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見聞與見解 --兼與徐明旭先生商榷 劉國凱 近年來常在報刊上拜讀到徐明旭先生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觀點中肯，令人佩服 。但徐先生的「也談『文革』及『造反派』」一文(載於《中國之春》九三年一月號 )所表達的見解則使人驚愕萬分。現三年過去，不知徐先生的見解是否已有所修正。 「文革」之發動至今已有三十週年而人民營壘中評判它的分歧之大，令人扼腕。在 此，我不打算與徐先生作純理論探討，而只是想談談自己的某些文革見聞及由此而 產生的一些見解。拙文中的小標題也就借用徐先生原文中的小標題。 一、造反派為何造反？ 徐先生文中說:「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造共產黨的反？這裡一個重要因素被楊先生忽 略，那就是在中國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農平均主義。他們造反不是因為仇恨中 共的政治，而是不滿中共的特權。……由此可見文革造反派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對中 共的政治仇恨，而來自對共干的經濟嫉妒。」 總算徐先生承認共干有特權。特權當然不是公正的東西，故對它不滿亦是正常反 應。而令人費解的是徐先生把這一不滿歸結為「在中國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農 平均主義。」這個論斷的根據何在呢？為什麼不將此理解為中國老百姓對社會主義 的追求呢？好，我們盡可暫不為老百姓不滿共干特權的動機而爭執不休，但總應該 承認不滿共干特權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徐先生下文的詞語變了。變成「對共干的經 濟嫉妒」。「不滿」是中性行為，「嫉妒」是劣性行為。「經濟」是一般名詞，「 特權」是負面名詞，經過徐先生的文字處理無可厚非的「不滿特權」變成了偏狹庸 劣的「經濟嫉妒」。中國老百姓造共干反的行動變得十分粗鄙醜陋了。 我在「文革」中的親眼所見而得出的感受與徐先生的論斷大相逕庭。我認為當時 老百姓之所以造當權派的反較大程度上是由於共干對民眾多種形式各種內容的壓迫 所致。 人們常常以為中共對人民的政治迫害主要表現於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等政 治運動中。其實並非如此，這一迫害經常存在於各種社會活動中，只是程度形式有 所不同罷了。在那幾個大運動中受過迫害的人，已被中共虐待得遍體鱗傷，奄奄一 息，即使在文革時期也並不敢大張旗鼓地造反。倒是其他受過較輕迫害的人在「文 革」中奮起了。請允許我回憶一些往事。 六六年夏，「文革」狂飆驟起時，我在廣州市郊稅務局做稅務助征員已近兩年。 時間雖不長，但已觀察到一些社會矛盾的積累。 六四年秋，局本部有幾個幹部被強令調往遠郊稅務所工作。原因是這幾個人家庭 出身不好，平時衣著又頗講究。政治辦公室主任認定他們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嚴重， 應著重進行改造，故把他們調動。此舉不但給他們的家庭生活帶來極大不便，而更 重要的是，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是打著「革命工作需要」的旗號的懲罰性調動。他 們身處於全都出身於貧下中農的農村幹部群中，受到了種種白眼、排斥，精神上蒙 受著極大的壓力。 六五年初，沙河稅務所，鍾落潭稅務所都有幹部被局政治辦公室定為漏網地主、 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幹部隊伍並遣送回鄉。我曾親眼見過沙河稅務所的那名幹部與 所長兼黨支部書記激烈爭吵。他倆年歲相仿都約三十多歲。一個是從工人提拔上來 的根正苗紅的幹部，一個是中共政權在「解放」初期吸收的青年學生。他曾在學校 裡集體加入過三青團。由於長期受到所長的歧視、壓制、刁難，有一天他終於忍無 可忍地反彈了。大罵所長橫行霸道。所長咆哮道:「你這個三青團骨幹，要向黨進攻 嗎？」並要揮拳毆打他。但被副所長等人勸阻。 六五年夏，局政治辦公室組織一個工作組到黃埔稅務所搞小四清。我是工作組小 通信員。工作組與所領導結合在一起，大整所裡幾名平素頗為調皮搗蛋的幹部。硬 要他們坦白貪污稅款的行為。什麼個別談話、小組幫助；什麼互相揭發，政策攻心 ，各種騙供、逼供的手段都耍出來了。搞得他們又驚又氣。更有甚者，把其中三人 定為反黨小集團，重點審查，以至於其中一人跳樓自殺身亡。跳樓時他還高呼「毛 主席萬歲！」 