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告別 (西安)林牧 世紀之末吹來一陣告別之風，有人要「告別主義」。有人宣佈「意識形態已經終 結」，要告別意識形態，王蒙先生提出「不爭主義」。那是要同一切爭論告別。李 澤厚、劉再復先生寫了一本《告別革命》的書，提出一系列必須和如何告別革命的 論點。這樣看來，在近代次第出現的形形色色的主義、爭論，意識形態以至革命， 都要隨著本世紀的結束而煙消雲散了。那麼，下個世紀人類是否會進入一個無意義 、無理想、無爭端的太虛幻境呢？到了那個世界，人類是否只留下一個空洞的頭腦 、失神的眼睛和本能的性慾、飽脹的胃呢？其實那也是一種主義：虛無主義和極端 消極的保守主義。 為什麼一些很有學識很有才能的文人、學者會產生虛無主義和極端保守主義的思 想呢？是否由於他們對舊有的種種主義、爭論、革命、意識形態有濃重的失落感， 面對繼續存在和可能產生的新的主義、爭論、變革、意識形態又有強烈的憂慮和恐 懼感，耽心它們惡化、異化而成為人類的新的枷鎖。是否還由於他們認為後工業化 社會價值觀念和人生態度的多元化以及個性化不再可能形成一個人群、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普遍認同的主義、意識形態；或者認為市場經濟本身已經和將 會自發地提供日常生活中習慣的物質邏輯，而不是那些主義、意識形態之類的東西 。 下面，講講作者對這些問題的粗淺看法。 主義，並未完全失落，也並非完全有害 同過去的時代相比，二十世紀是一個調動了人類最大的創造力和生產力，積累了 最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實現了第三次產業革命和社會轉型的偉大時代；也是經歷 了最大的熱戰冷戰、外斗和內耗，犧牲了最多的人命，並使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自然 資源遭受到最大破壞的慘痛的時代。這兩種好的和壞的最大最多，都同這個時代潮 漲潮落，此消彼漲的主義、意識形態有關。因此，我們不能認為本世紀的一切主義 、意識形態都是有害的，都失敗了，失落了。在這個時代由盛而衰的主義、意識形 態、只是那些具有獨斷性、霸權性、侵略性的思想體系。例如：帝國主義、殖民主 義、資本法西斯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等等；而那些同獨斷性、霸權性、侵略性 不相容的人道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及新產生的環境保護主義、區 域合作主義，等等，並沒有衰退，而是正在興起或更加興盛。 當然，後面講到的這些主義也都不是完美無缺的，都存在著異化或惡化的可能性 。但是，人類的知識和經驗以及各種意識形態的交叉和互動、分離與彌合，越來越 能夠克服和防止各種主義、制度的缺陷和弊端、異化和惡化。舉例來說，在一九一 七年到一九五零年之間，大部分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體制紛紛異化、向壟斷 、霸權、侵略方面發展，資本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像兩個雨後春筍一樣生 長和壯大。可是，十月革命建立起來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成為一個強大陣 營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沒有在本國和自己的陣營取得預期的成果，卻在根本意 義上更新和挽救了資本主義。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存在，一面打破了資本主義——帝 國——殖民主義獨霸世界的格局；一面為資本主義世界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對立面， 迫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致力於自身的開放和改革，戰勝了法西斯、貧民窟和資本 主義世界相互傾扎相互消弱這三大宿敵，從而進入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三年的「黃 金時代」，並同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力量一起，造就了繼農業——工業革命以後的 第三次產業革命和社會轉型，而全球性的冷戰正是在這個轉型期宣告結束的。民主 社會主義也在不斷實現其自我改革和完善。自由民主主義已經處於和平競爭、輪流 執政、互相補充的地位。蘇聯體制的解體，並不能說明：一切主義、意識形態都失 敗了，失落了；也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重新獨霸世界，它只能說明：具有強烈獨 斷性、封閉性、霸權性、侵略性的主義意識形態失落了；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一 年那個極端主義的時代大體上結束了；開放的寬容的、符合人性的、能夠包容多種 價值觀的人道主義、理性主義勝利了、發展了。如果資本主義由於失去了強大對手 和批判者而妄自尊大，中止其自我改革和完善，重新滋長起獨斷性、霸權性、侵略 性；如果僅存的幾個保持蘇聯體制的國家繼續故步自封，反對人權和民主，碰到南 牆也不回頭，上述兩種主義都會走向失敗和失落。 後工業化社會將是取得共識的大主義和多元化的小主義以及無主義共存的社會 後工業化社會是否就不能產生一個人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普通認 同的主義、意識形態呢？恐怕不能這樣估計。後工業化社會將會產生兩種相反相成 的趨勢：一種是由多元化、個性化而產生的分離、解構、地域化以至家庭化、個體 化；另一種是：發展經濟，維護和平，防止戰爭特別是核戰爭，保障人權，救濟災 荒和難民，保護生態環境等行動的國際化，信息網絡的全球化，使我們居住的這個 世界變成越來越小的「地球村」，使人類越來越變得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相互補 充，誰也離不開誰。