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文革，維護現狀 ——評中國「精英」新動向 劉賓雁 記得中國社會和思想的大解體，似乎是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的。目前中國人 為之苦惱不堪的種種現象——官僚腐敗，社會失序和「道德滑坡」等等，大都是從 那時起表面化的。 那時我在河南省潢川縣的一個「五七干校」。幾乎每星期都看到一起官方組 織的盜匪遊街示眾。幾輛卡車上密密排列著一批罪犯，面街而立。都很年輕，很多 人只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少年，人人脖子都掛著一塊大牌子，上寫罪名，本人姓名 、年齡和家庭成份。後來取消了成份一項，因為幾乎都是貧下中農，城市貧民或工 人家庭出身，於唯成份論不大體面吧。 記得那些人多是盜竊和搶劫。強姦或殺人放火等惡性刑事犯罪並不多見(那是 鄧小平一手發動清除精神污染、一手大搞「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犯罪」運動之後的成 果)。六十年代一個時期我曾有緣閱讀蘇聯報刊，因而每見敲鑼打鼓浩浩蕩蕩的遊行 隊伍和車上中學生年紀的罪犯，就不免為一件事擔憂：這些人跨入牢門之後又將怎 樣！社會已經成了生產罪犯的大熔爐；以現在勞改工作人員的水平，初犯者有幾個 人會改邪歸正呢？在蘇聯，社會和監獄的條件正常得多，還有二十年代以來改造少 年犯的經驗和理論，新犯人尚且在老刑事犯的誘導下變得更熟練更殘忍，中國的前 景難道不是更加凶多吉少嗎？ 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中國城鄉不再用遊街的方式儆戒後來者了。並不是由 於再無此種必要，而是出現了困難。我記憶中那些少年、青年犯罪份子的面孔，表 情都是困惑、呆滯、恐懼和羞愧的混合。現在的罪犯(說不定就是當年被示眾者第四 、第五代門生)卻一個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樣子，教愛看熱鬧的中國觀眾看了， 怎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呢？ 七十年代初看遊街時，還曾有過另一個顧慮：這些人被拘捕時一定立即遭到 一頓暴打，審訊時又會是刑求逼供，現在，又是當眾羞辱。這一切必定會使這些年 輕人的自尊心受到深深傷害，他們也就會和這個社會更疏遠，更敵對，這無疑是不 利於他們改過自新的。但是這個政權對於好人的人格都從不尊重，它能找到另一種 辦法對待失足者嗎？ 那正是毛澤東的權威以及他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從頂峰向下滾落的時候。中國 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一切，都開始像鐘擺一樣從一端向另一端擺動了。 從一切為革命，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到一切為自己，即：從「無私 的奉獻」到無情的掠奪；從禁慾主義，把一切個人慾望，包括合理的健康的並且有 益於社會的個人追求都視為異端，到縱慾主義，並且最邪惡的慾望也能美化而不以 為恥；從對於主義的狂熱，到心如死灰，不信奉，不相信任何自身利益以外的東西 ；從一無例外地自願或被迫地無休止地參加公共生活，和極端的集體主義，到退隱 到狹小的私人小天地。以此類推，毛澤東時代說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其惡無比，那 麼現在這二者就是香餑餑；毛澤東時代濫用人民二字，現在這個詞，這個概念就顯 得蹩扭，甚至它所指的那絕大多數人，也無足輕重了；毛澤東時代大搞泛道德主義 ，現在就否定一切道德…… 這是不是一個像物理過程一樣無法改變的物極必反呢？有一定成分，但也未 必就完全無法引導的。問題在於中共的撥亂反正很不徹底，毛澤東仍然是一個不可 侵犯的聖物；三十年歷史的重大環節嚴加保密；「四項原則」杜絕了人民反思歷史 是非的自由，又把人民排除在改革以來的歷史進程之外，從而使大家無法在參與歷 史實踐中糾正另一個極端化，達到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獨立自主。 七十年代初期，緊接著林彪的倒台，中國歷史的一個新時期在客觀上已經開 始，充滿矛盾和鬥爭。中國人要自由，農民要平等，個人求發展。這個民眾大覺醒 透過一個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便是我見到的那一起起被遊街示眾的新生犯罪份子 ，二十餘年後的今天，農民和下等階層對於社會的報復，終於氾濫全國。 