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的病態 (西安)林 牧 有些精神貴族指責中國的國民素質不高，沒有達到實行民主政治的水平，以 此為借口，來反對民主化，為專制政治的延續辯護。其實，中國的國民素質，雖然 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就其整體素質來看，較之過去大為提高了。這裡隨便舉 幾個例子。 七十多年以前，當孫中山先生力倡民權主義，主張國民黨在經歷了軍政和訓 政時期(他提的是六年訓政)以後「還政於民」的時候，中國國民中的文盲約占總人 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現在，中國大陸的文盲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個別領袖的神聖化和廣大「臣」民的原罪 化鬧得中國大陸人像中了武俠小說中的攝心大法一樣，如癡如狂，胡天胡地。現在 ，這種癡迷和瘋狂已經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非科學的信仰的失落，是原罪的 解放，是對舊政治的淡漠和厭倦，是對個人美好生活的追求。當然，也有新的病態 ，不過，同過去的病態相比，是很大的進步。 在上述那種左傾教條統治的二十年中，權勢者不斷掀起挑動幹部斗幹部，挑 動農民斗農民、挑動工人斗工人、挑動知識份子斗知識份子的所謂「群眾運動」， 鬧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人、親友、同事、鄰里之間互相監督和舉報，人人迷 狂，人人自危。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不幹那樣的傻事了，舉報告密的人少而又少了 ，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整人運動很難搞起來了；代之而起的，是爭取民主改革，反對 專制腐敗的八九民運，以及近幾年來每年上萬起的各階層人民爭取自己經濟、政治 權利的抗爭。在公共場合和大眾傳媒上的言論自由雖然受到嚴重壓制；在非公共場 合的街談巷議、家庭論壇、諷刺得入木三分的民間歌謠卻廣泛流行，誰也禁止不住 。 同國民的整體素質相比，缺乏領導人民實行民主改革的素質的，不是芸芸眾 生，而是一部分「為民前鋒」的「文化精英」、「濟濟多士」。 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其美好的素質，也有其醜陋的病態。下面講的是後者， 當然是局部的缺陷，不能以偏概全。 一、人格依附症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儒家的孟子有一大發現，就是：「民之為道也，有恆產 者有恆心，無恆產者有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幾。」(見《孟子·滕文公 章句上》) 古代中國沒有知識產權；現代中國大陸，名義上有，實際上不多，也沒有保 障。沒有恆產恆業的知識份子，大多依附於統治者或其他有實力的階層。毛澤東諷 刺說：知識份子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不是依附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皮上，就 是依附在工人、農民的皮上。一旦皮之不存，知識份子就會變成上不沾天，下不沾 地的「樑上君子」。魯迅說：中國知識份子只能充當統治的幫兇或幫閒。當然還有 幫忙、幫腔的。一部分人不願充當幫兇、幫閒、幫忙、幫腔，或者求其幫而不可得 的，就只有作一個窮教師、窮醫生，或者寫一點沒有稿費和版稅的詩、文、小說、 戲劇和學術著作，更不濟的就去卜卦、算命、看風水，淪入不如倡優的「九儒十丐 」的悲慘境地。近代科學文化傳入中國以來，出現了一批自由知識份子。可是，這 些自由知識份子的地位、思想和操守是很不穩定的。他們在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受到 威脅時常常發生分化。起先是依附於某一個外國的洋人和某一家軍閥，後來是分別 投奔了國民黨或共產黨，能夠長期保持其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的，是鳳毛麟角。 自由知識份子的分化，至今仍在進行之中。