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自決、倒算和大一統情結 (德國)彭小明 西方人是不是幫了倒忙 中國人來到西方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西藏問題上，西方的官方和民間的態 度不一樣。美國國務院明確表示，尊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德國的政府和執 政黨也聲明西藏屬於中國，柯爾總理甚至還訪問過拉薩。而中國人在海外遇到的有 關西藏獨立的質問和挑戰幾乎都是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其中一部分是對中 國人非常友好的朋友。他們的看法極具普遍性，絕不是個別人的偶然想法。特點是 先否定西藏屬於中國，結果問題談不下去。 這一現象也反映出，政府和執政黨的決策都是來自歷史性法定文獻，結論是冷靜 、客觀的。民意機關美國國會、德國聯邦議會和民間團體的意見都是帶有情緒和感 情色彩的。西方的言論自由又允許民間的意見可以不服從政府的聲明。於是輿論就 有偏向獨立的傾向。一九九六年六月達賴喇嘛訪問德國，瑙曼基金會資助召開國際 會議討論西藏現狀和保護西藏文化問題。玻爾基金會組織海外漢藏知識分子對話， 尋求和平的解決之路。德國議會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和人權記錄。但 是對於普遍懷有大一統情結的中國人（漢族）來說，既然聯合國秘書長、美國政府 、聯邦德國政府都承認西藏歸屬中國，卻又讓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指責「中國人侵略 」，「中國人殖民主義」，普遍感到十分委屈。西方人民對於中國人的這方面認知 瞭解不足，所以行動上難免有點幫倒忙。西方關切中國的人權問題，使得國內的知 識界感到鼓舞，但是西方把中國（包括西藏）的人權問題與西藏獨立混合在一起向 北京施加壓力，讓國內知識界感到十分尷尬。國內的民族主義則更向官方的指引靠 攏，也反而壓抑了少數民族的開放和自由。這種傾向，海外民運應當提醒西方知識 界和藏人團體引起注意。 紐約、柏林和拉薩 更為有趣的是，如果一個美國人提出應當拒絕外族人進入紐約，「只有盎格羅撒 克遜人才可以在紐約居留」，如果一個德國人提出應當拒絕外族人進入柏林，「只 有日爾曼人才可以在柏林居留」，言論自由的西方輿論會立刻大嘩，指斥這種言論 為極右思潮，法西斯種族主義；可是當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部分漢人和其他少數民 族公民進入拉薩從事經貿活動，居留下來，有許多西方人就指責說，太多的中國人 移民拉薩，這是非常危險的，云云。難道人權對於中國人真的有雙重標準了嗎？ 而且應當指出的是，現在這些進入拉薩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公民多不是吃國家 薪俸和補貼的幹部，而是個體商販。可能他們由於有豐富的經驗、先進的工具和靈 巧的技術，使當地的部分市民失去傳統的職業。可是這正是西方人大力推薦給中國 的市場經濟及其競爭機制。這樣的市場競爭和淘汰現象目前每天都在中國內地不斷 地發生。難道我們應當重新啟用戶口遷移限制、糧油定量供應和人事檔案監控來阻 擋他們嗎？ 對於達賴喇嘛的印象 中國政府取締達賴喇嘛的畫像，尤其是派警察闖入寺廟、家庭摘取這些畫像，實 在是不智的行為。一些中國人入籍美國以後，老紅軍子弟愛掛毛象，新儒家學者愛 掛孔夫子，國民黨子弟愛掛孫中山、蔣介石，其他觀世音、財神爺、鍾馗、八仙等 而下之，美國政府決不來干涉。國內的百姓姓關的愛掛關公象，姓岳的愛掛岳飛象 ，政府也不予干涉。越是干預，越容易把非政治形象政治化。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 ，應當容忍各民族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偶像。漢族有孔夫子，回族有默罕穆德，蒙 族有成吉思汗。達賴喇嘛本來就是藏傳佛教傳統上的當世活佛。藏族人民掛他的象 有他們傳統的理由。強行取締反而更加使之政治化。拉薩的警察行動傳到國外，給 尊重宗教信仰的西方世界印象極壞。 