如此「徹底否定」 明年——一九九六年，我們將要紀念文化大革命三十週年了。三十年！經歷 過那段歷史的人大約都會驚異於歲月逝去之快。從「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一變而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過去十幾年了。 在不同的人心目中，同一個歷史事件並不同一。中共中央說「徹底否定」以 前，「革命老幹部」已經無意「徹底」。口號提出後不久，一些知識份子也發生懷 疑：徹底？文革從起因到後果，就沒有一點正面的東西，必須一概徹底否定嗎？ 都要否定，都覺得不應徹底，理由卻又各不相同。 「革命老幹部」首先要徹底否定的，原來是使他們傷痛至深的文革的那個「 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果然立見成效，從一九八二年的憲法中給取消 掉了。 「清查與林彪、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運動搞了幾年，卻成為一九四九年以 來最不徹底的一場政治運動。在遼寧和陝西，我耳聞目睹了一些怪現象。遼寧是文 革的重災區，四人幫在「組織建設」上經營得最徹底的地區。四人幫骨幹份子李伯 秋供認：「江青一旦上台，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一個也不須更換了。」陝西是中共 的老窩，是黨內最頑固最保守的「陝北幫」的根據地。在這兩個地區，居然不謀而 合地演出了同樣一個劇目：罪大惡極的四人幫份子，甚至手上染滿鮮血的，紛紛被 保護下來。而當年同惡勢力進行過堅決鬥爭的人，卻受到追查；被定為反革命份子 的很難平反；被貶謫者，不予恢復政治權利和工作。死人近百的企業或縣份，查不 出一個兇手。黨政要害部門(組織部，報社、政府公安，人事機場)中身居要職的四 人幫份子硬是扳不下來。在遼寧省，官復原職的公安廳、檢察院領導幹部竟然同四 人幫份子站到一起反對給張志新平反；對她進行人身攻擊，反對省委領導把她定為 烈士…… 還有一件怪事：和歷次政治運動不同，主持和推行「清查」運動的幹部非但 不吃香，還受到種種刁難，冷遇，有的甚至被剝奪了升級長工資的機會。 不是要「徹底否定」嗎？是的，「徹底」是要的，但是專揀文革期中造了老 幹部反的那些人打擊，「三種人」的帽子他們是逃不掉的；至於當年捍衛黨政領導 有功的造反派(或稱「保守派」)，則一概赦免，還要繼續重用。 這種「階級感情」也不是憑空而來的，你仔細看去，就明白了：哦，原來這 些人文革前大都是政工幹部，同「革命老幹部」本是一家人，老上下級，因而文革 一開始便既得風氣之先，又享有有利於「造反」的政治條件——本來就是管組織、 保衛和掌握檔案的，向外兜拉別人的歷史「污點」，打「叛徒」、「歷史反革命」 方便得很。在遼寧和陝西，還有很多其他省區，文革大部分期間，這一派勢力始終 居於統治地位，把對方打得稀里嘩拉。 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事件，最能說明「革命老幹部」的階級感情之鮮明：一九 七七年五月，即「四人幫」覆滅後半年多了，中共中央卻下令槍決了當年因反對四 人幫和文化大革命而被逮捕卻並未處決的一批中國人中真正的優秀份子：上海的王 申酉、江西的李九蓮、山東的石紅霞、吉林的史雲峰等等。除史雲峰因宗派鬥爭需 要而被捅出來以外，殺害幾十位英雄烈士的罪行至今還向人民隱瞞著。這筆帳是算 不到林彪四人幫頭上的。 不敢徹底否定，難處就在這裡：認真查究起來，就會暴露一個事實：從毛林 劉周鄧到地方、基層的各級領導，到假造反真保皇派，原來都是一家人；一個思想 體系，共同的既得利益。一九八一年明令作家不要再寫反右和文革，就是這個道理 。 否定文革、肯定現狀 現在，我們又見到了對文革的另一種否定。 一九九五年，國內和海外幾乎同時出現了兩個「對話錄」。一個是著名哲學 家、美學家李澤厚同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再復之間的對話，書名「告別革命——回望 二十世紀的中國」。另一個，是在「讀書」雜誌上分三期(一九九五年六月號至八月 號)連載的著名作家王蒙、陳建功和文學編輯、傳記作家李輝三人的對話，題名為「 精神家園何妨共建」。兩部對話錄都涉及歷史，前者是對近四十幾年中國歷史的一 個總結，後者著重談到文化大革命，同時二者又都對當前中國現實表明了態度。 王蒙等人在對話錄中，對於文化大革命做了另一種否定。 三人對話錄，並非以文革為討論對象，批評紅衛兵和「紅衛兵精神」卻成為 對話錄前半部(其第三部分筆者尚未見到)的重要內容。這件事很值得注意。由於中 共當局不准回憶、反思和批判地總結文革，故在多數中國人心中，文革仍然是一場 記憶猶新、混混沌沌的惡夢。關於種種傷痛與破壞的可怖的記憶和「大浩劫」概念 ，掩蓋了文革的複雜內容。