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代化建構中的女性 遠 矚 在女性學對男權主義的批評中，政治學以其父性的冷酷、僵硬和超越人間性情而 被當做典型的男性學科而遭到批評與挑戰。稍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從事女性學研究 ，卻插足一幫政治學者中間，參加大陸留美學者政治學會訪台團。彷彿是為了身體 力行女性對政治學的挑戰，我特地選擇了台灣婦女，尤其是女性參政作為題目，考 查在經濟上如此成功的台灣現代社會之中，背後的台灣女性所扮演的社會、政治角 色以及意義。 台灣大發展與女性的成長 當人們在高談台灣近二十年的發展，談台灣的人均一萬多美元的年收入，談台灣 占世界前列的外匯儲備和出口，談台灣的民主化建設、總統直選等經濟和政治議題 時，我就在尋找另外或許更加豐富的存在:台灣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上佔得一 席地位，從傳統的男性雄霸四野的權力場中爭得一二大印的女性精英們。 我看台灣的女性問題有三個參照系:縱、橫和平行三種。所謂縱是中國五千年男性 主導的歷史；所謂橫是台灣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構建過程。我想要在我 們五千年傳統與台灣二十年飛速發展的複雜交織中為現代台灣女性定位。想知道她 們在現今台灣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和地理上都相當擁擠的空間中是如何打拼出一片 生存之地的。而相對平行的參照系就是與台灣僅海峽之隔的大陸女性。我想知道在 同樣從五千年的父權文化背景叢林中走出的海峽兩岸的女性如何在現代社會，而對 同樣的炎黃男性主權的不同政治體系，喊出自己的聲音。 十五天在台灣的訪問，我的觀察和詰詢上至婦女精英層：立法院、政府，中到民 間研究社團、大學，下至普通婦女勞工所工作的地方。其結果與我去台前通過書面 的媒體的研究大致相同: A、台灣僅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為婦女提供了廣泛的就業機會，占台灣九百萬勞工百 分之四十強的婦女勞工隊伍，雖然其工資、福利待遇仍不可能達到與其男性同工全 部平等，卻也為她們取得經濟上的相對獨立，奠定了基礎。而女性勞工的增加和一 系列婦女問題的出現，也迫使政府向企業施加壓力，制定和完善一系列與婦女勞工 相關的法律，如「男女平等工作法」、「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等。 雖然女性勞動者在階層、勞動類別、所服務的公司種類上尚有相對的差別，比如 在外資企業裡工作的婦女所受到的性別歧視相對地要少於在純中資企業裡的，但一 群一族的上班婦女已不可忽視地構成了現代台灣工業、商業大網絡中的不可缺少的 一部份。她們的存在和貢獻，當然也是「台灣經驗」裡所不容忽視的貢獻者。 B、台灣的民主化發展為女性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日益擴大的生活空間。經濟的發展 ，推進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政治的日漸民主化正效應地配 合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從而聯手製造一個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 男人們正如履薄冰地從僵硬、專制、父權傳統陰影裡走出來，嘗試著實踐民主的時 候，台灣的精英女性們也奮力從男人的背後和陰影中走出，與他們「爭奪權利」， 一比高低。即便是「民主一大步，女權一小步」，卻也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著。我 們在台親眼目睹的省市立法院中的女性的凌厲質詢；這次總統大選中又跳將出來幾 位女性總統候選人，也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都是前所見不到的。 C、從整體社會結構上來看，台灣社會並沒有走出傳統的父性主宰模式，女性的社 會地位還遠不如男性高，雖然現代化了不少，也西化了許多，政治上也逐漸走向民 主化，但男女平權還遠未實現。