一九八六年在成都舉行一次人類學會議，會議之外臨時舉行過一次沒有官員出席 的西藏問題專業小座談會。會上一位剛從國外講學歸來的教授介紹了達賴喇嘛的情 況，說達賴喇嘛在國外始終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這是我除了官方宣傳以外所聽到的 唯一關於達賴喇嘛的消息，掃除了原來簡單、模糊的晦暗印象。 達賴喇嘛因堅持和平抗爭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無論如何這是中國人的幸運。如 果藏人在流亡海外以後出現一個迷信「槍桿子裡出什麼什麼」的領導人，公開鼓吹 游擊戰爭或恐怖行動，漢藏兩族人民還將忍受更多的犧牲。多少年來，國際上民族 糾紛地區這樣的人物和組織並不少。 但是達賴喇嘛的言論前後不一致。中央日報九六年六月十七日（第一版）轉引聯 合報從德國波恩發出的消息：達賴喇嘛說，在歷史上西藏和中國是兩個國家，但這 並不意味著他贊成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認為，中共一直破壞他的名譽，「老是認為 我要搞獨立。」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第七期（一○三頁）消息說，達賴喇嘛表示， 他「從未提倡西藏獨立」。可是查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西藏未來政治道路與憲法 精華》第二十九頁，他說：「在紀念西藏獨立抗暴十週年的演講會上，我提到，有 朝一日西藏重獲完全獨立與自由時，西藏政權的運作形態，將完全取決於西藏人民 ……」第三十八頁他又說：「從中國撤離西藏獨立起至成立自由民主政府頒行西藏 憲法止，這段時期稱為過渡時期。」又，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言論集》第八十六頁，他呼籲：「對於一心一意爭取我們國家獨立與自由而拋頭顱 灑熱血，犧牲了寶貴生命的西藏所有男女英雄志士，我們應予表示由衷至誠的悼念 之意。同時我們也當承繼其遺志……為期共同早日完成復國建國的歷史使命而淬勵 奮發戮力以赴。」以上兩則言論分別是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發表的。如此言之鑿 鑿，實在不應當說「從未提倡西藏獨立」。 作為西藏政教合一的精神領袖，對於自己的言論理當擔負完全的責任。對於未來 的民主中國，人民不擔心藏人有過什麼樣的言論，或者修改過去的某些言論。只是 希望有對自身言論能夠負責任的人物來進行協商。 國際上官方的態度都始終保持謹慎 西藏問題在六四以後，特別是蘇聯崩潰以後，越來越白熱化、國際化。魏京生發 表了關於西藏問題的公開信，中國政府發表了白皮書。針對白皮書，西藏流亡政府 發表了《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一九九三年）。雙方可以說都動用了最強 大的陣容。而且海外漢藏兩族的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專業的藏學學者，也在言論自 由的環境下展開了自由討論。討論雖然不會有一致的結論，但可靠的是令人感到不 可能再有（四九年以前）真實的史料會被北京政權掩蓋起來。一九九六年六月，德 國國會關於西藏人權的決議發表的同時，德國外長重申，德國政府承認西藏歸屬中 國，只是譴責中國政府的政策損害了西藏的人權。素稱保守、反共的德國《世界報 》還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目是《西藏與自由》，開宗明義就說：西藏獨立的合法性 ，從歷史上看，沒有明確答案（全文附後）。 為什麼會這樣呢？簡單地斷言說，德國執政當局僅僅出於覬覦中國大陸市場而堅 持這一立場，是武斷的。一個國家政府對國際問題的觀點必須有一定的依據。國際 上的一些條約和協議具有約束力，不可隨意解釋。例如英、中之間關於中國對西藏 宗主權的協議，乃至中國政府與西藏簽訂的《十七條協議》都是歷史性的文獻，達 賴喇嘛本人還對毛澤東和中國政府寫過一些接受領導，承認歸屬的信件。國際上還 是確認這些協議的效力、相信這些信件是確實存在於北京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文件 和達賴喇嘛的著作把這些內容說成是在強權的威脅之下出現的，不得不如此表達等 等。 