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 (北京) 劉曉波 九十年代的大陸中國，不但執政黨在政治上日趨保守和毫無作為，而且以反對八 十年代的激進主義為標識的政治保守主義在知識界也頗為流行，它所批判的主要對 像是八十年代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全盤西化（方勵之、劉曉波及《河殤》）和一九八 九年的「六·四」運動。二者的更迭並非基於純粹的學理上的競爭，而是以「六· 四」血案之後政治「激進主義」的言論空間完全被取消為前提的。正是執政黨對八 十年代推動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和民間自由派的全面封殺為政治保守主義的興起 提供了客觀的支撐。於是，政治保守主義在「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決定論」的 官方口號下，和在沒有公開競爭的畸型學術環境中獨領風騷。 毋庸置疑，政治保守主義思潮極為龐蕪和複雜，有官方的、有大眾文化的，有學 界的有國內的，有海外的。他們或以「國情特殊論」為經驗根據，或以發源於英國 的保守主義為學理依據；就其動機而言，真誠憂國者有之，借此堅守漸進的自由主 義立場者有之，但是也不乏借此躋身於官僚集團充任高級幕僚者，或借此成為官方 認可的學界名流，執掌意識形態霸權。然而，無論其理論根據如何，也無論其主觀 動機如何，政治保守主義都在客觀上迎合官方所倡導的「穩定壓倒一切」，「發展 經濟絕對優先」的意識形態導向，而放棄了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價值 體系及其制度安排。他們寧可要無自由的強權秩序，而不要通過政治改革而逐漸建 立的自由秩序。秩序優先和自由優先的不同抉擇，是政治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 的根本分野。 「六·四」剛結束時，頗具投機本能的何新以「新保守主義」一枝獨秀。雖然何 新本人以此撈到了政協委員的資本，但是因其學術包裝的拙劣和赤裸裸的官方立場 而被知識界所唾棄，其影響也如過眼雲煙，迅即消失。鄧小平南巡之後，新一輪經 商熱潮所導致的通脹與市場秩序的混亂以及中央權威的削弱，使加強中央權力的宏 觀調控的思潮應運而生。值此之時，一批經過歐風美雨洗禮和鍍金的學人，不約而 同地走向政治保守主義，其集權傾向的學理化包裝，精巧新穎，洋味十足，既博得 了執政黨的欣賞，又征服了一批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有些人已經在學界一舉成名之 後，迅即被執政者攪為高級幕僚。 政治保守主義的要點大致如下： 一、或從中央財政銳減，調控權力下降的角度，或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主張 以強化中央集權來推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胡鞍鋼和王紹 光合著的《國情報告》。他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中政府行政干預的強化 和西方人對「東亞模式」的理論詮釋為參照系，認為外塑後髮型國家的現代化不能 走西方式的自然成長的道路，而應以強化國家的行政干預和集權來自上而下地推動 現代化，而且是單純經濟現代化。在中國的語境中就是強化中央集權，特別是財政 和計劃的集權，放棄已經實施多年且成效卓著的分權式改革模式。他們認為，即便 在中國現行的一黨專政的高度集權的體制下，中央權威仍然很弱，必須強化，而無 視一黨專政的無孔不入。李澤厚、劉再復、甘陽等人也從不同角度強調強化中央權 威的重要性，以防止由社會勢力和地方權力的坐大而引發的失控、動亂乃至國家分 裂。 眾所周知，政府權威的建立有兩種模式，一種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和授權，也就 是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權威，此種權威的強化也要經由選民的同意，絕非統治者的任 意行為。如果民主體制下的政府缺乏權威性，那只能或重塑政府的公眾認同，或下 台，讓位於其他更得民意的政黨執政。另一種權威源於統治者的以暴力為支撐的強 加民意，使被統治者在暴力的威懾下別無選擇地服從政府權威，而不是基於民眾自 願的選擇，這就是專制政治下的政府權威。此種權威的強化大都是統治者非經民眾 授權的任意行為。如果專制體制下的政府權威衰落或弱化，那只能是民眾對強權的 不順從或不完全順從的結果。政府要想強化權威性，或順應民意進行改革，重塑政 府權威的來源，或繼續強迫民意加強控制，維持短暫的、表面的強政府。所以，兩 種不同的政府權威根本沒有可比性，而胡鞍鋼等人卻硬要以西方民主政體中的政府 干預來論證中國專制政體中的強化集權的合理性，它不是混淆了最起碼的政治理論 的常識嗎？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中國，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應否強化政府權威和行 政干預，因為中國政府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為數極少的全能的無限政府之一，其權力 無孔不入，中國的經濟市場化進程正因為政府權力的不正當介入而步履維艱；而在 於怎樣通過政治改革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使其逐漸轉變為有限政府。從自由主義政 治哲學的角度講，我們寧肯要一個靠被統治者的授權和同意而建立的有限的弱政府 ，也不要一個靠刺刀和謊言維繫的無限的強政府。