比如許多法律條文有明顯的壓迫女性的傾向；婦女 參政人數遠不如男性多；男女工資比例仍有較明顯的差距；許多婦女仍是嚴重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但不管怎麼說，台灣是個典型的正在由傳統向現代化，或是東方向 西方轉型的社會，西方的新的與東方的舊的混雜一片，五彩繽紛。正如我們所看到 高樓大廈與古舊廟宇並立，古裝遊行隊伍與飛奔的大小轎車競占道路的情形一樣， 現代的思想也正與傳統的觀念相搏殺。在中國的傳統五千年與台灣的現代二十年這 麼一個狹窄的交叉口上，你們看到的是一種寬闊的波及整個社會層面的躁動，很難 在這種躁動中給女性具體地位。除了總體上的地位低落於男性而外，你還看到許多 變化的因子在社會的各個層面中游移，催化著台灣社會向現代化轉型。 女性與政治 最活潑的游移分子應該屬於那些為數日多的出來參政的「精英」們了。因為我選 擇的考察題目是婦女參政，一到台灣後，我便請求大同盟的工作人員幫我聯繫採訪 對象。當時台灣著名女立委、婦女運動創始人、世界婦女聯盟發起人呂秀蓮，台北 市女副市長陳菊，新黨市議員秦麗舫，璩美鳳及國民黨市議員秦惠珠，都在我的采 訪之列。聽說我是大陸留美專搞女性研究的，她們都欣然允諾。但由於日程安排的 問題，我只有幸訪問了年輕的市議員璩美鳳小姐，這位剛屆三十的生氣勃勃的女議 員，以她獨特的見解、犀利的談鋒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是這些女性參政者的參政自覺。這位美鳳小姐屬新黨人士，自稱出身 寒門，並為自己不靠家庭背景而努力奮鬥到今天市議員的地位而感自豪。當問到她 為何放棄當初在台視的工作，出來競選議員，她說，她聽到一種召喚，感到一種需 要，要把自己身在其中的民眾的政治訴求反映到上層權力機構中去。她承認這種自 覺首先來自自己平凡而通常被忽視的家庭及經歷，再就是身為台視記者所經常接觸 的廣泛的社會層面，而引發關注的社會問題。她告訴我決定放棄記者職業來自一種 無能為力的不滿足之感——整天報導社會問題、傾聽民意卻無力解決之。做議員會 使自己有一種參與決策過程，從而改變現狀的滿足感。 精英女性的參政熱情在近來「甚囂塵上」的首屆總統大選熱浪中達到了一個歷史 性的高潮。有四、五位女性有意參選，她們是台灣女性運動創始者呂秀蓮，作家及 社會活動家施寄青，民進黨立委葉菊蘭，黃越綏等。至少有一位女性候選人遠在男 性候選人還在深思熟慮或猶豫不決之際，已搭好擂台，成立了競選辦公室，準備要 在以往只供男性角逐的高難競技場中，與男性一決雌雄。參選者之一施寄青認為， 女性不能總是坐在那裡抱怨男人不給權力，「這場選舉是一場女性爭權的革命。」 呂秀蓮也喊出「女人不僅要齊家，還要治國平天下。」(《時報週刊》美洲版一九九 五年第一百六十七期)幾位女性候選人的共同訴求是與女性自身利益相關的議題，比 如向來由婦女支撐的家庭中的老人、小孩的社會福利政策；女性勞工權益；雛妓問 題等。在參與聯合國、兩岸關係等議題上，這些女性候選人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與 立場。另一候選人李元真更提出要建立「女人的新國家」，並想「籍著選舉，提出 新國家，兩岸關係的另類作法。」(同上)一份由國民黨婦女工會匯輯的《中華民國 婦女政治、社會參與統計資料》(1994年12月)顯示，在總數為三百一十四國大代表 中，有四十二位女國代，佔百分之十三；在一五八位立法委員中，有十七位女立委 ，佔百分之十一。一九九五年剛剛進行的立委選舉結果表明，女立委的人數已增加 到二十二位，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三。省、市議員中的女性也逐年增加。台灣省女議 員在一九八七年是十三人，佔百分之十七，到了一九九四年增加到十六人，占總數 的百分之二十；台北市女議員在一九八九年是十人，到了一九九四年增加到十二人 ，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 女性與學術 台灣女性研究的發展與水平，是我到了台灣以後，親自與有關學者對談以及接觸 到一些它們的出版物之後，才有了一個嶄新和全面的認識。雖然規模不是很大，范 圍有限，且像政治層面的奮鬥一樣頗具精英意味，女性研究在台灣進行得相當入軌 ，(我是按我近幾年在西方國家所形成的評判標準)。所研究的議題，出版的刊物， 承辦的研討會等，都非常專業化。學術氣氛相當濃，脫離了一般女性主題訴求在草 創階段的原始自發的衝動，而顯得相當冷靜、成熟和理性。 目前在台灣的學術機構中有三個專業的研究室。