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文革與中國民主運動 禾子 時值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三十週年，引起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事件更加 廣泛、深入地研究。其中，認為文革運動在客觀上也對中國的民主發展起到一定的 催化作用，也培養了一批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並成了當今社會的中堅分子。這 一觀點並獲得了不少人的認同。但是，本人對於這一觀點初感新鮮之餘，卻不敢苟 同，且認為這一觀點是一種引入誤解的錯誤訊息。 首先我們從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歷史背景和出發點來分析，概括起來，文化大革命 是發生在中國處於一種極其封閉和廣大人民對共產主義和領袖極端忠誠的歷史背景 下的。極其封閉的社會使人們對執政當局的體制運作，從政策的制定到執行的效果 ，一無所知，以致無法分辨是非，甚至是非顛倒。對領袖的極端信任和忠誠。又使 人們把偉大領袖的英明指示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在經過大躍進的失敗，其領袖的權威受到中央上層社會的挑戰，需要發動一場由下 至上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以達到在政治上剷除異己，維護獨裁的目的。為了更有 利激發人民參加運動的熱情，假以「人民當家作主」、「造反有理」、「工人階級 領導一切」為誘餌。十年期間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把人民置身於政治風浪中顛沛 ，使人民無法有空間冷靜地獨立思考，也無法從政治運動中擺脫出來。這種權術的 運動，除了高明之外，正是其卑鄙所在。把當家作主的人民玩弄於股掌之間。可悲 的是，自始至終，沒有幾個人發現自己被玩弄甚至甘於被玩弄的人卻很多很多。現 在我們可以很容易也很清楚地發現，這場浩劫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反民主」的性 質。套句中共的術語，便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和我們所提倡的民主的目的是 背道而馳的。 從文化大革命的「大鳴、大放、大字報」這一運動方式來說，文化大革命確實給 人們提倡前所未有的批評空間和自由。但必須指出的，這種自由是由極左思想所主 導和控制的，它實質上變成了「大造謠、大揭發、大圍攻」。在無政府主義和極左 思想得到自由氾濫的時期，連沉默都變成了消極抵抗和死不悔改的確鑿證據，更何 言「人格的獨立性」和「思想的多元化」？當然，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並深受其害 的人，根本無法理解用現代流行的旋律編輯的語錄歌，也會使一些人毛骨悚然。多 少無辜而善良的生命成了這三大自由的血淋淋的祭品，這種殘酷和恐怖的記憶，應 該常常提醒我們在爭取言論、出版、集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時候，嚴格地和文革 時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區分開來，在自身獲得自由的時候，更加懂得對別人 自由的尊重和保護。這是我們一直追求民主的同時，強調「理性」、「寬容」的可 貴之處。 當然，持「文革對民主運動在宏觀上起到催化作用」這一觀點的人，絕不代表對 文革的認同，但至少可以證明，人們在研究文革所造成的惡果和對中國社會所帶來 負面影響上，欠乏全面和深刻的思索。我們之所以把文化大革命定義於人類發展史 上的一次大浩劫，是因為它對人類文化思想的摧殘程度是史無前例的： 一、對知識分子的天生歧視發展到把知識分子直接作為鬥爭的對象，置之於死地 而後快，在精神上予以蹂躪和奴役，在肉體上予以折磨和消滅。巴金先生在文革後 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是帶血淚的。我們暫且不論老捨、巴金他們的苦難 史，在我們對郭沫若、馮友闌的人格和文格所不齒的時候，是否有想到像郭沫若、 馮友闌這樣的大學問家也要靠出賣靈魂來求生，那麼更普遍的知識分子所處的環境 又險惡到何種程度？封建社會裡的一些有識之士尚且可以找到一片世外桃源，以賞 花觀月，遊山玩水來表現對現實的消極不滿，而自稱以反對封建起家的毛澤東把現 代知識分子這一可憐微小的權利都剝奪了。 二、從否定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悠久文明歷史，到把全人類燦爛的發展史歸結為階 級鬥爭史，使中華民族處於一個極其封閉的社會裡，使廣大青少年喪失求知的興趣 和條件，民族的素質達到了空前的低劣。階級鬥爭的觀念雖然已拋棄了二十年，但 人們在觀察、思考、分析問題的時候，還習慣於用文革式的思維方式來進行，甚至 在我們一些提倡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在自覺和不自覺地被其陰影所影響。毛澤東在敵 視知識分子同時，在大革文化之命之後，也創立了一種「文革文化」、「文革思維 模式」，這種畸形的思維模式，代替了人們正常的多元化思維渠道，在很大程度上 妨礙了我們民族的健康發展。這種危害比起第一方面的情形雖然沒有來的直接和血 淋淋，但其後遺症尤其值得我們去反省。為什麼中共執政當局至今仍把意識形態套 上階級鬥爭的枷鎖，把不同政見者推向自己的對立面，把國際社會人類普遍價值觀 念的排斥在外，把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和譴責視為反華勢力？這一 問題很容易得出結論，但是另一個問題在我們積極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進程中，習 慣於把中共執政當局的一些方針，政策予以全盤否定，習慣於把中共執政當局分為 改革派和保守派，習慣於在民主運動中和自己意見吻合者接近，習慣於把國際社會 對中共當局的接觸視為人權觀念的貶值，習慣於不妥協，習慣於轟轟烈烈地群眾運 動，習慣於把推翻一種政權作為最終的目標，這種傾向不能不說又是文革遺產的另 一種展現，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健康發展是極其不利的。 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共產黨所苦心經營的現代神話和組織系統遭到質疑 和衝擊，誠然也使一部分有識之士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的重要性 ，但是它更多地把民族的憂患感，對政治的參與感，對國家的責任感摧毀了。全民 的經商雖然使中國的經濟處於突飛猛進的狀況，但是撕下這日新月異的繁榮面貌之 後，腐敗的盛行、道德的墮落，理想的迷惘，不能不使我們憂心忡忡。這是目前中 國社會階層裡相當一部份人對五、六十年代出現懷舊思緒的原因，也是中國民主事 業的發展落後於原東歐社會主義集團民主事業進程的癥結所在。