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政府血腥鎮壓 消化民運失敗教訓


郭羅基


      六年前，北京的槍聲，驚醒了全中國，震動了全世界。槍彈打在人民的身上
，其實是打掉了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六四」事件，是二十世
紀在落後國家——經濟不發達、政治不民主的地方進行社會主義試驗失敗的信號。
羅馬尼亞步中國之後塵，政府也用槍彈來對付人民。羅馬尼亞人民已經從中國的「
六四」事件領教過了，聽到槍聲，繼續奮起。結果軍隊轉向人民，倒戈攻打總統府
，一黨專權頃刻瓦解，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死於非命。羅馬尼亞就是在中國的歷史休
止的地方又前進了一步。羅馬尼亞產生的震盪導致東歐劇變。東歐的厄運又殃及蘇
聯。社會主義多米諾骨牌的傾倒，中國的「六四」事件是第一推動力。但是始作俑
者中國政府逃過了危機，至今沒有受到懲罰。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示威，是人民要監督黨和政府、黨和政府反監督的矛盾
尖銳化。黨和政府的專橫腐敗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評抗議又激怒了黨和政府；黨
和政府動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黨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說成「反革命暴亂」
。這就是從政治風波到流血事件的進行機制。
      天安門示威是以學生為先鋒、工人和市民廣泛參與的抗議運動。運動的規模
大大超過了歷史上在天安門前發生的群眾運動，諸如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請
願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中國共產黨政府製造的
流血事件也大大超過了清朝末年以來對群眾運動的鎮壓。清王朝對「公車上書」沒
抓一個人；北洋軍閥政府在五四運動中抓了三十二人，沒打死一個人；四五運動雖
血灑天安門廣場，不過是棍棒交加；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政府調動二十萬軍隊，圍城
半個月，六月四日以坦克為掩護的衝鋒殺向手無寸鐵的人民，製造了空前的慘案。


      我們應當怎樣紀念「六四」六週年？有兩方面的事情要做：一方面，反對政
府血腥鎮壓；另一方面，消化民運失敗教訓。

      中國政府製造了空前的慘案，還隱瞞真相。死傷人數究竟有多少？這一簡單
的事實，六年沒有作出交代。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當時的國務委員、北京市市
長陳希同在向全國人大的報告中說：「軍警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難道老百
姓沒死、沒傷一個？聯合國秘書長根據人權委員會的報告，要求中國政府對「六四
」流血事件作出說明。一九九頟年一月十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
秘書長的信，才承認：「在整個平暴過程中，共死亡近300人（包括戒嚴部隊的軍人
在內）。」但大赦國際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報告中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初軍隊
向抗議示威和旁觀的人群開槍時，北京至少有一千人被打死，幾千人被打傷。」在
國際壓力下，江澤民不得不答應公佈死傷人數。事後又久久不見音訊，外國記者問
及，李鵬說死傷者家屬不願公佈名單。李鵬自以為很機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連
「公佈人數」和「公佈名單」這兩者的區別都弄不清。就說死傷者家屬不願公佈名
單也是謊言，立即遭到死者家屬丁子霖的駁斥。

