氣 候而言，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是：民主不香，獨裁不臭；鼓吹專制遠不是過街老鼠， 宣揚民主反倒倍感無力。這表明要民主還是要專制根本不是已然已了的問題。不同 政治力量間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和宣傳如果含混不清甚或試圖故意模糊，民主力量 絕對應該揪住不放，予以明辯。聽任這一原則是非的模糊含混，就是聽任民運的道 義資源流失，被各種欣賞、留戀專制制度的政治勢力所剽掠瓜分。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注意到批「激進」的現實背景和用意。目前，不僅按照嚴 格定義的真正「激進民主」在國內、海外擁護者不多，切實實行者就更是廖廖無幾 －－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即使是按延伸的定義「激進民主」也處於低潮，在政 治思潮中未占主導地位。對影響十分有限的「激進民主」聲討批判說明了什麼呢？ 明明是妥協、反民主的論調甚囂塵上，反倒是批「激進」的聲音充耳盈腮。不禁令 人想起中國在封閉、自我孤立登峰造極的年代，也正是批所謂「崇洋媚外」，「洋 奴哲學」最熾的時候。這提醒人們：某些對「激進民主」的批判實際上是對反動倒 退的掩護，是在以攻為守。目前對中國政治進程構成危害的是保守思潮，而不是「 激進民主」。 所以，我認為民運方面，尤應警惕保守勢力圍剿「激進民主」的現實用意和影響 ，對反民主勢力反攻倒算「六·四」一些具體問題的爭論在時機、分寸、方式上似 有欠妥。在正當中共日趨強硬，社會保守氣氛漸趨濃厚的時候，一些反思觀點，甚 至這種爭論的規模本身，在客觀上呼應了「批激進」的思潮，在知識分子和廣大民 眾中傳遞了「六·四」搞糟了，民主要早了的錯誤信息。須知，尤其對國內民眾而 言，經過中共的宣傳工具和輿論控制，民運理論界的信息正面的會被中共封鎖、過 濾，作用要減小；負面的，卻會被利用放大，造成衝擊。我們必須意識到實際上存 在著兩個容易混淆的爭論：即隱化了的要民主還是要專制的爭論與應如何爭取民主 的爭論。如果不注意區分，兩者容易混淆。在目前形勢下，前者應是我們的主要關 切。 正如同國際政治中沒有均勢就沒有和平一樣，中國政治現實中，民間力量的孱弱 才是中共為所欲為的真正原因。中共新近瘋狂鎮壓民運，都不是因為國內民運人士 有多激進而激怒了中共，而是民間泠漠，民運的不振誘使了中共。中共雖然蠻橫， 但並不愚蠢，而是精於算計的。老百姓的心態中共摸得很清楚。要是民間對中共當 局的態度一如「六·四」前後，即便是敢怒不敢言，即便是不上街遊行，中共也絕 不至如此放肆無忌。所以，民運一方只有堅守自己的立場，匡謬扶正，努力發掘資 源，增加自身的實力和影響，而不是通過軟化自己的立場才能促使中共順應潮流， 進行變革。因而，作為政治反對派，民主力量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自己獨立的聲 音。不管反民主的噪音如何千變萬化，總要使自己的聲音清晰可辯。千萬不能跟腔 跑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