這就是說：人類即要分離又要整合，即要追求發展各自個性、 地方性、民族性的多元價值，又要接受符合整個「地球村」的和平、合作，共同發 展需求的共同價值。今後的世界將會是一個大同小異的大主義同五花八門的小主義 以及有本能需求的無主義和諧並存的世界。 那麼，能不能找到一個人群、一個地域或民族、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共同認可的 主義或意識形態呢？當然能夠。大而言之，和平與發展已經是世界各國共同認定的 主要課題了，人道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也已經 成為大多數國家共同目標和價值標準了。小而言之，在科學定律、倫理觀念、審美 標準、生活愛好等各個方面，人類本來就有許多共同之處，進入信息社會以後，世 界各國人民之間的通商、旅遊、交往、互動越來越便利和平凡了。遠離萬里的人也 可以像近在咫尺一樣互通聲氣，生產和經濟文化生活方面都在不斷興起世界性的新 潮流。顧客至上、信譽第一成為全世界的商業道德。一本《廊橋遺夢》風靡了美國 ，也風靡了世界。中國的美味佳餚，全世界都愛吃。巴黎的時裝和化妝品，全世界 都愛用。如果後工業化社會的人們只有個性沒有共性，只有分離沒有整合，那麼， 人與人之間就無法共處、無法合作；社會、民族、國家以至國際性的政治、經濟、 文化組織都將解體，整個世界會變得疑團混亂，人們的個性、地域性、民族性也就 沒有實現的條件、場所和秩序了。 還有人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本已經提供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物質邏輯，而不 需要那些主義、意識形態之類的東西。是的，市場經濟本身會產生一種日常生活中 的物質邏輯，例如：世俗化、大眾化、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等等。我們必須承認 和適應這種市場經濟提供的物質邏輯，而不必去否定它，更不能驚呼：「人心不古 ，道德淪喪」而倒退回去，恢復舊的保守封建的體制和倫理。不過，也應該看到： 後工業化社會是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這幾個缺一不可的因子構成的， 政治間互相影響，而且各自都有他們獨立的運行邏輯，並不是市場決定一切。所以 ，在物質之外還有精神，在金錢之外，還有民主和文明，在世俗化，大眾化以外還 有精英化，高尚化。就連市場經濟本身，也不完全是西方世界流行的以個人利益作 為唯一驅動力，東亞工業化國家已往成功實現了以道義和人情作為物質利益的輔助 驅動力。日本「將來世代」國際財團理事長矢崎騰彥最近提出，以東方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為支點發展』義利結合的經濟」。看來，未來的 健全的市場經濟，不會像有些西方學者想像的那樣，只有赤裸裸的物質、金錢、貪 婪和利己主義。享至於「告別革命」，由於李、劉二先生是長篇大論、成套成書。 作者也不能不說幾句。 革命，不能製造，也無法告別 李劉二先生要告別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 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他們贊成改良，不贊成革命。 革命的發生和採取什麼方式，都是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包括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 )綜合決定的，當現行制度運行良好或大體不差現有權威得利人民認可的時候，或者 制度和權威都發生動搖，人民還沒有革命的要求和力量的時候，抑或制度和權威都 瀕臨失落、人民也有革命的要求和力量。而一些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時機尚未成熟的 時候，不論誰有通天徹地之能、呼風喚雨之術，也製造不出一個革命來。 李、劉二先生說：「個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歷史上起很大作用，並不一定是必然 結果，也不是必然率可以預計到的。」這個話不錯。不過，這種在歷史上起很大作 用的個人因素，通常都是那些掌握最高權力或者能夠對最高權利施加決定性影響的 人，也就是要有「法、術、勢」中之勢。而且是最強的勢。有志於改革但卻處於無 權或權力不大的弱勢地位的人，即使學問、道德、威信如孔夫子，也只能周遊列國 到處碰壁，「惶惶如喪家之犬」。 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懂得理性優於暴力，改良優於革命。因為暴力革命代價太 高、破壞力太大而且後果往往是以暴易暴。所以，改革者的行動幾乎都是從改良主 義起步的。可是，掌握暴力工具有迷信暴力專政的統治者連改良也不允許，總是要 把改革者一步一步地逼上梁山，使他們不得不交替使用革命和改良兩種手段。「戊 戌變法」就是一次依靠皇帝來進行改良主義的運動。一些沒有認真研究歷史的人往 往把光緒皇帝及其領導的「戊戌變法」估計過高，惋惜過甚，以為假如那次變法成 功了，中國就能夠和平地實行憲政民主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其實，在「百日維新 」中，光緒皇帝頒發的一百多道上諭，其重點在於籌款、練兵、修路、開礦、辦學 ，並沒有採納康有為、梁起超、譚嗣同變更其政體的意見。即使那次變法成功了， 未來的挫折、反覆、動亂未必就比辛亥以後更少。儘管如此，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 守派卻對變法者進行了暴力鎮壓，從而激起了民主革命派和一部分君主立憲派的武 裝起義。