例如：有一位曾經成為青年們崇 敬的對像並在八九民運中一度支持學生的「哲學大師」，近幾年來已經離開他的自 由思想家的立場，轉而為權勢幫腔了。他自由地出入於國內外，為權勢者「鼓吹休 明」，分化民運人士；他把充滿了憂患意識的中國文化類化為「樂感文化」；他否 定了自己在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成果；今年初夏，他又發表了《理性的眼光看中國》 的宏文。在這篇文章中，他無的放矢地說什麼「當代中國需要改良，不需要革命。 」他抨擊「中國知識份子熱衷充當革命家並非好事。」可愛的唐吉柯德是在同風車 搏鬥作戰，因為他提出的問題是兩個假問題。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那些從事 人權、民主活動的人士，幾乎沒有人讚成暴力革命，幾乎沒有人讚成社會動亂，幾 乎沒有人熱衷於當孫中山、毛澤東式的用武裝鬥爭推翻一個政權又建立一個政權的 革命家。因為現在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並不像清末和民國時期那樣面臨著生死存 亡的威脅，不需要揭竿而起，死中求生。大家只是期望通過理性的、非暴力的、符 合民主與法治的方式，有秩序地推行中國的民主改革，也就是改良。難道這也觸犯 了我們的「哲學大師」？難道只有安分求己、奴性十足地聽任腐敗膨脹，專制橫行 ，人民的合法權利時時、處處受到無法無天地侵犯。這種不改良和反改良，才符合 可愛的「哲學大師」及其後台老闆的心意？ 還有一位「文學大師」，貌似有民主傾向，實則圓滑老到，左右逢源。例如 ：當許多人把他的辭職和不參加慰問戒嚴部隊向好的一面理解時，他卻對記者聲明 ：他提出辭職，是在八九民運以前而不在以後；他沒有參加慰問戒嚴部隊，是有病 請假，沒有其他原因。他提出「不爭論」的主張，正符合權勢者的需要。因為許多 小孩子都能判斷是非，爭論起來，權勢者必然理屈詞窮；不爭論才是隱惡遮羞、將 錯就錯的手段。可是，不爭論，對人民，對國家卻很不利。「六四」大屠殺及其以 後兩年的清查、整肅，反攻倒算，不爭論行嗎？不爭論，就是讓死者繼續蒙冤，生 者繼續坐牢、受監控和背著種種錯誤的處分。貪官污吏和土豪惡霸橫行，不爭論行 嗎？不爭論，只能讓農民、市民繼續受苦受難。拖欠工人、教師工資加上通貨膨脹 居高不下，不爭論行嗎？不爭論，工人、教師的生存權沒有保障。對待從事人權和 民主活動的人士以及僅僅對當官的提了一些意見的普通老百姓進行監視、監聽、傳 喚、傳訊、收審、抄家、判刑以及種種侵犯人權的罪行，不爭論行嗎？不爭論，只 能使我們的人民繼續受到專制政府的迫害，使我們的國家繼續陷於無法無天的野蠻 狀態之中。京劇《韓江關》中，驕橫的千斤小姐薛金蓮對她的嫂嫂樊犁花說；「我 罵你不許你還口，我打你不許你還手，我殺你不許你流血！」文學大師的「不爭論 」，實際上是在抄襲薛金蓮的霸道哲學，儼然一付權勢者幫腔的聲口！這位文學大 師還提倡活得輕鬆一點，瀟灑一點。誰不想活得輕鬆、瀟灑啊！可是，在目前這種 專制、腐敗、霸道的生存環境之中，辦得到嗎？工人不能如期如數地領到工資、獎 金，甚至幾個月不發工資，應付不了日甚一日的通貨膨脹，輕鬆不起來！農民、市 民要受到貪官污吏、苛捐雜稅和新的土豪惡霸的剝削和壓迫，輕鬆不起來！有良知 、有責任感的知識份子，經常受到監視、監聽、傳訊、拘捕的打擊，輕鬆不起來！ 只有有權有錢的達官、大款和不愁吃穿、不受打擊又能享受到權勢者的小恩小惠的 精神貴族，才能夠活得輕鬆、活得瀟灑啊！進一步說，提倡活得輕鬆的文學大師果 真就活得很輕鬆嗎？未必。不少人已經從這位大師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恐懼 意識。所謂輕鬆也者，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還有一位科學大師。他在科學上的傑出成就，足堪為人類造福，為祖國爭光 。然而，他依附權勢者，愚弄一位政治上不大敏感的前輩科學大師，引誘他部份否 定自己親筆簽名的為民請命的合理合法的呼籲，並將這位前輩寫給他的私人信件公 之於世，企圖破壞中國的人權運動。這種拙劣的伎倆，只能暴露他自己缺乏科學家 求真、求善的良心。他的行為，比比古代的哥白尼、布魯諾、加裡略和現代的愛因 斯坦、約裡奧、居裡、薩哈羅夫以及當代中國的李政道、許良英、方勵之，實在太 低下了。也許這位外籍大師還自以為他是對母國的「愛國行動」。可是，中國傳統 的國家觀念，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有土次有民，有民次有君。」