因而文革便成了一個理想的靶子，透過它來攻擊自己的 對手，常可百發百中。 關於紅衛兵，談論最多的又是紅衛兵的理想、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用意又 不在三十年前的歷史，而是當今的現實。 他們口頭上並不否定理想主義，甚至說「完全沒有理想是可悲的。」但「執 著於某種先天就帶有缺陷、至少是比較幼稚的理想，最後變成偏執，膨脹以至瘋狂 ，那就會產生很可怕的後果。」尤其「不能把當初的那點理想當成一把剪刀來剪裁 現實，更不能用來剪裁旁人。人人都得符合我十八歲甚至十六歲時樹立的理想，不 符合就痛恨聲討，這是不可以的。」聽得出一點弦外之音了。「紅衛兵運動演化出 的精神成果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驚世駭俗，都可以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佔有領袖 地位，唯我獨在，唯我獨革，橫掃一切。這影響了八十年代以後的一代學風，劉曉 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什麼李澤厚，什麼王蒙，從維熙，我全把你們掃了！」這 就完全從歷史進入現實了。不過劉曉波批評李澤厚已是十來年前的往事。批評從維 熙的人是與他有過相同政治命運的同代人高爾泰，同紅衛兵毫無關係，從維熙還承 認過那批評有道理。現實事件只有一個對於王蒙的批評(指名批評始於一九九四年) ，文章作者王彬彬以及一批作家、評論家和教授的年齡也還能同紅衛兵掛上鉤。陳 建功接下來批評劉曉波(當然也包括王彬彬等人)「沒有一點兒大家共同建設一個精 神家園的寬容。這根子還是文革，還是紅衛兵的思維，這也是我說不要輕信紅衛兵 理想主義的原因。」 陳建功索性否定文革中的紅衛兵有理想主義，連李輝的一篇文章裡說的紅衛 兵中純真、精英、最好的那部分人的理想主義，他也認定「也有很大的水份」。他 認為「很多人都輕信了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實際上它不像報紙上一些文章和嚴家其 寫的「文革十年史」所說的那樣，那麼純真，那麼狂熱於一種理想，一種信仰。根 本不是那麼回事。」 王蒙並不這樣激烈，他的著重點是論述理想主義(不僅是紅衛兵式的)的危險 ，比如，「紅衛兵運動把本來可以理解的青年人的批判精神引向了巨大的破壞。」 那麼，應該從紅衛兵的沒有理想主義或有害的理想主義中引出一個什麼結論 呢？三位對話人並不說理想主義要不得，卻不厭其煩地做出種種保留。一個是「現 實不斷發展，人的理想也是不斷變化的。有一部分理想已經實現，一部分在實現的 過程中它變了樣了。還有一部分理想壓根就不切實際。」要「不斷豐富和補充」。 一個是：「在現實生活當中每個人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不應「確定一個唯一的、 涵蓋一切的理想，說它是好的，每個人都必須有的。」「一個中學生的理想可能就 是想當一個飛行員、宇航員，那也很『合理』」，可以了。(說話人像他使用的漢語 一樣把理想同個人為自己前途設置的目標混為一談了)。再一個：「從轉入市場經濟 以後，人們的生存方式更多樣化了，價值系統變得多樣化了，不必要求人人都有理 想，只要他沒幹什麼不利於祖國的事，這就值得肯定。」整個對話(至少在我見到的 前三分之二中)，從未指出理想的喪失帶來的禍害，卻再三告誡你理想或理想主義造 成的危險比如理想主義者要求人單純、純潔、曾導致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 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政策。 也許你會感到奇怪，難道現在的中國社會中人的理想主義還嫌太多嗎？ 這你就錯了。三位對話人並不認為理想消失，道德淪喪是個問題，甚至並不 覺得有一個什麼中外人士有目共睹的精神危機或其他危機存在。他們的感覺是一切 正常，一片大好！一位說他看不見中國社會有個「道德滑坡」的問題，另一位說不 能認為「禮崩樂壞人慾橫流的現實似乎把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撞碎了。」甚至 相反，誰若是「用過去的理想標準指責現在的年輕人無理想，無信仰，政治觀念淡 化、拜金主義等等，」那就是「對於現在的年輕人和新事物的否定」，而「被指責 的有些東西可能恰恰是歷史的進步或有待進一步檢驗的東西。」 不僅是道德狀況，一切的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何等程度呢？中國現時狀態 乃是「在非戰爭狀況下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態」！