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二十六) 胡平 241、大串連 元旦社論提出，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 的影響的一年」。可是，怎麼批判，怎麼清除呢？此時的十九中，校園內一片冷清 ，大部分同學都已經外出串連去了。 全國性的大串連始於六六年九月。當時，中央發出了一個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 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那正是「對聯」橫行一世之時，十九中派出的 赴京代表，清一色都是出身純正的紅衛兵。高三(二)班有四個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 ，其中還有兩個是黑五類，未經校文革批准，自行搭上了北上的列車。校文革聞訊 大怒，在會上對這四位同學點名批判，揚言要對之嚴加追懲。不料形勢很快就急轉 直下，還沒等這四位同學返回學校，校文革自己倒先垮了。 其實，早在六六年六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講過，各地學生要來北京，應 該歡迎，應該免費。還在八月上旬，就有少量外地學生赴京上訪，反映本地區本單 位的運動情況，受到中央文革和國務院的接待。不過在當時，我們對這些情況並不 知曉。八一八毛澤東首次檢閱文革大軍，其中包括一些來自外地的師生代表;我們不 知道這些代表是怎麼產生的，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去的北京，我們祗是想當然地以 為他們一定是最出色的積極份子。那時侯，人們都把上北京見毛主席視為一種特殊 的榮譽。四川大學一位姓楊的學生，在八一八大會上，以西南地區革命師生代表的 身份登上了天安門，回來後頓時身價百倍。他發起成立了一個名叫西南毛澤東思想 紅衛兵的組織，理所當然地成了這個組織的負責人。看那架勢，儼然是全西南紅衛 兵的第一號人物。不過，也許是因為缺乏群眾基礎，這個西南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很 快就被其它更具草根性的組織比了下去。另一條可以想像的原因是，到後來，人人 都有資格上北京見毛主席，物不稀則不貴，楊司令的威望自然也就低落了。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熱愛北京熱愛毛主席。記得在小學語文書裡，有一篇課文《庫 爾班.土魯木見到了毛主席》，講的是一位新疆老漢日夜思念偉大領袖，騎著毛驢上 北京，上級領導得知此事，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和毛主席見了面。我在上小學一 年級那年從北京轉學到成都，同學們聽說我是從北京來的，無不對我另眼看待，個 個都很好奇，常常圍著我問長問短，流露出十分羨慕的神情。在過去，祗有英雄模 范和先進人物才有機會上北京見毛主席;因此，一般人都把上北京見毛主席這件事當 作一個美好的夢想，很少以為那還會有實現的時候。直到中央發出串連的通知之前 ，我都沒發現周圍有誰認真動過上北京見毛主席的念頭。 和其他許多學校一樣，在十九中，第一批赴京人選是由校文革確定的。但很快地 同學們就發現，原來上北京並不需要什麼人的批准，誰想去誰就可以去。本來上火 車要憑學校的介紹信，可是火車站人山人海，混亂不堪，沒有介紹信照樣可以擠進 車廂。再說，上北京見毛主席，這是何等堂皇何等革命的理由，難道還有人能反對 不成？祗有黑五類同學不敢輕舉妄動。那時候，某些階級鬥爭覺悟特別高的紅衛兵 戰士見到陌生人，劈頭一句就問你什麼出身;倘若知道你是黑五類，很可能會把你轟 下去。事實上，就在這段時間，北京正在發起一場將地、富、反、壞份子趕出首都 的運動，許多子女也受到波及。