孫中山的政治活動開始時向滿清的權臣李鴻章上書言事，當然也是想走改 良主義道路。在此路不通的時候才不得不採取武裝革命手段。在辛亥革命以後，革 命派仍然想進行革命中的改良，他們解散了自己的臨時政府，推讓袁世凱作大總統 ，希望用臨時約法和議會民主政體，可是，袁世凱又用暴力殺害了宋教仁，撕毀了 臨時約法，並且進一步廢除民主政體，實行帝制，此後，經過十年軍閥混戰，孫中 山在和平改革的計劃屢遭失敗以後，才不得不建立國民黨的軍隊，用武力來統一中 國。 至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按其理論和戰略，是要用暴力奪取政權的。不過， 在他們處於弱勢的時侯，也進行過改良主義的努力。例如，在廣州同孫中山的合作 ，在武漢同汪精衛的合作，在抗日戰爭初期同蔣介石的合作，在抗戰勝利後進行過 建立各黨各派聯合政府的努力，等等。至於這些合作破裂的原因，那是歷史學家研 究的課題。長期身居海外的著名政治家鄒讜教授認為：中國革命比法國個革命理性 得多。……是否與儒家的實用理性的傳統有關？恐怕是持之有故的，問題在於：中 共掌握全國政權以後，政治日益一元化，經濟日益一元化，思想文化日益獨斷化， 理性的成份越來越少，非理性的成份越來越多，才造成了「反右派」「大躍進」「 反右傾」「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殺、大整肅」等慘痛的人間悲劇。 李、劉二先生還抨擊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他們說：那些「革命到底」 的學生們，「誰的革命口號越響亮，誰越左，就越容易煽動群眾。」其實，八九民 運並不是李、劉二先生所反對的那種「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 權威的激烈行動。」第一，當時參加運動的學生、工人、市民、知識分子手無寸鐵 ，除了遊行請願，提出經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公開肯定的群眾運動是「愛 國行動」。這算是什麼暴力革命？第二，當時民眾提出的要求，僅僅是要民主，反 腐敗，承認民眾的行動是愛國行動，承認民運的群眾組織合法，如此而已。民眾並 沒有提出推翻現有制度和政府的訴求，個別人也有過激言論，但那不是集體請願的 意見。連類似「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摟，痛打章宗祥和日本人的行動都沒有發生 過。一個規模空前巨大、持續五十天的自發運動能夠做到那樣有理性、有秩序，這 是太平天國、義和團和「文化大革命」根本無法比擬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這 說明：中國青年和廣大民眾的民主意識和理性精神空前提高了。一度支持過那個運 動的李。劉兩位先生怎麼能翻雲覆雨、顛倒黑白地橫加指責呢？ 李、劉兩先生還分析了近代中國一再發生在他們看來是過急過左的革命的原因。 他們說：「進化論觀念造成二十世紀中國的心理緊張……自我恐慌，急得要命，完 全喪失了一個民族的從容。」他們又說：「上個世紀的下半葉，我國老打敗仗…… 受了污辱，就會急著要洗去恥辱，急著要翻身。」「一急就想革命。」 李、劉二先生講到的這兩點原因符合事實，但卻很不完全。例如，對於帝國主義 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蘇聯實行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理論和實踐的影 響，等等，他們大約是疏忽了或者故意不講。我國老打敗仗，受了污辱，並不是中 國人自找的，而是帝國主義老是打中國人，污辱中國人，而當時的舊政府、舊體制 又不願抵抗也無力抵抗。中國人要洗去恥辱，要急著翻身，要急著革命，那是中國 人的天職，中國人的良心，中國人的人格和國格，有什麼不對？有什麼該受指責的 地方？至於「進化論」確實用它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學說，喚起了中國人發憤圖 強的民族精神。不過「進化論」鼓吹的是漸進變革的思想，它是康、梁變法的理論 武器。而暴力革命並不是「進化論 」的思想，它另有理論來源，來自十月革命。李 、劉二先生又何必張冠李戴呢？令人特別駭異的是，李、劉二先生竟然埋怨中國人 「自我恐慌，急得要命，完全失去了一個民族的從容」。從甲午戰敗到抗日勝利的 六十年中，中國人民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現實而緊迫的危險。正像《義勇軍進行曲》 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 起來!」當時的中國人絕不是「自我恐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統治者 和相當多的老百姓都是忍辱退讓、麻木不仁。所以魯迅先生要「哀其不幸，怨其不 爭」。孫中山先生要付出畢生的精力和時間去「喚起民眾」。李、劉二先生難道不 是中國人，難道本人和自己的先輩的先輩沒有受過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幫兇的欺 壓和污辱，怎麼能夠像過去那些欺負中國的洋鬼子一樣攻擊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 民族的從容」。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怎麼還能從容忍 讓呢？難道要中國人從容地作亡國奴，從容地伸起脖子去挨刀、挨炮，從容地看著 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去接受奸、掠、燒、殺，從容地聽任五千年燦爛文明被人 毀滅嗎？! 李、劉二先生維護「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也是「厚今薄古」的。對活著的政要竭 力捧場，面對已經去世的毛澤東主席頗有微詞，並且並不公允。