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 (北京) 劉曉波 「六·四」血案之後，中共政權的正統意識形態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機空前加重 ；鄧小平南巡之後，壓抑的中國大地又被新一輪對金錢的瘋狂追逐所衝破，人們在 對政治改革的前景絕望之餘，全身心地投入商海，然而，迅速漫延的腐敗吞食了人 們心中僅存的良知、正義感，貧富差距之懸殊又從切身利益被剝奪的體驗中，加深 了平民對現政權的不滿，價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機，已經使中國人成為赤裸裸的 短視的狹隘的功利主義庸人；加之申辦奧運的失敗對公眾的民族自尊的傷害和對執 政黨虛榮心的打擊，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成為官方和民間共同發洩不滿的對象 。在此種背景下，從官方到民間，中國大陸驟然掀起了鋪天蓋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 義的狂潮。其速度之快，來勢之猛，情緒之烈，持續時間之長，為一九四九年後官 方所倡導的歷次愛國主義運動之最。無怪乎國際輿論驚呼「中國威脅」已露倪端。 中共官方一方面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識形態需要，希望以愛國主義化解合法性危機 。執政者制定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動員一切媒體高倡民族自尊，回顧近 百年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所經受的恥辱，不遺餘力地舉辦以宏揚愛國主義精神 為宗旨的各類晚會、報告會、讀書會、音樂會、藝術節、畫展、祭孔儀式，電視中 每天播出一部愛國主義影片，出版社大搞愛國主義叢書工程，從天安門廣場到全國 各地的中、小學，每天舉行升國旗儀式。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李 鵬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部分，已經把熱愛祖國提升到「 五熱愛」之首，而正統的愛社會主義則淪落到「五熱愛」之末。另一方面，執政者 以民族主義周旋於國際舞台，官方利用復關受挫、申辦奧運失敗，美國的最惠國待 遇討論，知識產權談判，西方國家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西方國家指責中國人權狀 況和支持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李登輝訪美所導致的兩岸危機……在民眾中煽動反西 方和仇美情緒。面對西方社會的制裁和壓力，特別是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 中共執政者以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利益的誘惑為底牌，以國情、傳統的差異和主權不 受外來干涉為理論依據，指責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霸權主義，替踐踏人權的行為辯 解。一九九六年三月以來，中共更抓住兩岸關係的危機和香港回歸一週年倒計時的 機會，對內激發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對外高揚民族主義旗幟。然而，奉行功利主 義原則的中共高層，絕不會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國際正義的追求。它也會用金錢收買 第三世界國家，也會利用在聯合國的地位拉攏第三世界諸國，甚至投棄權票默許薩 達姆的侵略行徑。特別是對中國的宿敵日本，其態度分外曖昧，從教科書事件到日 本政壇高層參拜靖國神社至最近的釣魚台島事件，中共對日本光說不練的軟弱，對 國內民間自發的保釣運動的壓制，都證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揚民族主義的赤裸裸的 功利準則。對西方國家亦如此。中共控制的傳媒抓住一切機會醜化美國社會，而在 暗中，中共高層人士都希望有機會正式訪問美國。 在民間，申辦奧運的失敗，復關申請的屢屢受挫，知識產權談判的曲折艱難，兩 岸危機中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指責和美國的武力威懾，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自作主張 ，特別是中共傳媒對這一切的不公正的輿論引導（把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挫折全部 歸罪於西方霸權的干涉內政），都加深了中國民眾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敵視 ，於是，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各類嬪妃，太監紛紛在影視屏幕上盡 顯風流；易學、卦書、氣功奧秘、兵 法經營學、歷史人物傳記、國學叢書、諸子精 華眾書，中華文化精粹叢書遍佈大小書攤；錦繡中華園，中華民俗村、炎皇紀念館 、古代蠟像館、西遊記宮、三國演義、水滸村寨、大觀園等以傳統文化為資源的游 樂場所遍地開花；由北京示範，迅速遍及全國的飛簷式建築，把中國的城市裝點得 不倫不類，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傳統飛簷蓋頂而變成了醜陋的建築大 雜燴。漂泊海外的遊子也不失時機地加入民族主義大合唱，以「洋插隊」為題材的 小說、記實文學、隨感錄、影視作品更是獨領一時風騷，遍佈北美、歐洲、澳洲、 東洋、蘇東的炎黃子孫紛紛把自己的洋插隊經歷變成暢銷品；電視劇《北京人在紐 約》的火爆創近幾年電視劇收視率之最。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現了飄泊異鄉的艱辛 、積怨、鄉愁和自立自強的民族自尊，用淺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對比來諷剌西方 文明，宏揚中華傳統。在通俗音樂中，紅極一時的是《中華民謠》，《大中華》以 及來自民族傳統的愛情歌曲，甚至連電視台所插放的公益廣告也以突出五星紅旗、 國徽、天安門為主題。然而，一個缺乏價值支撐的民族，根本無法建立民族主義的 統一根基，功利主義的動機仍占主導地位，在這種表面的民族主義狂熱中，幾乎無 人肯放棄去西方、特別是去美國的機會，非法移居西方國家的中國人仍然有增無減 ，青年人在消費上仍然以追逐名牌為時尚，商品廣告，店舖招牌仍然想方設法沾上 點洋味，就連曾引起一時轟動效應的《第三隻眼看中國》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 方漢學家的名字來推銷自己；以贏利為目的的大眾文化也把民族主義作為促銷手段 ，最近頗為流行的《中國人可以說不》即是成功的一例。