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北京) 鄧力群 【編者按】本刊從可靠渠道獲得的這篇文章為鄧力群所作。此文起源於鄧在中共 《求是》雜誌編輯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成稿於一九九五年夏秋之間，後由作者 送呈江澤民，江閱後曾有批示，大意是說鄧是馬列主義理論家，希望今後有機會多 與鄧談談，並將此文轉發政治局。由此，鄧文鵲聲四起，頗受諸方重視。其主要觀 點也不期而合地符合了中共五中全會經改方案中有關大中企業的主要觀點，可以視 之為左派人物近期來的綱領性文件。有論者認為，從中也可以透視江核心與左派勢 力的某種微妙關係。 一九八九年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有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進行 了一系列正確部署。今年以來，黨中央又對此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採取了一些正 確的措施。然而，由於種種複雜原因，我國當前仍然存在不利於國家安全的一些因 素。為了接受「八九風波」的教訓，避免重蹈蘇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傾覆的覆轍， 我們必須對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因素進行認真分析。 本文不擬分析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一切因素，而只分析其中的國內經濟、政治、 文化因素。在經濟、政治、文化因素中，又不分析那些雖然目前對國家安全影響較 大，但經過努力兩三年後可能消除的因素，而只分析其中若干在未來十年內對我國 國家安全有長期影響的深層因素。 這些因素是，所有制結構、階級關係、社會意識、執政黨狀況。 一、所有制結構的變動 根據我國生產力的現有狀況，黨中央決定恢復私有制經濟成分，使其對社會主義 公有制經濟起到有益的補充作用。執行這一決策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 大的變化。 從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所佔比重由76％降為 48.3％，集體(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體名義的私有經濟)由23.5升為38.2％， 私營、個體、三資企業由0.5％升為13.5％，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有由51.4％ 降為41.3％，集體由44.6％降為27.9％，私營、個體、三資由0.7％升為30.8％。目 前，通過租賃、出售、兼併、股份合作等形式，國有經濟所佔的比重仍在進一步下 降。預計，到二零零零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將降到佔四分之一，集體將升到 佔二分之一，私營、個體、三資企業將升到佔四分之一。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 國有將降到占三分之一，集體將降到佔六分之一，私營、個體(含農民對非農業居民 的零售業)將升到佔二分之一。在現階段，私有經濟的增長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方 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然而，私有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對我國 社會經濟基礎的性質產生嚴重影響。 現在，由於股份化改造和法人產權制的推行，剩下來的國有企業也面臨著不再由 國家完全佔有的可能。例如，浙江杭嘉湖地區、溫州地區已經通過股份制讓私人入 主公有制經濟。四川省通過改革將使縣級經濟中不再有國有企業。經過這樣改造以 後，比重已經大大縮小的國有企業不但不由政府管理，而且也不由國家單獨佔有。 近三年來，許多地方的領導幹部，把發展私有經濟看成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 途徑。他們置國有制經濟於不顧，把精力、幹部、資金、物質、市場等主要投向外 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爭相為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提供優惠條件，爭相提出什麼發展 私有制經濟的幾個「不限制」，黑龍江省委還提出了「開闢第二戰場」的口號，全 力加速發展私有制經濟。這些領導幹部雖然沒有講私有化的理論，但是卻在實際行 動上促進著私有化。 在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動過程中，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國有資產已經流失五千多 億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多億，每天流失一個多億。有人甚至估計我國國有資產每 年流失達一千多億。這部分化公為私的國有資產，是新生資產階級原始積累的主要 來源。可以認為，我國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主要是全國人民四十年辛勤勞動的血汗 餵養起來的。 現階段私有制經濟具有積極作用，應該允許其存在和發展。我們的問題不是要不 要發展私有制經濟，而是要不要控制私有制經濟發展的數量和範圍，把它限制在社 會主義公有經濟的補充地位上，承認不承認它有消極作用，要不要限制它的消極作 用。 公有制經濟在多種經濟成份中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是我國經濟在整體上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經濟的萎縮和 社會經濟結構的私有化必然會妨礙乃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全。 公有制經濟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經濟支柱。