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九七後香港第一個「失蹤者」？ 楊煉 世界各大報刊、電視網、通訊社，不少已經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大旅館 預訂了臨街的房間，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歷史鏡頭」，那是什麼？一場預約太久、 廣告太好、觀眾太急不可待的狂歡節，終於開幕，那是什麼？ 令全世界、甚至香港人自己都吃驚、失望、甚至沮喪——那是寂靜。正常得反常 的寂靜，銀行上班，商店營業，渡輪開航，大排檔芳香誘人……什麼都沒有發生， 沒有「文革」的「紅海洋」；沒有六四後北京街頭的坦克(西方潛意識裡期待的共產 黨意像)；沒有手持名單、搜捕「反革命」的便衣警察；連「解放軍」也許都看不見 (他們呆在軍營裡)，只有一面反正要飄揚的旗子飄在反正不在乎國籍的風裡，俯瞰 一座大都市，太靜了。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西方旅遊者，那一天，漫步於你下榻的尖沙嘴天星碼頭附近， 你不會注意，佈滿花花綠綠中文和「閣樓」、「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微笑的報攤上 ，有幾本雜誌，不見了。對仍很「資本主義」的香港而言，幾家發表本來不暢銷的 政治文章的報刊停刊，就像倒閉了幾家小店，或倫敦有印度餐館，或海風是鹹的一 樣天經地義，而西方的特派記者們，還記得「天安門大屠殺」那活生生的恐怖片， 於是多半不會，也沒空(也許不懂中文？)注意這些小事。一個邏輯——香港人，畢 竟是吃西方民主的奶長大的。如果是大事，他們一定會說話，而現在，沒有遊行、 沒有抗議、沒有口號和眼淚，沒有——因為有更大的變化：他們已不再是「香港人 」了；也不僅是「中國人」；從今天起，他們得從頭學習，作一個「中華人民共和 國人」：學會——沉默。 隨著香港「獨立聲音」的消失，香港人，不得不沉默。 什麼是香港的「獨立聲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德國，電視上播出 ：中國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坐滿十五年監獄後，剛出獄一年，又因為他的文章被 判「顛覆罪」，另外十四年徒刑。當夜，我寫成短文《被謀殺的思想》，十九日德 譯發表於《南德時報》(英譯刊於倫敦「索隱」96/2)，而中文原文，立刻由香港《 九十年代》月刊付排，成為九六年第一期首篇文章。 同一個月，香港《爭鳴》雜誌首篇文章開頭：「以莫須有的罪名，再次逮捕魏京 生，並判處十四年徒刑，是誰的意旨？是北京中級法院？是司法部？是中南海？毫 無例外，對政治犯，思想犯的處理，是按照這個程序的：黨核心指示——司法部門 議論——黨核心決定。司法部門議而不決(無權決)，決的是黨核心。對其他一些涉 及高層的刑事案件，也是這樣。」 對熟讀過《古拉格群島》的西方讀者，或習慣了奧威爾《一九八四》現實的中國 老百姓，上述引文無異於一句大白話，但，不必再說是一回事，該說而不能說是另 一回事。說了有沒有用是一回事，有否開口的權力是另一回事——套八九年天安門 廣場學生一句話：「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得說。」在這兒，「有權說 」的形式大於「說什麼」的內容，下面羅列今年一、二期《爭鳴》、《九十年代》 上部份篇目：「中共內定王丹顛覆罪」；「江澤民宣佈不搞政改」；「魏京生再被 捕前的談話」；「魏京生與K字樓」(北京監獄別稱)；「一個人挑戰一個政權的價值 」；「從魏案看中共收審的濫權」；「捉人捉姦異同」；「何故重判魏京生」；「 中共批台獨實則反民主」；「香港，九六門檻看九七」；「中共加速左轉」(專輯) ；「深揭民主集中制的極權性」；「人民有權和平『顛覆』政府」；「言論自由的 喉管被割掉了」；「北京連作惡都不夠水平」；「中國人的不幸與悲哀」；「西方 對華看法急劇轉變」……除此之外，被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列為「反動報刊」查禁 的還有《開放》、《動向》、《明報月刊》、《南北報》、《快報》、《明報》、 《中國時報》等等。