      紀念「六四」六週年，我們強烈要求揭露流血事件的真相！

      一旦真相大白，所謂「反革命暴亂」的罪名即將冰消瓦解。常言道：「血債
要用血來還。」中國人流的血太多了，無論是學生、市民流的血還是解放軍戰士流
的血，都是不幸的。但願以流血解決社會矛盾的蠢舉就在六年前終止，今後不要再
流血。是否可以血債不用血來還？政府和人民都應進行理性的探討。在人民中種下
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解的。如果欠了債不還，人家上門來逼債，那就被動了。還
債的方式，先從平反做起。
      平反，不能像以往那樣由中共中央下指示，它是事件的責任者，沒有資格充
當平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應當召開特
別會議，討論「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評價的決定。平反的同時，必須譴責在鄧小
平的授意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個人中三個人同意就可以決定調動軍隊、實行戒
嚴的違憲行為。全國人大還必須撤銷事後批准鎮壓的決議，並向全國人民承認錯誤
。一九九三年六月，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大會上，中國人權（紐約）代
表團的《聲明》中為平反「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了十點具體要求，現在仍然有效，
必須堅持：
      一，公佈「六四」流血事件死者、傷者的人數。
      二，公佈「六四」流血事件死者、傷者的名單（死者家屬、傷者本人不願公
布者除外）。      
      三，公佈「六四」後因參加八九民運而被捕的全部名單。
      四，釋放「六四」後因參加八九民運而被捕、至今仍在獄服刑者。
      五，撤銷對八九民運人士的通緝令。
      六，取消因參加八九民運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諸如給予處分、不予畢業、
吊銷戶口、失去工作等。
      七，撫恤死者家屬和傷者本人。
      八，對被捕、判刑以及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們賠償損失。
      九，承認人權運動、民主運動的合法性。
      十，追究「六四」流血事件製造者的法律責任。

      紀念「六四」六週年，我們強烈要求為流血事件平反！

      製造流血事件的責任者必須追究，但不僅僅是個別人的罪孽，事情不能到此
為止。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不是平反了嗎？為什麼又出了更為嚴重的第二次天安門事
件？人們不能不提問：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平反後會不會再發生第三次天安門事件？
正是推動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鄧小平，又製造了更為嚴重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鄧小平的角色轉換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在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中又使
別人成為受害者。決定毛澤東、鄧小平的行動的，是他們背後的制度。兩次天安門
事件，都是同樣的制度在起作用。鄧小平的經歷說明，制度不改變，受害者也可以
成為害人者。制度上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國家權力機關有名無實，實際權力集中
在共產黨，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在黨中央，黨中央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一黨專權，
一人拍板，集權者一念之差，就可以作出生殺予奪的重大決策。第二，「黨指揮槍
」，軍隊、警察、民兵都成了共產黨一黨專權的工具。第三，人民權利沒有保障，
政治權力無法制約。人民對黨和政府的監督，往往被說成「奪權」，反而成為鎮壓
人民的理由。
      紀念「六四」六週年，我們強烈要求改變產生流血事件的制
度！
      每逢「六四」，悼念死難者的亡靈，一次一次提醒我們，必須堅持以上三條
：揭露真相，平反冤案，改變制度。在大波士頓地區，每年都是由香港民主人權促
進會組織紀念活動。作為從大陸來的學者，我向香港朋友們表示敬意！此地也有幾
位從天安們廣場出來的學生領袖，他們卻無所作為，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六年前的民主運動，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八九民運
失敗了。即使失敗了，也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就在於「失敗乃成功之母」，死難
者的鮮血灌溉了未來民主政治之花。失敗本身，不能說有什麼「偉大的歷史意義」
，祗是留下了教訓。接著，就應該消化這些教訓。如果不能從失敗的教訓，引向成
功之路，一切犧牲都將付之東流。這才是否定八九民運的意義。
      八九民運是正義的，鎮壓八九民運是非正義的。但正義的一方並非都是正確
的，八九民運之所以失敗，就因為思想上、行動上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正義與非
正義，正確與不正確，這是兩條不同的界限。反思民運，批評錯誤，並不意味著「
轉嫁」中國政府的責任。劃清兩條界限，就要區分兩種責任：製造流血事件的責任
和導致民運失敗的責任。製造流血事件，還不是「主要責任」，而是全部責任都在
中國政府。導致民運失敗，也不能說「主要責任」在中國政府，而是在民運隊伍自
身。如果把民運失敗的「主要責任」推給中國政府，那麼，一旦民運成功也應歸功
於中國政府，顯然說不通。現在的問題，不是發生在「轉嫁」流血事件的責任，連
責任者中國政府都沒有這樣做（祗是立場不同，江澤民在西雅圖會晤時還強調「采
取斷然措施是必要的」），旁人更無必要，值得注意的倒是以不許「轉嫁」責任為
由掩蓋民運失敗的責任。
      反思八九民運，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研究應有的教訓：
      第一，民主的根源何在？
      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把自己的事業叫做「愛國民主運動」，提出民主的訴求
是為了「愛國」。具體的要求是「對話」，「對話」也是希望中國政府承認「學生
運動是愛國的，不是動亂」。把「民主」和「愛國」聯繫在一起，是否正確？
      在西方，近代民主的理念來自人權。民主、自由、平等都是從人權引申出來
的。為什麼要民主？為什麼要自由？為什麼要平等？歸根到底是人之為人的權利。