其中，國有制經濟不但是我國產業 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國有制經濟比重的下降，公 有制經濟的萎縮，必然會削弱黨的領導地位、中央政府的權威、國家處理矛盾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從而直接威脅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 我國重新出現的私有制經濟還將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經濟後盾。在歷史 上，歐洲資產階級曾經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向封建統治者爭得了國家政 權。現在，新生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過納稅向政府『購買』市場無法提 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國防、乃至民主。」 另外，到一九九三年底，已經投產的八萬個外商投資企業產值已佔我國國內生產 總值的30％，進出口額佔全國的344％。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比 重仍在迅速增加之中。外資的增長有利於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將使我國經濟對 外國的依賴加深，與過去相比，容易受制於人，有可能在我國與外資所屬國轉趨對 立時對我國國家安全產生不利影響。 二、階級關係的變化 近年以來，隨著私有制經濟成份的恢復和發展，私營企業主和個體生產經營者又 在我國重新出現。 據統計，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國已有僱傭工八人以上的註冊私營企業主32.8 萬戶，從業人員500.8萬人，註冊資金1041億多元。平均每戶雇工14.2人，註冊資金 31.7萬元。其中，自有資金逾百萬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戶。有人說已逾100萬人 。其中還有少量千萬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現一些雇工超過千人的私營企業 。據國務院研究室的典型調查，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約比註冊數多出一倍。如果把 這種情況估計進去，那麼私營企業的實際數字要比上述註冊數字高得多。 建國初期，我國是以資金二千元，工業雇工三人，商業服務業雇工二人以上的標 准劃定私營企業主的。根據一九七九年中央批准的<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 別出來的請示報告>的標準統計，五十年代前期我國只有註冊私營企業主十六萬個。 人們公認我國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存在著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只要把當前的情況同 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情況對比一下，就會看到，無論是在絕對人數上，還是在經濟實 力上，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都超過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況我國現在劃分私營企 業主的標準在雇工人數上要比建國初期高得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一個民 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它至少已經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這是一個不容置疑 的事實。(凡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資產階級並不限於私營企業主，還包括 他們的家屬和依附於他們的那部份知識份子，無論是對於五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還是 對於九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然而，這裡的目的僅僅在於對比。因此只比較 資產階級的主體部份即私營企業主的數字就夠了。) 據統計，到一九九四年九月底，我國雇工七人以下的個體工商戶已達2015.3萬個 ，從業人員已達3438.5萬人，註冊資金已達1146.7億元。因此，一個小資產階級即 個體生產經營者的階級的形成也是可以認定的，其中有一部份是民間資產階級的後 備軍。 既然我們決定恢復私有制經濟成份的存在，那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重新出 現就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常的。問題不在於允許不允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現， 而在於我們能否正確認識這個事實，能否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既團結，又 鬥爭，把對這種關係的處理作為黨在新時期政治路線的重要組成部份。 隨著私營經濟、外貿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民間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數 和經濟實力目前還在進一步擴大，官僚資產階級糾合買辦資產階級的萌芽也已經開 始出現。 另一方面，由於部分國有企業面臨困境，這些企業的職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 (含外資)企業中就業的職工重新受到私人僱主的剝削和壓迫，使得許多工人對本階 級的領導地位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方向產生懷疑，並且產生了對我黨的離心傾向。 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一方面忙於「俯身拾取金蘋果」，另一方面為了保護自 己的經濟利益，已經逐步提出獨立的政治要求。