他們是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的台大 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一九八九年的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以及一九九 二年高雄醫學院的「兩性研究中心」。我訪問台大婦女研究室的那天正好得到兩份 專題討論會的傳單，一份是由清大心理學副教授陳若璋主講的「性別與性學的研究 」，另一份是由國立中興大學社會學副教授王雅各主講的「大學社團中男性成員女 性意識對組織和個人的影響」。接待我的張鈺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 衛生博士，告訴我，中心將展開專題討論，針對這兩天校園內鬧得沸沸揚揚的女性 觀看A片事件，討論性與性的社會內含。校園中女性研究的興起與發展，與一批從西 方國家學成歸來，熱情、成熟而富有學養的婦女學者及女性學者有極大的關係。翻 開「台灣婦女與兩性研究學者名錄」(台大人口研究室婦女研究室編印Directory o f Gender Studies Scholars in Taiwan，1994)，其中絕大多數學者都曾留學英美 的博士與碩士，(博士絕大多數)。顯然是在其留學生期間深受西方七八十年代高漲 的女性學熱潮影響，而從自己原本從事的學科領域「跳槽」來搞女性學研究，並把 女性學研究的一些內容和方法帶回了台灣大學校園內，才形成了今日台灣學壇上頗 具學術意味的一支勁旅。又因為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背景，這批女性學學者所涉及 的研究課題可謂豐富多彩；從婦女人類學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女性與衛生到婚 姻暴力；從女性心理學到公共行政；從婦女更到男性女權主義，應有盡有，實是令 人驚異。隨著研究範圍的擴大，又相繼出現了女性學研究學刊，光是台大人口中心 與婦女研究室出版的就有數種，包括「婦女研究通訊」，「婦女與兩性學刊」等。 這些學刊看上去和讀下來都很專業化，可以看到濃重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影 響。談的都是很切實的台灣社會女性問題。我的總體印象是:這是支訓練有素、學養 頗深的研究隊伍，應該是今後台灣社會女性意識向深入發展的思想後援和理論溫床 。 女性與自我 女權主義、女性學最基本的訴求就是喚醒女性意識(即所謂的female consciousn ess)，提高女性的社會存在自覺，去除不公平的性別歧視爭取應有的權利，以表達 男女平等的目標。台灣近年來的女性運動風潮顛覆舊觀念、打出新旗號，喚起女性 意識的覺醒上成就令人矚目。 自從最早的婦運倡導者呂秀蓮在七十年代發起了新女性運動，二十多年來，小小 的台灣社會出現了數十個民間社會團體組織，其中有倡導女性理念、巧妙借助媒體 出擊的「婦女新知」(1982)；以救助離婚被遺棄婦女的「晚晴協會」(1988)。出現 在九十年代的有以聲張女性勞工權益的「女工團結生產線」(1991)；代表本土婦女 權益的「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代表在野黨派向國民黨「婦工會」、「婦聯會 」挑戰的「民進黨婦展會」則更多強調自身利益，以刷新婦工會多年來所側重的以 國家和群體利益為重的婦工思想。而春潮般湧現於大學校園的女研所、女研社，則 在比較理性的層面上為全社會女性意識的拓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組織的策 略是抓住某個切身議題，在社會上、媒體中大肆宣傳造勢，喊出了不同社會層面婦 女的聲音，也塑造了當代台灣女性清新、獨立、自主、自覺甚至潑辣的形象。 因為筆者研究側重婚姻與家庭，所以在台灣期間就其議題請教大同盟的幾位女性 專員。因此引來對近年來女性團體與台灣法律中「民法親屬編」的一場曠日持久大 戰的介紹。依照修正前民法第一零一六條及一零一七條第二項規定，即「屬聯合財 產，其所有權歸於夫。」對於離婚或被丈夫遺棄的婦女來說，離開男人等於一無所 有。這條法律之「惡」在於它無條件的保護男性在婚姻中無上的權力，抹殺婦女在 婚姻中的平等存在和貢獻。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婦女團體發起「女人連線送民法 親屬編進立院大行動」，並利用媒體大肆宣傳，直逼立法院及大法官釋憲修法，消 除對婦女不公的父權遺孽。民法親屬編終於在婦女團體的催逼下得到了修訂。這件 關乎全台灣四十六萬已婚婦女權益的修法勝利案被視為婦女團體近年來的最大成果 。 