黑五類出身的同學除非撒謊，隱瞞家庭成份，否則 很難混入赴京朝聖的行列。然而在當時，我們又都把隱瞞家庭成份視為莫大的政治 錯誤;即便在黑五類同學之中，這種行為也往往得不到諒解。於是，我們就老老實實 地留在學校。好在「對聯」肆虐的日子不長，進入十一月，黑五類同學上北京也不 再有什麼阻力。祗是到這時，毛主席接見革命師生的活動已經臨近尾聲。 242、 赴京朝聖 按照千千萬萬赴京朝聖者事後的描述，那經驗大同小異：數倍超員的列車，重重 迭迭的乘客，忍饑挨餓尚在其次，最難受的是便急而上不成廁所;火車開開停停，運 行時間拉得很長。幸虧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出遠門，又是去見毛主席，太興奮了， 倒不覺得有多麼苦。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立刻被分送到遠遠近近的接待站，說是「 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吃住遊覽一律免費。到了毛主席接見的那一天(通常在頭一天 才宣佈)，大家凌晨就起身，潮水般地向天安門廣場湧去;等到毛主席的身影出現在 天安門城樓之上，人群便拚命地向城樓下擠，無數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然後， 趕快掏出小紅書或日記本寫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我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 席，這是我一生最最幸福的時刻！」 據說，毛澤東曾經講，在蘇聯，革命的精神沒能很好地傳下去，是因為親眼見過 列寧的人太少。看來，毛澤東對領袖接見群眾所產生的力量抱有很高的期望。應該 承認毛澤東的期望並沒有完全落空。許多參加過接見的人都表示他們從接見中獲得 了極大的鼓舞。在見到毛主席的那一刻，他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感，祗覺得自 己的一切都屬於偉大領袖，下決心要緊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上刀山下火海在所 不辭。青年學生在文革中表現出的高度狂熱，顯然和毛澤東的八次接見大有關係。 再加上巨大的集體場面的磁場效應，個人身處其中，很容易產生小我消失，溶於大 我的感覺。和以往的五一、十一慶祝大會不同，在這幾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大會 上，秩序都有些混亂，特別是在毛主席出場後，大家都拚命朝前擠，口號聲也亂成 一片。然而正是這種混亂，突顯出群眾的自發性，加強了周圍人們的情緒對你的感 染力，從而把大家的熱情都推向了最高峰。 亞里士多德指出，僭主常常要人民集合於公共場所，彙集於宮門之前，使人民習 慣于謙卑順從的風尚，並顯示僭主的赫赫威勢。如果一個人心懷異志，見到群眾歡 欣若狂，山呼萬歲的場景，很難不產生孤獨與恐懼之感;這就從另一個方面強化了人 們的謙卑與順從。 不過，我們也不應誇大接見儀式的效果。群眾太多，廣場太大，城樓太高，很多 人根本看不清毛主席的面目，祗能望到一個小小的黑影，還不敢肯定是與不是;這如 何能讓人激動得起來？先前的宣傳對被接見的幸福感渲染得太濃烈，一旦身臨其境 ，不少人發現自己的激情並不像預期的那麼強，反倒覺得有幾分失望。再有，人們 之所以把見毛主席視為莫大的榮耀，那顯然和領袖歷來深居簡出，凡人極難見到有 關;接見的次數多了，反應也就弱了。一般來說，外地人比北京人把受接見看得更神 聖;頭幾批受接見者比後幾批受接見者感受更強烈。頭幾批人在接見完畢後，趕快到 郵電局發信發電報，向學校、同學和親友報告「特大喜訊」;後幾批人在回來後甚至 對周圍的人都少有講述的興趣。