現在，私營企業主擔任縣以上人大 代表的已有5401人，縣以上政協委員8558人，縣以上團委委員1357人，縣以上婦委 委員1430人。對此，有些私營企業主仍感到不滿足。深圳一個公司部總經理說，企 業家階層對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表達尚不充分。福建省晉江市一個私營企業主提出 ：「我國政治體制的革新，將隨著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隊伍的發展而展開，今後 進入各級政權領導班子的將是一大批私營企業主，不能再把私營企業主搞成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等政治花瓶了」有的私營企業主說：「要是政府裡有我們的私營企業 家當市長，我們的合法權益就不愁了。」一九八八年，福建省石獅市二十多個私營 企業主提出「我們要推舉能代表我們利益的政界人物參加競選」，並聯名推薦了市 長候選人。浙江省一個私營企業主為了當上某市人大常委，除到處宴請外，還公開 宣佈誰投他的票就給誰1000元，結果終於當選。河北省某地區已經有21.3％的私營 企業主進入基層政權領導崗位，其中八十六人任村主任，六十七人任村黨支部書記 。在許多地區已經出現了「私營企業商會」、「民營企業公會」、「青年商會」、 「民辦企業傢俱樂部」、「名流俱樂部」、「外商投資協會」等私營企業主的組織 。與此同時，有些私營企業主還提出要辦報紙，要有自己的「喉舌」，目前，已經 出現了《民營企業家報》、《企業家報》、《廠長經理日報》等直接反映他們利益 和要求的報刊。 在意識形態領域，一些資產階級代言人指出，「今後對人的價值和才能的認定， 更多會以金錢來顯示。」「大款的數量和質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達與否的重 要標誌。因此，在中國，大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西方商人需要進入中國的 橋樑，這個橋樑就是一大批買辦。」「如果我們能出現新式的買辦，那麼我國的對 外開放將能順利地上一個新台階。」有人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能處於補充地位提出質 疑。有人提出「保護私有財產應列入憲法」。有人提出，今後的改革應是通過「租 」、「變」、「賣」等途徑「縮小國有企業的比重」。「縮小國有企業的存在範圍 ，使其僅僅作為市場失效的工具存在於公共物品生產領域、自然壟斷行業和其他私 人企業無力或不願進入的領域」即對私有制經濟起補充作用。「國有企業產權裂變 已成大勢所趨」，「已在情理之中」。有的提出，「政府的立場應該轉過來，把屁 股坐在非國有企業一邊」。有些人提出要建立資產者占主導地位的「市民社會」。 他們還要求允許私人辦報、自由結社。可以預料，一旦局勢允許，這些人組織成公 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會需要太長的時間。 最近，有些私營企業主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集體企業負責人正在資助資產階 級自由化份子辦報紙、辦雜誌，建立所謂民辦研究、咨詢、中介機構。私營企業主 同意識形態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已經開始結盟。這種聯盟無疑加速了資產階級 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 流亡海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萬潤南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生的中產階級要求保 護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產黨的現行制度是對立的。」「中產階級一方面憎恨 這個制度，一方面為了賺錢要與這個政府合作，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用金錢 物慾來腐化這個政府，又從消極方面促成這個社會的演變。」「他們要發展，就要 用種種手段，主要是用金錢去推動、運轉、潤滑共產黨僵化的官僚制度，這就使中 共政權無可挽救地腐敗了。是中產階級的錢使共產黨腐敗。這個政權越腐敗，這個 社會轉型的可能性也越大。當新生中產階級在經濟上取得一定地位後，就會希望有 知情權、議政權，進而有參政權。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可以認為，這些話 相當透闢地指明了資產階級產生所導致的政治後果。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三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內雖然發生過幾次重大的鬥爭，但 是都是在黨外不存在資產階級的環境中進行的。因此，不論是共產黨內怎樣鬥爭， 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本身都沒有受到直接威脅。現在，資產階級的重新出現 使這種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是根本對立的。這種 對立並不依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政府是合作還是對抗為轉移。資產階級若要變經濟 上的補充地位為主體地位，變政治上的從屬地位為領導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獨佔國 家政權。因此，資產階級的形成是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潛在威脅。在條件尚不具 備時，資產階級會積極介入共產黨的內部鬥爭，打擊黨內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支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條件成熟，就會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支持 與配合下把整個共產黨「連鍋端」，以直接的公開的資產階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 政。