此話怎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二 十世紀末處於「非戰爭狀況」，但並不都屬於「正常狀態」，「正常」雖然並不等 於理想，但比不「正常」卻好多了。「正常狀態」也可理解為只能如此，但從對話 錄下面文字文看來，還不僅如此。中國的現狀不但無危機存在，還充滿希望呢。你 說沒有政治民主嗎？那不過是「現在文化的過程沒有按過去一般理論上所設想的方 式發展。」「真正的民主是通過整個社會的發展方能實現的。」(意思自然是：一九 九五年的中國大陸正在實現這種「整個社會的發展」，即「正常」的發展)「對有些 事情用不著起急，過上一段時間自然而然地就解決了。」 有人不這樣想，對現狀憂慮重重，那就是「以使命感自居」，「對生活不夠 熟悉，對社會、對年輕人不夠理解。」在作家中，就是那種「希望振臂一呼應者雲 集的心態造成」，其原因又「不能排除文革思路、紅衛兵思路的遺傳」，是「跟不 上時代的表現，跟不上發展變化了的時代。心態不平衡，就說是時代錯了，出來扮 演大覺之民的形象。」對話過程中三位說話人每談到「使命感」，「責任感」都持 否定態度，就因為中國已經不需要這些東西了。連文學的使命都變了，「反帝反封 建的警世鍾時期、民族危亡的時期與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相比已有本質的不同」， 因而作家不必再操那份心，應該樹立「一種樂觀或達觀的生活態度」，既不要「過 高估價文藝的作用」，「也不要對自己能起到的作用估計過高。」 可以相信，兩部對話錄的作者，即李澤厚、劉再復先生如王蒙、陳建功與李 輝先生之間，在對話之前未必有什麼溝通，但前兩位對於中國近四十餘年歷史的總 結和後者對文革以來歷史的認識如同出一轍。兩個對話錄，對於中國現狀都未加任 何批判，還為這個現狀的合理性提供了論據；都認為知識份子不必再有什麼社會責 任感或歷史使命感；都認為只要聽其自然，讓現狀自行發展下去，中國的諸種問題 便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 甘做當局的辯護士 這五位知識份子不怕把這些觀點公開，是因為他們知道其道不孤。為數不算 很少的名人和上層知識份子近二年來都表示了類似的觀點，有些人還在不同規模上 宣揚這些觀點。這是近二十年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現象：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自 願而不是被迫地擔當起官方辯護士的角色了。 這正好迎合了九十年代中共當局的一個新的需要。官方意識形態早已破產， 各級黨委宣傳部、官方報紙和「左派」理論家那一套陳詞濫調，八十年代已招人厭 煩了。但是一來那時的社會氛圍下還沒有幾個非官方文人願意和敢於同官方唱一個 調子；二來中共也未像天安門運動後這樣迫切需要緩解它的困境。情勢所迫，終於 變得聰明了一點，這才發現「渴望」這樣的電視劇在促使民眾非政治化、宣揚妥協 和順從，從而在消解社會對它的敵意上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官方宣傳無法取代的。既 然如此，何不擴大隊伍，把「自由派」知識份子也網羅起來呢？ 這是那個過程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個方面是天安門的失敗，東歐和蘇聯政 治劇變後出現的種種危機，以及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相對穩定，加上中共在物 質上和精神上給予的優惠，使一部分上層知識份子軟化下來(不少人從來也沒有很硬 過)，向中共公開靠攏了。 於是，這些人開始宣揚一個觀點了：「中國既要搞市場經濟，便只能如此， 一切弊端都是不可避免的。」其實，這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在今天的這種局面被 鑄造的過程中，中國人的主觀能動性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必不可免」論者過於 謙讓，把他們自己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十年中所起作用這個因素排除在外，這 怎麼行呢？既然具有相當乃至很大社會影響的人士對於社會進步無所作為，甚至以 非官方方式去進行官方無力作到的推動，把人們向歷史進程相反方向引導，對於那 個「不可避免」論能不打點折扣嗎？ 「撕破」崇高——消滅未來 同理，十年以後還會有人受那時的種種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個自然 過程的結果，但是眼下這三位名人的對話錄難道不就是在那裡企圖影響今後中國歷 史的進程，並且一定會發生影響嗎？