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京之春》有感 唐正聲 最近偶然有個機會讀到最近幾期《北京之春》，有些感想，寫出來和同好交流。 好幾年沒讀《中國之春》了，後來知道易名為《北京之春》，仍然沒機會讀到。 當年讀《中國之春》，就覺得不錯，而且有越辦越好的勢頭，現在打開《北京之春 》，比當年的《中國之春》還耐讀，首先覺得高興，接著就想到不易。這不易是從 多方面想到的。 1、《北京之春》不是商業刊物。不是商業刊物，不必迎合一些讀者的低級趣味， 這當然讓雜誌好辦些。但通常的情況卻相反，沒有了競爭讀者的要求，辦刊人就容 易生出吃大鍋飯的懶惰，只要辦好辦壞一個樣，通則是事情會辦壞。而《北京之春 》的辦刊人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兢兢業業不斷提高雜誌水平，倒格外值得讚譽了。 2、海外華人本來是小族群，這幾年中國民運又處於低潮，關心《北京之春》所涉 內容的讀者比往時更少些。做一點事情就應者雲集的時候，愛做事的人就起勁，而 《北京之春》能在比較寂寞的環境裡堅持不懈且有提高，也是不容易的。 3、海外的漢語學人本來為數不多，寫家自然有限，但看《北京之春》文章的總體 水準，國內未必有幾家刊物敢說領先。誠然，此間有言論自由，彼岸沒有。國內的 人即使對大陸政局有十分出色的分析，也無法寫給廣大讀者看。但有些離現實政治 遠一點的分析，在大陸並非沒有發表的空間。在言論自由極不充分的大陸，寫家們 其實也應經常自警，不要以無處發表為由來姑息自己分析問題籠而統之不求透徹的 陋習。至於享有言論自由的海外學人，更應該珍惜這份自由，鍛造思想的自律，爭 取做到論事說理言必有據，評點議論言傳心聲。 《北京之春》的一個進步，是火藥味更淡了，形成了講道理的環境。這不會是被 中共的坦克嚇的。雜誌辦在美國，中共的坦克很難開過來。恐怕也不會是在心理上 嚇壞了。很多人前幾年的火藥味原是挺重的，如今更理性地思考問題，該是反省的 結果。如果說這種變化是後怕，那也是替還住在中共監獄隔壁的大陸同伴後怕，這 顯然和為一已安危害怕是兩回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當前世界求正義運動的主流， 是文革以來中國各次民主運動的主流，更是八九民運的明確口號。《北京之春》自 立於民主運動主流之中，本來就是好事。且不止於此。演武習文，固各有所好，但 我總以為寫文章該有幾分文氣，喜歡聞火藥味的戰士則應該在火線上喊沖喊殺，既 然退下了火線，哪怕是因為打仗掛綵住進了後方醫院，再每天做撲碉堡狀也未免有 點滑稽。講究理性，當然不是因為人是理性的動物。普天之下，再沒有什麼動物能 像人這樣做得出這麼多於理不合的事端了。正因為此，如果能講理的時候我們還不 講理，到來不及講理的時候還不知要非理性到什麼地步。 《北京之春》主筆胡平先生，從來講道理，經常講得中肯。胡平稟性溫和。溫和 不一定不犀利不中肯。胡平對共產黨專制的批評時常一針見血。八九民運中湧現的 許多人物口號文章，都受到胡平從前著述的直接影響，就是一個明證。胡平談政治 ，從來不局限於政治，而是從政治和人性的其它方面的種種牽連著眼，所以出手就 高一籌。但這也帶來一種難度，因為實際的人心，從來不像政治鼓動家所喜宣揚的 那樣黑白分明，甚至也不是一大堆複雜定量的算術和。他近期的文章，對英美的利 益理性主義有更明確的反省，更能正視人類行為「有規則的混沌」的向度，從而更 深入了幾分。依管見，《北京之春》上的文章，整體說來，仍是胡先生的最出色。 但釋卷仍有幾分遺憾。這份遺憾，三十四期上的於言大致代我說了。他的文章題作 「論理不必求人服」。我駁不倒你的道理但我仍然不服你，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緣故 ，這些緣故也並不是都是消極的。你給我論證世上只有感官資料為真。平常我們以 為實在的桌椅菜飯都是幻象。我不太懂哲學，辯不過你，但我還是不相信桌椅菜飯 都是幻象，也許真理最後總是辯贏的，但我們誰還都沒活到最後審判。