因此，資產階級應是今後十年內我國國內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對像 。 三、社會意識的變化 從一九七七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攻防拉 鋸戰。一九九二年以後，資產階級自由化逐漸佔了上風。除少量馬克思主義刊物以 外，在主要的宣傳輿論陣地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基本上絕跡，資產階級自 由化不僅死灰復燃，而且變本加厲，深度和廣度均已超過了「八九」風波以前。 在理論方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表現是，用現代市場經濟論來對抗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論，實際上是主張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區別的市場經濟；否認公有制與 私有制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以便把私有制說成同社會主義本質相容 的東西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份；攻擊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極左的社會 主義」；以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為理由，要求實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 的、主體地位不應該是自封的，來反對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並要求進一步縮小 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進而放棄公有制；主張通過股份制和產權量化到個人等途徑， 把國有財產轉化成私有財產；主張對我國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的」改革；主張建 立以資產者占主導地位的市民社會，以擺脫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經濟領域中社會主 義成份的保護和資本主義因素的限制，以便為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創造 條件；全面否定建國三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 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黨六十年來的歷史說成「左禍」橫行，給中國 帶來災難的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否定科學 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把它說成傳統的、過時的理論；宣佈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社 會的設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學和儒學，用西化和儒化擠除馬克思主義；提出用 「後現代派」和「大眾文化」即庸俗文化來「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意 識形態；攻擊培養「新型的大公無私的人」是「無視真實活人」的「烏托邦」和「 偽人文精神」等等。這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都是在「反左」旗號的掩護下氾濫 的。理論上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圍剿直接動搖著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依據和我們事業 的根基。 在文學藝術作品中，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表現是：著意刻畫我國建國三十年來 的貧窮、落後，極力誇大和渲染中共建黨六十年來的缺點和錯誤，把堅持社會主義 道路的我們黨的幹部、黨員和跟黨走的革命群眾描繪成反面人物，而把社會主義革 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某些對像描繪成正面人物。在反映當前現實的作品中，工農 兵不見了，黨的組織不見了，黨的幹部被塑造成僵化、保守、阻礙改革的典型，而 私營企業主、暴發戶則被塑造成集各種美德於一身的改革的先鋒、時代的英雄。與 此同時，浸透著資產階級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的香港、台灣和西方資本主義國 家的影視作品像潮水般湧入，充斥我國城鄉文化市場。這類文學藝術作品氾濫的結 果，是人們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信念被動搖了，許多沒有經歷過過去那段歷史的青年 人誤以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真的像有些作者所描 繪的那樣是什麼歷史的錯誤。 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通過反思「八九民運」的教訓，窺探國內外氣候，近 兩年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和明確的見解，即認為中國唯一的明智的現實選擇也是中 共唯一可行的救黨救國之路是：從在宣傳思想領域的「非意識形態化」即淡化馬克 思主義入手，逐步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經濟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轉變，政 治上逐步向多黨制議會民主轉變，通過漸進式的「改革」，穩步地向資本主義「和 平演進」。現在，他們正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和海外敵對勢力的默契配合下，迂迴 曲折地在黨內外擴散著這種政見的影響。 