至於六六年夏的「資反線」時期，局領導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幹部打成反黨反社會 主義分子則屬於全國性的普遍情況，人所共知，就不再贅述了。 六六年秋「批資反線」展開後，局系統的造反組織不但批判局領導執行資反線整 群眾的錯誤，還把帳算到「文革」前。有人提出六五年被開除幹部隊伍並遣返回鄉 的幾名幹部是遭冤枉受迫害的，應予復職。我也看到這幾個人回來與局系統造反派 聯繫協商。黃埔稅務所三人反黨小集團的兩名倖存者已成為造反派的中堅骨幹。他 們大聲疾呼要為他們在「小四清」中所受的迫害平反，要為死者昭雪。那幾名調到 遠郊稅務所的幹部也參加了造反派組織。但他們的行動較為策略，沒有對政治辦公 室主任大吼大叫，而是在批判會結束後，把他拉到一邊坐下細談，要求他把他們從 遠郊稅務所調回局本部。 當這一切都還在待決之中，六七年早春鎮壓驟然降臨，造反派頭頭骨幹抓的抓， 批的批，自身難保，再也沒有人為昔日的冤情爭曲直公道了。及至六七年暮春平反 後，「文革」進入了派爭、武鬥階段。「文革」初期造反派以及反政治迫害為主旋 律的民主鬥爭色彩遂告褪去。 除以上所述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局系統有一股很強的造反勢力，系由一 批於六三年間由市公安局調往稅務局的幹部組成。這批人有的是出身成分較差，有 的是與領導關係不睦，被從政權的要害部門清洗出去。調來稅務局後，往往又繼續 被調到遠郊稅務所去從事最艱苦辛勞的農村稅收。這種境遇，自然使他們內心深藏 不平。批資反線時，他們不但造稅務局當權派的反，還結合在一起，並串聯更多調 往其他單位的原公安幹部浩浩蕩蕩地去造市公安局當權派的反，一時間，熱鬧非凡 。 六七年夏，我們幾個年輕的稅務助征員自行請調到廣州有線電廠做工人，藉此， 我又親身瞭解到工廠的「文革」狀況。 這間工廠有三百多人。其中兩百多人沒有正式參加群眾組織。保當權派的群眾組 織近百人。明顯都是當權派的紅人或一向靠攏黨組織的積極分子。而那二、三十個 反當權派的人除七、八個愛鬧愛動的小青工外大都明顯與當權派有過節。如一位女 工委員曾為女工的生活福利問題與廠長發生爭執。廠長指責她拉攏群眾，並否決她 的入黨申請。在下屆女工委員選舉時，把她弄了下去。有位六二年分配到該廠的華 工畢業生，個性恃才傲物，不隨全廠主流對廠長表示恭敬。因而受到廠長的白眼排 斥，故意抬舉另一些靠攏黨組織的技術幹部，刻意處處貶低打壓他。又有一名中年 技術員曾在反右時內定中右。長期以來很受當權派歧視打擊。最為尖銳的是六五年 間廠裡出現一條所謂反動標語。廠當權派全力追查，鎖定某技術工人為重點偵破對 象。對其施加壓力。後因證據確實不足而不了了之。此事使該技工對廠長憤恨萬分 。「文革」時，他成為廠裡最激烈的造反者之一。另外，於六四年間從北京調了一 批技工來該廠工作。這批人頗受該廠原有技術骨幹的排擠。廠長有意偏袒後者，壓 低他們。這遂使他們悉數加入造反派組織。 我所看到的這些情況當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冰山一角。它廣泛地、不同 程度地存在於各機關、工廠，只不過具體的「故事」情節不同罷了。然而令人感慨 的是現今哪裡還有人願意回顧當年那一切，並進而有所探索呢？ 事實表明，「文革」初期民眾起來造當權派的反，主要是由於一向以來共干對民 眾的壓迫。(這其中主要是政治性的，也滲有個人恩怨的因素。)而不僅僅是出於民 眾對共干的「經濟嫉妒」。 那麼，如果要問，當年民眾的造反究竟有沒有源於經濟因素呢？當然有，而且是 造了一個很大的、令中共高層一時手忙腳亂的反，那就是六六年歲末、六七年初， 瞬時席捲全國的「反革命經濟主義」。詳細情況我在《文化革命簡析》中已談及， 此處不再重複。 文革前，中共中下層領導幹部與民眾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那時中共政權對人民 的經濟剝削主要並不體現於整個統治階級的奢華，而是體現於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指 導思想下，極為殘酷地掠奪搾取人民的勞動成果以充國庫。這就是林彪稱之為的「 國富民窮」。高積累下的財富主要用於三個方面。一、「支援世界革命」。二、優 先發展重工業，大量的物力財力都被中共官員的經濟盲動浪費掉了，還美其名曰「 交學費」。三、維持中共高幹的優裕生活。在這三點中，第三點是最次要的，但卻 是在「文革」中唯一可被揭發、批判的。當民眾一旦知曉中共高幹優裕的物質享受 ，再看看自己極為貧困的經濟生活，並想起中共高幹平日所唱為人民服務、做人民 勤務員的高調，教訓人民要艱苦樸素發揚延安作風的嚴肅面孔，真是何其虛偽，何 其卑劣。民眾的憤慨之情怎能不油然而生呢？這憤慨明明是合乎情理的、正義的， 真不知怎麼會被歸於反動的「小農平均主義」。 「文革」前民眾的生活狀況如何呢？且不說廣大農民處於飢餓、半飢餓的境地。 