六四後大陸流亡的學術界人士出版了《二十一世紀》；香港及 海外作家、藝術家雜誌《文藝報》(香港)——這些不能、或不願、至少還沒轉向、 擺好姿勢、迎接這塊殖民地新主人的——我是說，還堅持獨立思考、並且「說出」 (誰都知道那可能的代價)的——我稱之為香港的「獨立聲音」。 我擔心，正是它們，將成為九七後香港第一個(批)「失蹤者」。 這些報刊的編輯們更擔心《九十年代》九五年二月號刊出讀者問卷的結果，關於 「未來」的問題是：「九七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和現在相比如何？」「《九十年代》 及同類政論雜誌在九七後是否仍有生存空間？」「若《九十年代》不能像現在那樣 辦下去，你建議——」。而讀者回答的人數少得可憐(一個開始「沉默」的徵兆)， 但仍可見出比例，對最後一問，答「停刊」二十九；「遷冊」一百五十七；「作政 治調整辦下去」四十三；「不顧一切照樣辦下去」七十三，共同語言和太近的距離 ，使香港人無從迴避一個現實：睡在一百多年前從戰敗的恥辱中不期而至的西方民 主制度羽翼下，雖然溫暖舒適，卻終究不是自己的，一旦權力之間做成交易，好夢 便難以為繼，當年上海「解放」後，「東方巴黎」人們的自欺；香港人對北方「表 叔」的輕蔑，一剎那，都回到自己身上。儘管《九十年代》主編李怡還在他的文章 中堅持「面對九七，悲觀但不消極」；還引用馬克·吐溫以自慰：「悲觀者擁有的 資料比樂觀者多。」那麼，「我可以坦然面對過去，也可以坦然面對未來。」但， 聽聽街頭、店裡、出租車上，「普通話」怎樣自動流行起來了吧。看看近年十月一 日，北京「國慶節」，香港幾大電視台不約而同，推出的港版「國慶聯歡晚會」吧 。一九八六年，我初訪香港，曾對有些羨慕大陸「鐵飯碗」的朋友開玩笑：他們得 早寫申請——我等不及「九七」了。我們要提前「回歸」！或許，還趕得上撈一隻 好飯碗。否則，九十年代一到，半個香港都寫同樣的信，哪還輪得到你們？可惜— —現實甚至比想像更殘忍。 許多西方傳媒都在談論香港的「覆滅」。一個肯定句：「it's over。」但，怎樣 「over」？為什麼一定會「over」？卻始終未談到癥結之處——更別提怎麼改變這 個厄運了。在我看來，最可怕的就是這片沉默：已經開始的，越來越深的，不久以 後，一片官方組織的五顏六色，震耳欲聾的沉默。如果沒有臉上劃一的熱情、規定 的笑聲，怎能表達出這沉默的深度？「九七狂歡啞劇」，將是一個「龍頭」。中國 大陸摩拳擦掌、準備大發一筆「香港財」的公司們，已設計了大批「九七」系列的 產品，如「九七啤酒」、「九七可樂」等等跟進。如果不「反戈一擊」、戴罪立功 ，香港的「獨立聲音」只有沉默這唯一的「出路」。其實，即使在強調九七後「一 國兩制」的香港基本法中，也已為香港的魏京生們預留了(被告)席位：「香港居民 不得從事危害、顛覆自己祖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可北京的魏京生 ，幾篇談論大陸民主與西藏人權——本來是同一回事——的文章，又「顛覆」了誰 呢？吳弘達，儘管持美國護照，由於報導了中國出口勞改犯產品，照樣被判十四年 ，因為美國總統夫人的直接威脅——不釋放吳弘達就不出席北京世界婦女大會—— 吳被先判後放歸國。中國民運人士正為此雀躍，近又傳出(還是經由香港報刊)，中 國官方經辦此事者正為此檢討；並保證：「此類事件決不會在中國司法史上重演」 。但，又有哪位總統夫人會為香港人去抗議、去「干涉中國內政」呢？就這樣，兩 年前，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已因報導大陸民運，被逮捕、判刑、並一直監禁。 