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動亂陰影下的改革 ——中國大陸和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之二) 王鵬令 改革不同於革命，它無疑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可是另一方面，任何 改革都必然導致舊秩序的調整。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出現局部的、輕微的脫序或 失穩，應視為常態。所謂穩定，當然不是針對著這種情況，而是針對著大規模，且 足以引致全局失控的社會動亂，特別是政治動亂和民族動亂。 由於長期實行一黨專制和計劃經濟，積累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 加之又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無論是中國大陸或前蘇聯，在改革中發生政治動 亂和民族動亂，應該說，都是可能的。不過，就其歷史前提來看，這兩種動亂在中 、蘇兩國的改革過程中發生的概率，又不盡相同。 當然，如今蘇聯已不復存在，對它來說，已無所謂可能或不可能。然而，將 改革前蘇聯的政治和民族關係狀況與相關各方在改革中的對策及已然的事實聯繫起 來進行分析，並借此與中國大陸的情況相對照，對於我們來說，依然不無啟發的意 義。 粗略地說，中國大陸在改革中發生政治動亂的可能性，遠遠地大於前蘇聯。 根本的原因在於：到一九八五年戈爾巴喬夫發動改革的時候，蘇聯業已經歷了約三 十年的「修正主義」蛻變過程。而中國大陸的改革，起步時卻立足於以反修防修作 號召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廢墟上。前者經過漫長曲折，卻幾近持續進行的和平演變 ，不但緩和或消化了不少可能導致政治動亂的社會矛盾，而且為在改革中以和平理 性的方式調解這些矛盾準備了若干條件；而後者卻反其道而行。這裡可簡略地比較 於下： 第一，自赫魯曉夫以降，政治「解凍」過程雖也出現過寒潮復侵的現象，但 總的趨勢無疑是：政治迫害的規模和頻率越來越小，程度也越來越輕，株連則已近 於絕跡。葉利欽在他的自傳中說：「在斯大林時代，過時的幹部都得槍斃；而赫魯 曉夫把他們送去養老；在勃列日涅夫蕭條時代，這些人則被發配到小國去當大使。 現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代又創新例，跌了一跤的人還可以嘗試著重新回到政治 生活中來。」這從一個側面，即黨內鬥爭的角度，相當生動地概括了政治迫害在前 蘇聯逐步弱化的過程。隨之，蘇聯國內的政治環境也逐漸寬鬆起來。正如索爾仁尼 琴於一九七六年被捕前夕，在《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中所描述的：「曾經有過 那樣的日子，我們連竊竊私語都不敢。如今，我們甚至在研究所的吸煙室裡，都能 撰寫或者閱讀地下出版物，彼此盡情地傾訴衷腸，抱怨『他們』在踐踏我們！」然 而就在同一時期，政治迫害和株連卻以加速度擴展到中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思想 和言論鉗制已經使人們噤若寒蟬。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受牽連的就達一億人 ！迫害手段之殘忍，已達到曠古未有的程度！ 第二，由於蘇聯進行了比較認真的非斯大林化，像斯森那種暴君和家長式的 獨裁統治，已一去不復返。在這樣的大前提下，蘇聯的政治生活開始朝制度化、程 序化的方向轉變，並取得了相當明顯的進展。一方面，權力開始由個人逐步向機構 轉移，政治生活的人治色彩開始淡化。另一方面，原先主要體現於「一長制」的黨 政分工的範圍，也有所擴大，並日益制度化；地方各級政府，特別是各加盟共和國 的權力已明顯提高。這些形式方面的進步，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黨和國家最高 權力的更迭和重大政策的轉變，能夠以相對平穩而有序的方式進行，而且也大大降 低了政治鬥爭的風險性和不可測性，「大亂亂於朝」的那種大亂，幾乎已很難再釀 成。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蘇共中央自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之間的四次權力繼承中 看得很清楚。 