正如婚禮的隆重未必對婚姻的和諧長久有多大的幫 助，從後來的情況看，毛澤東所期望的那種革命精神並沒有維持得很久，而參加過 接見的人和沒參加過接見的人也沒有表現出有多大的區別。 243、我沒見過毛主席 我沒有去北京。 起初是不准，後來是不肯。中央號召批判血統論，我十分振奮， 我希望認真徹底地肅清「對聯」的流毒。要是大家都走了，那怎麼行？再說，我對 上北京見毛主席似乎也沒有太高的熱情。我不覺得就那麼遠遠地望上一眼有多大的 意義。這並不是說我對偉大領袖不夠熱愛;很可能，我對領袖的感情比許多人還更嚴 肅些。我祗是對這種表達崇敬的形式不大熱衷而已。 從小學起，我們就參加各種名目的集會遊行，例如慶祝五一十一，例如支援古巴 人民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等等。先前，我對參加這種活動很熱心;隨著年齡的 增長，我漸漸感到有些厭膩。我發現我在這種場合下有點不自在，我覺得自己總是 無法和集體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周圍的人群越是緊密，越是令我感到孤獨;周圍的 氣氛越是一致，自己的心境越是游離。大約正是出於這種感覺，當我看到毛主席接 見紅衛兵那種萬頭躦動群情熱烈的場面，很少產生羨慕和嚮往的意思。 此外，我也不大體會得到那些見到毛主席的人所聲稱的「最最幸福」。如果你是 以先進人物的身份獲得接見，那意味著你的優秀得到肯定，故而另當別論;如果你祗 是以普通群眾的一份子見到領袖，而他根本沒見到你，這「最最幸福」之感又是如 何生起的呢？我承認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是幸福的，可是我看不出為什麼親眼見到毛 主席就會增加幸福的程度。也許，我這樣講太理性化了。倘若我當年參加了接見， 說不定也會有幸福之感--尤其是在強大的磁場效應下。不過，我仍然對「最最幸福 」的感覺存有幾分疑心。我以為許多參加接見者並不曾感覺到「最最幸福」，他們 認為自己應該有那種感覺，於是他們也就以為自己已經感覺到那種感覺。 十九中動作遲緩，大部分同學沒趕得上去北京見毛主席，事後並不見有多少人為 此感到特別遺憾特別後悔。這中間的情況自然多種多樣，有些人和我類似，對領袖 很崇敬，但沒有強烈的衝動非想見上一眼不可;有些人恐怕連崇敬之情都比較淡。我 們很可以推斷，假如政府不是提供方便免費乘車包吃包住，赴京朝聖的人數一定會 減少大半。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極大地強化了青少年對自己的效忠熱情，這一 史無前例的壯舉，換一個角度看，那不是獨裁者慷國家之慨而進行的一次空前的人 心大收買嗎？ 244、《只爭朝夕》長征隊 校園裡既是空空蕩蕩，沒什麼事好做，我想，我們也去串連罷。這已經是六七年 的一月上旬，有風聲說要停止串連，再不走也許就沒機會了。我和另外九個同學組 成了一個步行長征隊，隊名是我取的，叫《只爭朝夕》。 在大串 連的初期，通常有兩種路向，一是外地學生上北京，一是北京學生去外地;以後才演 變成真正的全國大串連。每一座稍大一點的城市，每一處革命勝地，都成了串連者 的目標。各種客運工具--除了飛機--通通裝滿了學生，令交通部門不堪重負。就在 這時，中央發現有一批學生步行從大連到北京，趕快向全國推廣，譽之為「革命創 舉」。六六年十二月，中央發出通知，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進行串連。我 們決定執行中央指示步行串連。考慮到所餘時間不多，兼以對串連的興致有限，我 們把重慶確定為此行的終點。 不言而喻，我們這個長征隊，幾乎全是黑五類。 其中有兩人的母親都是本校的老師，前階段被打入牛棚;我為解放老師砸爛牛棚出過 力，所以他們對我頗有好感。經過半年多的運動，各班同學都陷入四分五裂。「對 聯」以出身劃線，爾後「對聯」被否定，那根線卻沒有隨之消失。不少黑五類願意 向中間家庭的同學(四川人稱為麻五類)靠攏，但我們寧肯自立門戶;我們無意歧視別 人，我們只是不願被別人歧視。 