歷史上有多少條約不是在強權下簽訂的呢？中國何嘗沒有在強權的脅迫下簽訂過 一些條約？外興安嶺黑龍江以東和庫頁島（這些地方曾是滿族的祖居和發祥之地） 都被俄國佔領。朝鮮、越南和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台灣割讓給日本。香港租借 給英國。後來中國也宣稱廢除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可是實際上除了有相應的合法 條款規定以外，中國都接受了歷史的事實。台灣回歸是因為《波茨坦公約》等文件 ，香港回歸是因為新界租約。蔣介石在簽字同意外蒙獨立之後，又聲明反悔。可是 國際上不再予以理會。毛澤東於五○、五六、五九年三次向蘇共領導人索還外蒙， 也沒有任何結果。一九七○年中國政府在中蘇邊境戰爭之後聲明，雖然列寧曾宣佈 廢除舊俄時代的不平等條約，但考慮到俄羅斯人民長期生息在外興安嶺、黑龍江以 東和庫頁島等地方，決定放棄收回這些土地的權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中國的中央政府不與西藏方面簽訂新的協議，西藏不可能 獨立。海外藏人團體在尋求獨立，德國和美國國會中部分議員要求政府敦促中國政 府解決西藏地位（即獨立）問題，海外民運討論西藏問題最多的也是是否獨立的問 題。國內官方和民間堅決反對獨立，近年來達賴喇嘛又宣佈不追求西藏獨立，那麼 海外民運和海外藏族知識分子團體雙方的討論是否也應當現實地向「留在中國內部 實行自治」的方向轉移？ 自決原則能解決問題嗎？ 為了補正國際法上主權論的缺失，國際上出現了民族或住民自決的理論，特別是 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它以後更得到廣泛的傳播，甚至可以說，共產黨人的民族解 放理論也是以此為基礎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文件也都反覆強調民族自決權利。 民族自決的辦法在實踐上並不是特效藥。聯合國和各國的國際法專家和民族事務 官員對這一原則並非聞所未聞。可是從威爾遜一九一四年的講話到今天，八九十年 過去了，世界上的民族紛爭依然存在，繼續困擾著許多國家和國際機構。什麼是自 決？怎樣自決？能不能簡單地付諸公民投票表決？問題仍然棘手。從民族自決出發 提出「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土地是屬於少數民族的，他們有百分之百的權利可以決定 自己的政治歸屬」（參看北京之春九六年第七期八十三頁），未免把問題想像得太 簡單了。按照類似的邏輯，許多國際問題將陷入更深的危機。解決南非問題決不能 說南非百分之百是屬於當地黑人諸種族的（佔人口百分之七十），那百分之十七的 英、荷白種人後裔和其餘的混血種人難道應當被趕出南非嗎（種族清洗）？更不要 說黑人諸種族之間還有嚴重的糾紛。按照貝爾福宣言，猶太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到自己的祖居地方去建國復國，結果巴勒斯坦人奮起反抗，捍衛自己的家園，在 這同一片土地上，到底哪一方應該有百分之百的權利呢？歷史上的主權、條約和其 他現實遺留問題都必須綜合兼顧，通過談判來解決民族的糾紛問題。方法應該是民 主協商的，爭議各方的人民都應當獲得和平生活的生存權利——尊重人權，其中包 括自由選擇的權利。如果「民族自決」意味著由衝突一方完全決定自己的選擇的話 ，中國民運應當對此持保留態度，不如更加審慎地提倡民主和人權，雖然未免顯得 太一般化。民主和人權尊重人的自由選擇，但是也要面對多民族共存的現實。連少 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也是不能簡單套用的。內蒙古的蒙族人口不足三分之一，服從多 數的話，恐怕連自治都可能取消。 實例的對比 前蘇聯崩潰出現了許多的新獨立國家。雖然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但局部的車臣 戰爭至今仍沒有真正的停火。更加可怕的是獨聯體內的九百萬難民前途未卜。