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林牧 林牧是胡耀邦的秘書，原陝西省委副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因為胡耀邦打抱不 平，遭受多年迫害，長期蹲牛棚，離休前是西北大學黨委書記。他是西北地區重要 的異議人士，是九五年呼籲寬容的倡導者和發起人之一，參加了大量的建議信、公 開信活動。九五年五月在杭州組織發表對王丹、劉念春等人的援救公開信時，被警 察關押並飛機押返西安，長期受到嚴密監控。此文是林牧呼應他的老友胡績偉關於 馬克思的認識的文章。 海外有些學者認為：由於五四運動從總體上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才導致了馬克 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大陸的流行；或者認為：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全盤拋棄了中 國文化傳統。 本文作者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政治運動是兩個價值觀念不同的運動。馬 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的流行，並不是反對中國文化傳統和追求民主、科學的西方文 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果，而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和北洋軍閥政府的五四政 治運動向俄化的另一極端發展的結果。而中共黨人所奉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並沒有全盤拋棄中國的文化傳統，而是一面用馬克思主義利用和改造了中國的文化 傳統，一面用中國的文化傳統利用和改造了馬克思主義，利用和改造的結果是弊大 於利、得不償失：許多優良的文化傳統喪失了；許多劣性的文化傳統改頭換面地惡 性發展。毛澤東曾經自稱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一句話道破了天機。中國化的馬克 思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秦始皇的大一統的、政治經濟文化一元化的、高度中 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兩種五四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爭取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為核心而追求科學和民主的思想 文化革命。它是繼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人傚法西方追求社會現 代化這個大運動的組成部份，是由器物革命、制度革命到思想文化革命的合乎邏輯 的發展。五四政治運動卻不同，它是以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為目的，反對西方資 本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和北洋軍閥政府賣國行為的政治革命。 以上這兩種前後相連的運動展現了兩種五四精神。前者是科學和民主；後者是「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前者是爭取個人的自由和解放；後者是挽救國家和民族的 危亡。前者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後者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 政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在科學和民主、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吶喊聲中 走上政治舞台的，而是在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挽救民族危亡的吶喊聲中走上政 治舞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同五四運動的傳承關係，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是 現實的而不是歷史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雖然高舉五四的旗幟，以五四運動的繼 承者自居，可是，他們並不強調科學和民主的五四精神；他們強調的只是反帝、反 封建的五四精神。他們為了動員人民起來反帝、反封建和奪取政權，自然也要在一 定的時期和範圍內提倡民主和實行民主；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他們所提倡的民 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是共產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以個人的獨立、 自由為基礎和「主權在民」的民主。 中共用馬克思主義利用和改造了中國文化傳統 中國文化傳統中有一部份同馬克思主義是相通的。中共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利 用和改造了這一部份文化傳統。如 一、由封建主義的公有制和家國一體的群體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集體主義 舊中國沒有作為獨立個體的人，只有依附於家庭、家族、行會、種族、國家等群 體中為人父或子，為人夫或妻，為人師或徒，為人主或奴的人——腳色。舊中國也 沒有普遍的，發達的個人私有制。只有家長所有制、族長所有制和以帝王私有制為 主的國家所有制。《禮記·坊記》規定：「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亦不敢私其財。 」不論官僚、地主、市民、自耕農的家庭，都是家長擁有基本財產的所有權，為人 妻、妾，為人子、女，為人兒媳和庶子，甚至為人寡母者，都沒有獨立的財產和獨 立的人格，只能背著家長攢一點不合法的「私房錢」。就是那些擁有土地、作坊、 商店、房產所有權的家長，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國家所有制的控制下， 一旦帝王、貴族來一個「圈地」或擴張「皇莊」的運動，後者宣佈你有罪，就可以 沒收你的財產。連人的身體和生命都不歸個人所有。《封神榜》中的那個哪叱，在 割骨還父割肉還母之後，才取得個人人格的獨立自由。 