他告訴家人，監獄「待遇極差」。他已「頭髮脫落，牙齒鬆動」(香港《爭鳴》)。 但，對不起了，香港人，今天，你們只是大陸「人民」的一部份。這個「待遇」就 是大陸人承受了幾十年的「待遇」。毛當年的名言：「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 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同樣靠這兩桿子。」仍是中國政府控制意識形態的準則。允 許「獨立聲音」在香港繼續存在，與允許別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香港大商人 、大資本家，早已是北京的座上客和「老朋友」(「合夥人」？至少，是「投資」吧 )；「私有制」，正方便「太子黨」和「官倒」們搖身一變、納賄銷贓；賭場、馬場 、妓院、舞廳，本來就是「北佬」熱衷出沒之所；而「黑手黨」，剛被中國公安部 長親口封為「愛國的」……只有「獨立聲音」，意味著這一切都無法在隱秘中悄悄 進行。「新聞自由」，即「借權謀私」者的不自由。而立法與執法者，是否有膽識 建立並維護與自己個人利益相衝突的「監督者」，正是一個社會結構是否完整可信 的證據。倘若回答是否定的，腐敗就幾乎是肯定的。沉默中，一個邏輯：「獨立聲 音」(監督機制)消失——社會法治衰敗(設想「黑箱」中，兩家互相訴訟的公司，一 家有權力背景而另一家沒有，誰一定不會輸而誰近乎不可能贏？)——民眾道德水平 下降(無論多麼可怕的「活法」，「活」總讓人找到足夠的理由)——國際經濟金融 信譽喪失——直至，香港因其特區之「特」，甚至比大陸更無法無天，一個插著紅 旗的黑道天下，it's over.it's definitly over. 在香港及海外，不少人把這「覆滅論」稱為「危言聳聽」。我想：「危言」還能 存在，真該由衷慶幸。相反，危言之「危」，即思想與言論自由之危。在這一點上 「香港問題」，從不是中英之間、或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問題。它只是每個人的問題 。一個人權問題。香港人，香港知識分子，因為「九七」，加入中國「人」的命運 ，成為其整個苦難與追求的一部份。如果說，英國一個半世紀的統治，把香港建成 了世界第一購物中心，更多只是用西方物質文明裝飾了城市的外表；那麼，中國傳 統文化中的「依賴」與「實用」，則也許從未退出人們的內心。借鑒發生在「改革 中國」的現狀：意識形態專制，甚至以市場經濟為工具(一個對馬克思的小小諷刺) ——有機會與鈔票，比槍口更有效。人的生存本能正加速「人」——有能力獨立思 考者——的毀滅。在一個不違法就不能發財的地方，你能期待，發財者產生對公平 法律的訴求？物質，但刪去其精神指向，甚至維護自己得以謀取利益的不公平制度 。這是共產黨統治半個世紀後，既失去了中國傳統的文化結構、又未建立任何新的 、更符合理性的價值系統的大陸「暴發戶」，與民主社會裡中產階級的根本區別。 什麼都可以標價出售，包括人格、自我和思想，這種「意識形態界限下的市場經濟 」，我稱之為中國的「新官方文化」。相對於此，香港「獨立聲音」的意義，就等 同於香港的「獨立人格」。如果聽聽另一種「危言」，大陸人對今日中國的諷刺： 「金錢文化大革命」；「最壞的社會主義加最壞的資本主義」，那香港的明天，是 不是已清晰可見？九七年的「it's over」，也許早已是「it was over。」倘若「 危言聳聽」終於能衝破「充耳不聞」，也許香港人能以某種方式證實「自己」，而 令世界刮目相看：「it's not over」——有「危言」，就有希望！ 一九九七年，香港，失蹤的「獨立聲音」，使香港「人」活生生地失蹤了(甚至用 不著大屠殺)——那些無聲的、無形的、無力的且無奈的，我說：無人。卻又充滿依 舊眩目的廣告、霓虹燈下、夜總會和色情雜誌，並在電視中微笑、微笑、微笑…… 狂歡的啞劇，上演了，並且至少「五十年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