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目荒唐 一紙惆悵


仲維光


  幾年內，或者說在鄧小平之後，共產黨肯定要倒台。這是九五年回國安全部找我
談話時我對他們所說的。對此，我是堅信不疑的。我不諱言這一點，也是希望能喚
起人們的注意。不要再為自己自設陷阱。
  不知為什麼，「好心」的同胞總是以為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民運人士希望中
國大亂，因此，時常憂心忡忡地對我說，「誰能代替共產黨呢?還是不要變，不要亂
，共產黨繼續領導，慢慢改變自己好！」我不可能簡單地反駁他，說服他。然而，
誰願意天下大亂呢?亂，倒霉的還不是我們這些小老百姓。然而，我略帶調侃地反問
他的問題也是誰也回答不了的。「當今之世，孰能挽救共產黨?」並且，「向使張良
、蕭何再世，諸葛復生，又能奈共產黨之後的爛攤子何?！」
  沒有人能回答我的問題。而每一次回大陸都是使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這一切的存
在。
  九六年四月，我兩年第三次走過北京機場海關關口，因為，八十歲的母親，和這
個國家一樣，由於多年沒有注意，患了骨質疏鬆，稍不留意骨折臥床，跟著作牽引
治療而來的是褥瘡和大小便失禁。而她在稍有恢復時，竟然在床上欠身時就再次骨
折。骨折就要作牽引治療或開刀重新釘牢。但是，牽引則加重褥瘡，使褥瘡日益嚴
重甚至感染導致生命危險。開刀，且不說年邁體弱難以承受麻醉，就是順利開了刀
也不可能在疏鬆的骨上重新釘牢。
  我在北京期間，幾乎天天往返於月壇的家和積水潭醫院之間，在這一穿梭忙碌中
，我不僅體會了護理風燭殘年的母親骨質疏鬆疾病所帶來的兩難，而且在家和醫院
，在連接它們的街道的兩側這個狹窄的範圍中，感受到了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和
民族，我的另一位「母親」，在過去四十多年(不是一般人說的兩千年)的歲月中，
也患了嚴重的骨質疏鬆症。我們，這「苦命」的一代不僅飽嘗她在患病過程中對我
們的變態折磨，而且要承擔在醫療護理中所面臨的兩難問題。就像今天解體後的蘇
聯各國那樣，由於貧困等各種社會政治問題而不得不變化，由於變化又不得不承受
遺留下來的各種苦難和混亂，和蘇聯相比，今天的中國可能還有一些更嚴重的問題
遺留給我們。
  踏入中國，維護極權而要發展生產和經濟帶來各種畸形變態，使你猶如到了一個
殘疾人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令人觸目驚心。我所寫、所記的不過是官方電視和媒
體上所作的極其有限的反映，不過是我個人有限經歷的點滴，但是，「察微而知著
」，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都會感到不寒而慄。我雖兩年三次，總計有半年以上的
時間在北京，內心中還是震顫不止。

一、劣質的國家

  一座座高樓取締了北京的四平八穩舒暢的平房，一個個酒巴、卡拉OK、大型遊樂
場擠走了昔日的戲院遊樂場。北京已非昔日的北京。像昨日敲鑼打鼓地迎接「最高
指示」那樣歡欣，像昔日熱血沸騰地投入超英趕美大躍進那樣振奮，「人們」依然
「興高采烈」地談論改革的成就和大好形勢，憧憬明日的「美好」。然而，在「雄
偉」和「豪華」後面是什麼呢?
  在群眾的反映下，四月二十日在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中報導了生產大型兒童游
樂機的保定北方遊樂設備廠產品質量「極差」。這個涉及兒童生命安全的生產遊樂
機的工廠「居然」沒有生產許可證而能生存，這個廠的產品「居然」沒有質量檢驗
就能投入市場，而遊樂場「居然」敢於安裝這種沒有安全帶的兒童遊樂機從兒童身
上謀取暴利，而兒童的家長「居然」敢於讓自己的子女乘坐這種遊樂機。從電視上
我們看到他們生產的遊樂機上粗製濫造的焊接工藝、銹蝕的鋼管，如果說那些生產
的人、開遊樂場的人只為了省錢和賺錢沒想到他們的子女也會去乘坐，那麼那些乘
機孩子的父母呢?電視記者說，南京玄武湖公園去年就因為遊樂機問題摔死了幾個兒
童，並且在電視等媒體上有所報導。那麼為什麼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孩子父母的
注意呢?
  如果死了一個德國人，德國的輿論就會大嘩，如果死了一個美國兒童，美國舉國
上下就會震動。在這個「古老」的大國，很多類似的「遊樂機」還在生產，還在使
用。公路坑坑窪窪永遠沒有人修理，公路上的下水道井蓋一丟數月無人理會。開車
的人永遠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然而，公路稅卻一直在收，並且只有增加。