有的 因武裝衝突被驅趕逃亡，比如阿塞拜疆，有的因為居住在非本族國家內，又要返回 並無家園的故國，例如散居在各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還有當年被斯大林遷往中 亞的德國人和塔塔爾人。這些德裔人民要求返回德國，除了他們的血統原因以外， 還因為當地惡劣的種族主義環境。逃亡者向外國尋求庇護，國際法上還有條文可以 援引，而在一國內部被迫逃亡的情況，國際法中連可以給予幫助的條文都找不到。 蘇聯解體已經六年了，從那時候開始到今天，將近一千萬人民還在顛沛流離，這些 人民的命運比遭遇了一場戰爭也好不了多少。應俄國的請求，聯合國九六年五月在 日內瓦召開了會議，秘書長加利出席了會議，呼籲有關各國承擔義務，減少這些地 方的人民不必要的流亡和遷徙。 德國支持前南斯拉夫的個別民族單方面獨立，引發了號稱為「種族清洗」的戰爭 。無論倒算和反倒算哪一方強盛，雙方民族都是罹患身心巨創，幾十年建設成果毀 於一旦，上百萬難民湧向歐洲鄰國。德國自食其果，接受前南難民最多，目前遣返 十分困難。 中國的情況與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情況頗多類似。且以青海省為例。青海全省是達 賴喇嘛和西藏獨立派人士的「大西藏國」的三藏之一，他們稱之為安多省。唐代將 軍薛仁貴在青海被吐蕃打敗，說明這裡古代兩族就有過爭奪。詩人杜甫的《兵車行 》也曾描寫過青海的古戰場。據當地漢族人的回憶，至少清代已有謫貶的官宦文人 及其被株連的族人從內地遷來。國民黨時代青海是馬步芳回族軍閥的地盤。四九年 以後不斷有支援建設的幹部和知識青年，被處罰的幹部和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屬 遷移到青海。勞改農場和工場裡早年多是政治犯和右派份子，也有刑事罪犯，八十 年代以後刑事罪犯大大多於政治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們都知道，每個地富反 壞右家庭時時都有可能被遣送到邊遠地區去，青海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市民的流行 語中俗稱：「新西蘭」，即新疆、西寧和蘭州。六十年代鼓吹知青下鄉而「成名」 的幫閒文人黃宗英八十年代到了青海格爾木，許多人聽說來了一位女作家，立刻找 上門來，央求她代為執筆「平個反」。嚇得她落荒走避。也有一些人因當年內地城 鄉太沒活路，盲流來到青海，安頓下來。這些漢族人及其後代當年迫於政治身份或 經濟境遇別無選擇地定居下來，他們在祖籍地方已經沒有自己的家園。青海省就是 他們的家園。把他們指斥為「殖民主義者」、「侵略者」簡直令人哭笑不得。從王 莽時代就已經置郡並長期管轄的地方，再從中國分離出去是不可能接受的。其實， 西藏獨立人士和達賴喇嘛越是反覆強調「大西藏獨立」，就越是只能有一個結果， 留在中國多民族共同體內，共享這一片土地。甘川滇三省的「三藏」地方也是多民 族長期雜居地區。從避免千百萬人民的大規模遷徙，避免殘酷的種族清洗戰爭或運 動（西藏歷史上的幾次驅漢運動是很徹底的）的角度出發，獨立是危險的選擇，而 共處和民族自治仍然是妥協的出路。 充分估量惡性倒算運動的代價 當代政治理論不得不考慮重大社會變革之後出現的惡性倒算代價。中國共產黨取 得政權之後的鎮反、土改、肅反、反右、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都是殘酷的倒算運動 。對於倒算對象及其家族殺戮或迫害之慘烈，持續時間之長，造成社會的分裂、文 化的斷層、歷史文物的毀損都是難以估量的。共產黨負有煽動仇殺和迫害的罪責， 國民黨負有未盡衛護和撫恤之責。倒算運動可能是若干世代延續的長期行為，非短 期可以化解。越是缺乏民主傳統，越是長期綿延。暴君的暴政剛好培育了暴民，而 暴民正是暴君的影子。 當已經共處多少世代的多個民族因為糾紛而要求獨立的時候，對立情緒也相當地 緊張。以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為例，如果雙方力量懸殊，獨立之後俄族和塞爾維亞 族已經不再對權力形成威脅，則還可能出現寬容局面，如果他們依舊在局部地方擁 有人口的多數、或經濟文化能力方面的優勢，則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惡性倒算（ 和反倒算）。