例如，講到毛澤東 發動「不斷革命」的依據，李、劉二先生說「所以毛澤東說『氣可鼓而不可洩』， 這也是不斷革命的依據」。「一會兒是十年超英，一會是十五年趕美。我們總是把 賭注壓在革命上。」「迷信文化批判到了極端，就發動文化大革命。」 「氣可鼓而不可洩」是「鼓足幹勁」的註腳。從字面上看並沒有錯。就其針對性 來說，是毛澤東對周恩來、劉少奇等人在生產建設上「反冒進」的批評，與「不斷 革命」沒有關係。「超英趕美」是毛澤東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目標。它 的失誤在於期限和方法，而那種不甘落後急起直追的進取精神，卻是無可非議的。 而且它指的是工業化，並不是「把賭注押在革命身上」。至於「文化大革命」，那 到是李、劉所指的「以群眾暴力等急據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 」不過，它的起因，並不是文化批判」，而是迷信「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至於今後的暴力革命是否可以告別？如果李、劉二先生的針對性是指向中國民間 爭取民主改革的知識分子，那就是一個假問題，是堂·吉訶德與作戰。因為中國民 間追求民主改革的知識分子幾乎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進行理性的非暴力的 改革，也就是改良。如果說他們是「持異議人士」，是政府的「反對派」，那也是 理性的、建設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破壞性的反對派。儘管如此，誰也不能作出告 別暴力革命的斷言和保證。因為中國如何改革，如何治理的主動權掌握在執政黨及 其政府手裡，而不掌握在民間那些爭取民主改革的知識分子手裡。現在，政府、特 別是政府的公安、安全部門常常用非理性的、暴力的、秘密的手段來對付民間民主 人士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公開的言行。如果政府不改變這種錯誤手段，那就會壓抑 理性的、非暴力的、公開的人權、民主活動，而激發和助長那些非理性的、非和平 的、不公開的抗議活動。這一類活動一般都不會發生在知識分子當中。一旦那些非 理性的活動擴大了、激化了、理性的、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是無力起緩衝作用的。 所以，我們只能一再表明和堅持我們理性的、非暴力的改良主義的立場，但卻無力 也無權作出永遠告別暴力革命的判斷。不僅我們，恐怕執政黨及其政府中個別權威 人士也不能。因為他們也不敢保證政府中和社會上不會出現某些喪失理性的政治狂 人啊！ 用「四步論」肢解社會，用機械論規範歷史 李、劉二先生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未來，提出了一個四步程序。他們說：「發展經 濟是第一步，第二步將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增多人民的自由，達到這一步之後， 才能響亮地提出「政治民主問題」。他又說：「所以我說的經濟發展——個人自由 ——社會正義——政治民主，既是大致的四個邏輯程序，也是大體的四個時間順序 。」他還說：「政治民主是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的結果。像民選總統， 反對黨(多黨)制度等政治民主的確需要，但還不是當前中國現實所急需。現在如實 行這些東西反而糟糕。」在一九九五年召開的「全球化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 ，李澤厚先生又大肆宣傳中國的官方思想——「經濟領先」，「經濟建設是當務之 急」。同時大講中國文化的「融匯力、凝聚力」。大概是想用中國的官方思想「融 匯」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的第三世界國家。 李、劉二先生的「四步發展論」的背謬，在於肢解現代化社會，製造他們所強調 的「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悖論，規範歷史，同他自己提出的「必須極大注意到偶然 性、多樣的可能性和選擇性」反對「線性的機械決定論」(見李澤厚《批判的哲學的 批判》)的觀點自相矛盾。 按照控制論的原理，一個大系統，必須依靠內部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相 互調節，才能維持某種穩定狀態。現代社會這個大系統內部，主要有市場經濟、民 主政治、多元文化這幾個子系統。如果分得更細一些，民主政治內部又包括個人自 由、社會正義、法治這些內容。這些子系統必須相互作用，相互調節，才能使現代 化社會這個大系統成為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結構。這就好比一張桌子的幾條腿，長 短、粗細必須一樣，才能把桌子擺穩。如果幾條腿七長八短，或者只有一條兩條腿 ，桌子必然不穩。當然，經濟、政治、文化可以有先有後；但是，任何一種因素都 不能過分超前和過分滯後，而是一個接一個地次地發展。自「戊戌變法」以來，直 到中共領導的革命，都是以政治改革領先。標誌著中國歷史新的轉折的中共十一屆 三中全會，在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的同時，又強 調了解放思想。「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為領導人的 改變而改變，不因為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憲法和黨章規定的 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九 八零年八月十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進一步指出：「我們進 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 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 …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 條來檢驗。」 