胡平先生大 概過於相信真理只要天天講反覆講就能服人，有點忽視了即使真理如果總是喋喋不 休也會令人生厭。引導人們信服某種道理的，除把道理講清楚以外，還有種種其它 條件，這些條件並不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所以講道理的人有時不妨休息一下，等 待一下，去作些別的有益處有效果的工作。 猜想胡先生現在該有些許華發了，但以先生的積累，現在開始做起系統的理論研 究也許不算太晚。即如先生喜歡討論的民運策略，這些年來，仍以東一下西一下的 爭論為主，沒見提出什麼系統的研究成果。也許民運策略原無法系統化。但政治理 論範圍內，可做的事情還不少。除了像先生這樣東引一句西引一句，略加討論發揮 批評，還可以嘗試建設基於這一代中國經驗的成套理論。此外還有人們也常提到的 「建國方略」一類。我當然不以為任何掌握權力的個人或集團會整套採用任何賢人 的政治設計，但諸如直選還是代議，地方主權，國營企業處置，司法程序這類具體 問題，做些研究和設想還是會有用處的。做些研究，就是說，不能單靠聰明議論成 就。思想領域裡也有大戰役和遭遇戰之別。反駁曹長青，只要八分常識兩分聰明就 夠。另一些事情卻需要成年累月的沉默才能作成。 我當然不指望胡平獨自把選舉程序和住房改革這些事情都研究清楚。在建設性的 研究方面，海外學人本可群策群力，展開討論，以便將來的建政者，雖無現成方案 可援，但對各種方案的利弊，多些事先的估計。可在這方面，在這最重要的一方面 ，海外民運份子甚至海外學人，實在乏善可陳。八九年後，海外民運開過的大會， 不知凡幾，不記得討論過建設中國的任何一個問題。除非咱們真的設想這些份子將 來就是總統總理和部長，現在把坐次排定可以免去將來體制建設和組閣這類麻煩事 兒。吳國光看大勢如此，說看來這些工作只好由贊成民主運動的個人來做。但願有 些學人正在默默做這些事情。留在大陸的學人，上承天威，下憂衣食，還在努力創 造公共空間，以便多少能互通音氣，勉勵促進。海外學人倒不能利用現成的公共空 間做點兒有益的事情，寧不讓人歎惜？ 中國社會的發展，不能只從民運高潮民運低潮這一個維度（one dimensional）來 描述。九六年五月號所載斯摩拉「從反對派到一團散沙」，對我們這些過來人，輕 而易舉就可以想見的。反對派如果停留在純政治的考慮上面，而不把政治發展和人 性以及社會變化聯繫起來考慮，事變之後立刻會變成一片散沙。我們很少在民運人 士的討論中看到反對某種東西以外的思考，看到建設性的思考。建設性的思考一定 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包括阮銘對調整兩岸關係的建議（九六年五月號），陳奎德提 出的恢復成人禮。恢復成人禮這樣的念頭，聽起來未免迂闊。但一個建議，並非必 須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就是書生空談。有些建議雖注定了不能實現，卻可能引導我 們從一些較新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鉤心鬥角，而我們的思路卻 往往局限在貧乏已極的通道之中。 既已說到胡平陳奎德等人，索性再對其他文章饒幾句舌。一位友人說他頂不愛讀 於大海寫的觀察家文章。未及細問緣故。我自己倒覺得這些文章寫得頗好。于先生 大概不以理論深刻議論精采名世。但這原不是作主編的缺陷。那些觀察家文章，正 大有容，這才是主編最重要的條件。不過，我同意一種批評：海外民運不要輕率對 西藏獨立這樣重大的地緣政治問題表態。誰以為政治只是民主和專制之爭，他就最 好不要從事政治，還是選擇當詩人或物理學家妥當些。我敢說海外沒幾個費心調查 過西藏老百姓要求西藏獨立的願望到底有多強烈。薛偉先生對達賴喇嘛的表態，若 說是個人意見，自無不可，若代表組織，似嫌走得遠了一點。說到這裡，難免碰到 另一個我沒資格深入的大問題：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何處與統治者的相反，何處一 致？