就以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工人而言，也是觸目驚心的。如五八年進廠的工人，一直 還拿著學徒轉正時的工資。(七二年林彪事件後，才作調資)依地區差價，其數額從 三十幾元到四十幾元不等。就靠這點工資，他們娶親生子，維持全家生計，其物質 生活之菲薄可想而知。可歎有些人對中國民生之疾苦茫然不知，還跟著去歌頌五、 六十年代中共政權的太平盛世。 二、造反派是「正確路線」代表嗎？ 徐先生在此段中責問楊小凱說:「難道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造反派正名為『正 確路線的代表』才算公正嗎？時至今日還為造反派爭『正統』不是很滑稽嗎？」 實際上，無論是揚小凱還是其他人，包括我，在評價造反派時，從來沒有為之爭 「正統」。沒有把它正名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我們只是主張實事求是地評判它，反 對中共把它描繪成做盡壞事、十惡不赦的暴徒，反對某些人把文革中的吃人獸行移 花接木地硬扣在造反派身上，故此對徐先生發出的這一責問我感到十分茫然、愕然 。 不過細讀徐先生的這一章節，似感到我們與徐先生實質性的分歧是在下文。因為 徐先生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論點:「在我看來，按是否鬥過共干的標準商量，鄧、 胡把兩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對的。」 關於「文革」中保守派、造反派形成的經過，政治成分，及其在「文革」各階段 中的所作所為，我在《文化革命簡析》中已講得比較清楚了。僅僅以都「鬥過共干 」便認定兩派都是造反派顯然是極為膚淺的。鄧、胡從他們中共巨頭高幹的角度出 發持有這一觀點本不足為奇。然而徐先生們竟認同這一觀點就不能不令人甚覺意外 了。由此，我也感到打破中共「文革話語體系」的重要。 當然，徐先生的觀點除與鄧、胡的吻合之處外，還有他自己更深一步的見解。即 「充其量只能說『四·二二』、『紅暴』是老造反派即狹義造反派。『聯指』、『 省聯總』是由保守派轉化而來的。新造反派即廣義造反派。」徐先生接著還責備楊 小凱說:「但他寫文章論述文革史時，應該首先澄清自己對造反派的定義，然後再批 評對造反派持有不同定義的人如鄭義。否則這樣的爭論就像瞎子摸像一樣毫無意義 。」 說來，給某一個事物下定義，其難易程度是千差萬別的。例如，什麼叫刑事犯？ 定義好下，即觸犯刑律者。那麼什麼叫壞人呢？一句話講得清嗎？又如，什麼叫及 格？考試六十分以上叫及格。那麼什麼叫好成績呢？八十分、八十五分、抑或九十 分？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學科都會有不同的標準。 同樣，文革三年，造反派從產生到被削平經歷了一連串的風雲變幻，其構成、活 動內容都在變化之中。從時間上分，有早期造反派(六六年秋冬)、中期造反派(六七 年)、晚期造反派(六八年)。從各造反派組織上去看，有的造反性強，有的相對較弱 ，有的「緊張」，有的不那麼「緊張」。故此，要對造反派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換 言之，要判定某個群眾組織是否屬於造反派亦倒是頗費周章的。 我想還是應該先對什麼叫「文革造反」下定義。定義是:在文化革命這一特定歷史 時期，民眾中許多人帶著自身的看法、感受、思索、要求、利益去響應毛及中央文 革的「戰鬥號召」投身運動。儘管他們在口頭上，甚至在內心上是擁護毛，但其行 動的客觀效果往往是衝擊了中共的社會結構、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擊了中共的統 治。(此定義主要適於非學生。此外，還有少量出於政治投機的造反者。) 藉此，我們可以繼而進行判定；那些較明顯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眾組織便屬 於造反派。 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根本區別在於它不具備「文革造反」性。雖然他們內心忠於毛 、忠於中共的政治制度，但他們一時不能理解、甚至不肯相信毛會在這一特定的時 期裡要打破這個由他為主建立，並以他為標誌、首領的統治體系。他們從自身的職 務、地位、既得利益出發都要維護原有的政治制度、社會秩序。他們一度保省委、 市委、廠黨委、工作組都是出於這一源由。而且說到底他們是維護自己在這個制度 、秩序下所已擁有的既得利益。然而當形勢變了，他們領悟出要對某個或某些省、 市以及本單位當權派進行造反才有利於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時，他們便也「造反」 了。