換言之，中國人追逐功利 的墮落已經到了除了比誰無恥之外，再無什麼可比的地步了。如果說，「六·四」 剛過的幾年間，大眾文化的大腕們在比誰平庸，「咱也是個俗人」成為一時的招牌 ，那麼到了一九九五年以後，無恥代替了平庸，專制主義加金錢誘惑已經徹底瓦解 了中國人作為人的僅存的善良。這種無靈魂的民族主義完全可以用利祿來收購，扔 給這類民族主義者一疊美元，他們就會像面對高官時一樣，媚態可掬，頻頻應諾， 出賣靈魂到肉體的一切，直到再無可出賣的為止。 在這種民族主義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識精英們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其 強烈程度為一九四九年以來之最。他們既不像官方提倡愛國主義那樣，出於赤裸裸 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像大眾文化的民俗熱那樣出於淺薄的金錢功利目的，而是經 過了一番精心的學術包裝和道義修飾，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學術視野，拒絕 西方的文化霸權和強勢話語的本土化姿態，批判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病的正義立場， 似乎都在顯示著中國當代學人的淵博、新潮、良知和尊嚴。北京大學的一批中年教 授高倡振興國學，回到乾隆時代，以抗拒追隨西方新潮的輕浮學風；張頤武、王一 川、王岳川等青年學人，從後現代、後殖民對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衛本土文 化的學術立場，認為中國學人應該重新標舉「中華性」，以振興衰落的民族精神， 重建中國人的靈魂支撐；鄧正來、甘陽、李陀等人強調人文學的本土化乃中國當代 學術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學歸來的經濟學博士堅信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學非中國 的經濟學家莫屬，就像當年杜維明等海外新儒家堅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 樣；被輿論界稱為經濟學「四少」之一的盛洪，堅信只有中華文化能把人類從核威 脅的災難中拯救出來，就像當年的李澤厚用「天人合一」、「樂感文化」為世界指 明路徑一樣；圍繞著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所展開的學 術討論，幾乎涉及到目前中國人文學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堅人物，《讀書》、《 東方》、《戰略與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重頭刊物幾乎每期都有關於民 族主義的文章，並且不定期地發表成組的討論民族主義的文章，前一二年關於《人 文精神》的討論，所涉及到的主題之一就是民族主義，一九九六年初，影響日隆且 被中宣部內部點名批評的《東方》和《戰略與管理》組織了圍繞著盛洪提出的「什 麼是文明」為主題的討論會，文明的抉擇這一近百年來紿終困擾著中國知識界的重 大問題再次成為熱點。還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的名角，出國歸來後大罵西方，似 乎西方人出錢請他們出國鍍金就是為了找罵。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現代派起 步而走紅文壇的先鋒作家、新潮藝術家，大都回歸黃土地和悠遠的傳統來尋找靈感 和包裝。最富有戲劇性和諷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獅」、「夏納」等國際電影節 大獎，為中國電影贏得了世界聲譽，專以黃土地為素材拍電影的張藝謀、陳凱歌， 在堅信民族主義的學人中，成了專向洋人獻媚的「後殖民化電影」的典型，批判他 們專以展示中華民族的愚昧和醜陋來博得洋人的歡心的洋奴心態。而這一切民族主 義的學術化討論，其鋒芒所向直指西方中心論和白種人優越論以及西方的文化殖民 的霸權，直指八十年代中後期文化熱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虛無主義，由此確定文明 基本構架的抉擇中的民族主義立場。 然而，知識界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人文學本土化的學術定位，還是立足於中國傳 統的現代化的模式的選擇，無論是把西方文明作為崇尚物質和武力的惡的文明加以 痛斥，還是以崇尚精神和和平的善的中華文明來拯救世界的幻想，無論是抗拒西方 文化霸權的民族自尊，還是重新確立中國人的價值信仰的努力，無論是後現代主義 的解構方法，還是絕對相對主義的價值立論，無論是經濟學的新穎角度，還是生造 術語，從西方移植問題和概念的譁眾取寵，這一切表現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中都不重 要，而重要的則是骨子裡的自卑、焦慮、失落、排外、無所適從和對現存的專制秩 序的認同。如果說，《中國人可以說不》是一種淺薄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歇斯底 裡式的發洩，那麼，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則是經過學術修飾和道義偽裝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把中國文明在近現代的失敗和落伍完全歸罪於西方列 強的入侵和壓迫，而拒絕檢討自身文化的弊端和反抗現存的專制主義秩序；把西方 人對自身傳統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為中國人維護自身傳統和本民族利益的方 便口實，本來西方人的現代相對主義是針對西方中心論所作的自我檢討，是針對西 方的殖民主義擴張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針對西方傳統中形而上學的一元決定論所 作的學術突破；本來，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是對在文藝復興的啟蒙傳統的統攝下的種 種現代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消解，是在解構自身的傳統。這一切，都是為了以更 開闊的視野和更平等的心態來面對其他文明與全球的未來，是為整個人類尋找相互 融合的共同點的帶有悲愴情調的努力。