在準備步行串連的衣物時，我遇見了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我沒有棉衣。我的一 件還沒穿過的新棉衣被紅衛兵抄家抄走了。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妹妹所在班級的 一夥學生闖入我家抄家。說來也是，我在十九中被當作黑五類狗崽子的典型，可是 十九中的紅衛兵卻並沒有去抄我的家(是否因為我家離學校太遠了？)。我妹妹在離 家稍近一些的一所初級中學就讀。初中生做起事來更胡鬧。一夥半大不小的學生來 抄家，把凡是像樣一點的東西全部抄走，包括我姐姐工作三年攢錢買下的一部美多 牌收音機，也包括我的新棉衣;還在大門口貼上一張批判我母親的佈告。冬天來了， 我祗得穿上舊的小棉襖御寒，如今要徒步行遠路，小棉襖恐不濟事。根據不久前發 布的一條政策，被抄家者可以領回一些生活必需品。我找到堆放抄家物資的地方。 管理人員的態度十分惡劣;當然，他們知道來者都是黑五類，大可不必客氣。我反覆 申說。最後她祗給了我三兩件物品，倒是有一件棉衣，但顯然不是我那件。臨了， 她還指著牆上的一份中央文件警告說不准階級敵人趁機搞翻案。這是在元旦社論發 表以後的事，我再一次感到歧視遠遠沒有結束。 245、從成都到重慶 從成都到重慶，途經簡陽、樂至、安岳、銅粱等縣，我們步行用了一周的時間。 路上並不寂寞。一隊十人，五男五女，來自六個班，還有一位同學的哥哥，是成 都近郊一所小學的老師，彼此間就有很多話可講。文革以來，人們的生活圈子擴大 ，人際交往增加，許多人都變得比以前大方了，男女界限也迅速地消失。過去，在 中學生中間，男女界限頗為分明，偶有接觸稍多者，便可能引起一些人的議論譏笑 。那倒不是出於正統的衛道觀念，因為官方一向提倡男女平等，提倡革命同志團結 友愛。在學生幹部和積極份子之間，由於參加的共同活動較多，男女界限的觀念一 般還要淡一些。這就是說，在那時，過份地講究分男女界限是被當作落後思想、封 建思想而不受鼓勵的;祗是這重思想仍然有不小的影響。文化革命給這種思想造成了 很大的衝擊。文化革命極大地強化了同志式關係。同志式關係不是反性的，同志式 關係是中性的、非性的、無性的;因此，它一方面有力地衝擊了男女之大防的觀念， 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抑制了異性之間的情慾。文革中，男女生間的交往大大增加;可是 ，大多數人卻真是「思無邪」。談情說愛者自然也有，但為數甚少，尤其是在前兩 年，而且常常是以同志式友誼為基礎，無意中漸漸發展起來的。這是余話，暫不多 提。 沿公路步行，不時能碰上其他的長征隊，互相打個招呼，或是同行一段;在一起 食宿時.基本上都相處得很好，極少見到吵架打架的。這時候，出身歧視的惡浪已經 退潮，群眾間的武鬥派仗尚未開始;本班本校同學之間結下了恩恩怨怨視同陌路，和 外地外校的陌生者倒能相安無事，真好像「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 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偌大一場串連活動中，鼠竊狗偷、 強姦謀害之事甚少。一般的治安秩序，照今天的眼光看，簡直好得難以置信;但在當 時人們的心目中，這一切似乎又都很自然。十幾歲的孩子們，大都是第一次離家遠 行，還沒有大人照應，作家長的免不了牽腸掛肚，不過很少有人耽心遇上歹徒強盜 。真可謂民風純樸。然而與此同時，以「革命」之名而進行的暴力侵犯人身事件和 強奪他人財物事件則層出不窮，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246、「長征是宣傳隊」 和許多長征隊一樣，我們也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長征的首要任務。動身前我們 就準備了許多傳單，還帶上了鋼板蠟紙油印機，到了公共場所或人多之處就散發張 貼，到了接待站休息時就刻寫印製。