從八十年代初期一個又一個、一波接著一波相繼出現的女性團體和運動，都頑強 的體現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張揚女性的社會存在，構築與重建女性的自我，這「令在 父權結構蔽蔭下生活了幾千年的眾男士膽戰心驚」(《光華》中英文海外版一九九五 年第九期，第20卷P44)。由於這些女性團體的活躍表現以及所取得的戰績給女性社 會生活所帶來的變化，使得許多我在台灣接觸過的男士，大都是一些學者和政府職 員，都認為女性在台灣與男性平等了。 女性與男性 其實不然。從女性參政來看，雖然這幾年女性跳出來競選公職和被選上的人數在 增加，但比起男性參政者來說比例仍嫌過小，且不論由來以久的男性主政格局。從 某種意義上講，女性的參政正處於衝破男性主政的堅硬外殼階段，很多向「裡圈」 的衝擊都是敲邊鼓、當配角。就這次造勢相當成功，渲染得相當有聲色的女性參選 總統來看，好幾位參選者都表示只參選副總統。雖然其中不排除策略的考量，但未 嘗也不透露出一種根深蒂固的配角思維模式及對男性主權的承認與認同。 在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方面，也有相同的問題。雖然近年來各女性團體相繼出現， 也有正式的三個女性研究室成立，但據台大婦女研究室的張玨教授介紹，現在台灣 的三個婦女研究室都是「空的」，即在編制上沒有正式、全職的研究人員，都是掛 在某一學科之下，比如台大的婦女研究室就是台大人口研究所的附屬機構，並不像 美國大學中的女性研究所是獨立的系或科目。這就使台灣的女性研究看上去比較邊 緣化，像是可有可無。當然這不是台灣大學校園都有的問題。加之歐美校園中的女 性學研究系科即便在形式上獨立編制上平等於其它系科，卻也難免被視作邊緣的命 運。在被邊緣化這一點上，台灣女性學所面臨的壓力與抵抗並非異於西方國家。只 是她草創伊始，在人力和聲勢上顯得單薄了一點，但畢竟已經開始了，而且許多非 常投入的、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人士在孜孜不倦的推動，這使人相當欣慰。在女性 與自我意識的成長方面，目前看來還只限於大學校園及少數精英女性。要說全台灣 的女性對自己的存在都有明確的意識、且自覺地爭取自己的權利，尚為時過早。普 遍的勞工婦女及家庭主婦們還遠沒有參與到精英女性們的抗爭行列中去。這起碼是 我在台灣時與我們所住旅館女服務生、商店店員、小食攤賣主以及一般進香拜仙者 交流所得的印象。 在一個被五千年封建文化熏染深重的民族，女性主義意識發展較慢、且較難深入 ，應該不足為怪。即便美國這樣沒有什麼負面的歷史包袱的國家，女權思想和運動 還遭到男權勢力的抵抗。儘管她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出現女性運動的萌芽，經過六十 年代的高潮，進入到現在的成熟期，仍然存在許多女性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關注的 問題，比如僱傭升級上的不平等，家庭主婦在社會價值上缺少肯定。比起西方國家 來，台灣的女性主義思想及實踐的成長應該是速度喜人的。 大陸與台灣女性及女性運動比較 台灣女性的三性，即政治上的獨立性，學術上的理性和表現自我的自覺性。而這 三性與大陸女性及女性運動的發展有一比較。 政治上的獨立性 台灣近二十年的女性主義運動並不是在某政黨的倡導乃至「關懷」下展開的。至 多是某運動的始作俑者或某社團的發起人在政治上屬於某個黨派，而使其所追求的 議題帶上黨派色彩。比如民進黨的女性主義倡導者提出，女性主義運動應該關心切 近女性本身利益的一些議題，並以此來比照國民黨早期的婦聯會、婦工會在婦女發 動上強調以社稷為重，而忽略了許多看似微小卻與女性自身直接相關的議題。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民法親屬編的修訂。修訂前的民法親屬編充滿了父權優先意識，在子 女的撫養權及財產分配上對婦女極為不公。女性主義團體提出這樣的法律違憲要求 修改，可官方的答覆是修改要從「債權編」修正起，如是下來，等修到親屬編要等 到許多年。這很多年就意味很多婦女忍受婚姻不幸福，離婚後被剝奪一切。婦女團 體不願等，積極動員民間的許多力量展開修法活動，籲請大法官「釋憲」終於迫使 法務部修法，從而完成了一個改變婦女命運的歷史性篇章。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女性及女性團體就沒有如此的獨立拼打，為自身獲得利益 的戰績。