      在中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具有深遠的歷史淵源，並沒有從中引出民主的
理念。五四運動從西方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是以愛國主義為統帥。正是因為一
切都淹沒在愛國的激情之中，造成理性的啟蒙不徹底。國家尊嚴、民族獨立是需要
的，但不是終極的，還有更重要的事情。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人民的《獨立
宣言》莊嚴宣告，要求獨立是為了實現人人所應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馬克思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一百四十多年後，中國的五四運
動呼喊民族救亡，並沒有象北美人民的獨立運動那樣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服務於
人的權利，而是把「國」當作最高的概念。歷史證明，民主屈從於愛國，所以沒有
實現，以至幾十年後還要一再重新掀起民主運動。
      八九民運在行動上大大超過了五四，在理念上還是停留在五四；從民主不是
通向人權，仍是通向愛國。七十年後重複五四的口號，意義並不相等。五四時代，
面臨著賣國與救國之爭強調愛國，顯示出現實的針對性，具有對政府的批判意義。
八九民運高喊「愛國」，就顯得無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對政府的批判意義，而且把
政府恭維為批准「愛國」的權威。還有一點區別：五四運動在六月三十日以後，從
學生運動發展到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八九民運的學生對工人和市民採取隔離政策
，雖然有一些不得已的考慮，持有排斥態度，總是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祗有學生是
愛國的。愛國的結果是授人以柄，中國政府反而指責民主運動「勾結國外敵對勢力
」，並以「國」的名義殺人，直到「六四」以後宣揚「國權」高於人權。
      七十年代末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在理念上已經超越了五四，不再把民主
服務於愛國而是歸結為人權，並且組織了「中國人權同盟」。鄧小平提出「堅持四
項基本原則」，其用意之一就是針對西單民主牆「要人權」的呼聲。僅僅相隔十年
，西單民主牆的活動和人物被人們遺忘了。我們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是有責任的，對
於歷史和理念都講得很不夠。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們不瞭解前人為民主進行的斗
爭和所作的犧牲，以為自己是開天闢地的民主鬥士。很多人不知魏京生為何許人。
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活躍人物任宛丁在天安門廣場提出，應當向政府要求釋放魏京生
等政治犯。學生領袖居然予以拒絕，還要同他「劃清界限」。八九民運沒有繼承西
單民主牆運動，民主的理念從西單民主牆運動後退了。「愛國民主運動」這一名稱
表現了對民主的誤解。愛國不能產生民主，而且未必需要民主。涉嫌奧克拉荷馬爆
炸案的美國極右組織打著「愛國」的旗號，就是反民主的。
      是講愛國，還是爭人權，並非空泛的口號，自始至終決定了行動。
      運動之初，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長跪不起，要求政府領導人接受
請願書。傲慢的公僕不予理睬，可憐的主人涕淚橫流。學生代表自以為表現了愛國
的忠誠，其實是失去了為人的尊嚴。
      運動後期，學生領袖們茫然不知所措。在回答「下一步我們有哪些打算和要
求」（不是回答政府將會採取什麼措施）時，有人居然說：「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
流血」，「祗有到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團結起來。
」要求防止流血的人，被指責為「出賣運動」、「葬送運動」。鄧小平說：「不怕