近三年，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下，我國的社會意識發生了方向性的變化 ，過去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其中有些確實是正確的)，現在認為是錯誤的，過去認為 是好的東西(其中有些確實是好的)，現在認為是壞的；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新建的東 西被說成是傳統的舊東西，而舊社會早就有的如當鋪、拍賣行等則被說成是改革中 出現的新生事物。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風氣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些靠非勞動 途徑迅速暴富起來的人吃喝嫖賭、比富斗富，對廣大群眾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和示範 作用。專為富翁服務的行業如豪華酒店、精品商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蒸汽浴 室、按摩室和賣淫業應運而生，遍佈經濟繁華地帶。金錢不但是人們獲得物質享受 的條件，而且被社會輿論塑造成衡量人的社會價值和事業成功與否的標尺。極端個 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信條和生活的旋律。模仿西方腐 朽生活方式成為時尚。大富豪成為人們羨慕、敬佩的對象，商店、酒店、娛樂廳爭 相以「富豪」、「豪門」、「大亨」、「老闆」、「帝王」命名(店舖名稱可以被看 成各階級社會地位的測量計)。靠辛勤勞動獲得合理收入不再是人們生活的準則，通 過投機巧取不勞而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理想。大公無私的品德成為許多人譏諷的 對象。上海有的職工說：「我總算清醒了，勤勞是不能致富的，我要轉變觀念，把 過去的思想全抹去，換上經商的頭腦。」過去人們以「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到祖 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榮，現在人們則追求「到公司去，到外國去，到最能賺錢的 地方去」。「共產黨人最講認真」被「難得糊塗」所代替，「不因虛度年華而懊悔 」被「何不遊戲人間」所代替。炒股票、炒房地產、倒賣假發票、制「黃」販「黃 」、制假販假，甚至走私販私在一些地方成為群眾運動，如火如荼。我國出現的拐 賣婦女兒童、劫車霸路、劫持飛機等現象一度幾乎成為「世界之冠」。隨著港台文 化和西方文化的湧入，一種模仿港台文化、崇洋媚外、嚮往資本主義世界的心理意 識也從無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份知識份子和黨政幹部中。學說廣東話、爭搶 所謂「吉祥號碼」，以穿戴有美國星條旗圖案的衣帽為時髦，就是這種社會心理意 識的外在表現。可以想見的是，一旦中國不得不與美國等國發生對抗，很難指望具 有這種心理意識的人會支持政府，為祖國服務。相反，他們很可能會背叛和出賣祖 國的利益，直接破壞我國的安全。 上述這些社會意識的變化既是當前某些社會存在的反映，又會對我國的社會存在 產生反作用。 四、執政黨的變化 (一)黨組織的弱化。過去，黨的組織像一隻握緊的鐵拳，又像一個戰鬥堡壘，不 但能及時全面地掌握黨員的情況，而且能及時全面地掌握周圍群眾的情況，並相應 地在黨員和群眾中開展正確的思想工作，因而能夠成為一個單位、一個地區的領導 核心，有力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和戰略戰術意圖。現在，很多黨組織既不部署、不 鼓勵黨員反映自己和周圍群眾的情況，黨員也不向黨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即使了 解了周圍群眾的情況也不向黨的組織匯報。有些基層黨組織實際上成了「聾子」、 「瞎子」，什麼情況也掌握不了，什麼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風波」期間，一些過 去只靠黨組織就可以掌握和解決的問題，不得不直接依靠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 去掌握和解決，就是黨組織弱化的結果。黨組織的弱化就像一種骨質疏鬆症，使黨 的戰鬥力大大降低，無法對人民群眾實施有力的領導。農村有些地區隨著集體經濟 的瓦解和農民的流動，許多黨支部陷入軟弱渙散和癱瘓狀態。極少數農村黨支部被 宗教勢力或其他惡勢力所把持。這種情況，已經危及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動搖了黨 在農村的工作基礎。 (二)一部份黨員思想的變化。隨著我國放棄計劃經濟和部份恢復私有制，面對著 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垮台，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劉偉在北京台B TV夜話中發出的號召)錯誤主張的影響下，一部分黨員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 變化。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共產主義是空想，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上海一些高校師生說：「現在共產黨員講理 想的少了，講黨性原則的少了，講錢的多了。」有些黨員幹部甚至讚揚和平演變， 主張私有化。有的黨員開始在共產黨之外尋找「後路」。有的黨員乘著自己尚有點 從黨那裡得到的便利條件，搶先把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本人變成新生資產者和新富 翁。如果思想的這種變化在黨內蔓延開來，那麼一旦出現蘇聯「八月事件」那樣的 情勢，就很難指望廣大黨員挺身而出，為保衛黨而鬥爭。那時，既使我們有五千萬 黨員，也會等於零。不僅如此，有些徹底換了腦筋的黨員還可能像蘇共已經出現過 的情況那樣，拉出隊伍，反戈一擊，成為反共急先鋒。 (三)黨與工農群眾關係的變化。當前，隨著私有制經濟的恢復，我國的貧富差距 正在拉大，兩極分化正在發展。到一九九四年二月為止，佔我國銀行存款總戶數2％ 的富人已經擁有13000億元存款總額中的80％。據全國總工會一九九三年調查，在1 .4億職工中，有5％的職工家庭，總人口達2000萬人月均收入僅62.19元，月支出需 67.5元，入不敷出。