在不許私自結社結團的大陸，女性團體本就寥寥無幾，所有的都是隸屬於 黨的婦女組織，比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婦聯，其領導人或召集者通常都是由黨組 織命定，而其所履行的職責也不過就是組織婦女學學中央文件，為黨的某個新的口 號而結集，不存在自己的獨立意志，「性」格及組織形式，本質上是黨的一層附庸 。當然中國大陸的缺乏民主的政治構架也是大陸婦女不能獨立的表現自己的原因。 不過，台灣婦女的今天也不是各政權黨派拱手相送的。其中艱苦打拼的歷程與她們 政治訴求中的獨立呼聲是分不開的。因為政治向來是男性的。 學術研究上的理性 女性主義運動在八十年代已經從早期的憤怒吶喊進入到理性研究的階段。其標誌 之一便是在各大學相繼出現的女性主義研究室和女性主義期刊。我所訪問的幾位台 灣大學的女性主義研究室創始人及研究者便是在這段時間留學歐美，從而受其影響 並將其研究方法及內容帶回台灣。雖然現在在台灣的覆蓋面不是很寬，但其起步相 當正規，議題相當嚴肅，且很符合台灣實際，並不顯得生搬硬套。 大陸的女性主義研究到目前為止除了官方的婦聯體系所屬的婦女研究所外，民間 的只有鄭州大學(成立最早)、北京大學和天津師範大學等，數量並不比台灣多出許 多，就大陸的大學研究所的數量而言，官方的婦聯機構所屬的婦女研究所，其研究 內容與方法基本上與共產黨的官方哲學一致，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建立 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學。很明顯，這一支的女性研究帶有很濃的政 治與官方色彩，通常是政治教育性的，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把女性學作為客體來研究 。民間的女性學研究機構，即散佈於有限的幾所大學的研究室傾向於把女性作為一 門學科來研究，其研究的議題與方法都是八九十年代歐美女性學研究式的，並非像 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學一樣，以唯物唯心的和階級壓迫的二分法概念來看待兩性 問題。但因為與外界的有限接觸以及經費問題，其研究資源與視野都比較受限制。 與台灣大學中的許多女性學學者開口即純正的英文及很多新近的引述材料相比，大 陸的女性學學者外語水平相對有限，在西方國家受過「正規」教育的比較少，所用 的研究材料通常都是第二第三手的，難免影響研究水準。據我個人來看，與現代西 方國家婦女學研究水平還有一段距離。 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不禁有幾分惶愧，台灣大學中的女性學之所以進行得如此 「入軌」或與西方「接軌」，正是因為他們有那麼多從西方國家完成學位回到本土 傳播「西學」的人才，像筆者這樣從大陸出來，自稱深諳西方女性學研究的人，本 該去引領這樣的研究才是。 體現自我的自覺性 就像前面所提到過的，近年來台灣的女性團體的出現真乃潮起潮湧，令人目不暇 接。這些女性團體各有各的不同訴求側重，且活動頻繁，有自己的出版物，紅紅火 火，熱熱鬧鬧，不時在媒體造些新聞，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體現了台灣 女性在追求平權，體現自我拼打中的高度性別自覺。相比下中國大陸，從表面上看 ，女性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在聲張自我方面也有許多成就。但在民間社團的組織和 多樣化方面，仍不如台灣。這當然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和體制有關，但一些溫和 的非政治性的女性團體如果有一些強勁的民間推動力的話，還是可能存在的。可惜 市民社會在中國發育不良，女性運動也體現了這一社會性的缺陷:缺乏自覺的、自組 的民間團體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喊出不同的聲音。 結語 台灣近二十年的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發展使台灣女性得益不少，這就使其在與大陸 女性、女性研究相比之下顯出如上的差別。但這些差別並不能掩蓋兩岸女性本質上 的相同之處:在同一父權傳統中，現代的兩岸婦女地位並沒有結構性變化。所不同的 是，台灣的女性在現代化的建設中比大陸女性多邁出與男性爭平權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