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與中國傳統文化 吳逸夫 一．寬容和批判 去年是聯合國「國際寬容年」。在國內，有許良英等四十五名公民致全國人大《 迎接聯合國寬容年》的公開信呼籲政治寬容。這封公開信在國內遭到了嚴厲的封殺 ，這個呼籲寬容得不到寬容的事實戲劇化地突現了中國大陸的嚴重缺乏寬容精神。 在海外，華人言論界應該是相當自由的，不但兩岸政府鞭長莫及管不了你，所在 國主流言論界也因你無足輕重不屑管，或者因為語文隔閡無法管，真個是絕對自由 了。可是在海外華人輿論界中寬容精神是否很好落實了呢？不見得。華人言論界的 一個特點就是互相嚴厲聲討，而互相寬容的氣氛非常缺乏。 由此看來，缺乏寬容精神，不僅是一個政治體制的問題，也同文化傳統有關。因 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寬容精神，我們對寬容的本質就知之甚少，實踐的過程中也 往往不得要領。讓我們從海外言論界的一個具體例子談起。 海外著名批判家曹長青先生《習慣下跪的中國文人》（刊去年五月號《開放》） 一文，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面對政權、輿論所表現出的尊嚴意識 和獨立人格為坐標，嚴厲批判了中國文人習慣於向權勢、當局下跪的劣跡，毫不留 情面地點了一連串的知名知識分子的名，其中不乏廣受尊敬的人士，如巴金、謝冰 心、戴晴等等。 全球電腦雜誌《華夏文摘》第二二二期轉載了該文以後，第二二六期上有揚子浪 的《擅長討伐的中國文人》一文對曹文提倡「風骨」的「討伐」文章表示不以為然 。揚文指出，曹文雖然寫得筆鋒犀利，但是失之偏頗，有欠厚道。其實，中國文人 不光習慣下跪，更擅長討伐。幾千年來，東討西伐的中國文人早已把漢文發展成了 世界上罵人最凶的文字。「下跪」和「討伐」這兩種行為，其實在思想層次上是不 謀而合的，都是對最高權威和唯一真理的認可。曾國藩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討伐洪 楊時，是何等的氣概，但在清廷前又何止於下跪，是三跪九磕行匍匐禮，整個人都 趴在了地上。因此，中國文人如果想不再對別人下跪或是討伐別人，一定要持寬容 的態度，容忍多元的價值，要尊重個人的選擇和權利。不要再在「風骨」上面大做 文章。 這裡就提出了一個寬容和爭鳴、互相批判的關係問題。揚子浪的文章似乎是說寬 容意味著不要互相批判，那顯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如何在互相批判的同時有保持 寬容精神，確實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 二．如何寬容批判者 曹文的確有偏頗的地方，例如對戴晴的批判，恐怕有因政見不同而失之過苛的地 方。至於巴金、謝冰心等人，對作為常人的他們當然也應該寬容，但指出他們的人 格同他們所享有的聲望極不相稱這一名不附實的事實，卻也是十分必要的。像謝冰 心那樣幾十年基本不發作品而靠擁護政權享受「禮遇」，他們做人的圓滑、「識事 務」的能力是無可懷疑的了。巴金稱讚冰心所說的「多麼坦率，又那麼純真，多麼 堅定，那麼堅強！」，顯然是過譽了。但圓滑不等於就是下跪，這一點曹先生言重 了。 從總體上來說，曹文的批判還是中肯而必要的。正如文中所說：在沒有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不自尊行為從未受到應有的監督和批評。以至 「丑」被忽略漠視。長而久之，「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視為「美」了。所以對 曹長青先生這樣的批判家也應該持寬容態度。若從多元價值觀去看，批判本身也是 一元嘛，對批判者是否也應該寬容一些呢！ 不夠厚道不是個大問題，因為作為批判家，厚道並不重要第一重要的標準。曹長 青的文章如果厚道，那他就不成為曹長青了。對於批判家來說，第一重要的問題是 自己的人格一致。只要曹先生始終言行一致，嚴於自律，沒有暗中向權勢投靠、領 賞的事情發生，他的人格就是一致的。我們應該寬容這類雖然嚴厲、但是真誠的批 判家。 三．尤其要寬容失敗者 當然不是說自己有缺點就沒有權利批判別人的同樣的缺點。例如老百姓批評領導 人，並不需要自己和領導人一樣能幹、清白，因為地位不同，責任不同。這就好像 司機絕對不能喝酒，而乘客喝酒就無傷大雅。在這種情況下，批評者並不必諱言自 己也有同樣缺點，至少要有起碼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對批判家的第二個要求， 就是實事求是，包括對自己的實事求是和對對方的實事求是。其中雖然對自己的實 事求是是更基本的，但是對於落實寬容精神來說，對對手的實事求則是更為關鍵的 。 以對對方的實事求是來說，特別要強調對失敗者的實事求是，杜絕「成者王，敗 者寇」的類推法。即便對人民公敵，也要實事求是。人是複雜的，不要因為否定其 一點而推向否定這個人的一切。曾讀過一本英國歷史，其中對被英國革命推上斷頭 台的查理一世，除了指稱他是個暴君、壞國王之外，也附帶承認他是一個對子女很 慈祥的好父親。