據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調查，60％以上的職工認為工人階級的 主人翁地位沒有落實。32.6％的職工認為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下降。一個新華社記 者說：「一直被奉為『主人翁』的產業工人群體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一名擋車女 工說：『我們辛辛苦苦幹一年，還不如一些個體戶干兩天，實在太不公平了。』」 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國發生罷工225起，參加者有3.79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七十一 起，三資企業八十二起，集體上訪的四千起。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礦工游 行時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生活」。現在，一些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 已經出現勞資衝突。部分工人的貧困和勞資衝突在當前條件下是難以完全避免的。 現在的問題是黨在勞資衝突中的態度。一個英國記者說，面對著中國工人同外國老 板的衝突。「工會幾乎被禁止開展活動，原因是害怕嚇跑潛在的投資者。」面對上 海元祖食品公司台灣總經理對共產黨的攻擊、謾罵，上海虹口區有關部門一再遷就 、退讓、禁止元祖的職工和黨員向上級反映情況，強行要求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 申請仲裁的員工撤回申請。 在農村，一九九一年全國有9.4％的農戶家庭人均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萬人年 均收入僅150.8元。四川省仁壽縣農民說：「共產黨現在是愛富人，不愛窮人」。法 國《費加羅報》說，中國「農民的不滿可能具有爆炸性，一觸即發。」 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會使他們對共產黨失 望，至少在相當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農民中，感到這個黨已經不再代表他們的利益， 而是代表有知識、有能力、有財富的人的利益，產生離心傾向。如果共產黨不採取 措施改善同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關係，將很難再得到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支持 。共產黨同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關係的疏遠，可能會使黨在危急時刻像一九九一年 「八月事件」時的蘇聯共產黨一樣孤立無援。 (四)部分黨政幹部的腐敗。幾十年來，我國的腐敗現象上了兩個台階。在七十年 代以前，腐敗現象僅處在送煙送酒，「走後門」參軍招工上學調工作的低水平上。 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為求得計劃外的資金、原料、能源、車皮、市場等 掀起了「紅包」、「回扣」風，使腐敗上了第一個新台階。九十年代以來，在「不 問姓社姓資」的「一切向錢看」思想的指導下，貪污、索賄、受賄、走私、制假、 販黃、嫖娼，猶如決堤之水，使腐敗死灰復燃，每種醜惡現象都沒能把黨員幹部完 全排除在外。全國檢察機關一九九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查處貪污、賄賂萬元以上大案 6790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長2.1倍；挪用公款五萬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 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長2.7倍；查辦縣(處)級以上幹部經濟犯罪要案715人，比一九九 二年同期增長6.8倍，其中廳(局)級幹部六十一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長十一倍。 一九九三年九至十二月法院系統受理經濟犯罪案件13110人，比一九九二年上升25. 67％。經濟犯罪和腐敗現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護。在保護改革開放的旗號下 ，有些執法機關往往對這類案件重罪輕判。如江西省最近對幾十名犯經濟罪的幹部 一律輕判，再加上緩刑，或者以罰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讓醫院出具假證明給予 保外就醫。黨中央和國務院雖然三令五申反對腐敗，也制定了一些紀律和法規，但 至今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藥。 本來，共產黨部份人的腐敗是資產階級造成或促成的(萬潤南已經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由於共產黨的宗旨同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衝突。所以，儘管共產黨部份人 按照資產階級的願望腐敗了，資產階級也仍然對共產黨不放心，仍然要徹底推翻共 產黨。在「八九風波」中，資產階級已經借「反腐敗」為名煽動過群眾向共產黨沖 擊。因此，腐敗不但使共產黨脫離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 眾對立起來，而且會給資產階級以攻擊共產黨的口實，使共產黨處於腹背受敵的境 地。 (五)黨政領導班子政治素質的變化。上述情況預示，未來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風 平浪靜的十年，很可能是國內外資產階級向我們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發起決定性突擊 的十年。經濟的發展並不能自行消彌政治風浪於無形之中和未成之先。未來的形勢 對各級綜合性黨政領導班子政治素質和政治領導能力的要求不是比現在低，而是比 現在高。 