  樓房裡的水龍頭整日滴水，電視報導說，山西和四川都有樓房建好剛剛兩三年就
成了危房，據說是因為有回扣就承包給那些不合格的建築單位，那些建築單位就買
不合格的產品。
  五月一日一早，我乘二九三次快車去濟南。這是一列全空調車，因此票價中包括
空調費，比一般車票要貴得多。乘務組是全國的先進標兵。然而，一路上悶熱異常
，卻沒有空調，並且由於是空調車，只有個別窗戶可以打開，反而不如一般列車。
我問列車員，我們化了空調錢，為什麼沒有空調，他說，以前有乘客有意見，說開
了太冷。我請求車長，現在太熱了，希望能開空調，他答應了一聲，但直到終點也
沒有打開。
  在離終點濟南大約一個小時的時候，在疾馳的「模範」列車上，列車員將清掃出
的兩大口袋的垃圾從車一端的盥洗室窗戶一桶桶倒向窗外，嘩！一桶帶有飯菜的垃
圾從車窗中被風刮了回來，弄得乘客滿身都是。在河北境內有一段路，兩邊滿是白
花花的塑料袋，列車駛過，塑料袋滿天飛舞。途中，我還不只看到一條河，流著像
醬油一樣顏色的水。這現代！這先進！……就這樣侵蝕著這古老的燕趙齊魯大地。

  這是一個變態的社會，已經見怪不怪了，人們已經習慣了。人命不那麼值錢了！
人們居然無動於衷地說，改革嘛，就要像資本主義早期那樣有混亂產生。中國人首
要的是吃飯問題，中國的人權是次要問題，中國的環境問題也是次要問題。但是，
沒有人細想過，在沒有共產黨以前，中國人，中國古老的文明文化面臨的首要問題
從來也不是吃飯問題。是西方的強權把中國改變了，西方的極權主義——共產黨，
把中國徹底改變了。

二、荒唐的社會
  
  維護一個小團體乃至幾個人的極權，怎麼可能有健全的法律呢?不僅是上行下效問
題，極權社會要維持就必須以自己的文化改變了人們的心理，極權社會要取得韋柏
所說的合法性也必須改變一般人的法律觀念。
  我在北京時，電視上報導了另一件事。實行改革後，在私人中型麵包車的衝擊下
，國營的公共汽車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為此杭州到余姚的國營的三零九路汽車不得
不也進行改革。他們購進了新的公共汽車，並且改為每五分鐘發車一趟，票價當然
比乘私人麵包車要便宜得多。這一下子方便了群眾，帶來好處。但是事情卻非這麼
簡單地完結。中巴失去了生意，不是想辦法在商業上採取其它行動競爭，而是從三
月底開始一連五天聚眾在路上堵截公共汽車，使公共汽車不能運行。當然這些行動
都不是按照有關罷工遊行法報備的。然而，更奇怪的是群眾和公共汽車公司毫無辦
法，司法部門和警察都不管。不是訴諸法治，而是開了四次沒有結果的協調會，據
說進行採訪遭到圍攻，記者要警察幫助維持秩序，而警察置之不理，居然說，你們
不要進去，不經我們批准，我們不管。這種縱容致使事態發展到毆打記者，直到四
月五日才終於解決了這一堵車事件。但是，事後得到處罰的卻只是參與毆打記者的
，而非組織堵車的人。
  堵車者面對鏡頭理直氣壯地說，堵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中巴能生存下去。
  真是所有的事情在那個社會裡都是「獨特」的。接受採訪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教
授董輔 在談論這件事時說，堵車的要遵守社會道德，政府應該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
。一個典型的法律問題居然就這樣變為政府問題，道德問題了。
  法不治政府和掌權的人，需要法的時候，要法，不需要的時候就不要了。過去毛
澤東整劉少奇和鄧小平時是這樣，現在鄧小平維持統治也是如此，社會的上層如此
，哪一個角落又不是這樣呢?
  我在電視上還看到一則報導，四川北山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多寶塔內的一尊釋迦
牟尼雕像的頭被鑿下偷走。這是一尊十分重要的國家文物，它建於一一四六年，是
少有的既刻有建塔時間，造像時間，也刻有造像人姓名的作品。該塔雕像是晚期石
窟代表作。案發後二十五天破案，盜者說，想偷回去賣二三百元錢。三月二十九日
公開審判，盜者被判死刑。這真是一件令人欲哭都無淚的荒唐案件。四十多年來我
們民族的文化和傳統就是這樣被各種荒唐事件摧毀幾盡的！