中共正是利用這種傳統，建立了以國有制為主體的公有制，並把封建的群體主義 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可是，這種公有制和集體主義同馬克思設想的「自 由人的聯合體」與「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集體主義， 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沒有「自由人」，哪有「自由人的聯合體」？沒有「每個人的 自由發展」，哪有「一切人的自由發展」？這樣的工友制和集體主義，只有處於饑 餓和死亡線上的人們能夠接受，只能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以階級鬥爭激發起來的革 命熱情為動力而存在。當人民擺脫了飢餓死亡的威脅而追求富裕、民主、文明的時 候，是不可能長期存在並顯示其優越性的。 中共把人民稱為群眾，也有中國的歷史淵源。舊中國把人民稱為「百姓」、「眾 庶」。中共所謂的群眾，同舊中國的百姓或庶民一樣，把個人否定了，把群體抽空 了，把人民抽像化了。在或大或小的集體和群眾中，只有個別尊者、強者、掌權者 是積極的成員，大多數個別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以致共產黨員，是受控制的任 人擺佈的消極的成員。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虛假的集體」。在國有企業中，支配 權掌握在中共領導下的各級政府及其主管部門手裡；管理權掌握在由中共及其政府 委派而不是由職工選舉、監督、罷免的經理和廠長手裡；全體人民和本企業的職工 都缺乏民有、民治、民享的實在的權利，自然也不會有主人翁的責任感和積極性。 國家所有制變成經常變換主人的黨官僚所有制。 二、由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平均主義、宗派行會主義、復仇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 鬥爭學說和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的社會主義制度 舊中國是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由於封建壓迫的殘酷，社會環境的封閉，生產規 模的狹小，生產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落後，農業和小手工業者具有濃厚的平均主義、 宗派主義和冤冤相報的復仇主義傳統。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提出「均貧富」、 「打富濟貧」、「等貴賤、均貧富」和「報仇雪恨上梁山」、「殺盡不平方太平」 的要求。 中共所實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革命戰略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補充，是「 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要實行這種戰略，就不能不適應農民的 需要和傳統。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至少有一部份是馬克思主義農民化。中共 利用和改造了中國農民的文化傳統，把農民中的平均主義、宗派主義、復仇主義， 提到階級鬥爭、土地革命、削平貧富差別的程度，贏得了占中國人口大多數農民的 擁護。但是，當中共實行剝奪農民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民就從擁護走向 不滿了。 三、由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到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專制 主義 中國封建時代的國家學說是儒法並用。儒家的國家學說是「從周」；法家的國家 學說是「從秦」。按照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西周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朝代；秦 是第二個統一中國的朝代。周和秦兩種統一模式的主要區別在於：立國之本不同； 統一的結構和形式不同。西周的立國之本是「敬天保民」，「以禮、樂、刑、政治 天下」，也就是王道。秦始皇的立國之本是單純的武力和刑罰，也就是霸道。西周 的國家結構是：以周天子為共主，掌握制禮、作樂和戰爭的大權(「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各諸侯國擁有自治權，全中國實行聯邦式的分權統一。秦始皇的國家結構是 ：廢封建置郡縣，郡縣一切聽命於中央，中央朝廷則聽命於權力無限的皇帝，實行 高度的中央集權和個人獨裁。為了便於區分，我們把西周式的統一稱為統一；把秦 始皇式的統一稱為大一統。西漢以後的王朝，在立國之本方面，是儒法並用，「王 霸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語)，而以儒家的「王道」、「仁政」為主流。在國家結 構方面，大多數朝代和時期，在漢族聚居的直屬州縣，沿襲秦朝中央集權皇帝獨裁 的制度；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統治卻比較鬆散。例如：漢唐在直屬州縣以外有被 保護國和州；明、清有半獨立的王、公和土司。這些被保護國、州、王公、土司， 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只要向中央皇朝稱臣、納貢就行了。雖說是「漢承秦制」或「 千載多行秦政制」，但是，除了少數暴君以外，一般君主集權和殘暴的程度都不如 秦始皇，而且越是不如秦始皇集權和殘暴的皇朝延續的時間越長。大陸有些御用文 人通過文章、戲劇、電視劇大捧秦始皇這個「千古一帝」。其實「千古一帝」不應 指其功勞而應指其罪惡。 中共正是把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同秦始皇式的大一統、一元化的極端中央集權 和君主專制結合起來，按照領袖高於黨、黨高於國家、國家高於人民的原則，在一 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建立了黨、政、工、團、治安、民兵等無所不包、 無孔不入、無遠弗界和層層依附於上級、依附於領袖的統治網絡，使中國的專制主 義達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僅僅靠皇權做不到這個程度。郁達夫先生創造了「中央黨 帝」的稱號。這個稱號用之於蔣介石和毛澤東、鄧小平，是再恰當不過的。 四、由封建儒學的一元化思想統治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元化思想統 治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以儒學為主體，揉合了道家、法家、陰 陽家、縱橫家各派學說的封建儒學(不是原初的儒學)，成為皇帝欽定的國家統治思 想。