與蘇共相比，中共的政治運作方式如同大陸工業的生產和管理一樣，也是極 不正規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他的日常生活與張之洞相類，是「起居無時，飲食無 常」。其實這種「習慣」，又豈止限於日常生活的範圍呢？即便在中共權力結構的 最高層——政治局常委的圈子內，開會、議事和決策等關乎「黨國」大計的政治活 動，當初不也常常憑毛一時的興之所致嗎？而包括劉、周、朱在內的黨國峰層政要 ，亦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這種情況絕不應簡單地歸結為毛的霸道和劉、周 、朱等人的屈服，因為這是一種集中反映中共政治行為特點，且其來有自的政治現 象：在長期的農民游擊戰爭和處於非法狀態的地下鬥爭中，中共養成了一種與制度 化、程序化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傳統，其特點是打破常規，隨機應變，集中決策和便 宜行事相結合，等等。問題是，中共建政以後，始終未能從長期農民革命戰爭的歷 史陰影中徹底擺脫出來。在堅持和強化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過程中，它原先所特 有的那一套與農民戰爭和地下鬥爭相適應的政治運作傳統，非但沒有淡化，反而以 更為殘酷的形式被推廣到了全國： (1)戰爭時期所形成的以不講規則、不擇手段和隱蔽神秘為基本特徵的政治傳 統，建政後在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中，程度不同地演變為腐朽的宮廷式的陰謀 政治；(2)基於內戰時期各根據地之間以及「蘇區」和「白區」之間的分散隔絕而產 生的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建政後演變為「以人畫線」、「以山頭畫線」和大面積 的株連，或為黨內鬥爭中不成文的通則；(3)內戰時期的「紅軍」武裝鬥爭和造反農 民的「打土豪分田地」，建政後轉變為國家專政和「群眾專政」，兩種專政形式交 相為用，使國內近三十年的社會政治生活，實際上成了農民革命戰爭的繼續。 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從領導機關、黨內和整個社會這三個層面，將所 有這一切都推到了極致。此後華國鋒以政變而當上了「英明領袖」；鄧小平又通過 給華寫效忠信而得以重返政治舞台。在他們之間，同樣是只有明裡唱戲、暗裡鬥法 ；關鍵是私人交易，「真戲」當然不在會上；縱使有制度和程序寫在紙上，到底不 過是徒具虛名而已！ 第三，修正主義使蘇聯的政治文化，逐步褪掉了它原有的「革命本色」。這 在官方意識形態上，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蘇共在國際政治生活中，以 「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取代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暴 力革命」；其二，在國內政治生活中，蘇共打出了「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旗 號，並在理論上，以「人道主義」取代了「階級鬥爭」。誠然，人道主義依然被貼 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標籤。但重要的是，人道主義作為一面公開的旗幟，不僅已 寫入了蘇共的綱領，而且已普及到民眾中。人和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尊嚴和 幸福，已被公認為與共產主義的目標完全相一致的根本價值原則。與此相應，關心 人，尊重人，珍視人的價值，人的自由和幸福，被當作文明的體現或標誌，至少以 「話語」和「禮儀」的方式，在有教養的蘇共官僚和知識分子中，蔚成了一種根本 不同於「紅色文化」的新風尚。這也正是溫文爾雅的戈爾巴喬夫由以產生的文化氛 圍。在大眾層面上，蘇聯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已經告別了以往的革命文化傳統。正 如哈維爾所說：「倘若革命風潮，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狂熱暴力是傳統專制的特 征的話，那麼這樣的特徵在蘇聯集團國家裡早已消失殆盡了。」 