是「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現代的國家觀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 權力屬於人民。」政黨和政府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這位外籍科學大師依附和討好某 些與人民為敵的領導人，破壞為民請命的理性呼籲，他就把自己置於人民和母國的 對立面了。他愛的是極少數反僕為主、以僕欺主的獨裁者之國，而不是主權在民的 人民之國，不是十二億中華兒女當家作主之國。 孔夫子最反對「鄉願」式的人物，他說：「鄉願，德之賊也。」什麼是鄉願 ？孟子的弟子萬章註解說：「同於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實 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之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還說，他所以更 加討厭不是公開的惡人的鄉願，是因為「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也。」作者之所以要揭露那三位不是公開欺壓人民的權勢者甚至有某些 好名聲的哲學大師、文學大師、科學大師，就因為他們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不可入於人民民主之道的「鄉願」；就因為他們是奪朱 的紫色，亂雅樂的鄭聲，覆邦家的利口。 此外，還有提倡「直面俗世」，專寫庸俗人物、庸俗世態的庸俗文人；有以 消閒、逗樂、醉生夢死、遊戲人生為目的的玩世文人；有以牟利和媚俗為目的的市 儈文人；有窮形盡態、繪聲繪色，描寫各種房中密戲和畸形戀態的色情肉慾的賣春 文人。在多元化的文藝園地，以上這些作品有一點也無可厚非。現在的問題是，這 樣的作者和作品充斥文化市場，淹沒了文學的主流，成為達官富賈享樂的食糧，廣 大人民受毒害的鴉片。目前的中國大陸，作者之多，作品之多，書刊之多，可能是 前所未有的。然而，作品和書刊的質量和品位，遠不如五四時期，抗日時期，和從 一九七八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到「六四」以前。在那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思想解放 ，正氣高揚，精神振奮，意氣風發，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產品層出不窮。哪裡 有現在這樣多的假、冒、偽、劣的書刊和作品？我們不禁要大聲疾呼：再出一批陳 獨秀、胡適、魯迅！再來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學革命的運動！再來一次社會改良和道 德重建的運動！ 二、權力恐懼症 有許多人說，中國人迷信權威。其實，迷信與恐怖共生，恐怖的成份超過迷 信。迷信政治權威，固然有盲目相信他的決策正確的成份；然而，更多的是恐懼他 手裡掌握的生、殺、予、奪的權力。迷信宗教權威，固然有信仰她是神意和天機的 成份；然而，更多的是恐懼宗教主擁有在彼岸世界賞善罰惡、送你上天堂或者下地 獄的權力。至於學術權威，中國人先後迷信過孔孟儒學、程朱理學和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這固然也有信仰的成份；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定於一尊不 容非議的儒學、理學和馬克思主義，是同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的。她們也能令人產 生「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權力恐懼症。同政治權力無關的自由的學術權威，中 國人連尊重都談不上，更不用說迷信了。 以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為例：當毛澤東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會議的時候 ，劉少奇、周恩來和與會的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並不認為彭的意見有什麼問題， 並沒有迷信毛澤東正確，彭德懷有罪。