主要內容是未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的講話和其 他中央首長的講話。這些宣傳器具是臨行時在學校領取的。干革命費錢但不花錢， 一切都有政府提供。 我們舉著紅旗往前走，正在路邊地裡幹活的農民常常向我 們投來興奮和好奇的目光。 有的農民高呼口號：「向紅衛兵學習！向紅衛兵致敬！ 」我們趕快回應：「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貧下中農致敬！」有時我們停下來，給農 民們讀兩段報。農民則最喜歡我們給他們演節目。這也是串連帶來的風氣之一。還 在六六年八月，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剛剛出現在外地城市時，他們就在街頭空地上演 開了節目，不用化裝，不用道具(頂多有一面紅旗)，連樂器都可有可無;通常是邊唱 邊跳，有新近發明的毛主席語錄歌，有紅衛兵自己譜寫的「拿起筆作刀槍」，以及 其他一些革命歌曲;舞蹈很簡單，無非是昂首挺胸揮拳跺腳。這種表演方式和表演內 容很快就被群起效仿，隨著串連之風而普及城鄉。不少長征隊都能演上幾下子。我 們隊的同學大都不善表演，但有兩位女生歌唱得很好--其中一位後來成了成都市歌 舞團最出色的女高音。每逢這種場合，她倆就站出來為大家唱幾曲，不是唱語錄歌 ，也不是唱造反歌，而是唱一些比較優雅點的革命歌曲，例如《東方紅》裡的幾首 歌，例如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贏得周圍一片掌聲。 說起語錄歌，記得廣播裡初次播出為毛主席語錄譜寫的歌曲時，我聽起來很彆扭 ，覺得像和尚唸經。許多同學也有同感。我想，語錄怎麼能編成歌唱呢？可是，廣 播裡天天重複地播放，不管別人愛聽不愛聽;聽的次數多了，居然也漸漸地順耳了。 有的歌因好聽而流行，有的歌因流行而終於顯得有些好聽。語錄歌無疑屬於後一種 。專制用強力把它的一套東西灌輸給我們，時間一長，我們習慣了，熟悉了，由於 熟悉而生出幾分親切;到後來，我們在理智上已然將之徹底否定，但那份親切感卻還 存留著一些，這反過來又可能動搖我們的理性判斷，讓你懷疑其中是否還有些值得 肯定的東西。 關於紅衛兵的造反歌舞，粗糙固然粗糙，可是它別有一股逼人的氣勢，能很快地 把觀眾帶入情緒。演員沒有特殊的打扮，演出沒有專門的舞台，和觀眾沒有距離， 更容易激起觀眾的參與感。紅衛兵不把表演當作表演而是當作宣傳鼓動，故而其簡 單粗糙不構成弱點反而成了它的長處。不少人祗把演出當作革命激情的直接宣洩， 所以有些往日不喜歡唱歌跳舞的人倒對它上了勁。紅衛兵的歌舞火藥味十足，還經 常夾雜幾句粗話。在過去的舞台上，祗有反派人物才講粗話;如今，從十幾歲的男女 學生之口，講出「老子」，講出「滾你媽的蛋」，那不僅表現出桀傲不馴，更表現 出十足的霸氣。我第一次見到這種表演是在紅八月的下旬，那正是「老子反動兒混 蛋」的口號開始在成都流傳的時候。我感到很大的壓力，這和過去看一出你不喜歡 不贊成的藝術表演很不一樣，因為它具有一種直接的力量。後來，造反派接過了這 種表演風格，在內容上則作出相應的改變，我發現我依然很難對它抱一種有距離的 觀賞態度。再到以後，有的群眾組織模仿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編自演大型 歌舞劇(例如川大八二六創作演出《四川很有希望》)，重新回到舞台，藝術上變得 更講究，可觀賞性提高了很多，但與此同時，早期紅衛兵表演的那種直接的力量感 和參與感也就削弱了。 247、 接待站見聞 沿著公路往前走，每隔三四十里便有一處接待站。接待站常常設在學校裡，本校 的學生大都出外串連去了，正好騰出地方接待外地的學生。在接待站吃飯要交糧票 和少許的錢，住宿是免費的。當然，住宿條件很簡陋，無非是在地上墊上乾草，擺 成大通鋪;我們隨身背著被蓋卷，打開舖上就是。那時大家都以吃苦為榮，很少有人 抱怨。