然而自五十年代後期起，政治文化與傳統專制相適應的這些特點，在中國大 陸卻越來越如火如荼，異常鮮明起來。雖然，中共的「八大」亦曾透出一點將這些 特點予以弱化的信息，但此類信息很快就被階級鬥爭的聲浪壓了下去。此後，以反 修防修為宗旨和基本內容的「繼續革命」，便日益成為中國大陸政治文化的主題和 基調，直至暴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的確是一場以「狂熱暴力」席捲中國 大陸的「革命風潮」！它通過數億人的遵命「造反」和遵命「反潮流」，把洩憤和 投機參半的「革命熱情」，狂想的「英雄主義」，浮誇的「獻身精神」和狐假虎威 的暴力傾向，一併灌入了六十和七十年代兩代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血管中，使 他們延續了五十年代參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政治人格。只是由於前 者得到了遵命造反的機會，似乎平添了幾分「霸道」和「匪氣」，與後者相比，更 像是亂世中的「英雄」！實際上，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這三代知識分子所遭遇的 ，是同樣荒謬的處境，因為他們當中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打著革命的旗幟混飯 ，舉著獻身的標牌賣身；也都不得不借歌頌或參與暴力來躲避暴力，以崇拜和學習 英雄的名義而臣服於英雄！——生活的實質內容已貧困到只剩下求生本能的地步， 卻套上了一層神聖的革命外衣，以借此塗抹上悲壯、武勇的色彩，散發出虔誠莊嚴 的氣息。這一切，實在只能是一種煞有介事的模仿革命的表演，一種純粹的幻相罷 了。要知道，早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革命」已經成功，英雄已成大業， 硝煙已經散去；而革命的理想在改朝換代之後，也已經實現了。此後中國大陸任何 一次接續中共革命傳統的風潮，包括它所內涵的英雄主義、狂熱暴力和獻身精神等 等，說穿了，都只是一股既無真正的革命目的，也無真實的革命對象的虛驕之氣而 已。然而唯其如此，革命熱情就特別高漲，英雄主義就特別流行，獻身的口號就特 別信誓旦旦，暴力也特別狂熱。因此很自然地，在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一次又一次 的「革命」中，真正的「反革命」極少、極少，而貨真價實的「假革命」又何止成 千上萬？「假革命」在中共內部，又何止是百分之一、二、三？君不見，文化大革 命中曾經出現過成上百萬、上千萬乃至數以億計的「革命闖將」，然而文革一落幕 ，老鄧一上台，一夜之間，卻有數不清的抵制文革和反抗「四人幫」的「反革命闖 將」突然冒了出來。連文革初期以撒野、逞兇和作惡而聞名一時的一些「老紅衛兵 」或「聯動份子」，也站出來訴苦陳情(這可以理解)，硬是要把他們當初直接地與 「四人幫」、間接地與毛之間那場「狗咬狗」的爭鬥，說成是一場捍衛紅色革命傳 統的聖戰。文化界知識界一些長期遭受政治迫害的著名人士(如丁玲)，也跑出來登 台亮相，他們或者重操延安時期革命歌舞的鑼鼓，或者著文著墨，一面表白自己對 毛的「忠心不二」，一面傾訴自己對包括王震者流在內的「好幹部」的感恩之情， 甚至以毛所鼓吹的那種民粹主義的心態來歌頌工、農、兵。總之，就是要表白自己 無論在理念、思想、感情或行為上，並沒有因為遭受迫害而割斷了與革命傳統之間 的血肉聯繫。不錯，當時在社會各階層中，確有不少人聲稱自己已從文革革命的苦 難中覺醒，其中也不乏真誠者。但是第一，真誠的覺醒者，在社會各階層只佔極少 數；第二，即使是真誠的(非偽裝的或隨大流的)覺醒者，他們在政治理念上或政治 理想上，或許已否定了中共一黨專制的現體制；但在思想上、語言和行為上，卻未 必已跳越了中共革命傳統的樊籬。有充分的根據表明，毛那種帶軍事辯證法特徵的 「一分為二」的政治思維模式，不僅在中共及其領導者中仍佔據著主流的地位(否則 也不會有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在民間，甚至在當時一些著名的異議 人士中，仍有相當深廣的影響。因此，在政治觀念上，敵我劃然二分；使用語言暴 力；在行為的目標選擇上，堅持「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從而 排除妥協的餘地，等等，所有這些都並不是罕見的現象。足見直到那時，即當中國 大陸改革起步的時候，那種來自中共的革命傳統，卻已然蛻變成一種浮躁虛驕的「 革命氣焰」的政治文化氛圍，仍然瀰漫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各階層中。 