這種封建儒學的一元化思想統治，同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統 治相輔相成。中共利用和改造了這個傳統，也學習國民黨蔣介石，實行了一個主義 、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和中央計劃、國有經濟占壟斷地位的一元化思想、政治、經 濟統治。 為了維護和強化這種大一統、一元化的思想、政治、經濟統治，中共還利用了中 國人崇拜權威、迷信聖君的落後的傳統，宣傳黨和黨的領袖高於一切、重於一切、 領導一切、統治一切。例如：鼓吹「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 席親。」陝北農民李有源改編的歌曲《東方紅》，一度形成人人唱、天天唱、並且 通過人造衛星響徹雲霄。儘管這些宣傳顛倒了公僕和主人的關係，不符合「從來就 沒有什麼救世主」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也不符合「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 孔孟之道，卻被寫成標語、對聯，寫進文章、戲劇、詩歌，在中國大陸廣為流傳。 中共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成份改造了馬克思主義 一、用封建的宗法等級制來取代人人平等的思想 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社會主義思潮，它們的核心是追求平等和公平。中共 卻不然。他們把中國封建文化中的家長制、等級制、特權制、官本位、終身制、世 襲制、裙帶風等消極落後的成份，通統地繼承下來。這一點確實具有「中國特色」 。 毛澤東多次批判陳獨秀、王明在黨內實行家長制。其實，他自己的家長制才是登 峰造極的。在黨外，他可以對國內外知名的學者梁漱溟、馬寅初破口大罵，並把章 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龍雲、盧漢等人置之死地；使各民主黨派成為百依百順聲 蟲和小擺設。在黨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鄧小平等，在他面 前都是戰戰兢兢的小媳婦。而鄧小平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婆之後，又讓胡耀邦、趙 紫陽作他的小媳婦。不僅中共的最高領袖是封建家長，由於毛澤東強調「第一書記 掛帥」，中共的地方政權，上自省、市委書記，下至工廠、農村、商店的支部書記 幾乎都是他管轄的那個地區或單位的家長。 中共各級各類組織等級之森嚴也不下於中國的封建時代。工資、住房、乘車、購 物、差旅費、開會座次、外出隨行的車輛和人員等等，都有很繁瑣的等級差別。除 了制度內的等級差別以外，制度外的特權，隨著職位、權力和本人的品德而增減、 那是無法計算的。 中共雖然在八十年代宣佈廢除了幹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但是，這個制度只是在 大多數缺少特權和後台或者本人潔身自好的幹部中起作用。對於鄧小平等人是不起 作用的。因為他們用其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變相實行其終身制和世襲制：一是設 置二線職務。各級黨委和政府是一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各級政 治協商會議，中共十四大以前在中央和省級還有顧問委員會，是二線職務，擁有特 權和後台的領導幹部可以由一線退居二線。二是無職控制。例如：鄧小平和陳雲， 不論在一線、二線或無線，都是中共的最高決策者。三是大量提拔或安置領導幹部 的子女。民間稱之為「太子黨」。 中共的黨、政、軍、群和企業、事業單位中的行政管理機構、官員和工作人員一 直在不斷膨脹；實行了一線和二線制度以後，官員數字更加迅猛增長。中共建國初 期的官、民之比為1：600；一九九三年達到1：34，增長了十七倍。這在中國歷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至於裙帶風，中國大陸的夫人干政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比之封建時代毫 無遜色。 二、用「重義務、輕權利」和「重壓抑、輕自由」的中國封建傳統取代馬克思主義 關於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產生在尊重人權和人的自由、解放的西歐，她是比較重視人的權利和 人的解放與自由發展的，儘管它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又同重視人權和人 的自由、解放的思想相矛盾。 中共在奪取政權的時候，也經常使用人權、自由、平等、民主、解放這樣的口號 和武器。但在掌握政權以後，卻變本加厲地繼承了中國封建文化中的重義務輕權利 和壓抑人權、人性、人的合理慾望的落後傳統，不斷強化對人的強制改造。 中國所進行的強制改造，就其反對的內容來說，毛澤東概括為「斗私批修」。「 私」，指個人主義；「修」，指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經濟思想、生活方式以至學 術思想。就直接目的來說，就是所謂「增強黨性」或「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 而「黨性」或「無產階級立場」的主要要求，就是一切服從黨的利益和黨的組織紀 律。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反覆論述的，就是反對個人主義和增強黨 性。例如他說：「在每個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都要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 完全一致，當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夠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 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 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 「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 我們的黨員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他們的利益，更應該完 全溶化在黨的無產階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 如此絕對地反對個人利益，反對具有獨立人格、個性、個人需求的個人，要求把 個人利益、個人目的完全溶化在有時代表國家和人民利益，有時逆反國家和人民利 益的黨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這是中國漢儒、宋儒的愚忠、愚孝，法家的極端君 權，墨家的絕對利他傳統的變相復活和發展，這種逆反人性的要求，其效果適得其 反。