在波羅的海三國出現了不懂當地語言不享有選舉權的法律。這是法權 迫害型的惡性倒算。在人權、民主如此高張的現代居然還出現這類違背人類良知的 條款，足見當地的倒算到了何等偏執的程度。阿塞拜疆等地出現了武裝集團，爆發 暴力衝突，驅趕異族的慘劇。南斯拉夫則出現了種族清洗的戰爭即倒算和反倒算的 戰爭——暴力迫害倒算。波斯尼亞的反倒算一方殺人可能更多。法權迫害型和暴力 迫害型的惡性倒算都是獨立運動的現實代價。實例已經擺在世界的面前，中國民運 和海外藏人團體不可以不加以審慎的考慮。中國人再也不要重複毛澤東那一套政治 「矯枉必須過正」的理論了。人民的生命財產決不是政治家試管裡面的試驗品，在 酸鹼鹽裡面來回搖晃、煎熬，一場運動下來，折騰死一大批人，說一句「交了學費 」，就一筆勾銷了事。 惡性倒算運動是人類非理性的行為。它往往無法懲辦真正的歷史責任者，卻禍及 許多中下級前軍政人員乃至普通的無辜人民。談判雙方往往都無法保證避免倒算運 動。在已經維持較長時間雜居局面的情況下，選擇民主、共處、自治的道路，比單 方面獨立要穩妥得多。任何承諾都不如各利益集團的充分協商和民主制衡更為可靠 。 俄國當局與車臣分離主義武裝之間只有兩敗俱傷的結果，俄軍沒有接受分離武裝 的條件，也是因為顧忌車臣境內的俄族人民面臨惡性倒算的處境。車臣是俄國以內 的自治共和國，不具備烏克蘭等加盟共和國自願退出蘇聯的權利，俄國當局還有機 會保護當地俄族人民的利益，但是要保護其他一些已退出蘇聯的國家之內的俄族人 民，就面臨很大的困難。車臣是一個榜樣，萬一處理不好，會影響俄國境內其他少 數民族。西藏也十分類似於車臣。西藏的分離，引發新疆和內蒙的分離，會不會發 生惡性的倒算運動，按常識來判斷，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只要回想一下，五九年的 「平叛」運動、文革中清查「內人黨」運動和清查「東土耳其斯坦」運動以及鎮壓 雲南沙甸回民的殘酷，各族人民的心中印象目前還記憶猶新，萬一重新被煽動起來 ，後果是非常可怕的。西藏自治區人口（二百三十二萬——據人民日報）以外，新 疆、內蒙、甘肅、青海和四川西部、雲南多民族雜居地區的總共人口接近一億，萬 一發生動亂，直接威脅的將是內地人口第一大省：四川省，人口一億一千萬。任何 中國政府都絕對要考慮避免這種巨大的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的獨立傾向也 是危險的。雖然台灣本身的倒算動因（省籍情緒等等）相當地微不足道，但是法理 的象徵意義卻是危機性的：「既然同文同種的台灣漢人（本省人和外省人）都可以 獨立，為什麼我們外民族反而不能獨立？」 毛澤東和共產黨用暴力犯下的罪孽，需要我們漢民族承擔道義和物質的賠償責任 。海外漢人遇到的許多關於西藏的責難和質問也是這種道義賠償的一部分。德國前 總理威利·勃蘭特在波蘭人民紀念碑前跪求波蘭民族的寬恕，贏得了世界人民的諒 解（其實他本人曾備受納粹迫害，流亡北歐，申請政治庇護，入籍他國，戰後才恢 復德籍）。戰後德國的歷屆政府償付了戰爭的賠償。相比之下，德意志民族比較順 利地回到了歐洲國家的大家庭。漢民族要重新獲得各少數民族的寬恕和諒解，還將 面臨許多遠遠嚴峻得多的考驗。 大一統情結辨析 自從海外漢藏團體自由討論西藏獨立問題以來，排除了新聞檢查的疑慮，基本上 可以看出漢族並不缺乏勸阻藏族獨立的法理依據。實際上關鍵是漢族幹部和民眾普 遍缺乏面對少數民族自尊自強意識覺醒的精神準備。 人們說到漢人反對分離主義，就提到大一統情結。甚至還以為大一統情結是反對 分離的重要防線。什麼是大一統思想？大約在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戰國時期，本來還 沒有「中國」這個概念。經過長期的征伐戰亂，各諸侯國家的「士」階層人士不約 而同產生了一種共同建立一個統一國家的思想。書同文，車同軌。這種思想跟歐洲 人到了第二次大戰之後，普遍醒悟，再也不要征伐討剿，不如攜手和平建設，走向 統一的想法相似，不過早了兩千多年。所不同者，中國是由秦始皇滅六國開始實行 的。這一思想以後延續了下來。 最近七八百年來，中國的多數民族漢人，西方的人們簡單粗略地稱之為中國人， 兩度受到其他民族的長期統治。經過武力的較量，漢人被征服了。可是在文化方面 卻影響了統治民族，後來在結束異族統治以後，漢人並不把這個民族視為異己，不 是驅逐和殺戮他們，反而視之為大家庭的兄弟。