千萬不可小視了這種政治文化的破壞作用。因為雖然在通常情況下，它只是 一種浮躁虛驕的「革命氣焰」或革命的「虛火」；但在一定條件下，它卻具有相當 大的煽情或感染力，引發「真火」和「大火」。而恰好當時在中國大陸，這些條件 是完全可能成熟的。首先，毛時代遺留下來的黨內黨外的矛盾，已經積壓到使幾乎 所有的人都喘不過氣來的程度：三百多萬幹部和上千萬無辜群眾的冤、假、錯案未 得平反，數千萬落難秀才(知青)未得安置，數億農民不得溫飽，此外，還有幾十萬 右派和地富及其子女，尚未恢復其作人的起碼的權利。這些問題，其中的每一個都 像是安放在中國大陸、且隨時可以引爆的炸藥桶。其次，黨內激烈的政爭和權爭不 可避免，卻缺少制度和程序的制約和規範。再次，社會矛盾和民間積怨缺乏正常的 疏通管道和調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一旦中共高層的鬥爭趨於白熱化，而同時又 需要大規模地借助外部力量來解決問題；或者當中共發生重大的政策失誤，激化了 社會矛盾，引起社會衝突出現了法不責眾的局面；這時普遍存在於各階層的「革命 氣焰」就會沖天而起，「風助火勢，火助風威」，其後果是不難想像的。我們說， 中國大陸在改革之初所面臨的政治動亂的威脅遠大於前蘇聯，原因就在這裡。 然而前蘇聯延續了七年的改革過程，卻始終經受著另外一種動亂——民族動 亂的威脅。 大家知道，中國境內雖然有五十多個民族，但一者由於漢民族佔全國人口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二者由於幾十年持續不斷的移民和「漢化」，以及與之相伴隨的 各民族間的經濟和文化整合過程(請注意，這裡說的是事實，而不是評價！)，三者 由於單一的「郡縣制」的國家體制，又沒有為民族分裂勢力留下任何可資利用的合 法手段，因此，到目前為止，除西藏(因宗教和藏族人口集中)和新疆局部地區(南疆 )而外，其它省區已很難再發生大規模且足以影響全國的民族獨立運動。這在相當程 度上便減小甚至排除了由分權改革而導致國家分裂、以致干擾和破壞改革全局的可 能性。 前蘇聯的情況則不同。 「蘇聯」實際上是一個以蘇共官僚為中心，以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為本土，並 以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衛星國的龐大帝國。東歐諸國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本來就 是蘇聯紅軍在二戰中所奪取的「戰利品」。在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格局中，這些國 家擺脫蘇聯的控制，實現真正的自主、獨立，可以說是勢所必然的，問題只在於早 晚。在既有的歷史前提下，這些國家的獨立，當然也會使相關雙方付出一定的代價 。這在東歐諸國和波羅地海沿岸三國，主要是在經濟方面。因為在勃列日涅夫所推 動的「國際分工論」的影響下，它們與蘇聯本土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和互依性很強， 蘇聯集團從外圍開始解體，對雙方不可能不造成一時的負面效應。然而對於蘇聯來 說，帝國外圍的解體，其負面效應卻並不限於經濟；東歐諸國的分離和波羅的海沿 岸三國的獨立，會極大地刺激本土其它十三國的獨立運動。 蘇聯境內有一百三十多個民族和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俄羅斯，僅佔全蘇人 口的一半略多。可見，從整體上說，蘇聯乃是一個典型的非民族國家。然而蘇聯各 民族的地理分佈卻極不均勻，或者說，各民族的混居程度極低。這表現在，每一個 加盟共和國都有一個民族在人口上佔明顯的優勢，成為該加盟共和國的主體民族。 例如，俄羅斯人約占本加盟共和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亞 美尼亞人分別占本加盟共和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九十；其 余各主體民族占本加盟共和國人口的比例，除哈薩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三族不到 一半以外，均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間。 