中國人作為個體已經被這類強政 府剝奪了所有的尊嚴與自由；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已經為認同這類強政府付出了人類 歷史上最慘重、最血腥的代價； 還是眾所周知，西方的現代化基本上是循著分權式道路發展的，即便是二戰後強 化政府干預也是在充分分權（個人，社會，國家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利有 明確的法律規定所保障）的前提下進行的。以「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模式的現代 化，顯然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了經濟騰飛，但是其基本戰略仍然是國家與社會，中 央與地方的分權。台灣從五十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公營轉民營和縣市自治，恰恰 是以執政黨放棄經濟上的中央壟斷和政治上的中央統治一切為前提的。「東亞模式 」與「西方模式」的不同只在於：西方的分權是在無 任何成熟經驗的條件下，經過 自發的長期的，試驗性的漸進累積完成的，而東亞模式只不過是把西方經由幾百年 的探索積累而形成的成熟經驗，通過政府權威的全力推進在短期內完成的。「四小 龍」的現代化在經濟發展和政體改革上基本受惠於西方模式，甚至二戰後台灣與南 韓的改革方案都是在美國的主持下制定的。我想，即便台灣和南韓的民族自尊再強 烈，也不至於完全抹殺歷史事實，把自己的騰飛歸功於專制主義和東方文化吧。而 只有頑固拒絕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的中國政府及其御用文人才會替台 灣人和南韓人重寫歷史，正像中共抹殺歷史事實，重寫抗日戰爭的歷史一樣。又是 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循著分權道路進行的，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 最大區別在於：一是把毛澤東時代無所不包的國家權力，下放一部分（僅僅是極為 可憐的一小部分）給社會公眾，使一部分人開始擺脫全面受制於國家的供給制，獲 得了相對自主的私人活動空間；二是把高度集中的中央權力下放一部分給地方，使 地方能夠局部地擺脫中央計劃的全面控制，因地制宜地發展自己的經濟。此種放權 讓利的改革，突破了中國大一統的總體國家，全能政府、無限權力的極權主義框架 ，形成了極為有限的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格局，從而激發了國家、社會 、中央、地方、團體、個人等多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導至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更重要的是，東亞模式的威權主義與大陸中國的一黨專政在集權的程度上和性質上 有著顯著的區別：東亞四小龍都是以私有制為主，都給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多種 優惠政策（如台灣對民營經濟實行稅率優惠，外匯額度優惠，代款利率優惠的三優 政策），而大陸中國至今仍然沒有在憲法上明確產權關係，對私營經濟的發展設置 重重阻礙；東亞四小龍都有一部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價值基礎的憲法，這就以國 家根本大法保證了其政體改革的未來方向，加之有限的言論開放和地方自治的政策 （香港則除了選舉權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都得到法律的保障），使其專制權力受到 了一定的限制，無法為所欲為。而大陸中國至今仍然沒有這一切。 現在，中國經濟的混亂與失序，一是由於轉型期的新舊交替，國家與社會、個人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責權利沒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確規範（如產權和地方權利都不明 確）致使短期行為氾濫，犯規行為盛行。二是由於集權體制下的行政權力在經濟領 域的濫用，使自由平等的競爭規則無法健全，或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致使權錢 交易式的腐敗，政府行為的企業化和越權行為成為社會慣例。那些握有權力者，不 僅能夠名正言順地瓜分全民資產，而且設立各種名目搜刮民間財富（一九九六年八 月，濟南市政府以建立交橋為名，強行勒令私營出租車主連續三年每年每輛車交二 千元公共交通費，這等於利用權力強行搶劫民眾資產。類似的名目多如牛毛）。在 一黨專政體制還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中國，只談強化中央集權而不談對權力的有 效監督和制約；雖強調穩定的秩序而不談政治制度的改革，其社會後果極為可怕， 一遇偶發事件，暴烈性的社會動亂將不可避免。 因此，無論是西方模式還是東亞模式，都不可能成為在目前的中國強化中央集權 的論據。恰恰相反，這兩種模式的成功都在告訴我們，中國現代化的成功，關鍵取 決於從無限的強權政府向有限的弱權政府的漸進轉變。 二、政治保守主義的另一理論是社會發展階段論。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應以經 濟發展為前提，而經濟發展的前提又是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的前提又是政府權威 的強化，因而，他們就把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置於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進而把強 化中央集權置於政治改革的首位，而把民主和自由流放到遙遠的未來。