但是，當毛澤東龍顏大怒以後，除了張聞天 、黃克誠、周小舟等極少數敢於堅持真理、抵制毛澤東打擊報復的人以外，劉少奇 、周恩來和與會的大多數人都緊跟毛澤東，由反「左」轉為反右，對彭德懷大張撻 伐。可見，指鹿為馬，積極批彭的人，不是迷信，而且恐懼，他們害怕不批彭自己 就會成為打擊對象。正像魯迅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所說：「暴君的臣民，只顧 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問題更加清楚。只要具有高小學生的正常判斷 力，都不會相信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的和平請願是什麼「動亂」和「反革命暴亂」 ；都不會迷信鄧小平屠殺和平請願的民眾是「英明、正確的行動。」但是，直到現 在，幹部、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都不敢觸動鄧小平及其追隨者的這一根最敏感的 神經，對這個問題噤若寒蟬。顯然，這不是分不清是非善惡的問題，不是迷信鄧小 平正確的問題，而是權力恐懼症在作怪。因為一旦說出正常人的認識，說出鹿就是 鹿而不是馬，就像今年五月十五日，我們四十四人在呼籲寬容的建議書中用溫和得 不能再溫和的語言提出這個問題，立即遭受權勢者的監視、監聽、傳喚、收審、抄 家和押解還鄉。而執行鎮壓人民任務的多數公安、安全人員，也不是迷信他們的上 級決策正確，而是恐懼不執行鎮壓任務，暴政也會落到行使暴政的公安人員頭上。 他們同樣患有權力恐懼症。有些公安人員就對我們講過他們那種無可奈何的心態。 權力恐懼症，會扭曲那些善良而怯懦的人們的良知和良心，迫使他們說違心 的話，做違心的事，甚至進行自瀆、自虐、自我否定。在五十年代反對「胡風集團 」和反「右派」的鬥爭中，中國文學界的泰山北斗郭沫若、巴金、老捨、周揚等先 生都進行過錯誤的批判。在「文化革命」中，郭沫若還曾經表示要燒掉他畢生所有 的著作，徹底否定了自己。一九五五年，梁漱溟先生當面批評毛澤東，表現了一個 正直知識份子的錚錚鐵骨；可是，他在晚年卻否定了自己的勇敢行動。其實，梁漱 溟批評毛澤東遠遠不如魏征批評唐太宗那樣頻繁而尖銳，可是，魏征始終沒有否定 自己的正確批評，梁漱溟卻否定了。這也難怪！毛澤東、鄧小平哪裡有漢武帝、唐 太宗、康熙皇帝那樣的肚量？梁先生大約是害怕禍及子孫吧？近來，有一位年高望 重、有大功於中國、享盛名於國家科學界的科學大師，出於科學家的良心，在《響 應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社會寬容》的建議書上親筆簽名。這個有利於社會 寬容、和解、安定、繁榮的合理合法的行動，引起國內、國際的廣泛讚揚。可是， 當一位討好中國反對寬容的權勢者的外國同行對這位大師施加壓力、進行愚弄以後 ，我們的大師卻改變初衷，部份否定了他的高尚行動，並且「此地無銀三百兩」地 表示：他沒有受到當局的任何壓力。我們對這位前輩大師，不覺得可恨，只覺得可 悲。原來中國的學術權威在政治權力面前是如此不堪一擊啊！ 權力恐懼症，是只恐懼權力本身而不論掌權者的素質的。暴君秦始皇能使學 識如韓非、李斯才能如呂不韋、尉繚，武功如王剪、白起、蒙教、蒙恬等文臣武將 恐懼臣服。昏君劉阿斗能使才兼文武、智慧超群的諸葛亮恐懼臣服。大字不識幾斗 的流氓皇帝朱元璋能使當時的一流人才劉基、宋濂、高啟、徐達、常遇春束手就死 。頑童皇帝溥儀能使傑出的學者王國維、羅振玉、辜鴻銘誓死效忠。我們的名震中 外、功在國家的科學大師被他的兩個學生和下級談過話，又受到被他看作帝國主義 的美國公民、也是他的後生晚輩的愚弄，就改變初衷，否定自己，無非是由於那幾 個後生小子代表著反對寬容精神的權勢者的政治權力啊！ 醫治權力恐懼症的根本途徑，自然是改革權力無限和濫用權力的政治體制， 把政治權力納入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使政治權力遵循憲法和法律，受到人民的選擇 、監督和陟黜、予奪，受到權力結構內部左右上下的制約，使政治權力成為執行人 民意志、保護人民權利的進步的權力，而不是違反人民意志、侵犯人民權利的消極 、反動的權力。 不過，改革權力無限和濫用權力的政治體制，又需要具有獨立而堅強的人格 ，能夠突破權力恐懼症的有膽有識的人才。