由此可見，中共最高決策者原先的決策，是要讓四化建設和民主政治、文化教育 同步進行的。後來，耽心民主化影響到一黨專政的權力，才變得諱言政治體制改革 ，片面地實行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也可以說是一種跛腳的改革開放。 單純的經濟發展能不能像李、劉二先生想像的「增多個人自由」，以至進一步完 善社會正義呢？極少數人的個人自由確實增多了，那是貪官污吏們以權謀利到以權 謀產的自由；是一些不法的官商、奸商坑、蒙、拐、騙和大造假貨以牟取暴利的自 由；是一些新生的土豪、惡霸和法西斯分子欺壓百姓、侵犯人權的自由。至於知識 分子和工人、農民、市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十年中已經得到的有限的言論、 出版、居住、通訊和人身自由又失掉了，更談不上在那十年也沒有得到的集會、結 社等自由權利了。社會正義嗎？更談不上。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情況下，經濟越開 放越發展，社會正義受到的衝擊和破壞越大。競爭不公，分配不公，執法不公，貧 富分化太快太大；官吏腐敗，盜匪橫行，吸毒、嫖娼、賭博、迷信氾濫成災，假話 和假貨恐怕堪稱世界之最；學校教育的商業化、貴族化，基礎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停 滯，更將禍及子孫，影響到中國未來的前途。所有這些損害社會正義的污泥濁水， 恐怕都是經濟開放超前，政治改革和科學教育滯後的惡果。這種狀況如果任其惡化 ，不僅不能用民主政治和現代化的科學與教育來配合和調節經濟的改革開放，恐怕 經濟這一條腿也難以孤單深入，持續發展。就拿李、劉二先生強調的作為政府權威 和宏觀調控基礎的國有資產來說，據中國政府國有資產管理局公佈的數字，自一九 八二年到一九九四年，國有資產流失了七千億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億元。現有的 國有資產四萬六千億元，負債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五。如果除去債務，就只剩下一萬 億元了，其中還包括國有企事業職工的養老金和補償工資在內。國有企業的虧損面 和虧損額也居高不下。如果聽任自發流失和大量虧損繼續下去，國有資產還能維持 多久？最近香港名企業家、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作出了驚人的估計，他說：「作 為歷史必然的中國現代化未必能保證在我們這一代人之間實現。」他的憂慮是：「 到目前為止，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還不是市場經濟，還不是企業經濟，不 是資源經濟，根子是政企不分。許多有權的不肯轉換角色，一有權力插手，公平就 沒有了，競爭就沒有了，市場更無從談起。……資本主義社會嚴禁官員經商，而以 保護私人商業，促進民間企業發展為基本國策。……如果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土 壤上不能讓私人企業自主經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發育，不可能與 世界市場接軌。」(引自1996年4月9日《西安廣播電視報》的訪談)從霍英東先生這 一席話不難看出：中國如果不實行經濟轉型和民主、法治，不僅不能實現社會公平 ，就連市場經濟也是搞不好，搞不下去的。 李、劉二先生認為「政治當然要改革」，但要有改革的經濟基礎，才能改革好。 我們不知道他們提出的經濟基礎要達到什麼標準？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嗎？那麼 ，現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國人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是實行民主政治的物質條件嗎 ？那麼，現在的中國，從中央到基層到處都有進行討論、爭論和選舉的會場，信息 網絡和輿論工具、通訊手段也應有盡有了。李、劉二先生沒有以人民素質不高為藉 口，但是其他人講過。所以，這裡不妨順便說一說。七十多年以前，孫中山先生在 提倡民權主義，並要求國民黨在實行六年訓政以後還政於民的時候，中國的文盲約 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現在，中國的文盲大約佔百分之二十五。經過多年的正 面學習和反面磨煉，人民的民主意識和理性精神也今非昔比了。國民黨的訓政四十 七年，今年三月，台灣成功進行了全民選舉，難道大陸人民的素質不如台灣嗎？ 邊緣化還是公民化？ 李、劉二先生在《告別革命》中提出：「知識分子要從中心位置向邊緣位置移動 。」「完不成這種移動，還想當中心，想負天下興達之大任，就會在社會變化面前 感到很痛苦，充滿失落感。」他們還說：「知識分子有一點要充分意識到，就是走 進現代社會之後，就不能再當英雄，再當歷史的主角出大風頭了。」 李、劉二先生把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看得簡單化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 ，隨著時代的變遷，有時處於邊緣，有時處於中心。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沒有恆 產，也沒有地位，確實處於邊緣，他們只有兩種出路：一種是「學而優則仕」，充 當統治者的幫忙、幫閒或者幫兇；一種是從事教師、醫生、占卜、賣文、賣書畫等 為達官貴人所不齒的職業，淪入「十儒九丐」的地位。