但也有一些好事之徒，貼出大字報批評接待人員態度惡劣(不是批評條件惡劣 )。不知是誰最先發明把接待站譏為刁難站，此後，「刁難站」一詞便流行天下。我 沒見有哪家接待站沒被批上「刁難站」這三個字的。這讓我很不以為然。過去我們 下廠下鄉參觀勞動，離別時總要給人家留下一封感謝信，雖每每流於形式且言過其 實，但至少表示一種禮貌。如今的接待站，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不速之客，工作異 常辛苦;做客人的不道謝也就算了，怎麼還要粗暴地指責譏諷？再說，眼下正是學生 最受寵的時候，其他人等見了無不退避三舍;來往同學個個都算革命小將，又是成群 結伙，我就不信有幾個接待人員還敢刁難。我看是那幫學生成心找碴，有的根本就 是鬧著開心。四川有句話，叫「人不宜好，狗不宜飽」。總有這麼一種人，越是受 抬舉，越是不講理。在文革的大風暴中，這祗能算是小事一樁，不過它給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長征路上頗多見聞。從城鎮到鄉村，到處都是語錄牌、主席象和 大標語，一派熱火朝天的革命景象。聽人們講話，滿嘴革命術語。有天中午，我們 趕到一處接待站吃午飯，見一位中年農村婦女---看上去並非什麼領導幹部--在就餐 的同學之間走來走去，口中滔滔不絕;她把毛主席語錄和報上的文章句子東一段西一 段地串在一起，一口氣講上二三十分鐘不打結巴。過去我們就聽說有些沒什麼文化 的普通農民，出於對偉大領袖的無比熱愛，能成篇成段地背誦許多毛主席的文章和 語錄;果然眼前就有一個榜樣。看來，這位婦女大概經常到這裡發表演說。我們自然 很佩服，但暗中又覺得有些滑稽。 在抵達重慶的前一天， 我們參觀了歌樂山上的渣滓洞監獄。同學們都讀過《在烈 火中永生》和《紅巖》，對當年革命先輩在獄中英勇鬥爭的事跡無不耳熟能詳，十 分敬仰。這兩本書的作者之一羅廣彬，現在是重慶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立派有人 指其為叛徒;就在我們到達重慶的幾天之後，羅廣彬跳樓自殺，到處張貼著現場拍攝 的照片，腦袋裂開，一隻眼還睜著。由於多年的教育，本來在我們心目中，中共地 下黨員的形象是極其高大的;文革發生後，事情變得複雜了。先是見到一些自稱老地 下黨員者寫的大字報，揭發控訴西南局省市委領導(主要由南下幹部所組成)對他們 打擊迫害，原來這批老地下黨員「解放」後的遭遇一直很悲慘;其後又是揪叛徒，似 乎那些身居高位的原地下黨員個個都曾自首變節過，洗不清叛徒的嫌疑。這樣一來 ，活著的地下黨員就沒有幾個不倒楣的了。當我看到羅廣彬跳樓自殺的照片，想到 幾天前我們剛滿懷崇敬地參觀渣滓洞，真有一種說不清的困惑和感慨。 248、 造反派爆發內戰 我們到達重慶時，重慶的造反派正為奪權一事而爆發了內戰。 六七年一 月初，上海造反派宣佈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緊接著，《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革命群眾「聯合起來，從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的手中奪權」。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紛紛響應，興起一陣奪權之風，報上把它叫做一 月風暴。在重慶，以重大八一五為首，聯合了其他一些群眾組織，宣佈奪了重慶市 委的權，成立了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並得到重慶市警備司令部(54軍)的支 持。可是，另有一批造反派不肯承認市革籌，將之稱為大雜燴，揚言要徹底砸爛。 於是，重慶的造反派公開分裂。一派叫八一五派，另一派叫砸派。後來，砸派大概 是覺得自己的名字不好聽，改稱反到底派。圍繞著對市革籌的不同態度，兩派展開 了激烈的爭論。 