因此，樹立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的獨立 而堅強的人格成為當務之急。其實這也不難。只要發揚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士可殺 而不可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的精神；發揚西方啟蒙運動中「不自由毋寧死」和「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的精神就行了。「除死無大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只要有了寧死 不屈的精神，就可以蔑視專制權力，不怕專制權力，權勢者的威脅利誘，監獄槍炮 其奈我何？！有些人因為我們現在進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抗爭，就不再提 倡犧牲精神和獻身精神了。豈不知我們是要堅持「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抗爭」的 ，但是，統治者絕不會放棄他的暴力統治和暴力鎮壓。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千百萬 人不犧牲，不受暴力鎮壓，少數人權運動和民主運動者應該有個人的犧牲精神、獻 身精神。否則，殘暴的專制權力和人們的權力恐懼症是難以突破的。可惜，目前具 有這種精神的，往往只有少數青年人，而中年人老年人大多是沒有的。一九四五年 ，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的演講中說：「這年頭，愈是年輕愈能識大體， 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卻 在黑暗的淫威下屈服了。」可是，聞一多、李公樸卻是中年人，張奚若、馬寅初是 老年人。當年，西南聯大有聞一多、李公樸、吳□、朱自清、張奚若、馬寅初、潘 光旦等一批沒有權力恐懼症的民主教授的群體。西北聯大有許壽裳、沈志遠、曹靖 華、季陶達、羅章龍、韓幽桐等沒有權力恐懼症的民主教授的群體。我們現在需要 更多的具有獨立人格和堅強意志的民主知識份子的群體。 三、人格分裂症。 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二重人格」。 有三種不同的「二重人格」。一種是，心裡有一個正確的價值標準，嘴裡講 的卻是遷就流俗特別是遷就統治者的禁令的價值標準。正像民國初年著名記者黃遠 生所說：「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想說的話不能說；不想說的話卻不得不說。」 第二種是，思想深處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價值標準：一種是黨性，一種是 人性；一種是黨的利益、黨的紀律；一種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願。這兩種價值 標準，就像宋代理學家所說的天理與人欲一樣，經常處於劇烈的衝突之中，使人們 分不清孰是孰非、何去何從。 第三種是，思想上根本沒有什麼定見和原則，只有利己主義和機會主義。這 就是所謂「風派」，又叫「變色龍」、「小爬蟲」。他們總是跟著風向，也就是跟 著權勢者變幻不定的意圖和好惡走。他們身上似乎裝著滾珠軸承，臉上似乎有川劇 演員，不斷變換臉譜的特技。他們可以在一夜之間，由反「左」變為反右，由贊成 民主改革變為維護專制統治，由擁護某一種政治力量和領導人變為反對這種政治力 量和領導人。 以上這三種「二重人格」中，第一種迫於形勢和壓力，心口不一，固然痛苦 ，但是心裡的是非清楚，還不算很痛苦。第二種，兩種價值標準常常在思想深處進 行劇烈的、難解難分的鬥爭，才是最痛苦、最折磨人的。這一種「二重人格」發展 到頂點，往往會由心理上的精神分裂發展成為生理上的精神分裂。作者過去就是三 位患有精神病的朋友，他們都是知識階層較高、參加中共三、四十年的高級幹部。 他們在黨內鬥爭中由於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矛盾患了精神病。其中一位死於併發症， 另一位死於自殺。作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經由於同樣的原因自殺未死 ，而且幾乎發狂。