蘇聯各大民族的這種地理分佈狀況，使它在國家結構上呈現出一種根本不同 於中國大陸的特點，即整體的非民族國家由局部的民族國家復合而成。這樣，代表 國家整體的蘇共中央和蘇聯中央政府，實際上處於各民族國家的包圍中，彷彿是大 海中的孤島。它對於各邦國的凝聚力，主要在於馬列意識形態；而它用以維護國家 統一的手段，則主要是中央極權的黨政組織和經濟體系以及武裝力量。當各民族已 經失去了對馬列意識形態的信仰，當各民族已對蘇共及其領導能力失去信任的時候 ，帝國中央便完全失落了它對各邦國的吸引力，它用以維持統一的政治和經濟手段 隨之也迅速削弱了，武力威脅成為它手中所掌控的唯一特效工具。誠然，俄羅斯文 化無疑仍是蘇聯的主體文化。問題在於，在蘇共統治下，俄羅斯文化亦須「服從」 馬列的教條，並且須由蘇共來作取捨。因此，相對於馬列主義來說，俄羅斯文化畢 竟處在「第二把小提琴」的地位。在經濟上，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在蘇聯各加盟共和 國中，顯然佔有絕對的優勢，但這種優勢只是就生產而言。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 來說，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獲得相對豐厚的經濟利益。許多俄羅斯人為此抱怨，認為 是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東歐諸國)在經濟上拖累了他們。在政治上，俄羅斯人對於來 自格魯吉亞族的斯大林給全蘇各民族所造成的深重苦難，懷有不可磨滅的印象。九 一年初，蘇共高層政局不穩，有消息傳出，前蘇聯外長謝瓦爾德那澤有可能取戈爾 巴喬夫而代之。筆者就此向蘇聯科學院多位學者徵詢過意見，他們的一致回答是： 「請您相信，這絕不可能！因為『我們』誰也不會忘記斯大林給『我們』的教訓。 」由此看來，俄羅斯人雖然無人不曉他們在全蘇聯所佔據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 對於已開始生活於「消費和工業化社會」中、因而已越來越講實惠的他們來說，權 衡利害，他們總覺得在與其他各民族的聯盟中，最吃虧的是俄羅斯人！可見，俄羅 斯雖然是蘇聯帝國大廈最雄厚的基礎，但到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之際，這基礎已遠 不如通常人們所想像得那麼堅實了。否則，後來葉利欽也不敢帶頭向蘇聯中央政府 大鬧獨立性。 相反，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在本加盟國境內卻擁有相當強大的人 口優勢或民族基礎。而且，蘇聯採行的聯邦制，還為它們的獨立運動準備了現成完 整的民族國家的形式(領土、國會、政府和人口等)。按照原蘇聯憲法，它們也有權 力退出蘇聯。這恰好成了它們用以爭取民族獨立的最便利的合法手段。因此可以說 ，早在改革開始之前，蘇聯各加蒙共和國的獨立，至少在形式上已達到了「萬事具 備，只欠東風」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中央的凝聚力強大、國家統一的直接基礎——俄羅斯 的支持堅強有力的時候，各加盟共和國走向獨立的上述條件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然而改革開始的時候，中央的凝聚力已經失落，國家統一所直接依賴的基礎也已經 開始鬆動了。形勢變化使然，各加盟共和國在改革中尋求獨立的運動，會隨著政治 開放而不可遏止地蓬勃發展起來。因此，不管戈爾巴喬夫當初預料到沒預料到，縱 其最終結局來看，他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順應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要求，要麼用武 力將民族獨立運動鎮壓下去——如果他願意而且能夠做到的話。這既是各加盟共和 國的主體民族，也是戈爾巴喬夫當時所面臨的一種威脅。 以上，我們分別考察並比較了兩種動亂在中、蘇兩國的改革中發生的可能性 。其目的是想要搞清楚，為了避免在改革中出現這兩種動亂，應該具備那些條件？ 在這些條件中，哪些已經具備，哪些是應該且能夠在改革中逐步創立的？這其實都 是大陸改革中會遇到的問題。不過，本文所論只涉及「可能」；而在可能和現實之 間，尚有一個中介環節，那就是改革中的策略應對。這正是本文在下面所要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