顯然，這個「造反」與造反派的造反有著不同的動源。而且，在運動發展到某 一階段後，中共仍然要依靠他們重建中共的政治結構、社會秩序，鞏固中共的統治 。 因此應該說，我們所言的造反派都是徐先生筆下的「老造反派」、「狹義造反派 」。而徐先生的所謂「新造反派」、「廣義造反派」是根本不存在的。保守派依其 本質無論如何都不會轉變為造反派。(這裡指的是整個派別，不是指具體的某個人) 除非你把文革造反的涵義變了，變成徐先生所說的「按是否鬥過共干的標準商量」 。不過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何必還鍥而不捨地執著於文革研究、造反派評價呢？ 一切都依照鄧、胡的觀點、按照中共的話語體系去看待「文革」種種不就得了嗎？ 縱觀徐先生的上下文則發現徐先生的「廣義造反派」論還有另一個側面。徐先生 文中說:「楊先生稱『四·二二』為造反派，其實『四·二二』在炮打『廣西王』韋 國清時死保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伍晉南，而被楊先生稱為保守派的『聯指』則保 韋打伍。」 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徐先生的意思，即由於老造反派也保過共干，大家彼此彼此， 文革中造保兩派的分野由此更為模糊。「廣義造反派」論也就更能成立了。 正如我在前文中講的，保守派斗共干與造反派斗共干有質的不同，同樣，造反派 保共干與保守派保共干也有重大區別。 六六年秋冬批資反線，六七年一月革命奪當權派的權，造反派們曾何等振奮，真 的以為毛要懲治官僚，建立一個以巴黎公社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社會。但事實令他們 失望了。雖然毛否定了六七年早春鎮壓，解放了他們，但在「革命委員會」--所謂 的臨時權力機構的建設中，提出了「三結合」的指令。文革造反派的陣腳由此陷入 了松亂。因此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受到了他們不同程度的衝擊。他們萬 萬沒有想到，運動發展到此時是要他們去與某些前不久受到他們批判的當權派握手 言歡。這不但十分彆扭，而且是對自己前階段行動某種程度的否定。然而毛的指令 必須執行。哪個造反派組織的奪權若沒有共干與之結合，就名不正、言不順，「革 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此時造反派的處境十分尷尬，猶如待嫁之女、妾身未明， 必須有一個大丈夫與之匹配方具名分。而保守派的境況就比造反派好多了。文革前 ，他們與當權派有天然的感情，文革初期他們保過當權派，「三結合」對於他們非 但不是難題而且是福音。 廣州郊區稅務局被列為當權派的有兩個:局長和政治辦公室主任。局長在早春鎮壓 時已表態支持局系統保守派而受其接納。剩下那位政辦主任無人問津。此人在過往 年代裡整人比局長更凶，民怨甚烈。正因為如此，局保守派也棄他而取局長。(保守 派的幾個頭目是政辦人員，即他的直接部下。)然而在暮春平反後恢復起來的局造反 派組織為了取得名份，別無選擇地向他伸出了橄欖枝。而鑒於社會上造反派佔有輿 論上的優勢，政辦主任出於一種政治投機心理也接受了這一匹配。我想像得出當時 局造反派中許多曾直接受過他整治的人對此是多麼牴觸。因我得知一些曾是激烈造 反的人從此變得消沉。郊區稅務局的文革形勢從此就在兩派的打廖(局長)保李(政辦 主任)和打李保廖的滾來滾去中鬧了一年多，直至六八年夏季大鎮壓，造反派被削平 ，政辦主任也落個犯路線錯誤的下場。 廣州有線電廠造反派的境況更為慘淡。它一天也沒風光過。廠長與保守派打得火 熱。保守派的幹將們在廠區貼滿標語「革命領導幹部我們保定了，你們吹脹嗎！」 (粵語，意為你們去氣死吧！)造反派找不到幹部與之結合，頗恐慌。主動找副廠長 ，副廠長眼見他們勢頹，一言回絕。惶惶然挨到文革後期，一個個被收拾乾淨。不 過該廠長頗有手腕，對那些肯反戈一擊者，肯主動向他登門拜訪乃至痛哭流涕乞求 其寬恕原諒的人，則略施安撫。不但不予關進牛欄，反而稍作使用。同時集中力量 打擊幾個頑固不肯低頭認錯的人。其中就有我這個小青工。我在這間廠被歧視壓制 了十八年，直至一九八六年我在廣州業餘科技學院四年制機械大專畢業，應聘往深 圳港資廠工作後才告結束。(當然期間還有我發動了廣州的七九民運。) 把廣州郊區稅務局和廣州有線電廠的情形加以放大，就可推想出社會上大造反派 組織保共干的原由。 造反派大組織的成員一般與省、市高官沒有直接的個人仇恨，故與某些高官搞三 結合是比基層單位少了一份彆扭，但仍有無可奈何、不得不遵命的成份。而源於中 共高幹內部的舊有矛盾、權力爭奪，及某些高幹的政治投機心理，使這一結合在許 多地方均能進行。這就有了徐先生所說的廣西「四·二二」保伍打韋的一類情況。 保守派保共干與造反派保共干的區別在於前者發自內心，後者出於無奈。