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先生是受楊振寧愚弄了 許良英 七月十一日香港《聯合報》，以「王淦昌稱受人愚弄……」為題發表布了楊 振寧和王淦昌先生關於寬容呼籲書的信件，讀後駭異萬分，大惑不解。經過反覆回 憶思索，並於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當面耐心交談後，問題究竟何在，已昭然若揭。 為了便於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得從歷史說起。 一、王先生和我的師生情誼 王先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師，也是多次解救我於危難之中的恩師，我們之 間五六年的師生情誼，我引為自豪。一九四二年我大學畢業時，王先生再三要我留 校當助教，做他的研究助手。只是因為我那時血氣方剛，執意投身革命，不得不婉 言謝絕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門，去尋找共產黨的關係。兩年後日寇侵犯桂林 ，我流浪於桂黔邊境山區，王先生在報上登尋人廣告，召我回母校工作。一九七五 年初，王先生獲悉我在農村生活苦難，給我寫信，說我以後的生活費由他「包下來 」。從此，他每月從四川用「王京」的名字寄錢給我三十元。當時王先生身處極機 密的核武器研究領導崗位，前幾年又挨過批判和凌辱，竟要包下一個在農村「改造 」的「階級敵人」(我因一九五七年反對反右運動被劃為「極右份子」，回老家當了 二十年農民)的生活費，這要冒多大的風險！鑒於王先生不僅在我國科學事業和國際 粒子物理學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貢獻，而且他的高尚品德堪為後人典範，一九八 六年我約胡濟民等三位老同學編了一本祝賀王先生八十壽辰的文集「王淦昌和他的 科學貢獻」。這項工作得到了普遍好評，並且打破了不准為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公 開祝壽的禁忌，使以後類似的祝壽文集猶如雨後春筍出現於大陸。 一九八九年一月，為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和法國「人權宣言」二百週年， 推進我國民主化進程，我起草了一封致當局的公開信，指出當前「腐敗成風，官倒 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面臨嚴重危機」，欲擺脫困境 ，必須「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必須「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 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必須「防 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釋放一切 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這封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發表的 聯名信上簽名的共四十二人(絕大部分是有成就的科學家)，就是由王先生和錢臨照 先生領銜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對國是公開發表意見。 二、寬容呼籲書的緣由和簽名過程 今年四月上旬從西方友人來信得知一九九五年是聯合國寬容年，感到非常高 興。因為我是研究科學史的，深感寬容在人類文明發展中至關重要，早在八零年代 初我即在自己的論文和著作中強調了寬容的歷史意義：反觀我國傳統文化中卻缺乏 寬容精神，習慣於定於一尊，強求思想意識的一律。而寬容精神的缺乏，正是我國 實現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因此，我覺得有必要聯合科學界和知識界的朋友，發表一 個呼籲書，以迎接寬容年，改變我國傳統的不寬容的狀況。於是我托人向聯合國索 要有關材料，四月下旬讀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十幾頁內部資料，即著手起草呼 吁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四月二十六日完成草稿，我找了幾位 大學時的老同學(也是中共老地下黨員)徵求意見。他們都很支持，並且對文字作了 些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王先生，希望像一九八九年四十二人聯名信那樣由他領 銜。那天他要外出開會，約我八點半去。我向他介紹了聯合國寬容年的宗旨和我起 草的呼籲書的內容要點，他都一一首肯。他說籤名沒有問題，但不能領頭，可放在 第五名。我說，我要保護像王丹這樣的青年人，可是去年三月起我自己當時常遭到 騷擾，甚至被軟禁了三天。現在我也需要王先生來保護。王先生聽後動情地說：「 我可以為你的事專程寫信給江澤民！」