三、斷代的知識分子

  據說梁曉聲是那個社會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然而，在那個不僅上層很會壟斷
，就連每一個領域的小人物都很會經營一言堂的社會中，這一次卻出現了一篇指名
道姓地批評梁曉聲的文章。我在隨手撿起的一張電視報上看到赫然醒目的題目，「
梁曉聲為《歲月隨想》作序，讀者批評其錯誤百出不可思議」。該報轉摘了文敬志
的文章「名家作序不堪卒讀」。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梁曉聲為電視
節目主持人趙忠祥所寫的序言，稱該序言「文句不通，水平之低，令人感到不可思
議。」文敬志說，梁曉聲文章的標題是「領略趙忠祥(代序)"，與全文立意和格調相
比，更不堪一提的是它用的詞不當，故意賣弄古文而恰恰古文基礎過差，不通順的
病句隨處可見。他列舉了一些例子，如：
  「非我認為他是一個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貫地將自己定位在一個普通的名
人的社會坐標上。」他認為，這裡，「語意不明，誰會一貫地將自己如此定位呢?傻
不傻呀?」
  「在這一種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文敬志認為，這話讓人不知
所云，莫名其妙。
  「他讀書的傳統個人方式是認真地讀……」什麼叫讀書的傳統個人方式?
  「唐詩宋詞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僅豐富了他的語言表達，簡直還融解在他的思
維之中，形成他的一種思維方式了。或可曰之謂『詩詞性思維鏈』。」文敬志對此
批評說：也許是排印倒錯，否則不至於把「謂之曰」弄顛倒了。前言不搭後語。「
名句佳句」形成「思維方式」，還有什麼「詩詞性思維鏈」，真是玄而又玄，一盆
漿糊。至於，「吾今以此為原則陪吾兄『嫁』，不忒苛刻，亦何妨焉?」這口氣是沖
趙忠祥說的，不知老趙能否聽得懂，反正我們感到雲裡霧裡一樣。
  文敬志說，他原想把這篇文章請相識的一位北大教授過目、指教，後來朋友勸道
：你別太殘忍了，當心老先生看了氣出病來！專業作家，還很著名，居然寫出這種
文字，而且正規出版社居然編輯過關，真是怪事一樁。
  事實上，梁曉聲不過是這個社會培養的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並且還不能說
是最壞的典型。梁曉聲和我為同代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一切以政治為先的
社會，或者說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梁曉聲的成名不是由於他的文學、語言的才
能，而是因為講了一個故事，故事的想法和語言既完全和那個社會合拍，又略微表
示了一點不同意見。政府能容忍它，是因為它對社會沒有大害，甚至有所補益；民
眾接受它，是因為幾十年極權社會的訓練，民眾的胃口已經沒有能力消化其它的形
式和內容了。供給這個社會其它的內容，說梁曉聲、張承志以及金觀濤、李澤厚的
東西是狗屁不通，他們就會反胃。
  當然，時代留給這一代人身上的這些特點是無法迴避的。但是，可以迴避的是，
當已經打開窗戶看到外面時，應該反省自己，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不再夜郎自大
，無知而狂妄。
  梁曉聲這樣的情況出現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語言非常粗
陋，在電視劇和某些專題節目中，日常生活的粗俗語言，甚至那些最令人噁心的髒
字無阻攔地從演員和主持人的口中出來。事實上，這對於表達劇情和活躍氣氛完全
是不必要的。主持人問的問題常常是一些大而空，愚蠢無當的問題。
  我曾經在偶然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看到正在建地鐵的工人的一幅標語口號，「在天
安門立功建業！」對於已經離開那個社會幾年的我真的非常不習慣這種大而毫無意
義，甚至隱藏著壓制個人的大話了。
  我曾經在電視中聽彭麗媛演唱歌劇《黨的女兒》，在響亮的打擊樂的襯托下，她
那天才的聲音喊出空話連篇的口號，沒有任何人的血肉內容。寫出這樣作品的人靈
魂如果沒有問題才會讓人奇怪。我曾經在電視機前，看著主持人裝腔作勢的表演、
聽著他愚蠢的問話時驀地感到，在這個社會中活，人肯定要變得愚蠢，失去智慧。