而中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們卻把這種嚴肅 的自省和人類情懷理解為西方的沒落和中國的復興，完全無視自身傳統的弱點和當 前專制主義的嚴酷，放棄對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對既定秩序的抗爭，一味沉緬於「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幼稚幻想之中，使發源於西方的現代相對主義和後 現代主義的激進批判變成了保守的中國的民族主義。這種只對外批判而不對內反省 ，只虛構光明未來而迴避當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種阿Ｑ式的家奴的自尊。我不 相信，一個在家裡每天對主子搖尾乞憐的奴隸，一跨出家門便會有人的尊嚴。我更 不相信，一個每天都能目睹到一黨專制殘酷踐踏人的權利和尊嚴的學者，對身邊的 非人狀態熟視無睹或因恐懼而不敢公開主持正義的知識分子，能夠真心地關懷整個 人類的未來，能夠具有誠實而正直的良知。特別是在經歷過「六·四」泣血悲劇的 短短幾年後，中國知識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體大逃亡，大退卻，大沉默的氛圍中， 能夠有幾個人憑良知為死難者伸冤，為維持中國人最起碼的生命權而抗爭？千萬別 再對大洋彼岸和遙遠的文明擺出一付大義凜然的姿態，因為在中國知識界的身後， 不要說作為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崩潰了，就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人的道德底線也崩 潰了。誠實、良知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是太高貴太奢侈的品質，我們根本不配！ 如果我們還想關懷人以及中國的前途和人類的未來的話，我們只有重新回到作為一 個人的道德底線上站穩後再說。 其二，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以從西方般來的術 語、方法、理化論體系來包裝蒼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幾年 的人文類刊物，內中充斥著故作高深、雲裡霧裡、不忍卒讀的洋術語、洋理論、洋 大師，有人把此概括為「洋濱涇文風」，西方的現代文化還沒有弄透徹，就為了趕 時尚而頻頻引用連在西方學界都被視為閱讀畏途的福柯、德裡達等後現代主義大師 。近幾年頗為風光的青年經濟學家盛洪，更以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的門徒自居，從西 方制度經濟學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來重新定義什麼是文明，進而定義什麼是西 方文明和什麼是中華文明，再進而便是對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對中華文明的肯定，最 後虛構出以中華文明來拯救世界的結論。當年，我曾向新儒家們請教過這樣的問題 ：中國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們作為它的捍衛者和宏揚者，怎麼就不 能從中提煉出一套方法和概念來捍衛和宏揚，而非要從洋人那裡移植呢？一種連整 理自身的文化資源的方法、概念都找不出來的文化，其優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們 捍衛和宏揚嗎？今天，我還要以此問題來請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者，用西方舶來 的主義來發現和肯定中華文化豈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嗎？盛洪曾經談自已 的讀書體會，說他當學生時從亞當·斯密那裡懂得了市場經濟的理論，後來他翻閱 先秦諸子，才恍然大悟地發現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論語》中就 已經昭然於天下。就像近百年來中國的學人經歷了無數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 樣，難怪崔之元在美國知道了「後福特主義」後回國尋根，如夢初醒般地在毛澤東 主持制定的「鞍鋼憲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義」的源頭。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者 那麼自信西方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在中國的傳統中找到源頭，那又何必留學 西方呢？何必用亞當·斯密來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義」來肯定毛澤東主義呢？ 其三，中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用絕對的相對主義和以無包萬有的大而化之的定 義與比較，來混淆不同層次的文化構成因素，進而否定文明的進步、制度的優劣和 正在為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所接受的發源於西方的現代價值系統及其制度安排。他 們可以從中餐與西餐無價值優劣之分推論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私有制與公有制 之間無優劣之分，從長袍與西服之間無好壞之分推論出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之間無 好壞之分，從京劇和芭蕾、水墨畫與油畫之間無高下之分，推論出個人本位主義與 國家本位主義之間無高下之分；他們可以從古老的審美象徵和道德象徵至今魅力依 舊推論出工業文明並不比刀耕火種更進步；他們從不區分德國傳統和英美法傳統及 政體的根本差異，籠統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歸罪於整體的西方文明，他們不願 意正視歷史事實：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恰恰是極端民族主義加政治專制的 德國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為優先目標加民主政體的英、美、法諸國；他們根 本無視二戰後連綿不斷的局部戰爭大都發生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之間和專制主義 國家之間的當代歷史，無視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 憑臆想天開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戰爭的根源歸罪於引導全世界走向現代化的西方文 明，他們更無視中國古代社會從未停止過的征伐夷族和內戰，無視古代中國的帝制 在戰爭和和平時期對人的殘酷殺戮。