這個小地方，也可以看出英語文化今日之成掃蕩全球之勢，總還是 有它的一點道理的。 假如我們用這種態度去分析江青，她政治上作為其丈夫忠心耿耿而能幹得力的助 手，作為一個好妻子則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毛澤東背叛了中國人民，卻萬不該說 江青了背叛毛澤東，那完全是不實之詞嘛。現在中國大陸把江青貶到地獄，而把其 丈夫毛澤東捧到天堂，硬把本來的「親密戰友和師生」「革命伴侶」給活活地拆散 了，多麼不人道！又如對於同樣「委屈求全」「曲線抗爭」的汪精衛和周恩來，評 價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獄，其實兩人除了主子有夷、夏之別，其它方面並無本質區 別。所有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流芳百世者，不像所讚揚的那麼光輝，遺臭萬年者， 也不像所批判的那麼醜惡，大抵如此！大抵如此！ 四．儒家的禮讓和寬容 善待失敗者，這就是英語文化中很重要的「費爾潑萊」（fair play）精神，通俗 的翻法應該是「禮爭」精神。同禮爭相對應的，似乎是中國儒家傳統的「禮讓」。 其實兩者大不相同。 首先，Fair play 的本意是「公平競賽」或「高尚遊戲」，因此禮爭首先是一種 遊戲規則，而儒家文化是非常輕視遊戲的嚴肅的道學文化。諸位千萬不要小看這游 戲規則！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方式決定一切，其實遊戲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 社會發展，因為文化的差異，主要正是表現在消遣閒暇和遊戲的不同方式上。同謀 生相比，消遣、遊戲是屬於較高層次的人類行為。這就好比人在飢餓時的食品選擇 ，差別並不很大，而在吃飽之後對食品的選擇，才反映出了真正的品味差異。因而 黑格爾認為「遊戲表現了更高等的正經」，因為非實用性的活動比實用性的活動更 能體現人類的自由意志。 禮爭和禮讓更重要的差別是禮爭承認競爭的合理性，問題是要「爭之以其道」而 已，而禮讓是從根本上否認競爭的。可是，競爭是人類的天性，完全否認競爭的禮 讓，最終流於虛偽，結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有規則的競爭變為暗鬥、亂鬥。所以 禮讓、禮爭兩個比較起來，似乎是禮爭更為實際一些，也更積極進取一些。 現在回到我們的本題來，讓我們看看禮爭精神和寬容的關係。禮爭的一個重要內 涵就是以公平之心尊重、善待失敗者。因而我們在討論寬容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對 失敗者的寬容。 就傳統文化來說，從某種角度來說，也並非完全沒有寬容，問題 是寬容的方向有問題。正如魯迅所說，中國人總是「對已成之勢如此委屈求全，而 對未成之事又是如此求全責備」。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是寬容權勢而苛待弱者。這 就同禮爭的尊重敗者的精神完全相反了。 善待敗者的禮爭精神引伸一下，就是善 待少數，保護少數。這正是民主的要義，正如Adlai Stevenson 所說「所謂自由社 會，就是孤立者仍然安全的社會」。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因為「對已成之勢如此 委屈求全，而對未成之事又是如此求全責備」的結果，必然使大家「見勝狀則紛紛 聚集，察敗兆則四處逃散」，形成少數派無以生存的大一統局面。 五．走向寬容文化的漫長道路 　　 傳統文化根據成敗論英雄的思想方法，就其本質也就是根據一點無限擴展、上綱 的思想方法。其表現是多方面的：例如封建時代刑事上「株連九族」，毛澤東時代 政治上「株連九族」。前個時期新華社發表的《李登輝其人》一文中，習慣性地連 帶「揭發」了李登輝父親作過日本殖民者刑警的歷史，又是中國傳統株連術的再一 次翻版。《北京之春》上白夢在反駁卡瑪·欣頓的記錄片時說「 卡瑪·欣頓……， 其父韓丁曾經是歷屆中共領導高層的特殊貴賓」，恐怕也是這種株連思想方法的反 映。從當局到民運人士，都離不開這種株連思想方法，可見在中國要建立實踐寬容 是如何地艱難，因為這意味著要對傳統文化進行重大的改造。 當然，本文所談，主要是海外的問題。在國內，實踐寬容的首要障礙是那國家政 權意識形態化的「政、教合一」體制，因為這為批判者提供了向被批判者進行人身 迫害的條件。只要批判者手中沒有生、殺大權，思想意識的批判同行政懲罰、人身 迫害分離，基本的寬容才有保證。但是一旦中國大陸極權主義消亡，是否就能保證 寬容精神的充分落實呢？結論是否定的，海外華人言論界的情況就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中國建設寬容文化的道路將是十分艱難、漫長的。我們有必要在理論上對寬 容多作一些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