當時的 造反者真是騎虎難下，進退維谷。到底是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尋找「革命領導 幹部」與之結合。還是消沉下去，脫離這場鬥爭漩渦呢？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但 是走得了嗎？文革前與文革中的種種矛盾鬥爭已鑄下深仇。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要想今後不被清算，只有盡力在這場鬥爭中設法支撐下去。即使鬥爭的內容已迫使 自己改變反官僚的初衷；即使反政治迫害的民主鬥爭已蛻變為官僚體制內的權力爭 奪也只能不得已而為之。造反派裡許多人消沉了，造反派的組織渙散了，但其中一 些頭頭和骨幹卻全力勉為其難。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體會得到當年某些造反 者那份無奈乃至蒼涼的心境。當然，除此之外，我也知曉造反派中某些權力熏心的 投機者領悟到這是攫取一官半職的大好機會而欣然去向領導幹部「示好」「求愛」 的。 經過以上這番探討，徐先生覺得他的「廣義造反派」是否可以站得住腳呢？ 既然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造」與「保」都有顯著乃至本質的不同，那麼為什麼中 共高層的語彙中一直沒有保守一詞，而執意要把所有群眾組織都稱為造反派呢？細 想一下，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把水攪混、嫁禍於人。既然都被說成是造反派，那麼保守派犯下的暴行也一 概可以掛在造反派的帳上。從而達到抹黑否定造反派的效果。 二、許多保守派的功臣及某些造反派的識時務者在「文革」後的整黨建黨中被作 為新鮮血液吸收入黨、提干，有的還晉陞到基層或中層的領導職位上。這些人基本 得到以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中共復舊秩序派的認可。因為他們的入黨做官基本符 合中共的組織原則和陞遷秩序，職位權力也只限於中、下層。但對於那些竄升到省 、市及至中央高層的就不同了。復舊秩序派決不能容忍這些「坐火箭上來的」原無 名之輩堂而皇之地出沒於社會上層，而且這些人的安然存在本身就是毛髮動旨在清 洗他們的「文革」尚未被否定的象徵。所以他們必欲把這些人除之而後快，不管他 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真正屬於造反派的當然可將其列為「四人幫」的黨羽餘孽而 投入大獄。而對那些保守派的大將們也須徹底削奪其權力，削職為民。不過辦事總 得出師有名。他們與「四人幫」搭不上線，安他們一個什麼罪名呢？總不能說他們 當年保省委、市委，保「革命委員會」，保解放軍有錯。故此只能說他們也是在「 文革」中搞山頭、鬧造反起家，也是造反派，應予清除。這樣既遂了復舊秩序派的 心願又可再次抹黑造反派，一舉兩得，一箭雙鵰豈不妙哉！ 在我一系列評述「文革」的文章中對保守派的評價都是負面的。至此，我不得不 離題作點補充了。那就是早期的社會保守派也曾具有非負面因素。六六年秋，許多 地方造反派紅衛兵的某些行動受到了市民的反對，抵制。這往往被視為保守行動。 其實這與貨真價實的保守派是有區別的。很多市民們不能對造反派紅衛兵和血統論 紅衛兵加以精確區分。淵源於對血統論紅衛兵搞「破四舊」，「紅色恐怖」的反感 會延伸及造反派紅衛兵的身上，故對造反派紅衛兵不分青紅皂白地衝擊省、市委及 其它某些行動不表支持。在廣州最明顯的事件是反封《紅衛報》。 《紅衛報》即《羊城晚報》，在「文革」初倉促改名。這是一份「文革」前十分 罕見的較少八股味、較具知識性、趣味性，深受市民喜愛的報紙。造反派紅衛兵說 它長期傳播封資修，要封閉它。這受到許多市民的強烈反對。發生了街頭辯論、爭 吵乃至推搡踢打。這些反對，有的是基於維護舊有社會狀況的意義；有的是出於對 學生們偏激行為的反感；也有的是源於對「文革」前全國各地八股味十足的報紙群 中能有這麼一份較為清新可人的報紙的喜愛維護。當時我也置身於反對封《紅衛報 》的陣營中。 然而這種早期保守派很快就分化了。因為既沒有明確固定的組織，也沒有深刻的 政治意向作基礎，往往只是對某個社會事件個人臨時的直覺表態。當「革命」進入 一月奪權，社會衝突逐漸深化觸及社會基本結構後，人們的態度就依各人的社會地 位、處境、意識等而各就各位了--造反、保守或明哲保身的「逍遙」。 三、文革中發生了真正的革命嗎？ 徐先生批評說:「楊先生說文革第二階段發生了真正的革命是毫無根據的。」但其 實楊小凱的原文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種政治學中所 說的革命。」並沒有「真正的革命」的講法。