流血」，學生領袖說：「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最後，果然流血。任何有頭腦的
人，都不可能不思索其中的相關性。鄧小平是扼殺人權的。學生領袖企圖以「血流
成河」來培植自己的政治資本、加重政治鬥爭的砝碼，也是不講人權的。當然強調
的是愛國，聲稱「有心報國，無力回天」。聽到這樣的豪言壯語，自然使人想起譚
嗣同。譚嗣同雖不是民主主義者，但為了改革自願「流血請從我始」。八九民運中
有的學生領袖「期待」的是別人流血，「我要求生」，而且不管別人是否「認為我
自私」。有一種辯解：不能光看說了什麼，要看事實是什麼。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沒有一個「期待流血」的領袖人物流血，而流血的人中沒有一個是領袖人物。不愛
惜別人的生命和不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樣都是不懂得人的價值，缺乏人權觀念。 
      民主的根源是人權。首先必須合理地做人，然後才會有合理的社會。所以，
離開了人權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法國《人權宣言》中寫道：「對人權的無知、忽
視或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中國也要有自己的《人權宣言》
。八九民運有許多呼籲書、公開信，可惜沒有產生一篇可供廣泛傳頌的《人權宣言
》。八九民運的遊行隊伍和群眾集會中，提出了許多權利要求，但領袖們沒有把這
些要求集中為人權，而是傾斜到愛國。這一傾斜模糊了運動的總的目的。在運動中
，一些人爭當領袖而沒有盡到領袖的責任。
      消化八九民運的教訓，今後的運動應當叫做「人權民主運動」，而不再是「
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爭取民主的手段是什麼？
      為了達到民主的目的，是不是怎麼幹都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就是為
了「革命」可以不擇手段，連「打、砸、搶」也是「革命」的，作偽證還是「革命
」的。中國人往往如此，以為祗要目的正當，手段就無所謂了。結果總是不當的手
段否定了正當的目的。新權威主義的內在矛盾就在於主張用獨裁的手段達到民主的
目的。追求民主，必須運用與之相應的手段，祗有民主的手段才能達到民主的目的
。
      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雖然激烈地反對不民主，自身也沒有實行民主。學生組
織沒有選舉和監督的程序，領袖人物的產生是毛遂自薦、自封為王；另一些人不服
氣，就進行綁架、發動政變。廣播站是兵家必爭之地，誰能奪取廣播站，誰就擁有
號令一切的權力。這樣的廣場指揮部，在北京幾十萬大學生中是缺乏民意基礎的。
即使在廣場上，議事規則也不起作用。多數人作出的決議，祗要一兩個人不同意，
就可以一腳踢翻，以至有人說事實上是百分之九十九服從百分之一。。
      民主要求寬容、妥協。學生領袖還沒有學會妥協，而是總想以自己的不妥協
迫使別人妥協。所以，不能以民主的精神來協調內部的爭論，遇有不同意見，動輒
指責別人為「投降派」、「陰謀家」。在不同的學生組織之間，「甚至出現了敵對
的情況」。
      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準確地說，祗是反對不民主的運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
民主運動。尤其嚴重的是，以反腐敗為號召的運動，自身也迅速地出現了腐敗現象
。
      在中國，反對不民主常常誤以為就是民主。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的不民主，
自以為代表民主。結果，不過是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不民主，
自以為代表民主。結果不過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代替國民黨的一黨專權。
      民主是以法律為保障的。以民主的手段達到民主的目的，必須善於運用法律
。很難想像，不懂法律、不尊重法制的政治反對派上台會實行民主。目前的中國，
不是靠現行的法律就能實行民主，也不能拋棄現行的法律去爭取民主；健全法制還
要利用已有的法律。八九民運強調「合法、理性」，對於廣泛動員群眾起了積極作