  不久前，我曾經想重讀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但是，這一次我卻怎麼也
讀不下去，愛倫堡意識形態式的敘述，裝腔作勢的語言使我受不了。我深深地反省
自己，為什麼青少年時代受他那麼大的影響。
  不久前，我讀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回憶錄《人與事》，那清新的語言和思想令我驚
奇，他在共產黨社會生活了幾十年，竟然在語言和思想上沒有受到污染，帕斯捷爾
納克說，唯一的辦法就是不聽廣播、不看報紙、離群索居。
  我深深感到，共產黨社會不僅在邊界上封閉，而且媒體、知識界形成了一個強大
的排他的封閉空間，鑄成一種封閉的精神。這種無形的封閉比有形的還要厲害。誰
若不使用他的語言、他的思維，誰就會受到排斥，受到群起的攻擊。這種對於任何
異質聲音的排斥形成了最具實質性的封閉，這種封閉甚至能夠延伸到國外。知識分
子想要追求另外一種異質的語言、思想和感情就必然要忍受這種排斥甚至扼殺。對
帕斯捷爾納克來說，是躲避、抵抗；而對我們來說，則是反叛，是先把舊的自我打
死，「自殺」，脫胎換骨、眾叛親離，這樣也許才能達到置之死地而後生。
  我總是認為，最應該反省自己的是知識分子。自四九年建立的極權社會破壞知識
、文化、破壞傳統，不只是通過民眾，更主要的是通過收編和豢養的一群知識分子
，而極權社會建立自己的文化，則完全是靠一群所謂「自己」的知識分子。是知識
分子在參與協助破壞那個社會的文化，語言。誰是他們的知識分子?我們每個人都要
反省自己，我們每個人都要從思想、語言、倫理上一點一滴地反省。
  和李澤厚這一代人不同，我們這兩三代人是在被他們破壞了的文化和知識環境中
成長的。他們從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期為共產黨社會完全意識形態化所作的各種投
機工作，在我們這幾代人身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開放」了(絕非真正的開放，而
是有限的開放)，可以稍微多出一些書了，這些影響都顯示出來，時下據說已經到了
無錯不成書。成名了，要無所不談了，結果卻是捉襟見肘。思想局限，理論無知，
學識淺薄，這就是社會封閉，完全意識形態化所造成的幾代人的特點。
  不患不知，而患對自己的不知無知，說共產黨社會的知識分子是無知的，在於他
們已經失去了知覺真正知識和文化的能力。他們不但沒有像哈維爾那樣虔誠地反省
自己，卻仍然把自己裝扮成大師，個別人近年來甚至沒有脫去極權主義的文化就急
急忙忙地想穿上中國文化的外衣重造自己的光環。
  說來可笑，但是演出的確實是皇帝的新衣，說出一二三的人，說梁曉聲、李澤厚
、張承志還沒有入圍的人，卻遭到巨大的非議。其實，批評的目的無非是大家都要
回到起點，重新老老實實地補課，至少不要再故弄玄虛、誤人子弟。
  