但是，在「戊戌變法」前後 ，中國出現了有獨立人格和近現代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以後，情況就大為改觀。同 盟會早期的會員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識分子，辛亥革命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 成功的秀才造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外抗強權，內鋤國賊」的政治運動，就 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運動。中共早期的黨員，知識分子居多，只是在農民成為主 力軍以後才下降到附屬地位。中國知識分子的再一次邊緣化，是那些不願意向國民 黨和共產黨兩極分化的自由知識分子。不過，這種邊緣化暴露了當時自由知識分子 的軟弱，而不是顯示了他們的高明。實際上，長期保持獨立和邊緣地位的知識分子 並不很多。例如，一九 三一年，由胡適帶頭，梁實秋、林語堂、羅隆基、王造時等 參加，開展了人權運動，反對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可是， 在國共兩黨和英美在華外交官的幾面夾攻下，很快就敗下陣來。一九三二年五月， 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這個《獨立評論》其實並不獨立。在由胡適修改定 稿的編輯方針中指出「短時期的專制反可成為達到民主政治的途徑。目前在中國提 倡『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請看這種論調同 今天李澤厚、劉再復先生的言論何其相似！瞿秋白為此寫了《王道詩話》加以批評 。那幾首詩是寫得好的。例如，其中的第一首是：「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 王權。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日戰爭前夕， 胡適一再主張對日本侵略者妥協。此後，胡適擔任駐美大使，做了有利於抗日的好 事，沒有正式參加國民黨政府，但卻在給政府幫忙。他自己一九四七年向蔣介石辭 謝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和考試院長或行政院長時說：「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 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道 話」。 由此可見，中國過去的自由知識分子，先天缺乏鈣質，具有學者和君子的素質卻 缺乏英雄的素質，他們既害怕民眾運動，又害怕統治階級，滿足於躲在書齋裡和講 堂上充當啟蒙的牧師和民眾運動的旁觀者、評判員。實際上，他們連獨立的邊緣地 位也不能保持，在統治者又壓又拉的兩面政策之下，最終還是由邊緣走向中心或者 傾向中心。當然，胡適先生在學術上是一代宗師，他在倡導文學革命，傳播西方文 化和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方面，是有豐功偉績的。就是在政治上他也盡量保持了 相對的獨立地位。 李、劉二先生講到知識分子走進現代社會之後，就不能再當歷史的主角了。這也 有他們的道理。他們大約認為走進現代多元社會以後，意識形態的作用已經削弱了 ，知識分子再也不能「為民前鋒」和充當民眾的引路人了，只能由政治家和企業家 來當主角了。這種看法也未必正確。《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約翰·托夫勒在《權力 轉移》一文中指出：權力有三種來源，即：暴力、財富、知識。他說：「知識有一 個真正屬於革命性質的特點，那就是弱者和貧者同樣能夠取得而掌握之。……這就 使它成為對強者的一種常在的威脅……這也說明何以每一個執掌權力的人——從一 家之長到一公司的總裁到一國的首相，總是要在其統治領域竭力控制知識的數量、 質量和傳播。」 托夫勒的這些看法恐怕是對的。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弗蘭西斯·培根 關於「知識即權力」的預言，今後會逐漸變成現實，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會越 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 何況，不甘心邊緣化的知識分子，並不是都想當王者，當英雄，當主角，出大風 頭。李、劉二先生這些話說得太刻薄、太挖苦人了。我們不贊成邊緣化，也不追求 中心化，而要提倡公民化。不作順民，也不作暴民，要作公民。這就是說，要像普 通公民一樣，去爭取享受自己的公民權利，去努力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在二十年 代，丁文江先生曾經指出：「我們中國的政治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的幼稚，不 是因為政客官僚的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的專橫，——而是因為多數人沒有責 任，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丁文江先生這一段話好像也是針對今天的情況而說 的。歷史常常重演，真理不怕重複，實在中肯！ 李、劉二先生要求知識分子「向邊緣位置移動」，「出路是自己的專業」，其目 的無非是誘導知識分子放棄對社會、對民族、對人類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其實，明 末的顧炎武先生早就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在中學時經常唱聶耳的 畢業歌，其中最感人的一句就是「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那時候，我們這些十四五 歲、十六七歲的中學生，一唱起畢業歌，就要熱血沸騰，熱淚盈眶，小小的孩子就 立志以天下為己任。