用。這一點是比西單民主牆運動進步的地方。但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並無合法的依
據，追求民主與佔領廣場也沒有必然的聯繫。實際上主要的方針還是用大轟大嗡的
辦法對政府施加壓力，並未轉到發揮法律武器的威力。
      天安門廣場樹起的民主女神像，使人聯想到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
一手高舉火炬，一手緊握法律。這是西方社會以法律保障民主、自由的象徵。民主
女神像祗有火炬，沒有法律；另一隻手沒有地方放了，祗好兩隻手舉火炬。兩隻手
舉火炬，反而舉不高。民主女神像確實是一種中國式的象徵。
      消化八九民運的教訓，必須以民主的手段達到民主的目的，反對不民主的人
們首先要實踐民主、尊重法制。
      第三，實行民主的過程是怎樣的？
      假如沒有鎮壓，是不是祗要在天安門廣場堅持下去，民主就立等可取？
      實行民主是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在西方國家，這一過程經歷了幾百年。根
據民主的原則，不斷立法，建立制度、形成程序，才有民主政治的現實；民主政治
的現實又培養了公民的民主意識和習慣，反過來發展民主的原則、制度和程序。可
以說，民主是一點一滴擠出來的，不是一陣風刮起來的。
      八九民運之所以不能「見好就收」，以為一場運動將為中國帶來民主，而且
又把運動局限在廣場，把廣場當作「唯一的陣地」，說是失去廣場「中國就要復辟
」了（「復辟」成什麼？生硬地模仿「文化大革命」的語言！）。至少是把問題看
得無比的簡單。即使大哄大嗡能得到民主，也祗能在大哄大嗡中運用，而社會生活
不可能總是大哄大嗡，因而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用不上，事情又要重新開始。
      既然必須用民主的手段來達到民主的目的，而民主的實行又是漫長的過程，
因此民主化的道路祗能是：利用任何一點微小的民主、可能的民主，去爭取更大的
民主；利用有所擴大的民主，再進一步擴大民主。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學習民主。
一九八九年的運動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九年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一
九八四年、一九八六年的學運所不能及的。可見人民的活動空間還是擴大了。如果
善於利用，本來可以進一步擴大活動空間。八九民運失敗以後，活動空間反而縮小
了。穩步地擴大活動空間，總有一天會發生制度上的變革。
      發展中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街頭運動、廣場運動是常見的，對於不民
主的政治具有巨大的衝擊力。但對於實現民主來說，祗是催化劑。民主祗能實現於
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鄧小平身後的中國，也很難避免出現街頭運動、廣場運動。
既然運動很難避免，而實行民主又不能靠運動，因此，必須正確處理爆發式運動和
漸進性過程的關係。      
      消化八九民運的教訓，應當將爆發式運動激發出來的熱情不失時機地轉入漸
進性過程。 　	
      八九民運雖然失敗了，畢竟是英雄的業績。八九民運的一代青年是可愛的，
是大有希望的。少數領袖人物之所以受到責備，正因為他們不能充分代表一代青年
。任何一次革命、任何一次運動都少不了「痞子先鋒」，對八九民運也不必苛求。
許多八九民運的參加者通過反思正在成熟起來。政治上投機、道德上敗壞又不思悔
改的，不過是少數中的少數。
      當年我在南京參加運動，我的研究生是南京市「高自聯」的負責人之一，後
來他被逮捕，我也受到迫害。在運動中，我們深感無能為力。中國政府說運動是少
數人操縱的，其實想操縱也操縱不了。「六四」以後，我在公開抗議鎮壓的同時就
開始對民運反思。以上的認識也是我自己初步反思的結果。八九民運的教訓是多方
面的，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
      進行深刻的反思，消化失敗的教訓，必將迎來中國民主運動的復興。□
      (本文為作者在大波士頓地區紀念「六四」六週年大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