這種觀點的 主要代表是李澤厚與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 此書以反對八十年代的所謂激進主義為基調，把古今中外幾百年歷史上的革命全 部劃歸告別之列：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譚嗣同的殉難、五四運動、大躍進、文 革、「六·四」運動、蘇東驟變。換言之，作者以激進主義革命為批判對象，不加 區分地否定了從百日維新至「六·四」運動的中國人為追求自由民主所付出的犧牲 和努力，甚至把五四、六四和文革混為一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濟發展－個人自 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的漸進改良順序，其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 加上被歪曲的英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相對於盧梭式的激進自由主義，英國式的自 由主義具有保守的傾向，但是從柏克、洛克到哈耶克、波普爾，這些英國式自由主 義的捍衛者所要保守的恰恰是自由主義的精髓，而不是象李澤厚等人的保守主義那 樣，對集權政治情有獨鍾。 縱觀全書以及發表於《東方》雜誌上的李澤厚訪談錄，他提出的四步論等於一步論 ，即在目前的中國，只應該發展經濟而不做其它。似乎當代國人只能或只配要求面 包，填飽肚子，而公民的言論權，財產權，參政權等自由和尊嚴國人不配擁有，對 此種溫飽哲學，我且不論證離開了政治民主的保障，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純屬天方 夜譚，僅就中國的單項經濟改革所導致的日益尖銳的各類社會矛盾而言（高通脹、 低效率、腐敗猖厥、貧富懸殊、治安惡化、國有資源流失、國有企業停滯、價值真 空、暴烈對抗），如果沒有與經濟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是根本無法和平化解的。 而且，到一九九五年，單項經濟改革的正面能量已經釋放完畢，再無潛力可挖，經 濟改革處在負面能量強勁釋放和停滯不前的狀態（如金融體制改革、產權改革、市 場規範化、國有企業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都無甚作為），其根本癥結就在於政 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如果再不改革嚴重阻礙甚至是窒息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 中國經濟的未來肯定是災難性的。 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告別革命》特別把蘇東驟變作為其理論的經驗依據，然而他 們恰恰忽略了政治體制改革完成後的蘇東經濟，正在渡過混亂低速時期，而進入正 常發展。更重要的是，以短期的經濟代價換來的是巨大的社會整體效益，特別是公 民的各項政治權利，言論權利的獲得，社會公正系統的建立和健全，人的尊嚴的重 新恢復，以及現行民主政體對經濟的長遠發展的巨大推進作用。至於蘇聯的解體， 只不過是靠刺刀和謊言所維繫的專制國家的解體，是把本來屬於各民族的自主權還 給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這不是解體，而是國際正義的實現。短暫的麵包匱乏換 來的是長久的自由，這種物質代價的付出太值得了，因此，俄羅斯人民在今年的總 統大選中，選擇的標準仍然是自由優先，而不是麵包優先。 總之，在這種無視中國人作為人的基本價值、尊嚴、自由與權利，而把民族國家 的短期目標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的國家主義的深層，在這種人為地割裂作為社會有 機整體的經濟和政治的物質決定論的背後，是喪失了獨立的批判意識和屈從於專制 權威的依附人格，是無視人的價值，以國家振興代替人的解放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 復活，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次次地拒絕選擇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 人類主流文明的當代翻版。中國人因選擇文明基本構架上的多次失誤（從百日維新 到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而付出的代價太慘痛，再不能保守這種傳統了 。因為，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民主化朝流已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三、政治保守主義最極端的表現，是以「新馬克思主義」為學術包裝的毛澤東幽 靈的復活，其主要代表是崔之元的《以俄國為鑒看中國》，《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 義的挑戰》，《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等文章。這種新毛澤東主義與老左派的《 萬言書》一樣，仍然以毛澤東式的階級分析方法來看待目前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 並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平民代言人的名義，向中國的現代化戰略提出挑戰。如果說， 胡鞍鋼等人從財政的角度提倡強中央，還是短時期內的改革策略的選擇的話；如果 說，李澤厚等人的保守主義還是在認同政治民主的總目標的前提下強調改革方式的 漸進改良而反對激進劇變的話，那麼崔之元新毛澤東主義則把改革的最終目標和中 國的長遠發展全部化為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不僅否定了自由主義在中國改革中的 當下價值，而且否定了自由主義的最終價值。 