由於他九點鐘就要走，我把呼籲書的複印件 留給他，希望他仔細看了後再給我電話。我正要站起來告別，他說，「拿過來，我 簽名。」那時呼籲書上已簽了三個名，我說：「這幾個人都是你的學生，你總不能 簽在他們後面吧，」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在前面空白一處簽了名。臨走時我還提醒他 ，請他抽時間看一看呼籲書的複印件。他乾脆地說：「用不著看了，你寫的東西都 很好，我完全信得過！」而且還說，「你是好人，我從來都要保護你！」當時我很 受感動，當天的日記上還寫上這樣一句話：「有這樣一位終生愛護我的恩師，是人 生一大幸福。」 這個呼籲書也得到了幾位德高望重的知識界前輩的熱忱支持，如九十一歲高 齡的老作家樓適夷先生，以敢於直言著稱的老翻譯家梅憲益先生、倫理學教授周輔 成先生和劇作家吳祖光先生，他們都以為寬容是醫治我國社會病態的良藥。 鑒於缺乏寬容是全社會的通病，我們不僅要向當局呼籲寬容，也要向社會公 眾呼籲寬容。因此，我除了請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知識份子(他們大多是我的老同學或 老朋友)簽名以外，還有選擇地請一九七八——七九年民主牆時期和一九八九年民主 運動的代表性人物簽名。他們共七、八人，多是素質較好而受過不寬容之害的年輕 有為者。他們都主張中國民主化道路必須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反對搞地下組 織和地下活動，反對搞造反運動，而這些也正是寬容精神所要求的。 在北京徵集簽名的同時，我給外地一些老同學寄去呼籲書稿複印件，希望他 們簽名。可是這些信全被郵局扣留了。十多天後南京一位同學來信說，支部書記找 了他談話，要他不要在呼籲書上簽名，但究竟是什麼呼籲書，他完全莫名其妙。 簽名徵集工作由於受到無端的干擾，不得不於五月十四日提前截止。簽名者 共四十五人，其中自然科學家二十一人，社會科學家十二人，文學家四人。四十五 人中將近半數是中共黨員，而其中大多數是老地下黨員(至少十五人)。五月十五日 我以個人名義分別給江澤民、喬石寫信(內容相同)，並附以呼籲書和簽名者簡介的 複印件。同時我也把這些文件寄給王先生、樓適夷先生等十九位簽名者，這些郵件 又全部被扣。 三、呼籲書發表後所受到的壓力和騷擾 我們的呼籲書於五月十六日公開發表，當晚「美國之音」播了消息和對我的 訪談。第二天晚王先生給我電話，對「美國之音」播了我們的呼籲書十分不高興， 說「美國是帝國主義，怎麼可以送給他們發表？」我說，這個呼籲書是向全社會呼 吁的，國內新聞媒介拒絕傳播，倣傚我國領導人常用的「出口轉銷」的辦法何嘗不 可，只要他們不歪曲造謠就行了。我估計他已受到了壓力。隨後我瞭解到，就在五 月十七日晚七點，核工業總公司(前身為核工業部，王先生曾於一九七八——八二年 間任副部長)一位行政人員(是王先生以前的秘書)找了王先生，要他撤回在呼籲書上 的簽名。王先生拒絕了。此人回去後，到晚上十點又叫來核工業總公司辦公廳主任 來糾纏王先生，一直磨到午夜十一點半。王先生無可奈何，由家人出來打圓場，寫 了幾行字，責備自己並未詳察呼籲書(他誤為致江、喬信)內容，算是交了卷。核工 業總公司官員這種無理行為，不僅侵犯了八十八歲高齡老人必要的睡眠休息權利(猶 如「三反」、「文革」時的「疲勞轟炸」)，而且是對一位有國際聲望的老科學家人 格的極大侮辱。這不禁令人想起一九四五年二月重慶文化界三百一十二人(由郭沫若 領銜)聯名發表的「對時局進言」的遭遇。這個「進言」系響應中共號召，要求成立 民主聯合政府，結束一黨專政，取消黨化教育，釋放一切政治犯。國民黨視為洪水 猛獸，迫使少數簽名者發表否認簽過名的所謂闢謠聲明，對不肯就範者以殺戮懲戒 之。浙江大學政治學教授費洛就因於當年三月五日被秘密逮捕殺害於集中營。費洛 教授是王先生同事，深得學生愛戴，當時年僅四十。 五月二十日我去看望王先生，他情緒已恢復平靜。我給了他呼籲書定稿和簽 名者簡介等複印件，他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沒有提任何意見，只是對「美國之音」 突出宣傳了他表示不滿。交談中他說了一句「你是造反派」。我說，解放前我確是 造反派，但民主運動不是改朝換代的造反活動，我是要推進中國民主化，不是要造 反。他對此表示滿意。看來，王先生所受的精神壓力已經過去，我感到欣慰。十多 天後，有記者來電話，說美聯社轉發了一條關於王先生前幾天被警察盤問了七小時 的消息。這顯系謠言，為了保護王先生，我即向美聯社等幾家新聞媒介闢謠。 在五月十七日王先生度過一個不愉快的夜晚之後，第二天來了一批警察「守 護」我們樓門口(我們這座樓有六個簽名者)。自從去年三月我們發表改善我國人權 狀況的呼籲書以來，這已是司空見慣了。五月十八日下午劉剛弟弟劉勇和原北大技 術物理系學生武運學要求來看我，迄未見影蹤。直至一個多月後，劉勇來電話，說 他們那天剛進我們樓的電梯就被警察扣了，他在拘留所關了一個月，武運學至今下 落不明。五月二十一日晚浙大有位研究生(女)找我談她的畢業論文事，她下樓後被 警察扣留了四小時，直至午夜十二點才放她回去。 五月下旬，寬容呼籲書籤名者先後有七人被警察傳訊，其中有黃翔、王丹、 劉念春三人至今仍被關押。 呼籲寬容者竟遭受如此不寬容的待遇，完全是始料不及的。