中國共產黨在文革 後推行的「撥亂反正」、「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黨的基本路 線保持一百年不變」，無疑有它正確的一面，無法否定它是深入人心的，特別是人 們目睹了東歐共產體制的解除，民主體制的建立，並沒有使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實 在的和豐厚的經濟效益後，使經歷了激烈動盪的政治運動後，對政治的冷漠和反感 的中國民眾更加模糊了民主制度的建立使中國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這一重要性，人 們患得患失的是既得利益的消失，人們憤憤不平的是財富的不均衡。我們在充分肯 定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的偉大作用的同時，分析一下運動之所以發展到如此大的規 模的原因，簡單地得出民主已深植人心這一結論未免過分樂觀了，更多的人是抱著 自身利益來投入其中的。運動之外，有更多的人在觀望；運動之後，有更多的人因 極左思想的抬頭擔心政治整肅運動再次來臨而變得戰戰兢兢，在尋求出路和保護傘 ；民主黨派人士和文化思想界名人從對運動的理解和聲援到最後的沉默，中共當局 的血腥鎮壓在國內沒有激起多少的憤慨和口誅筆伐，相反是在國際社會掀起一片譴 責之聲。包括一些當時仍處於共產黨體制管制之下的國家之內，這是為什麼？理念 是相同的，但有無對文革這場人類浩劫的具體感受使然！至於有多少，當時就認為 青年學生又要搞當年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式運動的普遍平民百姓，我們缺少民意調查 的依據，為數不少應該是不容置疑的。可悲的是，我們在推動民主思想的過程，忽 略了這一方面的研究和探析。而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實實在在的最有價值的工作。 錯誤的決策引起狂熱的宗教式的群眾頂膜崇拜固然釀成無可挽回的歷史悲劇，但是 正確的理念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在中國目前陷於對政治冷感的特定時期，同樣是 沒有多大的市場的。處於貧苦線上掙扎的民族固然值得歷史憐憫，同樣腰纏萬貫而 腦袋空空的民族更應該得到歷史的拯救，不然，人類的歷史或許在將來陷於另一場 更深重的浩劫中。請理解本人對這一危害的闡述多於其中方面的論述。 基於以上這些膚淺而不全面的分析，我認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摧 殘大大超越了其催化作用，概括之：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缺乏不但具有 豐富的學識，而且具有強烈政治使命感的真正的(根據民主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定 義)知識分子作為先導，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缺乏不但具有追求物質享受 慾望，而且具有強烈歷史責任感的真正的社會公民作為後盾。 有感於此，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三十週年之際，更加全面深刻地總結文化大革命 血的教訓，更加大力疾呼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的保障在於中國實行民主政治這一主 張，比起有些人提醒我們注意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催化作用，有些人在林 彪集團「五七一」工程的計劃裡發現林彪集團是中國黨內對專制獨裁的最初和最有 力的反對派，更加有價值。後者除了呈現文革研究的豐富多彩和體現學術思想研究 的充分自由外，更會引人誤解和授人話柄。 作為同一個政黨的不同時期的執政者，鄧小平胡耀邦在對待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 事件上，表現了一定膽量、勇氣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但是由於本身政黨的局限性我 們在《黨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看到更多的是處處為歷史事件作躲躲閃閃的 自相矛盾的辯護，一方面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另一方面又只說是一種工作 失誤；一方面承認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一方面又說毛澤東這一偉大人物是受小人 之騙所致；一方面說中華民族陷於深重的災難之中，另一方面又肯定人民對社會制 度的優越性沒有動搖……如此種種，其目的在於無法迴避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的恥 辱情況下，盡快地拋掉這一歷史包袱，使人民從文化大革命的情結中擺脫出來，重 新接受和維護其領導地位，用心良苦之情溢於言表。如果他們的聰明才智更多地去 推動中國民主事業的發展的話，如果他們的膽量勇氣更多地去包容和面對人民的批 評的話；如果他們的用心良苦更多地放在中國共產黨從組織到意識形態的脫胎換骨 之上的話，此乃國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世界之大幸！但是從江澤民為核心的黨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三十週年之際表現出的出奇沉默，和以中宣部為名義發佈的禁止 文化界對文化大革命批判文章的出現這一意外文件，人們又一次失望了。 同樣，如果作為反對現行體制者的立場去研究文化大革命，認為「文革運動在宏 觀上也對中國的民主發展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也是帶有自己和某一集團的局限 性的。毛澤東曾經說過，「沒有當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今天 」，而毛澤東首先不是以獨裁者的形象出現在中國歷史舞台，他同樣具有叛逆性和 受極左勢力打壓的經歷，但他最後還是把中國歷史帶進災難的深淵。這一相似的現 象，不得不令人深思：我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什麼？我們結束專制，獨裁 的目的是什麼？民主理想的真正價值是是什麼？ 因此，我尤其感到有對「文化大革命研究」再研究的必要，或者說有必要站在更 高的角度，以全民族、全人類的發展為出發點來研究這場人類社會的最大浩劫！尤 其我們不能僅僅從民主的角度去研究這場歷史悲劇。文化大革命是無疑破除了人們 對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迷信，但它又使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陷入了另一種迷信。 這是我們研究的文化大革命的積極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