在元末朱元璋的謀士們撰寫的文告 裡已經露出了這種多民族共處思想的端倪。清朝覆滅之後孫中山的理論明確地提出 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而且明令禁止任何針對滿族貴族或平民的倒算行為。這種 思想是人性的，理智的。這是中國文化的恕道特點。注意，儒家文化的恕道傳統跟 共產黨文化風馬牛不相及。從這種思想出發，中國人形成了近代以來的大一統思想 的積極的一面。 西藏沒有征服過漢族。但是藏人和漢人在元朝同時臣服過蒙古人；在清朝又同時 臣服過滿族人。而且清朝皇帝有意禮遇蒙藏貴族來共同統治漢族。承德外八廟的石 刻記錄了這些內容。基於這樣的共同經歷和歷史關係，漢人把藏人視為兄弟民族之 一，是有歷史原因的。 平等待人的想法往往產生在遭受外族壓迫之後，一旦強大起來，思想容易變質。 思想的花朵也是需要培土和剪枝的。否則冗枝贅葉也會影響花木的健康。共產黨人 奪取政權之後，關切的只是權力，意識形態日益僵硬，民族平等等思想原則根本比 不上領導權的重要性。毛的「民族問題說到底是個階級鬥爭問題」的言論是這種「 因陋就簡」的典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關係普遍比資本主義國家緊張。迄今為止 東德右翼青少年暴力襲擊外國人的現象仍比西部多得多。在美國言論涉及黑人和婦 女，人們都必須小心自律，避免引發誤會，涉入種族或性別歧視。人們可以因為這 類歧視訴諸法庭。在德國，知識界和教育部門小心翼翼地在小學課程中普遍安排「 國際周」、外國小朋友或者外國有人介紹亞非東歐文化等活動。讓兒童們從小建立 「大家都是外國人」的概念。「當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已經給了我們不同的膚色 」這樣意味深長的言語及早地在青少年的心田里開始扎根。對比中國大陸的思想教 育，幾十年的階級鬥爭聒噪貽誤了幾代人的人性修養和民主訓練。上海市民對外地 人、對本地的蘇北籍市民（江北人）和郊縣農民（阿鄉）的歧視和鄙視，堪稱全國 之冠。江澤民本人也屬於蘇北籍。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上海市的領導人注意到要對這 類反人性的思想進行一番清理。北京市民對外地人的優越感，閩南人對閩北人，武 漢人對河南人的歧視也是相當突出的。對於同族的同胞尚且如此，對於少數民族同 胞的態度也就可以想見了。官方作過一些改迪化為烏魯木齊，改反犬旁瑤族為斜玉 旁瑤族等表面文章，但缺乏對漢族人民心靈深處尊重兄弟民族文化的教育。社會普 遍缺乏對人的尊重，當然也難有對少數民族的尊重。我們中的許多人也是來到海外 ，角色變換成為「來自窮國的外國人」之後，方才體會到什麼是種族歧視和種族隔 閡的。漢人在文化上的夜郎自大是可怕的。許多幹部和平民都會根據文化的「形似 」宣佈說：「日本、朝鮮或越南的文化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種不假思索的 斷言常使歐美人士驚愕不已，令日、韓、越人士深自不平。拿這種態度去對待少數 民族文化，雖然約略知道文化上確有差別，可是那種幾乎一樣的不屑一顧的神情也 足以令少數民族感到憤怒。把宗教信仰視為封建迷信，把無信仰看作比有宗教信仰 進步，以自身淺近的物質關心嘲笑他人的終極關懷。在漢族人群中這類言行、情緒 可以說俯拾皆是。自身在多民族文化史上相當無知，卻又自視為老大去統一或指導 少數民族。大一統的概念之下附著著這樣的許多糊塗觀念，一旦面對爭論，這些言 行情緒不僅不能促進團結，反而可能激怒少數民族。南斯拉夫分裂之前的一個重要 爭議就是憲法中的「主體民族」概念。這是一個相當沉痛的教訓。 海外民運追求中國的民主、人權和多民族共處。多民族國家的公民需要接受多民 族意識的「公民訓練」。要提倡寬容、學會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和他們的自由批評， 要對大一統情結作嚴肅的清理。這一場公民訓練的補課補得越早，越深入，未來的 分裂危險才越有可能減少一些。未來中國民主政治家的任務比威利·勃蘭特更加艱 巨，既要引導漢族人民補上公民訓練的一課，又要向兄弟民族充分賠罪，還要請求 兄弟民族繼續共組大家庭的承諾，才能避免國家的分裂和離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