徐先生的這一批評與另一節中徐先生 批評楊小凱要把造反派正名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如出一轍，都是把別人並不持有的觀 點加於別人，再予以批評。這種做法，實在不太恰當。 我們姑且撇開這點不講，而去細讀徐先生的下文。從那裡我們得以瞭解，在徐先 生看來，只有徹底推翻中共的專制統治並取而代之為目的的行動才值得稱道，其他 諸如「奉旨革命」，「打著紅旗反紅旗」等都不值一談。湖北造反派七·二零取勝 後，儘管其頭頭都任了省、市革委會副主任，但無實權，最後亦被清算，因此也毫 無意義。 對這些，我與徐先生都持有不同的見解。 「奉旨革命」，在我看來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是民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趁機去反 抗，打擊中共的統治秩序。 「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行之有效的鬥爭藝術。這曾經令中共 的巨頭、理論家們都大感頭痛。 武漢造反派頭的境遇正說明了毛號召民眾造反只是為了利用，說明中共政權對造 反者的戒備壓制。雖然這些造反者借助了中共高層的權力爭奪而暫時取勝，但最終 也難逃被清算鎮壓的命運。這進而又說明了文革造反中確帶有否定中共政治秩序的 成份。 如果我們有中共專制政權應予終結的這一共識的話，就可以進而討論怎樣去終結 它。儘管對途徑方法會有各種考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不應認定只有實 施了某些鬥爭方式和內容才算進行了真正的革命。在當年，甚至在當今人們都難以 用徐先生所說的李逵那種「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方法去終結，而必須在不同的 現實條件、政治環境下因地制宜地、逐步而又有效地去削弱打擊中共的統治秩序， 以求產生積累效應，終究有一天得以終結它。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的頑固性、鞏固性 都是超強的。 從社會上層來看，不但中共元老輩中尚有人健在，而且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功 臣們年齡尚在七十上下，正在主政。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頭腦十分僵化，對民主 政治完全持排斥態度。 從社會中層來看，從五、六十年代歷次運動中的政治選拔到八九十年代「第三第 四梯隊」的建造，中共擁有人數甚重的階級基礎。他們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 ，壟斷了社會的政經資源。不管他們內部有什麼狗咬狗的利益鬥爭，但在維護中共 一黨專制上他們是一致的。因為這是他們利益的源泉和保證。故此，「蘇東波」的 衝擊，不但未使中共產生連鎖反應，反而使他們凝聚憂患意識，為保權保利而聯合 起來作掙扎。 在社會下層，由於漢民族中固有的自私、散漫、實利、懦弱；由於中共多年的愚 民政策以及槍打出頭鳥的統治術所產生的成效。還由於中共十年多所謂改革開放， 力圖使民眾向錢看，麻木銷蝕其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使中國民間反抗中共專制政治 的力量更為分散薄弱。 面對這種可歎的現實，而又執著於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的話，想來切實有效的途 徑也只會是「積累效應」了。故此，在有可能「打著紅旗反紅旗」時，就盡力去打 。在有機會「奉旨革命」時就趁機去造反。總之應抓住每一個歷史契機最大限度地 去工作，而不急於馬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我們當年參加七九民運就是本著 這一指導思想。至今我仍認為這是正確的。如果一定只肯從事稱得上「真正的革命 」的社會變革的話，恐怕到頭來只會陷入取消主義。 四、造反派的歷史作用必須肯定 這裡，我把徐先生的小標題改動了一個字。把否定改成肯定。 我肯定造反派歷史作用的觀點和理由已較詳細寫在《略評文革造反派》，《文化 革命簡析》等文中，此處不再重複。 徐先生全面否定造反派這類觀點的產生，其來由我在其它文章中也作過分析。原 由之一就是對文革的基本情況缺乏全面的瞭解。我想這很可能與個人經歷有關。我 不知道徐先生所處的環境是不是造反派蛻化得相當早，相當徹底的地方和單位，並 且在那裡又有較多的個人品質惡劣者擠在造反派者的隊伍中，以至造反派在徐先生 心目中留下了極差的印象。