我們落腳的接待站在重慶市中區，不遠就是解放碑廣場，那裡是大字報最集中的 地方。每日從黃昏時分起，廣場上便開始出現一堆一堆的人群，打聽消息或是交換 意見。我們常常到那裡去看去聽。當時，我對八一五與反倒底兩派之爭並不重視。 我更關心的還是揭發走資派的大字報和北京動態，偶爾讀幾篇兩派爭論的文章，覺 得好像各有各的道理。八一五派主張聯合，反對分裂，看來是正確的;反倒底派堅持 原則，反對湊合，似乎也不為錯。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站傾向於反倒底派。我們旁聽 了一場重大八一五對三司聯絡站的公開辯論。應該說，那是我在文革中見到的一場 最好的辯論：雙方唇槍舌箭，但並不辱罵對手，聽眾也很文明，無人起哄鬧場。畢 竟，大家都承認這是革命派內部的爭論，彼此還想著如何說服對方，爭取游離的群 眾;分歧剛剛公開化，感情上還沒有太對立。祗是一場辯論聽下來，我依然不得要領 ，無法確定自己的立場。我們在接待站和首都三司的同學有些接觸，還結識了一位 清華井岡山的成都老鄉。那時，我們對來自北京的大學生，尤其是對首都三司頗有 幾分崇敬，因此我們本是希望他們辯贏的;看到辯論的結果不清不楚，未免感到遺憾 。不過那也沒什麼關係，因為我不覺得這事和我們有多大的相干。 249、一月風暴 由奪權引起的混亂看來是很難避免的。問題不僅在於奪誰的權，還在於誰去奪， 如何奪，誰認可，如何認可。以前講奪權--譬如電影《奪印》，無非是上級下令， 撤掉某人的職務，再派去另外的人接任。也有少數奪權採取了選舉的方式，譬如在 高二那年我班團支部改選，紅五類奪了麻五類的權;當然，這次選舉祗是徒有形式， 因為上級的意圖很明確，普通團員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可是，一月風暴中的奪權 完全打破常規，因此不能不導致一片混亂。 首先，奪誰的權？奪走資派的權。誰算走資派？更準確地說，誰有權確定誰是走 資派？若依中央依上級黨委，那麼，到目前為止，被明令撤職停職的當權派沒有幾 個;若依造反派群眾，那簡直是「洪洞縣內無好人」。據王力在回憶錄中所寫，當時 周恩來曾經講過：「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的頑固份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來再 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 判斷。」平心而論，這大概是當時唯一行得通的辦法。事實上，凡是奪了權的地方 ，人們也正是這麼做的。需要說明的是，周恩來的這段講話在那時並不曾公佈，也 不曾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市面上流傳。中央發出奪權號召之初，我和很多人一樣弄 不大明白，不知誰的權該奪誰的不該奪;雖說前階段造反，幾乎每個當權派都被扣上 這樣或那樣的罪名，但我們也知道那還不等於最後定性。不過各地都有一批革命闖 將，從不像我輩那樣思前想後，祗要看到別處有人做了一件事而受到中央支持，他 們就會不假思索地在自己這裡照著做起來，結果倒總是和中央的考慮部署不謀而合 。誰要是一板一眼地按報上說的去做，一定要仔細分辨嚴格認定之後才採取奪權行 動，他勢必就落後了。 奪權的另一個問題是誰奪權，誰有奪權的資格？答曰「無 產階級革命派」。照一般人的理解，這首先是指造反派。然而，造反派的組織很多 .彼此間在觀點上、背景上和親疏關係上均有所不同，因此很難達成必要的共識，免 不了會有抬高自己，貶低別人以及聯合一夥，排斥一夥的情況發生。再者，奪權需 要有相當級別的幹部參與，而在評價幹部的問題上，造反派的意見最難一致。關鍵 在於，中央發出了奪權的號令，但沒有規定奪權的程序;一旦有了矛盾卻沒有解決矛 盾的辦法， 事情怎麼能不亂套？ 