我們在建黨初期和建國初期，曾經擁有一小批知識份子出身的職業革命家，他們 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很高的政治鬥爭藝術及政治領導才能。還有一大 批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他們也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較強的實際政治才幹。由 他們組成的各級黨政軍領導班子出色地應付了當時的形勢，保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建立、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 改革十幾年來，經過對各級領導班子的連續調整，各級綜合性黨政領導班子的文 化水平和專業知識水平普遍提高了，管理經濟活動的能力也增強了。這與我們黨和 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是適應的。但是在整體上政治領導能力卻有所下降。各級黨政 領導班子這些年來埋頭爭投資、分投資、上項目、批地、搞市政建設、辦開發區、 與外商談判以及宴會、出國、剪綵等具體事務，而對於社會階級狀況，群眾思想狀 況，社會矛盾等問題卻很少考慮，日益生疏。有些地方領導班子在工作中實際上把 我們的兩個「基本點」變成了一個「基本點」。在知識份子中選拔領導幹部時，片 面理解了專業化，進入地方綜合性領導班子的知識份子中學理工農醫的多，學文科 的少，學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專業的更少。據說，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學員中，有大 專以上學歷的學員八成是學理工農醫的。這種結構近似地反映了我國省、市級黨政 領導班子的專業知識結構。學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專業的知識份子幹部不是沒有， 而是大部份只在黨校、高校和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工作，很少被選入各級綜合性領導 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領導幹部時強調的「懂經濟、會管理」並未把他們包括在內。 在一些領導人和組織部門心目中，似乎只有理工醫農和外貿、金融、法律等才是專 業，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 中共黨史不算專業。似乎各級綜合性黨政領導班子中只需要理工醫農的專業人才， 不需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專業人才，只需要經濟管理、行政管理的專業人才， 不需要政治領導的專業人才。 現在有很多領導幹部(包括省部級以上幹部)雖然上過黨校，但是往往只有談具體 業務才頭頭是道，而一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言不及義，甚至語塞，其中有些人還 錯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甚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當成馬克思主義掛在嘴上。這種 情況繼續下去，蔓延開來，就很難保持住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性質。 地方各級綜合的黨政領導班子不同於各專業部門的領導班子，除了要處理經濟建 設問題以外，還要處理一系列政治問題。地方綜合性領導班子的上述狀況，在政治 穩定時期尚可應付局勢，一到政治動盪時期就難以適應了。我國各級地方黨政領導 班子專業知識結構的這種狀況，對未來十年的政治形勢是不適應的。 中國共產黨是個政黨，而不是其他性質的社會團體。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政治主 要是處理階級與階級、集團與集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黨不能正確認識 和處理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我們就不可能保住國家政權。失去了政權 ，我們也就沒有資格管理全社會的經濟活動，無法繼續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中心工 作了。因此，各級綜合性黨政領導班子政治領導能力降低的狀況必須加以改變，為 此，除了應加強對政治問題的注意和研究以外，還應增加領導班子中馬克思主義基 本理論和政治專業人才的比重。 據瞭解，有些地區和單位，由於某些領導人的指導思想不端正，出現了排擠和打 擊堅決反對動亂暴亂、積極從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運」、 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情況。這種現象，使得許多參與「八九民運」而沒有轉 變立場的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產生了依靠所謂「體制內」力量為 「八九民運」翻案的幻想。而使當年在共和國處於危難時刻站在第一線堅持鬥爭的 同志卻感到憋氣。今後如果再發生類似的鬥爭，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 再像過去那樣堅決，那樣義無反顧。這種情況對我們的黨是非常不利的。對我們的 國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預計在今後一兩年內，國內外敵對勢力很可能把為「八九 民運」翻案作為向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進攻的突破口，我們黨的第三代中 央領導集體只有頂住這場進攻，過了這一關，才算真正站住了腳跟，才談得上以後 的一切。因此，如果上述情況不從現在起糾正，就有可能使得敢於站在黨和政府這 一邊的人越來越少，而使反對共產黨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來越多。當這 場政治風暴到來，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不利地位時，再想改變這種情況，就可能來不 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