四、蕩然無存的職業道德

  要遵守社會道德，這並不是一句隨個人需要而能隨意轉變的空話。除了法治，在
各個領域還有各個領域自己的道德規範，工人要對自己的產品負責，司機要對乘客
負責。教師對學生，知識分子對讀者和社會，政治家對國家和民眾都是要遵守一定
的職業道德規範的。但是，在那個社會中，一切倫理都是不能徹底自恰，都充滿混
亂。因為共產黨把一切倫理前都加了一個黨的一元化領導，黨領導不夠，在毛澤東
時代是毛澤東一人為大，在鄧小平時代則又是一切讓位於黨，黨又必須讓位於鄧小
平，包括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極權是造成那個社會倫理道德淪喪的最根本
原因。工人怎麼可能對自己的產品負責呢?「上」要大躍進，工人就必須把粗製濫造
的產品拿來充數。教師怎麼可能對自己的學生負責呢?「上」要聽課鬧革命，一切非
馬克思主義的都必須剷除，教師就必須諾諾。有哪個知識分子不是在唯上是聽的原
則下說話呢?然而在我這次回北京期間卻突然發現最有職業道德的一部分人——北京
的「偷爺」。
  五月中的一天，我到新街口中國書店去選書，我準備買一批書從書店一塊兒郵寄
回德國。書店裡工作的一位熟人也熱情地向我推薦各種書籍，在熱烈的交談中我給
他留地址拿筆時卻忘了重新把書包的拉鎖拉好。也就是一分鐘，轉身再看另幾本書
，我要查對書單時突然發現書包中的筆記本沒了。糟糕，一定是小偷聽到我是從德
國回來的，以為我有很多錢盯著我找到了下手機會，筆記本內雖然沒有錢，但是我
的所有的地址和電話一下子都丟了，這將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並且可能有一些人
就此失去聯繫。我沮喪之極，還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小偷摸包，後悔在公眾
場所談話不應該忘乎所以。這一天回家後只有老老實實地等朋友來電話，重新收集
電話號碼。第一位來電話的朋友，女作家潘婧就告訴我，不要太著急，本裡沒有錢
，也許小偷會送回來。因為，她丈夫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他在看電影的時候丟了一
個皮包，皮包裡裝的是電影學院導演系一些學生的作業，沒有錢，小偷於是把它仍
到一個顯眼的地方，在電影散場後就找了回來。第二位來電話的朋友居然也有這樣
的經歷，告訴我沒有錢是可能還回來的，我將信將疑，寄希望出現奇跡，到第三天
上午，我已經把這件事幾乎忘記了。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問我是不是仲維光，她是
新街口中國書店對面新華書店的售貨員。他們在書檯上撿到了一個筆記本，裡面有
我的名片。這真是一個奇跡，小偷居然從中國書店偷了，送到了對面的新華書店，
我的心情豁然愉快起來。我真的非常感謝這位「偷爺」。我想，這位「偷爺」一定
是經常往來於新街口書店的，於是，寫了幾封感謝信，放在了中國書店的各個書檯
上。我除了表示由衷的感謝外，希望他和我聯繫，當面表示感謝，我是很想和他交
個朋友的，因為，他扼守了他的職業道德，小偷的職業就是偷錢和貴重的物品，他
巧妙地偷了我，沒有錢就完璧歸趙，這說明他不僅職業「技術好」，還不超越規範
。我怎麼能不感謝他呢?
  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北京城裡最有職業道德的是小偷中的一些人。他們比政治
家，比絕大部分知識份子、教師要有職業道德。且不說作家、編輯、教師販賣出那
種卑劣的思想和倫理，但是說那些錯誤百出的作品能夠通行，那些知識分子和教師
搖唇鼓舌為自己無原則地以「知識」謀利的行為辯護，就夠說明問題了。如果缺錢
，少地位，不如索性去從商、從政、甚至去竊鉤、竊國、作娼妓，何必再加上一個
騙！作婊子還要立牌坊！
  這件事也使我想到，小偷之所以還有職業道德，因為他們不受黨的一元化領導，
他們毋須改變自己。
  極權社會是生活在謊言中的，哈維爾說，為真理而生活，如果在各個領域中都求
了真，極權社會就垮台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北京城裡如果不只是小偷有職業道德
，那麼共產黨就危機了！

