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的民族主義 陳曦 民族主義：世界的潮流與中國的響應 在後冷戰時代，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的潮流。在那些原社會主義國家，民 族主義已經取代原來的主義，成為新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當然，在這些國 家中興起的民族主義內涵不一，其造成的結果也各異。在俄國，民族主義同一種強 烈的懷舊感聯繫在一起，它激發起人們對於一個(至少在俄國人自己看來)強大帝國 的美好記憶和憧憬，無論這一帝國是在彼得大帝還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在高漲 的俄國民族主義心態下，俄國共產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並且有望重新奪回它失去 的政治領導權，並不令人意外。在前南斯拉夫，由於多樣的族群意識和宗教信仰， 再加上不同族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於德國侵略者的不同態度以及他們的不同表 現所造成的歷史創傷，民族主義成為分裂和血腥內戰的思想根源。在東歐和中歐地 區的民族主義則是反俄主義的民族主義，它引導各國重新尋找其立國的意識形態基 礎。同這些國家的民族傳統有關，各種中間偏左的意識形態，例如民主社會主義或 自由社會主義，似乎正在佔據上風。 在亞洲，民族主義的昌盛的背景更為複雜。首先同後冷戰因素有關，這一點在亞 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特別真切。隨著社會制度在蘇聯和東歐的崩潰，亞洲的各社會 主義國家無疑需要調整其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使之更具有民族特色，也更具有 說服力，因而也能更為有效地捍衛其政權的合法性。其次，亞洲民族主義體現了一 種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這是一種較具進攻性的西方普遍主義和 較具防守性的東方特殊主義之間的衝突。西方國家的輿論主流堅持以現在在西方普 遍盛行的人權價值標準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來批判性地衡量東方各國的現實，這種 舉措引起了東方各國官方以及不少獨立知識分子的反對，他們均以東方特有的文化 因素來反對西方普遍主義的宣稱。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東方式特殊主義的宣稱，也 在西方一些學院派知識分子中得到共鳴。 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顯然同時具有以上所說的兩種因素。從黨國的角度來說 ，民族主義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必須補充。事實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從 一開始就有其自己的特點，而在毛澤東那裡，這種民族特色更加發揚光大，即所謂 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一九六零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曾經在 「反對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得到過勃興。今天，西方所推進的「和平演變」 往往以關於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宣稱為先導，而為了抗拒「和 平演變」，民族主義也是方便的法門。可以說，民族主義真有一箭雙鵰之效，它即 可以凝聚中國人(無論居住在什麼地方)的民族認同，又可以抵禦西方咄咄逼人的攻 勢。 因此，人們普遍傳說，新科智囊人物、復旦大學政治系的王滬寧教授進京之後所 進的第一策就是「民族主義可以利用」。事實上，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反對所謂「 民族虛無主義」就已經成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附屬品了。在一九八九年六 四事件後，第一個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性文化活動就是關於儒學的學術會議。基於各 種早已建立的有關儒學的官方、半官方的學術機構，新的機構又在不斷的建立，並 且開始吸引在大中華圈甚或更廣泛的「儒教文化圈」(包括韓國、日本等)內在經濟 資源，而且這類新機構大多受到來自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多位退休的原國民黨和國 家高級官員擔任要職的國際儒學聯合會，就是其中的一例。 中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彪興 就當今中國知識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的觀察者都能得出一個結論，即民族 主義已經成為一股蔚為聲勢的潮流。 首先，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九八零年代聲名大噪的反傳統主義者們大多數消聲 匿跡了。當然，有些昔日的反傳統主義者，例如劉曉波和包遵信，曾經捲入過六四 事件，因而他們的言論空間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這一政治因素不能全部解釋反 傳統主義思想在一九九零年代中國知識界的近乎絕跡。