第三種「二重人格」，不是迫於形勢和壓力，而是把變幻不定的 形勢和權勢者的好惡，當作向上爬的助力。就像薛寶釵的《柳絮詞》中寫的：「好 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這種自覺的愉快的「二重人格」，實際上是沒有人格， 是最為卑劣的。 目前，誠實的、壓抑的、痛苦的「二重人格」，恐怕很少了。一是由於都那 種反人性，不人道的理想和信念，執著的人少了；二是，從兩種互相矛盾的價值觀 念中解脫出來的人多了。第一種為形勢所迫而言行不一的「二重人格」和無原則、 無定見的「二重人格」卻增加了。有些人甚至公開宣稱：「不當兩面派不能陞官發 財。」 看來，人格的分裂，主要是社會環境造成的。今後，只要社會結構和意識形 態變得符合正常人的人性，人們的人格就會逐漸地由分裂走向統一。只是，那些無 原則、無定見的「風派」人物，恐怕在任何社會都是不會絕種的。 四、同類相殘症。 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世界聞名的。越是同類越鬥得厲害。作家同作家鬥， 演員同演員鬥，教師同教師鬥，科技人員同科技人員鬥，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同一些 企業家和管理人員鬥。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權勢者同權勢者鬥，受壓抑者同受壓抑 者鬥。 拿中共所進行的政治鬥爭來說，歷來是黨內鬥爭比黨外鬥爭更嚴酷。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中共黨內進行過清洗「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 」的鬥爭，整肅王實味、蕭軍、丁玲等知識份子的鬥爭，在延安的整風和審干運動 。在上層，還有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濤等六次路線 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又進行了反對高崗和饒漱石、彭德懷、習仲勳、 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還有鄧小平搞掉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斗 爭。而毛澤東對待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習仲勳等人的打擊，遠遠超過 對溥儀皇帝和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因為後者已經不能對他的權力和權威構成威 脅了。前者，雖然誰也沒有反對過他，可是他卻認為這些人擁有反對他或者削弱他 的權力的某些政治資本。 再拿民間從事人權、民主運動的同仁們來說，本來大家都是受壓挨整、處境 困難的，理應「患難相扶、守望相助」，精誠團結，共同奮鬥的。可是，少數人卻 用幫派偏見，不能很好地協調、整合。有所謂「六四」情結或七九情結；有所謂「 激進派」和「穩健派」；還有所謂「人權派」和「民主憲政派」、「學者派」和「 青年派」等等。還有個別的人，缺乏同現代民主、人權意識相稱的道德品質，不能 以誠實、信義、寬容、仁厚待人，不善於運用民主的程序和方法，甚至有投機取巧 、弄虛做假的行為。一九九五年以來，國內外民主力量團結、整合的情況比過去好 ，希望這種好的勢頭能夠持續發展下去。 「窩裡鬥」，是不是中國人從胎裡帶來或者從文化傳統中產生的劣根性？不 是。中國文化結構講究仁義、忠恕之道。仁者，泛愛眾而親人。義，是合理合群的 行為，是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受苦受難的人們之間「患難相扶、守望相助」，「有福 同享、有難同當」的正義互助行為。忠，是誠實和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也是對群 體、對民族、對事業的使命感、責任感。恕字，有如心二字組成，就是將心比心， 推己及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寬容和寬恕。 由此看來，從中國的優性文化和傳統中產生不出「窩裡鬥」，而且，西周、 漢、唐那樣的泱泱大國，春秋戰國那樣的人的思想和行為比較自由的時代，都沒有 出現「窩裡鬥」的消極現象。 