他們從不提及二戰結束後，大多數國家都是開 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時，中國的土地上卻爆發了一場絕不次於抗日戰爭的慘烈內戰 ，被日本人砍殺過的中國人，還未及掩埋屍體、揩乾血跡、醫治創傷，就開始了更 殘酷的相互廝殺。中國人自相殘殺的血腥歷史怎麼可以用佛家傳統中的一個「仁」 字掩蓋住呢？即便是這個「仁」字本身的歷史，也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歷史。 同時，這些民族主義者對席捲全球的以工業化、市場化和民主化為標誌的現代化浪 潮意味著什麼卻不置一詞。在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已經成為國際正義的公認 準則的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們居然以這種泯滅任何普遍價值和正義標準的絕對 相對主義多元主義來宏揚中國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災難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國人 民來承擔。他們不僅模糊了中國現代化和文明抉擇上的未來方向，而且使中國人陷 於狹隘盲目的民族陷阱，失去了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共同制止惡勢力的人類所應 共同遵守的正義準則，不知道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基本的共同價值何在。換言之， 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中，民族主義用相對主義、多元主義的詭辯所取消的恰恰是我們 最需要的發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又已恰恰是我們最應該 拋棄的專制主義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對自由主義價值及其民主政治的 拒斥和對現行專制主義價值及其一黨專政的默認，才是此種民族主義的真面目。 其四，正因為有了以上的種種特徵，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和官方的愛國主義拒絕 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詞句才能如此地一致：霸權主義，一為文化霸權，一為政治霸權 。而且兩者都把這種霸權地位的取得簡單化地歸結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和對外擴張的 尚武品質——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經濟強大和軍事優勢以及稱霸世界的野心。換 言之，在他們眼中，西方人僅僅依靠金錢加大棒便征服了世界並行使其霸權。他們 又回到了洋務運動時代，以「船堅炮利」來理解西方的強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啟超 、胡適等人曾經論述過的由西方人所創造的私有化、市場經濟、個人自由和民主政 治。歷史的輪迴競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還高呼民主自由 的西化論者，轉眼之間就變成了拒絕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者，就連因「六·四」而 流亡海外的甘陽、蘇曉康、李陀等人也加入反省西化謬誤，宏揚本土化的民族主義 行列。如果說，中共官方出於維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義策略而拒絕接受西方文 明還說得過去的話，如果說，大眾文化出於發財的經濟功利主義而用民族主義來推 銷其商品還情有可緣的話，那麼，一向以超然的學術立場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為標 榜的知識精英們也拒絕西方文明、特別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就太有辱於知識分子的 良知了。其中的善意者、無私者也許是出於困惑，但是我認為這類動機純正的知識 分子極少，大多數人則是出於攀權附貴、向大眾獻媚的功利動機。因為，歷經專制 主義蹂躪的中國知識界，大都清楚其人格、獨立和尊嚴被全部剝奪，皆源於一黨專 制的殘暴和對知識、知識分子的仇恨。 「六·四」前，我作為極端的民族虛無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既暴得大名又頗 受人非議。「六·四」後，我作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為賣國主義者而痛加討伐。 今天，仍有當年被我挑戰的學術權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進主義。而對這一切， 特別是面對當前的民族主義狂潮以及喪失了做人的起碼誠實和良知的中國知識界， 我只能說：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堅定的西化論者，因為我堅信塵世間最可寶貴的是 人的自由、尊嚴和創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華自由主義恰恰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 和激發人的創造力提供了一整套價值觀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發源於此的現代 化已成為人類的共同追求。作為一個人，我渴望過一種有自由有尊嚴的創造性的真 實生活；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渴望歷經苦難的中華民族能夠順應人類主流文明，埋 葬專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新生，成為無愧於維護人的自由、尊嚴的人類成員 。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別無選擇，中華民族亦如此。□ (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稿 九月改定於北京翠微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