起先是個別或極少數領袖，以黨的利益和意志的名義，無限擴張自己的個性、 個人權力和利益，壓抑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的個性、個人需求和利益；後來是許 多人打著黨的利益、黨的決定、黨的紀律的旗號來謀求個人和小集團的權力和利益 。毛澤東是一個個性極強、個人權力慾極強的人。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朱莉· 尼克松在北京同毛澤東談話以後，對人說：「毛澤東的個性在十里以外就可以聞到 。」可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獨裁統治下，劉少奇、周恩來和胡耀邦、趙紫陽都 不能伸展自己的個性、個人意志和權力，其他幹部和平民百姓就更不在話下了。這 正像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一文中說的：「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又像梁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說的：「我們 不待有我就去談無我，不待個性伸展就講屈己讓人，所以至今也未曾有得從種種權 利下解放出來。」清代思想家戴震抨擊宋儒「以理殺人」，講得更為透闢。他在《 疏證》一書中說：「遵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 。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 天下之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教。人死於法，猶 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我們如果把戴文中的「理」改為「黨性」，不僅 完全適用，而且為禍之慘烈，何止百倍？！五四時期，魯迅先生吶喊：「打倒吃人 的舊禮教」，現在我們要吶喊：打倒吃人的黨性了。 「批修」的效果也很不美妙。自中共建國以來，中國大陸進行過十八次規模較大 的整人運動，其中有十四次是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政治的。其實，中國封建主義的 思想政治影響有兩三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傳入中國只有一百 年的歷史。五十年代中國大陸「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定了五十六萬戶資本家： 其中資金在二千元以上勉強夠格的資本家只有十六萬戶，另外四十萬戶都是「冤假 錯案」。這樣弱小的資本主義，有什麼可批可改的？何況，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和修 正主義思想，無非是反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道主義和專家治國，物質刺 激、利潤掛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等先進的思想。以落後反對先進，以野蠻征服 文明，其結果只能是以失敗而告終。作者本人也曾經下決心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和 小資產階級思想，下決心做一個具有堅強黨性的純而又純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 改造了四十幾年，「靈魂深處仍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王國」(借用毛澤東 的語言)，也就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王國。 中共所採用的改造思想的方法，是把儒家的「克己復禮」、「吾日三省吾身」， 基督教的「懺悔」和蘇聯共產黨的批判鬥爭揉合起來，再加上三千年前周公旦對付 殷之頑民的勞動改造。這種方法只能收效於一時，時間長了就有逆反作用。 三、用中國式的政治決定論和思想決定論改造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是經濟決定論。馬克思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 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個原理忽視了政治和精神的獨立作 用，而且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自相矛盾，也不符合系統論的精神。毛澤東強調 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寶貴的。」這是對的。可是， 他又受到中國文化傳統中重倫理輕物理、重政治輕經濟的影響，走向思想政治決定 一切的另一個極端。 「思想政治決定論」的第一種表現是：以不斷擴大和製造階級鬥爭來推動各項工 作。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和富農。「鎮壓反革命」和「內部肅反」打倒了國民黨留 在大陸的軍、政、警、憲、黨、團人員。「三大改造」消滅了資本家、小業主、個 體農民、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從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胡適、反胡風、反右 派、反白專道路到歷次的文藝批判、學術批判又把知識份子批倒批臭。等到把「地 、富、反、壞、右」和「臭老九」都整編以後，又在共產黨內，在共產黨的幹部隊 伍中搜索和鬥爭階級敵人，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中開展「全民的全面的階級 鬥爭」，對全體人民實行「全面專政」；用建立「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政權和軍 事宗教共產主義的空想，引起了舊中國那些最落後、最野蠻、最骯髒的沉渣泛起、 群魔出洞。 「思想政治決定論」的第二種表現是：根據中共的政治需要，採用政治手段去解 決一切問題。經濟工作要實行「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和「抓革命促生產 」。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工作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並把政治標準放在 首位。知識份子要「又紅又專，以紅帶專」。