事實上，在現在的中國，言 論空間相當寬闊，反傳統主義的聲音理論上不難找到發表的場所。況且，並非所有 的昔日反傳統主義者都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而言論不能自由，例如當年以基督教立 場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激烈而又深刻批判的劉小楓，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他 的新文字在香港和大陸的各種流行刊物上頻頻出現，但是在這些新文字中，其反對 傳統主義思想沒有繼續深化的跡象。 昔日反傳統主義的一個思想基礎，是對西方文化的浪漫化理解。對這一點，劉曉 波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就曾有過自我反省，他稱自己在一九八零年代關於西方文字是 「對西方的『獻媚』。」(參見《明報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號，第十三至十六頁 。)但是，中國反傳統主義者對於西方的「去浪漫化」，很少引致他們對西方的深入 研究。對西方「去浪漫化」的直接結果，要麼是走向膚淺的文化保守主義，要麼是 陷於思想彷徨的境地。無論是何種結果，現實的表現就是反傳統主張的退潮。只有 極少數昔日的反傳統主義者，例如劉小楓，在今天投入到對於西方思想文化的更深 入的研究之中，但是他現在的這些研究是否能夠在今後為深化其反傳統主義提供思 想資源，還有待觀察。 第二，文化保守主義的心態或情緒正在高漲。之所以說「心態或情緒」，是因為 在當今中國(中華文化圈)，還沒有產生世界級(甚至中國級)的文化保守主義理論。 雖然各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就開始得到散佈，但是真正使這 個辭藻流行還主要歸功於在一九八九年後迅速興起的所謂「新保守主義」。它是在 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新權威主義」的一種更加保守性的思路延伸。在政治上，它所 強調「漸進主義」幾乎可以等同於「維持現狀」；在文化，它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在 維護政治秩序現狀上的意識形態作用。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之所以淺薄就在於，它賦 予中國文化的只不過是一種符號性的作用，僅能提供一種具有政治功用的認同而已 。 有不少文化保守主義的思路，不是簡單地乞靈於籠統的傳統文化符號，而是訴諸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特有的因素。主要發展於香港和台灣但在大陸有不少信奉者 的新儒家思想，注重弘揚從孟子到王陽明的儒家心學傳統，強調道德主體性的滋養 。由李澤厚倡導的「審美新傳統主義」，試圖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性層面，從 而趕上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主義和審美主義的潮流，儘管他也喋喋不休地強調 他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層面。事實上，在中國大陸，能為當今文化保守主 義者提供靈感的傳統文化中的因素，真是五花八門。有兩漢經學，有明清實學，有 魏晉玄學，有術數之學，也有道教、佛教等等，其中有些東西一向被認為是屬於「 封建糟粕」或「迷信」。最具有聳人聽聞色彩的是作家張承志所宣傳的、姑且可以 稱之為「英雄個人主義」的主張，其思想根源除了在他所信仰的伊斯蘭教之外，還 在中國傳統的荊軻式的狹義精神。他提倡血性，厭惡中國傳統文化中主流所體現的 懦弱和犬儒主義。不同的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不同因素來挖掘不同的現代因素， 而他們的政治立場又大相逕庭。有些人對現實政治秩序持批判態度，有些人則維持 現狀。 第三，所謂「國學熱」或「儒學熱」興起。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在一九八 零年代有一股又一股的「西學熱」，大批介紹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思潮以及翻譯西 方學術原作的叢書相繼出版，給出版和編譯們都帶來可觀的物質和精神收益。在當 時，靠翻譯出版了一本好的西方名作就在知識界佔據一席之地的大有人在。海德格 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等書 ，印數都突破十萬，超過其作在母國的印數。連知名度稍遜的德國哲學家卡西爾的 《人論》，也居然上了個體書攤。 在一九九零年代，「西學熱」顯然風光不再。相反，若干套有關「國學」的叢書 相繼出版，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有些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例如北京大學的 陳來教授，似乎是嫌現在「國學熱」的熱度不夠，不能同一九八零年代的「西學熱 」相媲美，因此不願承認「國學熱」的存在。他們的理由是，今天的大學生中，對 於所謂「國學」的興趣沒有顯示出提高的趨勢。這樣的觀察當然是離實際不遠的。 事實上，在今天的大學生中，最熱門的是電腦、外語(尤其是英語)、商業、法律、 甚至財會等能直接展示經濟效益的專業。但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國學熱」是僅就 中國人文知識界而言的。「國學」在這個小小的圈子內一花獨放，是一個不爭的事 實。