作者以為：產生「窩裡鬥」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條：一是，短缺經濟迫使人 們用擠掉他人的手段搶飯碗，爭奪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二是，人的行動不自由，被 限定在一個地區、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之上，迫使同類互相爭奪。三是，個人 的需求和權利沒有保障，也就不去保障其他個人的需求和權利。四是，階級鬥爭和 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哲學」敗壞了仁愛、忠恕、信義、和平的傳統美德。 自清朝中葉以後，中國人的人口迅猛發展，而社會經濟卻停滯不前。人口增 長的速度越來越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速度，三個人的飯要由五個或七八個人來吃； 三個人的工作要由五個或其八個人來做。而大一統、一元化的專制主義，限制以至 消滅了人們的生存、居住、遷徙、就業和事業發展的一切自由。做工、種地、讀書 、就業以至晉陞職務和職稱，都要受到同一地區和單位的名額的限制，人們在各方 面都缺少自由選擇和平等競爭的機會。加上，每個人的個人權利沒有保障，自己也 就不去尊重別人的個人權利。擠掉別人的職業和飯碗，才會有自己的職業和飯碗， 擠掉別人的職務和職稱，自己才會有晉陞的機會。以上這種種因素就造成同類之間 互相傾軋的現象。共產黨統治中國以後，又用「鬥爭哲學」代替了中國的傳統美德 ，用幹部斗幹部、工人斗工人、農民斗農民，知識份子斗知識份子等等無休無止的 「群眾運動」，把中國人在人口膨脹和經濟文化落後以後出現的「窩裡鬥」推向極 端。中國大陸有一首廣泛流行的民謠：「五十年代人幫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 年代人哄人，八十年代各人顧各人。」由「人整人」、「人哄人」到「各人顧各人 」。這是共產黨所強調的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虛假的集體主義的逆反效應，也就是 由「大公無私」變成「大私無公」。這是對共產黨把「鬥爭」和「專政」當作包治 百病的靈丹妙藥，企圖「以鬥爭求團結」，「以鬥爭求安定」，「以鬥爭促生產， 促工作」的極大的諷刺。 五、死愛面子症。 中國人最愛面子，知識份子尤其如此。 「面子」這兩個字，用其他文字來翻譯，很難準確和傳神。我們姑且用虛榮 心、自戀症、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精神勝利法等一系列詞語來加以解釋。 中國知識份子，像巴金先生在晚年所寫的《隨感錄》中和柏楊先生在《醜陋 的中國人》中那樣坦率地暴露自己的缺點、失敗、劣根性，是很少很少的。他們總 是要用種種辯辭、遁辭、掩飾之辭來為自己的醜行、惡性製造借口，披上華美的外 衣，以維護自己虛偽的「面子」。譬如：中國人見了面都要問一聲「吃了沒有？」 被問的人，不論肚子餓得如何咕咕叫，也要回答：「吃了。」如果再問：「你吃的 什麼？」儘管他吃的是大餅就大蔥，也要回答：「吃的生猛海鮮川粵大菜。」同人 交手，打了敗仗，卻不肯認輸，還要邊跪邊說：「咱們走著瞧。」被人打退了八百 裡，還要在報紙上吹噓：「轉進千里。」 依此類推，那些患有依附症的人，絕不承認他所鼓吹的新保守主義，是秉承 權勢者的意旨，維護權勢者的既得利益；而要冠冕堂皇地鼓吹，他是為了保持社會 的秩序和安定，是為了人民安全和幸福。 那些患有權力恐懼症的人，絕不承認他的苟且偷生、屈膝投降，是因為害怕 權勢者的迫害，而要找尋借口，說什麼「時機不成熟呀！」「國民素質不高，公民 社會沒有形成呀！」「要注意策略呀！」「不要過激，不要失控呀！」如此等等。 是的，推動民主改革，不能不看時機。但是，時機不能消極等待，而要創造條件加 以促進。否則，地上的桃子永遠不會成熟。天上的餡餅永遠不會自己掉下來。實行 民主政治，當然要提高國民的素質，建立起來公民社會。但是，這一切都要在行動 中去實現。坐著不動，國民永遠不會學會民主的程序，養成民主的習慣，公民社會 也永遠不會形成。「要注意策略」，這也十分正確。我們的策略，就是依靠人民大 眾，和平地、有理性地、遵循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和程序，有秩序、有步驟地去推動 民主改革，而不是把躊躇不前和左右搖擺當作正確的策略。