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你劉國凱倒正是由於身處造反派蛻化較小，而且一直在受壓的 省份和單位，故對造反派有一份偏愛以至對其評價偏高。 假如有這個批評的話，其前半段是事實，後半段則並非如此。 我雖有造反派的情結，但並沒有因此憑空拔高它。我總是力求對造反派作全面的 分析評價。但願我能做到這一點。 我清楚地瞭解早期造反派(六六年秋冬)的民主鬥爭內容。我也清醒地看到後期造 反派(六八年)的蛻化。我還分析了中期造反派(六七年)的兩重性。我更高度評價了 從中、後期造反派裡分化出來的「文革新思潮」派。我把「文革新思潮」譽為中國 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源頭，把「文革新思潮」派視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前驅。 除此之外，我還十分洞悉文革造反派極大歷史局限性。關於這一點我不但在[文化 革命簡析]中，已作過分析，而且從我自身的經歷去看，對此也有深切的感受。 六八年夏季鎮壓後，造反派中識時務的俊傑們立即見風使舵，改弦易轍。他們痛 苦流涕地向毛主席路線請罪;他們「反戈一擊」，揭發「壞頭頭」的罪行，(其實他 們有的自己也屬於頭頭)，他們作出一付卑躬屈膝的姿態向當權派認錯，藉此求得寬 恕，從輕發落，甚至獲得收容乃至寵幸，再創一番光明的前程。這類人佔少數，姑 且稱之外第一類反應，造反派中的多數人灰心喪氣，惶恐不安，無可奈何地接受這 惡劣的現實，並賭咒今後再也不投入政治漩渦了。這算第二類反應。極少數人雖然 在高壓下不敢公開抗拒，但內心很是憤慨不服，即使受到歧視打擊也不向當權者們 低頭。這是第三類反應。 隨著時間的推移，舊的社會秩序更嚴厲地恢復起來。在凜冽的政治環境中，第二 類中的許多人漸漸向第一類轉變，第三類向第二類乃至第一類轉變，到後來，堅持 反抗復舊社會秩序的人在工人、職員中已微乎其微。 被大鎮壓激怒，又接受了「文革新思潮」的我，不但堅持了造反信念，而且把造 反提到新的層次，新的境界，也具備新的形式、新的內容。從「奉旨」「趁機」造 反變成自發、自覺造反。造反的對象從「資反線」「當權派」變為整個中共專制政 權。造反的行動從公開變為地下，從參加刷大標語、遊行、集會到暗中書寫「反革 命」文章。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從造反的朋友們都與我漸漸疏遠了。我執拗的理念和偶向 發出的激烈言辭更使他們驚愕駭怕。於是對我從疏遠到劃清界線了。個別人甚至向 當權派打我的小報告，在當權派心目中我是個冥頑不化的角刺典型。 文革大鎮壓後的十年，即七八年歲末，我在廣州率先揮動七九民運的旗幟。那陸 續聚集起來的人們竟大都是比我年輕十歲左右，沒有經歷過文革風雨的小青年，而 當年的工人，職員造反者則杳無蹤跡。幸而終究還有汪岷、王希哲、王一飛等當年 的學生造反者站出來作了中流抵柱，否則我真會「獨愴然而涕下」了。 七九民運至今已有十七年了，當年的參加者大多仍堅持其政治理念。百折不撓， 繼續為民主事業奮鬥者也大有人在。北京任畹町、劉念春、上海傅申奇、武漢秦永 敏、青島孫維邦……如果歷史契機一旦再現，我相信更多的七九民運老戰士會挺身 而出的，相比之下，從六九年到七九年僅十年，工人、職員造反者消失得無影無蹤 。可見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素質較七九民主派真不知差了多少數量級。 然而，儘管如此，也不可藉此否定造反派的歷史作用，因為那作用是歷史的，是 過去的事實。 在這裡，對徐先生文中的兩段敘述，我不得不提出批評。徐先生文中舉一女學生 造反派頭頭--廣西醫學院「四·二二」作戰部長下令槍斃捕捉到的對立派學生的事 例，以證明造反派的殘暴。造反派也「殺人放火」。我覺得這是欠妥當的。要對此 作出清晰、正確不至誤導後人的結論，最好能作較全面的統計。如廣西兩派發生了 多少次大、中型武鬥，每次是由哪方挑起的。各方死傷人數，俘虜所受待遇。有多 少人被對方抓到後以行刑方式槍決。各派有多少人在批鬥會上被當場打死。有多少 人在牛欄中被虐待至死。廣西殺人吃人者和被殺被吃者都是屬於哪一派，若不屬於 某一派，則其政治背景如何。 我並不是要糾纏歷史舊帳，並不是要過份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我只是想說，如 果有一天各省修編該省的文革三年史時，若能把該省的武鬥和嚴重暴力事件作較詳 細統計記載的話，那保守派、造反派各自的形象將會更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而 免去一些巧舌如簧的狡辯。 徐先生文中說:「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提出『清理階級隊伍』時，許多省的老造反 派已在學校、工廠、文化科研單位掌權。