在人文學術圈子，西學已經不是人們討論的熱點，而爭當所謂「國學大師」成 為中青年學者們追求的首先目標，品茗下棋、吟風弄月、談玄論理成為中青年學者 們時尚的生活方式。有不少原來治西學的學者也轉行研究中國的學問。當然，儘管 有不少中青年學者狂妄自大，但是在圈子內，人們普遍的評價是：在新一代中國知 識分子當中，出現真正「國學大師」的機會微乎其微；而以中國古代文人的生活方 式為好者，也難免東施效顰或附庸風雅。 第四，在知識界，反西方的情緒悄然上升，這種情緒存在於社會科學到人文學的 各個領域。這種情緒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宣言；換言 之，反西方言論的發表是出自許多知識分子們的自主意願，而不是官方授意。而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反西方言論的理論基礎，也不是傳統的官方意識形態， 而是源自西方的各種思想，從源遠流長的各種保守主義到各種曇花一現的激進主義 思潮，應有盡有。最為顯著的是有一大批從西方留學歸來，或者接觸過西方思潮的 比較文化研究者，運用流行於西方學院中的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後馬克思主 義、東方主義等時髦理論，發動對西方文化的大批判。相當一些這類大批判發表在 一向 被認為是自由派大本營的《讀書》雜誌上。 很多反西方的言論聽起來振振有辭，而且大多直接訴諸西方列強羞辱中國的歷史 ，再加上作者們大多拋棄了官方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因而頗有感染力和誘惑力 。例如，醉心於西方制度經濟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副教授盛洪最近在散佈各 種新保守主義思想為重點的《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引起一些爭議的長文 ，來論證西方文化不能救中國，也不能救世界。他的基本思路是，西方文化持雙重 標準，對外(當然也包括對中國)實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對內才實行一定的自由、民 主和人權；因此，救中國當然不能指望靠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混亂的是，這篇文 章在氣勢洶洶地抨擊西方對中國實行強權政治的同時，卻忘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即其文章中所說的西方文化對內的一面能否有助於中國人解決某些自己問題呢？很 顯然，反駁盛洪的文章由於客觀原因的限制，而無法抓住其文的要害漏洞予以痛擊 。 第五，學術民族主義情緒上升。所謂「學術民族主義」是指強調中國的學術優於 西方學術的情緒。在八十年代，向西方學習的心態是十分普遍存在的，但是今天的 中國大陸學術界，人們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即「我們的研究也不比老外差」 ，云云。有一個說法在知識界十分流行(當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困惑和反感)，這就是 所謂「學術本土化」，主要意指從中國的經驗現象中提煉出全新的概念和理論體系 ，以取代當今種種流行的西方理論。這當然是一種美好的願望，也不僅是中國學者 ，也是世界上以中國研究為職業的學者的共同願望，但是不爭的事實是，迄今為止 似乎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在短期內也沒有人有跡象能做到這一點。當然， 當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熱衷於討論「學術本土化」時，他們的口氣往往給人一種印象 ，彷彿這種在理論上也凌駕於西方的企圖很快就會變成現實似的。 每當年末，當諾貝爾獎獲獎將要宣佈時，中國的文學界和文學評論界就會患上一 種「諾貝爾獎獲綜合症」，首先是渴望，然後是失望，最後是憤怒和狂妄。這種症 狀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畢竟沒有客觀的文學標準，沒有客觀公正的理由要求中國 作家以及靠他們吃飯的人不認為他們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但是，非常令人感到 滑稽的是，這種「諾貝爾獎綜合症」正逐漸出現在中國的經濟學界。一些中國的經 濟學家開始狂妄地宣稱，中國人將在不久的將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理由 也很簡單，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獨特，而且中國將在下一個世紀成為世界經濟 強國，因此一定有中國經濟學家根據中國的經驗創造特殊的理論，從而奪取諾貝爾 獎。但他們似乎沒有考慮過，日本的發展也並非不獨特，而且它也早已成為世界經 濟強國，為什麼日本人沒有獲得過、而且近期內似乎也無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令人不解的是，這種學術民族主義觀點的論證者，並不是經濟學上沒有造詣的人， 他們曾經撰寫過非常嚴謹的、邏輯清晰漂亮的學術論文。 由於在中國知識界中流行的各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過於繁複，黨國主管意識形態 的部門可以說無心也無力控制。很顯然，在種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絕大多數是 非馬克思主義的，儘管相當一部分可以同馬克思主義相容甚至相互補充。