海外似有一種傾向：在西藏問題上，把西藏人民的願望和其（舊日）統治者的 願望設想得太過一致了，而在整個大陸範圍內，又把人民的願望設想得和統治者太 過對抗了。很有些人奔走呼籲對中國施行經濟制裁或取消最惠國待遇，國內老百姓 要是討厭這些人，我不會感到奇怪。 我當然不敢說自己代表民眾，誰也沒有十足的把握。我們雖然作不到這一點，但 我們的確可以多做設身處地的設想，而不是大而化之從原則出發。我還要多說一句 ：即使制裁合乎民眾的深層願望，這種呼籲也只能來自那些將承受制裁後果的人群 。這不是因人廢言嗎？有些道理，誰見到了誰就可以發言，我雖然不是天文學家， 但我要看見一顆慧星，我就可以主張有這顆慧星。有些事情，我卻必須站在特定的 地位上才有權開口。我現在宣佈解除克林頓夫婦的婚姻，人家只能把我當瘋子。我 吃你的用你的同時說你巧取豪奪，鼓勵加以查辦，人家只能把我當壞蛋。言論自由 也許意味著什麼話都可以說，但絕不會意味什麼話都應該說，此其一。什麼話，什 麼時候，都不妨說，這不是自由，不是自由社會的實情，只是賴孩子的自我驕縱。 什麼樣的真理在什麼樣的場合由什麼樣的人來說，從來大有講究。此其二。 《北京之春》的爭鳴文章，進步最大。例如九六年四月號中耶人的「《天安門》 的挑戰」和趙無眠的「文學的獨立與兼容」，論理犀利態度卻中和。此類文章的力 量，並非來自它與某種觀點正相反對，而是來自我們這些事外人也都知道的常識。 回到明明白白的大實話上，爭論也就到了頭。即使受到批評的一方，也可能有承認 對方有理的一天。否則雙方爭執，鬧得不可開交，圈外人卻毫無興趣。至於有些人 ，只要名家這樣說了，他就偏要那麼說，以便至少（當然也至多）在形式上和名家 平起平坐，甚至真有靠這麼幹成了名家的，那類爭鳴，屬「文壇登龍術」學科，我 們沒修過此類課程，不敢妄議。 其實，論理的文章，只要道理講到，態度兇猛些平和些原無所謂。平和的讓我們 得平和的享受，兇猛的讓我們得痛快的享受。我讀馬悲鳴的文章，常得後一種。但 三月號上那篇，卻覺東一棒子西一鎯頭，胡攪一番。不知是碰上馬先生競技狀態不 太好的光景，還是他自覺得道，怎麼說都成了。要是後一種，就讓人有點擔心。寫 字和打球差不多，素質和基本功是極要緊的，你要是上肢癱瘓，憑你日夜苦練，也 不必到法國公開賽上去撞運氣。但有了素質和基本功，你仍須兢兢業業才打得出漂 亮球來。 《北京之春》連續數期為魏京生喊冤呼籲，實是很應該的。魏京生是中國異議人 士的一面旗幟。這次重判，且不說毫無道理，即使從近年來中共的標準看，也屬相 當過分。民眾中更沒有一個人會贊成。不過，現今出國學子，已紛紛畢業，正為在 海外長治久安辛苦奠基，國內民眾，更需日夜操勞，養家餬口或發展事業，未曾群 起抗議這一新的重大冤案。但大可不必責備民眾。民眾從來沒有宣誓把一生獻給民 主運動。風雲際會，人民走上街頭，甚至面對子彈和坦克；平常時候，民眾自要過 平常的日子。民主的先知，的確擔負教育民眾的任務，但他像所有誠實的教育家如 孔丘一樣，從來想不到要喚醒民眾。掙麵包的人不會總睡懶覺，倒是無須掙麵包的 導師領袖可能一直在做夢。 文化大革命是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發動的，八九民運卻不是任何領袖發動的。 這裡只能要求領袖對民眾的忠誠，民眾則絲毫沒有對領袖的事業盡忠的責任。如果 只在八九年鬧了幾天就要求民眾忠誠，見到民眾換個樣子過日子就惱恨無名，那怎 麼還怪得了共產黨鬧了二十二年以後再也不信任民眾自己的選擇了呢？假使普通民 眾都像民運人士一樣，始終堅持在政治鬥爭的維度裡，對中國是幸事還是不幸？人 要過日子，這不是人性的弱點，而是一切有聲有色的事業能具有意義的最終保障。 還是魏京生，你高潮你低潮，我自堅持做下去，無怨無悔。經驗提示，海外的強大 壓力有可能促使魏京生取保到海外就醫，單從政治上說，流亡海外不一定優於留在 監獄裡。但我們首先想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然後才談政治。而魏京生早已經超額付 出了自己的一份。 拉雜寫了幾段，凡不妥當處，都望編者讀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