難道我們都是想當王者、想當英雄、想出大風頭的小野心家嗎 ？難道一個普通公民就不應當具有改造社會、改造國家和為全人類謀福利的責任心 嗎？我們這些「想負天下興亡之大任」的人，幾十年來，走過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的盤陀路，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千折百磨，至今不僅走向邊緣，還被踩在腳下。可是 ，我們並不像李、劉二先生所說的「在社會變化面前感到很痛苦，充滿了失落感。 」而是無愧無悔，充滿樂觀和自信，感到這一生沒有白活。 從李澤厚、劉再復、王蒙這幾位名流的共同點看來，他們的思想並不僅僅代表幾 個人，而是一種思潮。李、劉都是自視甚高的名家、大家。他們要求別人轉移到邊 緣地位，諷刺別人想當王者、英雄、主角。他們自己卻要獨佔中心地位，作王者之 師友，施「王佐」之抱負。請聽，他們的口氣多麼霸道、多麼刻薄、多麼盛氣凌人 ！他們不僅把活著的知識分子罵得狗血噴頭，而且以不屑的語氣說什麼「作改良家 不像作革命家，只要一腔熱血就行了。」對於數千萬革命先烈的「一腔熱血」，使 用「只要」、「就行了」這樣輕浮的語言，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告別之意，在於尊王 如果以為李、劉二先生的真意是告別暴力革命，主張和平改革，你就錯了。因為 現在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贊成暴力革命，李、劉二先生又何必提出一個假 問題，同古人、死人作戰呢？ 如果以為李、劉二先生的真意是主張知識分子都去邊緣化，你又錯了。因為李、 劉二先生所教訓的知識分子都處於邊緣，甚至還在獄中，在監控之中，而自中國大 陸實行幹部知識化、專業化以來，現在位居中心的政要大多也是知識分子；二位先 生對於政要中的知識分子，歌頌捧場猶恐不及，豈敢加以教訓？！ 如果以為李、劉二先生也贊成個人自由，社會正義和民主政治，只是覺得條件尚 未成熟，要將它們推後實行，你還是錯了。李、劉二先生在後文提出的綱領性意見 中，根本不提自由、民主、社會正義，只提「人民富裕國家繁榮」。可見他們根本 就不贊成我們這些愚昧的中國人享受那些現代的文明成果。 醉翁之意不在酒，李、劉二先生提出「告別革命」的一系列論點，其目的在於尊 王，在於加強政府現有的權威和權力。 《告別革命》最後一部份提出：「中央需要有權威、有權力，所以我重視中央以 及各級政府的權威。現在已經很弱，再弱就會對社會失控，就很危險。」 中國到底需要一個強政府還是強社會或者二者都需要，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作者以為，要保持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統一、民主和強盛 ，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又需要一個能夠充分代表民意來制約政府的更強的社會 。現有政府的權威和權力，較之毛澤東時代是弱了，較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的幾年也是弱了。但是，毛時代的政府強硬得太殘酷，太不受制約了，以致造成「 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摧毀了大量生命、財產和文明成 果的大災難。現在要恢復那樣強硬的執政黨和政府是不可能的。一是人民不會接受 ；二是現在也不可能產生當時那些在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初步工業化和良好的社會 治安，給人民以低標準的社會保險等方面建立了功勳，樹立了威信的開國元勳了。 恢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那幾年的政府權威是有可能的。但是，那時候的腐敗 現象不大嚴重。如果現在的政府恢復了一九八九年以前思想、政治領域那些較為開 放的政策，然後在那個基礎上向民主化、法治化的道路繼續前進，可以斷言，政府 的權威必然會大大提高。現在的執政黨和政府不必那樣敏感和緊張，不要認為維護 人權，爭取民主化、法治化的人都想推翻政府，另起爐灶。今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全國人民包括「持異議人士」都很歡迎。反腐倡廉， 雖然很不徹底，人民也給以相應的積極評價。如果按那個路子走下去，及時而穩定 地實行民主、法治和維護人權，就無須耽心政府權威的削弱和喪失了。李、劉二先 生還提出他們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他們說：「中國不斷調整、建設，不斷調和矛 盾而不是激化矛盾，以追求人民富裕國家繁榮為目標，這自然就會好起來。」中共 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先生的《南巡講話》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大目標， 即：「富強、民主、文明」。李、劉二先生在前文提出的歷史發展藍圖是：「經濟 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可是，他們最後提出的這個方案 卻只有「人民富裕國家繁榮」這一條目標，自由、民主、社會正義都不見了。這是 行文中的疏忽呢還是由經濟決定論變成唯經濟論了呢？「調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這個意見很好。