為了信守呼籲書 中所說的「避免激化矛盾的極端情緒」，我還是規勸朋友們靜觀事態的發展，不要 急於作出強烈的反應，自己也沒有發表任何抗議聲明。 四、王先生是受楊振寧愚弄了！ 王先生因呼籲書的簽名問題所受官方的精神壓力，在我五月二十日見到他時 顯然已不再存在，這件事本來已經了結。想不到一個月後，身為美國公民的楊振寧 以其反對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偏見，故意向王先生傳送錯誤信息，刺激王先生，使王 先生原已平靜下來的心情驟然緊張波動，以致難以自制；並且居心叵測地把有損王 先生聲譽的私人信件在海外公佈，這一巧妙而陰險的絕招，做到了中國某些權貴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 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交談時，我開門見山地告訴他：「你是受楊振寧愚弄了 ！」王先生承認自己在政治性問題上反映不敏，「是個木頭，要不是受你愚弄，就 是受楊振寧愚弄？」我誠懇地告訴他：「我一生沒有說過一句假話(除了解放前為了 對付國民黨特務)，而王先生是我的恩師，我怎麼會愚弄你？」王先生說，楊振寧是 大科學家，最近他送來一本書，書上有人稱他為二十世紀的麥克斯韋(Maxwell)。我 說，我無意貶損他的科學家成就，但是怎樣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愛因斯坦(Ein stein)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人格也是高尚偉大的。而像勒納德(Lenard)和斯塔克(S tark)，他們雖都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卻都是納粹的幫兇。又如馬可尼(Marconi) ，也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卻自願為莫索裡尼侵略阿爾巴尼亞賣命。「六四」後不 久，南開大學出版了一本楊振寧演講集，扉頁竟然是楊振寧和李鵬的合影。對比之 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學家的本色，他為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在北京香山國際 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的論文集所寫的序文中，敘述了自己當時所見所聞，最後表明 以論文集獻給「六四」死難者。又如，前幾年楊振寧竭力鼓吹中國應走新加坡道路 ，經濟發展不需要民主！針對這種巴結權貴、蠱惑人心的反民主論調，我於一九九 二年寫了一篇短文「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按照這種邏輯，我 們應該高呼「希特勒萬歲」了。 楊振寧多次自稱是愛因斯坦的追隨者，而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職位 頭銜又是「愛因斯坦教授」，我衷心奉勸楊振寧教授，在為人品德方面也學學愛因 斯坦。愛因斯坦一九五三年寫過一封談人權的信，說「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 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 在犯同謀罪。」這裡所說的惡劣情況，主要是指踐踏人權的政治迫害。在愛因斯坦 心目中，對這類事件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就已是犯同謀罪；至於那種以自欺欺人 的所謂「愛國」的花言巧語主動助紂為虐的惡行，必遭愛因斯坦忿怒叱責。 王淦昌先生這次所以會不經意地落入別人精心設計的陷阱，表明了王先生的 確缺乏政治敏感性和鑒別力。這是他長期來所處的國防科技系統的封閉環境所造成 的。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他依舊停留在五零年代初「思想改造運動」和「抗美援朝 運動」(一九五二年王先生還曾去過朝鮮戰場檢測美軍投射物的放射性)時的水平。 那時要求人們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 美帝國主義」思想。王先生至今仍稱美國為「帝國主義」，稱一九四九年以前為「 舊時代」，是不難理解的。王先生認為自己政治上是個「木頭」，易受人的愚弄。 情況確實如此。只是應該明白：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愚弄人，更何況對自己的 恩師。王先生是我永遠敬愛的恩師。當然，我也永遠記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 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於北京中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