這令我想起美國經濟學家F·斯特文的一句話： 「階級社會並不是大自然的產物。它需要人們付出巨量的努力和進行鬥爭，才能把 這種制度創造出來並保持下去，才使一些人能夠在這個制度中勞作，而另一些人從 其中得到好處。」 美國著名社會評論家克利斯托弗·拉什觀察到：「真正的歷史知識並不僅僅 是瞭解過去人們怎樣製造蠟燭或那時候他們睡的是哪一種床。還需要去覺察歷史的 那種頑強性：它以多種多樣的方式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三位對話者在對話錄中費力地否認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有理想主義，或指摘那 種理想主義縱使有，也是危害甚大，破壞性很強的。同時又指斥持不同觀點的人有 「文革思路」「紅衛兵思路」。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思索再三，有了一點懷疑 ：恐怕是正如拉什所說，當年紅衛兵的理想主義中的某些東西還是「滲透到我們的 生活中來」了吧？ 我不明白陳建功先生對於紅衛兵和今天的「老三屆」何以會反感和否定到那 種程度。在這一點上，同他年齡相近的「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作者王山就比他客 觀得多。我批評過那本書，但我並不想抹殺它的兩個優點：一個是不論有些觀點如 何反動，它畢竟展示而不是掩飾了中國當前的危機；第二，便是那本書比較真實地 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他對遇羅克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高度讚揚，說「出身論」 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見到的中國最早的一篇人權宣言，也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獨立思 考、以自由理想為武器對統治思想進行批判的一個罕見的個例。」就我所知，至少 在合法出版物中，這是第一次。關於另一位青年英雄，一九六六年致林彪公開信的 作者，高中學生伊林·滌西，王山說他的「見解如果在十年之後由某一位中共高級 領導人的口中說出，完全是一篇改革政策的宣言。」陳建功先生是否認為這兩個青 年人的「純真」，「狂熱於一種理想、一種信仰」也是「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呢？ 遇羅克和伊林·滌西可能屬於同代人中水平較高者，但絕非於別。甚至像他 們那樣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或失蹤的青年，恐怕也不止千百。我始終認為那一代人 的特殊經歷把很多很多人造就成中國現存幾代人中最善於獨立思考、最富於叛逆精 神和最瞭解、最同情中國苦難深重的農民的一代人、這是中國在文革大不幸中的一 大幸，歐、亞、拉丁美洲的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產生出這樣一代人，而現在 他們已成為中國的骨幹力量。他們肩負著中國的希望。 陳建功對於「老三屆」懷舊的情緒的奚落，也令人莫名其妙。難道他們文革 期間青春時代的經歷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美好的、值得懷戀的東西嗎？王蒙認為「王 朔的一個貢獻就是把我們過去認為很神聖、很崇高、很英雄的東西撕破了，因為這 些東西有些本來就是虛假的。」一點真實的、不應該「撕破」的東西都沒有嗎？ 以這種方式否定過去，也就是否定未來，使「非戰爭狀況下一個社會的正常 狀態」，即中國的現狀成為永恆。不過事情恐怕也不會那麼順當。毛澤東有一句話 不錯，「人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總會有很多中國人不忘過去的苦難，不為今天 的邪性繁榮所蒙蔽。近來出現的所謂「文革思路」、「文革情節」和「文革語境」 ，怕就是對於邪惡、黑暗的反彈。人總要有所追求，當對於正當的理想的追求不被 准許時，它就會變形，但不會消逝。那些爆炸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州政府大廈的和在 日本東京地鐵等處施放毒氣的人，也是在追求著某種理想，甚至要對社會發動「革 命」，只不過走上了邪路而已。一九六五年的中國，也曾被某些中國人和外國人認 為很「正常」、穩定甚至引為驕傲。然而第二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