崔之元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中的制度學派的方法為分析框架，以毛澤東的政治遺 產為思想資源，批判了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所出現過的所有發展模式：從西方的工業 革命到古典經濟學，從自發私有化到新古典主義，從康梁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東亞 模式到蘇東的私有化，甚至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都屬於被超越或被拋棄之列， 唯有經過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包裝的毛澤東遺產才是拯救中國的不二法門。於是，人 民公社變成了村民自治，大躍進變成了鄉鎮企業的先驅，文革變成了抑制權貴私有 化（自發私有化）的試驗，鞍鋼憲法變成了後福特主義的經濟民主，這些因素在新 的歷史條件下的重組會為中國提供獨一無二的現代化模式—社會主義民主。他甚至 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是類似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的專制社會，反而比驟變後的蘇 東更接近美國的平民私有化的資本主義。 崔之元所全力推薦的平民私有化或社會主義民主，主要是針對自發私有化或資本 主義民主所造成的貧富差別懸殊的社會分配不公，然而，平民私有化的實現必須以 強大的政府權威為後盾，否則的話，私有化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根本無法達成平 民私有化，即便是北歐等高福利國家也無法做到為一點，平民私有化實質上是分配 的平均主義的現代版，而只有強大的專制權力才能違反人的本性而強行推行平均主 義的分配方式。從社會正義的的角度講，崔之元的理論把所有富人的財富指責為社 會不公，不管這些財富的積累是否合法合理，只要社會上還有貧富之間的差別，就 無社會正義可言。那麼，毛澤東式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供給式的平均主義就是社會 正義了，懶漢低能者去瓜分勤勞者和高能者就是正義的，此種平均主義式的社會正 義在二十世紀為人類帶來的災難對崔之元來說並非災難，而僅僅是試驗所必須付出 的代價。那麼，大躍進所造成的饑殍盛野，文革所造成的生靈塗炭都可以一筆勾銷 了。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通過平等自由的競爭 分配社會資源（例如財富和權力）所帶來的不平等，也將隨著崔之元的新毛澤東主 義而作古。 要麼是席捲全球的自由主義錯了，要麼就是已經接近墳墓邊緣的專制主義下的絕 對平均主義錯了。我想，學理上的澄清遠不如世界史的事實更有力。西方新馬克思 主義絕不會是未來人類的選擇，它至多是一種自由主義的補充或平衡，提醒人們為 生活的弱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分配社會資源時盡可能地給最少受惠者以補 償。崔之元的新毛澤東主義更不會是未來中國人的選擇，它甚至連補充和平衡的作 用都沒有，因為目前的中國還在毛澤東的專制主義陰影的籠罩下，日益懸殊的分配 不公絕不是由於自發私有化造成的而是專制體制下特權階層對社會財富的非法掠奪 和侵吞造成的，是維持社會公正的基本系統全部失效的結果。我們離自由主義的正 義——作為公平的正義——還很遙遠，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據說， 中國的老左派們和留洋歸來的新左派們曾經共同參加了「社會主義與當代世界」研 討會。老左派對新左派的發言既欣喜又困惑，欣喜於留洋博士居然在目前的中國捍 衛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困惑於他們根本聽不懂新左派們用洋理論包裝後的新 毛澤東主義，然而，二者共同的政治利益會添平一切理論上的代溝，實現政治現實 上的利益同盟。 由此觀之，不管當代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之間在理論上有多大的差別，但是在目 前專制主義仍然強大的中國，他們都是持反對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強化中央集權的立 場，正是這種共同點既被官方欣賞又在民間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認同，而一旦此種 理論既成為執政黨的決策依據，又成為民間不滿情緒的代言者，中國就將重回毛澤 東時代。對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嚴肅地回應政治保守主義。就我本人而言， 「六·四」前我僅僅是一個不成熟的觀念上的自由主義者，「六·四」給我的最大 恩惠就是：我不僅要在觀念上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而且要以行為踐行自由主義理念 ，即便再被指責為激進主義也在所不辭。 附註：《國情報告》的作者之一王紹光的觀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一九 九六年第二期《戰略與管理》雙月刊上發表了題為《公共財政與民主政治》文章， 著重闡述了民主政體比專制政體更有利於政府汲取財政收入。□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稿 九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