我們反對新保守主義， 也反對過激主義，我們實行的實際上是中和之道。可是，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不 論多麼寬容、溫和的推動民主改革的言行，都是過激，只有安分守己、任人宰割才 不是過激。至於失控，現在不知是誰失控？是人民爭取合法權利的和平合法的行動 失控，還是權勢者鎮壓人民的暴行失控？顯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廣大民眾渾身披 枷戴鎖，幾乎被控制得要窒息了，還談得到什麼失控？ 患有人格分裂症的人，並不以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為恥，卻把「見什麼人說 什麼話，到哪個山上唱哪個歌」、「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以至「不 說假話不能成大事」當做為人處世的箴言，對於那些表裡如一、愛說真話的人反而 斥之為「幼稚」、「傻冒兒」和「政治上不成熟」。 那些患有同類相殘症的人，並不承認他在打內戰，搞內耗，而要義形於色地 標榜自己在堅持真理，維護整個群體、整個事業的利益。因為他總是認為自己絕對 正確，而對方卻是絕對地不正確。 那些死愛面子的人，也不會承認他是在用遁辭、飾辭來維護自己的面子，卻 要說他的遁詞、飾辭是真理，是透過現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質；還要說他維護的不是 個人的面子，而是黨和國家的榮譽。 上面列舉的這些病態，只是針對當前的情況有感而發，不求全面，不求系統 。而且這些病態，作者本人幾乎樣樣都犯過，現在也沒有完全克服。並不是只說別 人，不說自己。 醫治以上這些病態，說難也不太難。首先要直面自己的病症，不怕醜不怕痛 地勇敢揭露，大膽解剖，然後找出病源，對症下藥。切不可因為死愛面子而諱疾忌 醫。 其次，對自己的病態，要有羞惡之心。要從內心深處悟到人格依附可恥！權 力恐懼可恥！人格分裂可恥！同類相殘可恥！死愛面子可恥！孟子說：「知恥近乎 勇。」又說：「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管子說：「明恥教戰。」顧炎武把「博學 於文，行己有恥」這兩條，作為知識份子立身處世的根本。相反的，中國的民間格 言說：「人無廉恥，百事可為。」就是說：一個人要是沒有廉恥，什麼壞事都做得 出來。 最後，最為重要的是：要抓住每個時代的關鍵問題，高揚時代精神和民族精 神。有了這種主體精神，一切病態，劣根性都可以淡化、弱化、淨化；一切社會矛 盾都可以迎刃而解。 例如：在戊戌變法前後，有變法維新精神。在辛亥革命時期，有「推翻帝制 、建立民國」的精神。在五四時期，有科學和民主精神。在抗日時期，有抗日救國 、爭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有建立獨立、自由、民主、 富強、統一的新中國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在八九民運中，有爭取人民參政議政， 反對政府包辦和腐敗的精神。在以上這些時期，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高揚，都使 國民中的病態得到淡化、弱化、淨化。而在八九民運被鎮壓下去以後，中國人空前 昂揚的民氣受到沉重的摧殘，強權第一、金錢至上、享樂至上的惡劣環境使國民中 的病態和劣根性沉滓泛起，惡性膨脹。現在，以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格獨立和自由為 基石的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社會法制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是我們的 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我們必須從知識份子中做起，發揚維護人格獨立、自由和尊 嚴的人民英雄主義，保障每一個國民的生存、自由和幸福。以此為動力，推進全體 國民為我國的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社會法治化而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