五、無法掩蓋的問題

  出國之前，我幾乎不看電視電影。二十年來，我只看過很少一些電視片段和兩個
外國電影。而這次在北京，我連續看完一個拍制得十分庸俗、粗糙的三十二集電視
劇——《費家有女》。然而，我發現，即便是這樣一個粗製濫造、迎合市民心理的
電視劇，只要稍微思索就會發現許多動搖那個社會的問題。電視劇的內容是：
  三十多年前，青年老師曹北玨因為帶患病的女兒看病遲到，被自己的丈夫、當時
的校長費文軒打成右派，帶著兒子曹克難發配到北大荒。人世間最悲慘的莫過於親
人的背叛。曹北玨在難以名狀的痛苦中瘋了，喪失了記憶，整日抱著一個大鬧鐘喃
喃自語：「孩子，可不能遲到啊。」
  曹克難伴著母親長大了，他飽嘗了幼小年齡不該嘗到的苦難。文革中，為了挽救
重病中母親的生命，他帶著女友千里迢迢向父親求援，不料自私的費文軒根本不認
他們母子。在回去的路上女友又從火車上失足落下……後來，經歷苦難的曹克難終
於成了南方的一個集團的總裁。他給他的集團命名為苦難集團。他進軍北京，發誓
一定要治好母親的病，一定要報仇。故事最後的結局是，他終於找到了妹妹，治好
了母親的病，費文軒有了懺悔，但是曹克難的報復也遭到周圍人的譴責，認為那一
切是社會造成的。
  這是一個庸俗的故事。《費家有女》無論就編劇還是演員的演技都做作，裝腔作
勢的讓人起雞皮疙瘩。《費家有女》的編劇和導演不會有意反對那個社會的當權者
和制度，然而，這個故事的很多情節對民眾來說卻是熟悉的。幾十年來每天就在人
們身邊不斷重複地發生這樣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電視劇，人們只要在娛樂中稍微
思索，就能看到共產黨專制對人的迫害，看到它對一般人人性的扭曲。幾十年過去
，共產黨再也無法掩蓋這一切了，即使是在最庸俗的電視劇中，也無法迴避這些社
會問題。然而，仔細思索，人們也能看到知識分子在繼續麻木人們的良知的覺醒。
「在那個年代，人們都不得不如此！」一句輕描淡寫的話，一下子抹掉了責任和人
的尊嚴，抹掉了人格和人性，每個人都在損害別人，如果認為有理由原諒這種損害
，那麼再來一次反右，人們再這樣重複一次不也是有道理的嗎?知識分子還在玩弄美
妙的詞句：「我們應該寬容」。的確，寬容是人類的美德，寬容是極左的死敵。但
是，對極權和蔑視人性的寬容卻只是一種對受迫害的人的褻瀆，一種對不寬容的極
權的放縱和鼓勵。放縱是戰勝不了極權社會的遺產的。放縱不能恢復我們被扭曲的
人性，重新給我們尊嚴。
  《費家有女》使我們想到，即便是最庸俗的電視劇，只要不是無恥到極點的美化
和阿諛逢迎，就總會捉襟見肘，讓人有很多思索的地方。共產黨社會已經百孔千瘡
，世間已經沒有能掩蓋它的任何方法了！但是，進一步的問題在於如何提出這些問
題。如果提問題的角度依舊，不能改換自己的價值和方法，那麼就仍然會像反右後
、文化革命後那些討論那樣在原地轉圈。

  在共產黨之後誰會接這條破船，誰就不得不面臨眾多的兩難問題，就像今天解體
後的蘇聯那樣。實際上所有蘇聯今天的困境，中國明天的難堪，都是過去半個多世
紀共產黨造成的！
  這滿目荒唐，中國歷史上何曾有過?
  這滿目荒唐有何時能了?它畢竟不會像人一樣死了，就完了。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