他們為了『表忠心』，掀起了『深挖細找 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新一輪恐怖活動」 這與史實不盡相符。且不說在兩廣這些原始保守派大獲全勝，造反派被徹底鎮壓 的省份，「清隊」完全由工宣、工糾--幾乎是原保守派頭頭、骨幹的原班人馬，再 加上軍宣來主持。就算在其他造反派表面上獲勝或兩派並存的地方，「清隊」也是 由成份紅、政治質量高的人來主持。造反派除已蛻化外，其組織也已渙散、解體。 即使有的原造反派成員參與了搞清隊，請別忽略，他此時的身份已不是造反者，而 是清隊工作組成員，具有了官方身份，進入了開始重建的中共專制體系的序列。而 且有時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他們深挖細找了國民黨殘渣餘孽後，自己也陸續 被押上了階級鬥爭的祭壇。徐先生文中提及清華，北大兩派競相在對立派及本派中 抓「階級敵人」，可別忘了，還沒等他們抓出個名堂來，自己就被毛派來的「工宣 」收拾了。 在本文的最後，我想提醒世人留意一個問題。當我們現在如此熱烈地探討造反派 的評價時，你可曾知道，可曾記得，文革三年中造反派這個稱謂並不時髦，造反派 這個詞較少被單獨使用呢？ 前些時，我在《中國之春》上看到一幅畫，繪畫藝術是很高，但可惜那造反派戰 士手臂上戴的袖章有失史實。因為袖章只有三個字「造反派」。文革三年，全國各 地有哪個組織的名稱是「造反派」的呢？可見作者對文革瞭解有限。由此，我更感 到我們身上的責任。如不趁我們這一代仍年富力強時辯清文革種種，而留待後代僅 從書面資料上去瞭解文革，那一套文革史會寫成什麼模樣呢？ 其實「造反派」一詞在文革時，尤其是中、後期並不太流行。因為它涵義含糊。 造反？造誰的反？造資產階級的反還是造無產階級的反？雖則毛提出了造反有理一 說，但許多中共高官和保守派大將仍可厲聲責問造反者:「你們造反，造誰的反？」 為了免至被人抓到辮子，造反者們除了把自己的組織名稱加上明確的政治標籤外 ，(如毛澤東思想工人造反團，紅色工人造反司令部之類)還大都自稱革命造反派。 以「革命」這個響亮的絕對正確的詞修飾造反二字。再後，當保守組織也進行「廣 義造反」時(請允許我借用徐先生創造的這個詞)，他們大都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 」，從而巧妙地避開了「造反」一詞。而後在中共高層號召鏟山頭、按系統、按單 位、按班組實行大聯合時，其口號也表述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起來」。此後 造反派也大都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了。「造反派」一詞從此已有了不雅的意味 。 待到造反派被壓制、削平，乃至四人幫覆滅，鄧陳當權後，為了徹底肅清民眾中 的反抗力量，中共把「造反派」這個稱謂炒作得震天響，並把它賦予貶義。造反派 幾乎成了四人幫殘渣餘孽的別稱。一切膽敢對中共官員、政府機關表示不敬的言行 都被斥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脾氣、造反派行為(如果還沒有達到「反革命 言行」的話)要予以批判、取締。 首先被中共復舊派樹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典型人物，據說是白卷英雄張 鐵生。從此「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就成了對無才無德、刁鑽忤逆之輩的最形象描 繪。這一描繪似已得世間的認同。彷彿當年的造反者全都是這麼個德行。 然而對此我一向甚有異議。我認為對壓迫剝削民眾的中共政權，對橫行霸道的中 共官兒為什麼不應該用角去頂它？為什麼不可以用刺去戳它？更何況我們文革新思 潮--七九民運這一輩人絕非「白卷」者。我們之中年齡較輕尚在中共教委大臣所訂 年齡限制線以下者，許多都考上了全日制高校，有的學歷已達碩士、博士。年齡較 長者，許多人也都考入各類成人高校，受到高等教育。例如我本人就苦讀了八年， 獲工科、文科三份大學專科、本科文憑。可見我們文革新思潮--七九民運一代除了 頭上的角身上的刺外，腹中也並非空空如也。 多年來，廣州有線電廠的歷任書記廠長無不對我咬牙切齒。罵道:「這是個典型的 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傢伙。他從文革造反起到現在一直鬧了這麼多年。」 是的，我今天仍然在鬧。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對中共政權饗以角刺。並我還有個小 任務：就是把文革造反派的評價--這一歷史懸案辯個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