工人和農民要「為革命做工」，「為 革命種田」。各行各業政治化，全國全民政治化，甚至日常生活也要政治化。個人 的戀愛、家庭生活以至吃什麼飯、穿什麼衣服，都被當做政治問題去抓。這樣做的 結果是：政治統帥一切，衝擊一切，干擾一切，代替一切。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九 零年，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發生過八次大起大落的振蕩，平均每四年半一次。在同 一時期美國的經濟震盪，大約平均八年一次，而且沒有中國大陸的振幅大。中國大 陸的每一次經濟振蕩，幾乎都是政治干擾經濟的結果。馬克思曾經說，任何專制帝 王都不能對經濟運行下命令。這個結論本來就太絕對了，尤其是在中國大陸不靈了 。中國大陸四十餘年的國民經濟正是在中共當局的政策、計劃、指令下運行的，無 時不受到政治權力的控制和干擾。 「思想政治決定論」的第三種表現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化。企圖用「為人民服務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等思想和道德的力量來解決一切問題。其實，這些要 求，只有像周恩來、劉少奇等極少數「克己復禮」、「修身齊家」、「忍辱負重」 、「委屈求全」、「竭智盡忠」、「鞠躬盡瘁」的當代大儒才能做到。毛澤東、鄧 小平這樣的最高領袖只是要別人那麼做，自己決不那樣做，一般的黨員和幹部也只 是把那些道德教條當做敲門磚和裝飾品，多數人不會身體力行。 自從鄧小平掌握了中國大陸的最高權力以後，又走上「經濟決定論」的另一個極 端。他要在堅持一個黨、一個主義的集權統治下，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片 面的經濟開放，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樣做的結果，中國大陸的經濟確實搞 活了、增長了，一部份人富裕了。鄧小平及其極少數追隨者自以為憑借經濟的開放 和發展就能夠維護他們一黨專政和極少數領導人集權的政治穩定。國內外有些不明 真相和過份天真的人也被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的表面繁榮所迷惑，以為單靠經濟上的 繼續開放和發展就能夠推進民主化和法治化。其實，「政治決定論」和「經濟決定 論」都是片面的、畸形的。現代化社會這個大系統中包含著經濟市場化(或自由化) 、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等幾個子系統。任何一個子系統的過份超前或滯後，都 會破壞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中國大陸的改革以經濟為先導是正確的，符合中國的 實際需要。但是，長達十餘年的經濟超前、政治滯後已經帶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 沒有民主和法治的半自由經濟造成了市場競爭的不公平和無秩序。外資、合資企 業和官僚資本壓倒了民族經濟和純粹的民辦企業；鄉鎮企業和民辦企業又壓倒了國 有企業；中央財政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降低到世界各國的最低點；比較富裕地 區的經濟割據正在發展；大多數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很窮，官僚資本和一部份私 有企業家暴富；腐敗現象和苛捐雜稅、濫罰款惡性發展、邊反邊犯；通貨膨脹居高 不下；失業人數愈來愈多；教育商業化，失學青少年日益增加；社會治安十分混亂 ；人心不順，民怨沸騰。中國如不及早進行政治改革，上述這些問題只會日益惡化 ，絕不會隨著經濟的開放和發展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 中國的優良文化傳統必將復興 本文作者的原意，絕不是要把中國大陸近幾十年遭受的人為災禍，一半記在馬克 思主義的賬上；一半記在中國文化傳統的賬上；既否定馬克思主義，又否定中國文 化傳統。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文化傳統都是既有理性的、人道的、積極的 、符合現代中國需要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非人道的、消極的、不符合現代化中 國需要的成份。問題在於，中共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傳統的選擇和運用 ，消極的成份多於積極的成份。而且在掌握全國政權以前和掌握全國政權以後有所 不同，以前要好得多。例如：馬克思主義關於探索一切、檢驗一切、批判一切，不 承認任何終極真理的革命精神；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的學說；馬克 思主義關於實踐和異化的學說；馬克思《資本論》中那些對當代市場經濟仍然有用 的具體原理；等等。中國文化傳統中，尊重人性、人格和人的價值的人本主義和民 本主義；致中和、道中庸的無偏無頗的哲學；人類必須順應自然並與大自然相通、 相融的「天人合一」學說；以仁德服人而不以暴力制人的仁政思想；忠恕、仁愛、 信義、和平的倫理道德；重視親情、友情、鄉情、民族之情，以至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的人類之情的濃郁的人情味；等等。 上面講到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理性的、人道的、積極的成份，中共 領導人不是完全沒有接受，而是很少接受。中共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和利用 ，主要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還有同馬克思原來的設想走了樣的公有 制和集體主義。中共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主要是五四時期著重批判的大一統、 一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專制主義，封建宗法等級制，思想政治決定論，等等。 在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奪取政權的時期，中共還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來爭取 民眾，動員民眾。在全國範圍建立了「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集權統治 以後，不是黨和國家逐漸消亡，而是民主、自由、人權迅速消亡。這是時代的悲劇 。不過，這個悲劇快要演到盡頭了。悲劇的盡頭就是喜劇和正劇。中華民族和中華 的優性文化是一定會復興的。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