可是，在今天的大陸，不斷激化矛盾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例 如，給魏京生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重刑；王丹、劉念春被非法關押一年仍未釋放 ；陳子明保外就醫後又重新收監；對許多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士監視、監聽、檢扣信 件，凍結海外發給的人權獎金和稿酬以至傳喚、傳訊，限制外出旅行，等等。李先 生如能運用自己同政府領導人的良好關係充當調解人，勸告他們增強理性、寬容、 和解的精神，調和矛盾，化解事端，人民包括其中的持不同意見者一定會給以積極 的回應，從而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這樣，不僅有利於人民，有利於祖國，對政府 也是有利的。李先生不做這樣的努力，只是一味地指責無權和受壓的知識分子，這 是不公允的，也是與事無補的。 為了強調加強政府權威和權力的主張，李、劉二先生竟然把近百年來專制主義的 祖師爺袁世凱請出來了。他們說：「當時一些著名知識分子之所以支持他當皇帝， 就是希望有一個絕對權威來制止分裂，以集中力量建設國家。」「但袁世凱根本無 意於建設，一心想當皇帝。」 這一段話把李先生的思想表達得最為顯豁。第一，他不僅要加強權威，而且要加 強絕對權威，也就是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威。第二，他不是要加強一個政府的集體權 威，而是要加強皇帝式的個人權威。 李、劉二先生既然提起袁世凱，我們就不妨回顧一下民國初期的情況。 對民國初期的統一和分裂，不能不加分析地抽像議論。當時存在著兩種分裂和兩 種統一。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民主革命派同以袁世凱以及袁後的北洋政府的分裂， 是必要的、進步的；軍閥內部的分裂和混戰，是錯誤的、反動的。由民主革命派來 統一北洋軍閥，是必要的、進步的；由袁世凱等北洋軍閥來統一民主革命派和南方 的革命政府，是錯誤的、反動的。 李、劉二先生肯定以袁世凱的反動權威來制止分 裂，統一和建設中國；而不提以孫中山的民主權威來制止分裂，統一和建設中國， 是非黑白何以如此顛倒？！ 袁世凱之所以遭到人民的唾棄，是由於他的專制，他的賣國，他的顛覆民國，恢 復帝制，而不是什麼「無意於建設」。不論那一種政府，為了維護它的政權，都不 能不抓建設。據陳旭麓先生主編的《近代中國的八十年》記載：從一九一二年到一 九一九年，也就是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八年，是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戰期 間歐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擴張暫時放鬆，北京政府確實也做了工作，起了作用 。 再拿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先後在北京政府執政的幾個主要領導人來說，他們 也不是鐵板一塊一樣的專制反動，而是越有權威和權力的就越反動。例如，袁世凱 、段祺瑞、吳佩孚這幾個人掌握了「硬件權威」——軍隊和有組織的黨徒，最為反 動，而只有資歷、名望等「軟件權威」的黎元洪、徐世昌就比較好些。黎元洪消極 抵制了袁世凱稱帝，下令討伐了張勳復辟，也沒有大量的殺人和貪污、賣國。「泥 菩薩」比真老虎要好。徐世昌在「五四」運動中抓過三次人，還抓過陳獨秀，都在 幾天內釋放了，直到最後沒有殺、傷一人，卻接受了民眾提出的意見；拒絕在巴黎 和約上簽字和罷免曹汝霖、陸宗與、章宗祥的職務(用批准辭職的形式)。對新文化 運動，徐世昌政府也沒有進行打擊和破壞。如果擁有最大反動權威的袁世凱在「五 四」期間執政，那就可能血洗北京城，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吳 虞等人都難免坐牢或遭到暗殺。硬件權威不如袁世凱的段祺瑞，他的專制和反動也 稍遜於袁世凱。例如：在「三一八」慘案中，段政府屠殺學生四十四人，打傷二百 餘人，是很殘酷的。然而，魯迅、朱自清、林語堂等人揭露和抗議段政府的尖銳文 章還可以公開發表；而且在國會和國內外輿論的譴責下，段政府不得不在一個月後 實行總辭職。這說明：段政府還受到了制約，他們還害怕民意和輿論，還知道羞恥 。如果是比段祺瑞更有權威的袁世凱和製造「四一二」以至「六四」大屠殺的領導 人執政，僅就對待民眾運動和言論自由的態度來看，還不如段祺瑞呢！ 民國時期的時代背景和現在不同。那時，經濟壟斷，政治極權是全世界的逆流。 進入後工業化社會以後，多元化、個性化和民主主義的歷史潮流使全能主義的政治 權威和思想權威變得不那麼必要和重要了。本來，全能主義的權威並不是客觀存在 的，而是他的信徒和黨徒們捧出來、炒出來的，現在恐怕炒不出來了。「天不生仲 尼，萬古長如夜」。對現代人來說簡直是癡人的夢囈。美國的克林頓，法國的希拉 克，英國的梅傑，俄國的葉利欽，都不像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戴高樂那些資 深望重的戰時領袖有權威。可是，他們照樣可以治理國家，人民可以選舉他們，也 可以制約他們，批評他們，還可以不選他們。他們都沒有極權時代的國家領導人那 樣的權力。在現代社會，政治領袖權威過高，權力過大並不是好事，代表民權、民 意的社會權力能夠制約政府權力，也就是孫中山先生說的政權制約治權，才是好事 。 現在的中國並不存在袁世凱、蔣介石那樣的一代梟雄，李、劉二先生準備樹立誰 的絕對權威呢？想作誰的楊度和劉師培呢？我們不得而知。即使實有其人，你們把 人家比作袁世凱，不是莫大的不敬和誣蔑嗎？你們就不怕拍馬屁拍到逆鱗上嗎？ 李澤厚、劉再復二位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作者是很尊重的，儘管也有某些不同 的看法。二位先生近來發表的政治性的言論，也是一家之言，有他們堅持或修改的 自由。作者的不同意見未必都對，僅供參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