250、奪權鬥爭陷入困境 一月風暴來勢迅猛，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後有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 和山東等地宣告奪權成功，消息刊登於《人民日報》，表明中央予以認可。然而接 下來情況就不順利了。許多省市都像重慶一樣，圍繞著奪權鬥爭而爆發了群眾組織 之間的分裂與內戰，致使革委會無法組建，就算組建成了，由於無法贏得反對派的 認同， 中央也不敢輕易認可。從六七年三月到十二月這十個月的時間裡，祗增添了 三個革委會(北京、青海和天津)。奪權鬥爭陷入了極大的困境。 在省市一級革委會無從確立的前提下，基層單位要成立革委會，因為得不到上級 革委會的認可，故而也難以確立。就在我們外出串連的時候，十九中也發生過一起 奪權的插曲。那簡直是出輕喜劇。幾個同學找到校長秘書，要她交出學校的大印， 對方立刻照辦，奪權一舉成功。可是同學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奪權和不奪權沒有 什麼區別，上面沒人認可，下面沒人買帳。自工作組撤離，校文革挨批以來，十九 中早就處於無政府狀態，校領導的大權不等別人來奪便已然自行消失;如今你把這塊 已經沒有權威的大印再撿起來又有何用？印把子是權力的象徵但並非權力本身。假 如一夥人在先前未能建立起普遍的權威，又不具有實行自己意志的強制力量，同時 又沒有經過一種公認的程序而獲得合法的授權;那麼，僅僅是搶來一塊大印是不會有 什麼意義的。於是，十九中的一月風暴就不了了之。 奪權鬥爭引出了一大堆麻煩。看來毛澤東事先對這些麻煩有些估計不足。在揪斗 走資派，批判反動路線之後，各級黨組織癱瘓，地方權力機構處於真空狀態，新權 力的建立勢在必行。可是，毛澤東不想沿襲舊的辦法，他不想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打倒一批，再任命一批。不管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有多複雜，他總希望文化革命 在表面上像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他希望見到群眾自己起來聯合奪權，建立起 更加革命化也就是更加忠於自己的權力機構;然後他再出面表示支持認可，從而顯示 偉大領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不料群眾彼此之間卻爭 執不休，很難實現真正的大聯合。另外，毛澤東又拒絕實行選舉的辦法。當張春橋 向毛澤東匯報上海奪權的情況時，毛澤東表示了兩條不同意見：一，毛澤東不贊成 用"上海公社」的名稱，「都叫公社了，黨往哪裡擺？」可見，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沒 有要放棄黨的意思，他知道他到頭來還是要通過黨來統治。二，毛澤東明確地講： 「我就不相信選舉。」倘若問，在過去，共產黨不是也實行選舉嗎？例如在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上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例如老百姓直接選舉區人民代表。但是在那時 ，黨內矛盾沒有公開化，舉國上下祗有一個聲音，選舉等於不選舉。文革中，兩條 路線鬥爭公開化，群眾中出現了明顯的意見分歧，這時候再搞選舉，很可能會選出 不贊成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那怎麼成？像這樣，一不要自上而下的任命，二不要 自下而上的選舉，事情當然就很不好辦了。毛澤東低估了這種困難，群眾也低估了 這種困難。一月風暴引發了造反派的內戰，可是我敢說，在當初，恐怕誰也沒有料 想到這種內戰竟然會演變為真刀真槍的大規模流血局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