因此，文 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令某些所謂的「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非常惱火。充當 衛道士畢竟是他們的職業。因此他們中一些人開始在一些刊物上發難，對他們也沒 有完全弄明白的「文化保守主義」進行大批判，而且這種批判(例如對李澤厚的批判 )中還夾雜著文人之間的種種義氣之爭。他們宣稱當今馬克思主義的最大敵人便是從 孔子到曾國藩的儒家思想。 這些批判在海外一些不明大陸實情的人看來，似乎又是大規模意識形態和政治整 肅的先兆。其實，大陸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們已經年輕化、官僚化了，一方面，他 們有鄧小平有關「不爭論」的上方寶劍，另一方面，對於他們來說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他們只求無過，對發動意識形態運動完全沒有興趣。更有趣的是，他們似乎對 於現在這種在總體上傾向上偏保守、但在具體內容上又亂七八糟的意識形態情形相 當滿意，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批判在他們看來「很熱鬧」、「很有戲」。 中國知識界民族主義興起社會和智識原因 在黨和國家意識形態中，民族主義佔據一定的地位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在後共產 主義時代，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最好替代，能夠為現有的共產黨政權提供堅實的 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然而，在知識分子當中，民族主義的興起卻有非常複雜的根 源。 首先，我們從社會心理的層面來找原因。一個非常顯著的事實是，在大力鼓吹民 族主義的知識分子當中，絕大多數曾經在西方國家留過學或做過訪問學者，而且他 們大多數在西方國家逗留的時間並不長，一般是從半年到兩年。他們中的大多數在 中國學術界曾經小有名氣，而在外國短暫的停留期間，卻飽經個人的挫折。或許是 他們語言上有障礙，或許他們學識不足，或許他們習慣於在國內獲得的大量聽眾和 掌聲，或許以上因素兼而有之，他們在國外遭受(他們自己感覺遭受)到冷遇。這種 個人的挫折感極易觸發他們的自尊心，而這種自尊心便以民族主義的話語表達出來 ，他們對西方原有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徹底破滅了，然而這種幻滅的結果卻是同樣不 可救藥的民族主義幻想。 很多原來在中國學習西學的知識分子，在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個人挫折感更為強烈 。由於種種原因，這批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學問領域無法同他們的西方同行競爭。他 們在中國都是專家，而且由於研究的是西方的思想家，因而他們自己自覺不自覺地 自視為有思想的人，然而他們到了西方後卻無可避免地成了學生，而且還常常因跟 不上其西方老師的思路而遭受有形或無形的白眼。於是，相當一部分原來學西學、 治西學的知識分子，回到中國後馬上轉而研究「國學」。不管怎麼樣，一方面，在 研究「國學」上，自己多少還有一些優勢，好歹語言上佔有優勢。另一方面，他們 也在國外親眼看到，大多數所謂「漢學家」的功底並不深厚，而在中國訪問學者中 ，治「國學」者更受到西方學者的尊重。他們比以往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越有民 族性就越有世界性」的道理。 毫無疑問，知識分子也是人，他們關心的不僅是社會、國家、歷史、真理等，他 們也關心自己的切實利益和他們在其社會中的權利。對於他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 在中國的學術圈子內獲得文化權利，因而他們的民族主義話語也不過是這種文化權 利的語言載體而已。法國哲學家傅柯關於「知識就是權力」的理論用在中國知識分 子身上倒是十分合適。 第二，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認識日趨現實。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知識分子當 中民族主義的彪興同西方世界對東方世界的態度沒有關係。事實上，大概所有在西 方生活過的東方人都會同意，西方人對東方人的種族歧視的確存在。正如東方亞洲 人對非洲黑人的種族歧視也的確存在一樣。此外，相當一部分西方人內心深處並不 願意看到東方人富強起來。事實上，願意幫助競爭對手提高水平的人不是沒有，但 卻很少。其實，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但是在一九八零年代，當中國知識 分子處在對西方的浪漫化時期，他們對這些人之常情卻毫無體會。而在一九九零年 代，當他們同西方世界的接觸多起來時，他們對這些屬於人之常情的東西，還是沒 有常態的對應。 一位現在中國工作的資深外國中國專家告訴我，中國知識分子中民族主義情緒似 乎是在一九九四年北京申辦奧運會失敗之後突然興起的，兩年前，他們還在為美國 在海灣戰爭中的表現而莫名地興奮。北京申辦奧運會的失敗使他們相信，西方列強 ，尤其是美國，不願讓一個正在甦醒的巨龍得到一個騰飛的機會。西方提出的人權 問題，不過是掩蓋其狹隘心理的借口而已。因為幾乎所有在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 支持申辦奧運會。在這一點，中國知識分子們的見解同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不謀而 合。 西方對俄國的態度更加深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這一認識。按照西方的標準， 俄國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西方獲得了「冷戰」的勝利。然而代替「冷戰」的卻 是「冷和平」。西方各國千方百計地試圖消弱俄國的大國地位，對於俄國內部艱難 的改革拒絕(或吝於)伸出援助之手。雖然在國際舞台上，西方各國對俄國民主領導 人笑臉相迎，但是實際上，西方執行的卻是徹頭徹尾的「遏制俄國」的戰略。中國 知識分子有理由擔心，即使中國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發生了政治變革，與俄國同樣 的命運也會降臨中國。碰巧的是，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美國輿論界出現了 「遏制中國」的論調，這使中國知識分子的擔心得到證實。實際上，很難讓人相信 ，這種「遏制中國」的論調究竟是企圖遏制共產主義，還是遏制中國。 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懷疑由於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al P. Hunti 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亨廷頓提出，未來國際政治鬥爭 的主線，將不是意識形態衝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來 自伊斯蘭和儒家文明，因此西方尤其要提防伊斯蘭和儒家文明的聯合。這種論調在 美國華人學界和香港，都曾激起過反彈。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感尤甚，在一九九五年 數十篇反駁文章發表，其作者中相當一部分是原來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上 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編輯一本文選，將批駁亨廷頓的文章彙編起來。 第三，極少數知識分子在接觸到西方文化後，親眼看到西方社會存在的各種各樣 的問題，因而對西方現代文化本身產生了懷疑。他們秉承中國傳統中所特有的理想 主義和烏托邦心態，試圖在東方文明中尋找另一種「現代性」，一攬子解決現代化 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以超越西方文明。當然，這種世界主義的抱負並非是中國的民 族主義知識分子所特有的，相當一部分外國的漢學家也有同樣的情懷；這種抱負也 不是現在的知識分子所有的，事實上，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重要一支，新儒家 ，就以世界主義為特徵。 走向自由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曾經在一九八零年代受到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鞭撻。在當時，時髦的論 調是，正是民族主義的高揚妨礙了啟蒙運動在中國推進。中國在步向民主的道路上 如此艱難，民族主義是罪魁禍首。當時宣揚這種論調的正是反傳統主義和所謂「自 由主義者」。 這種論調的理論弱點就是過分強調個人主義，而且把這個人孤立化(或稱原子化) ，否認人具有社會和文化歸屬性。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每一個人從一出生就 同其民族無法分割了。卻有一些中國人以當中國人為恥(這指的是民族認同，同公民 權無關)，但是除非他們整容，否則他們無法擺脫中國人痕跡。 事實上，本世紀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英國的歷史學家伊賽亞·柏林很久以 前就探討了「自由民族主義」的可能性，他強調「價值多元論」，承認並且尊重個 人民族歸屬感。而在當今西方的政治哲學界，社會和文化的歸屬性成為最熱門的討 論對象，自由主義日益開始重視研究這些問題，也日益拋棄原來對民族主義的絕對 拒斥立場。 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也有極少數人已經認識到，一種溫和的民族主義同追求在 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矛盾的。他們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西方 的懷疑但是他們反對用訴諸民族主義情緒，在中文輿論陣地同西方輿論界進行意識 形態筆戰或對罵的方式，來回應西方的咄咄逼人。在他們看來，中國民族主義知識 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民族主義的話語，在實質上並沒有超越 義和團的水平。既然我們認識到西方人實際上是東方人的對手，而且是遠為強大的 對手，那麼中國的智慧早就告訴我們對付強敵的兩條良策，這就是：第一，臥薪嘗 膽；第二，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了今天，我們對「技」的理解，當然應該擴大到各 種管理社會的制度(institutions)上。 當然，不幸的是，這批極少數「自由民族主義者」現在在中國處於最邊緣的位置 。他們關於全面學習西方管理社會制度的主張，因為有所謂「自由化」之嫌，無法 得到正常的發表機會；而他們對於民族主義的堅持，又使他們不易得到西方的支持 ，使得他們很少有機會對西方的社會制度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海外的中國人，又往 往對這些思想溫和的知識分子不甚瞭解。但是，這批極少數人沒有放棄他們的奮鬥 ，為了中國，也為了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