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打破一環」 —─兼與胡平商榷 鄭 義 最近以來，圍繞著八九民運的評價發生了極其激烈的爭論。除了在政治上保 持必要的關注之外，我常在思索：僅就思想理論而言，這是為什麼？和老朋友胡平 也第一次產生了分歧，使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為了弄清我們之間的 分歧，特意找來他發表於一九九零年初的《八九民運反思》。讀過兩遍，才發現： 目前關於八九民運討論中幾乎所有重要問題，在這篇長文中已經論及。從發表《論 言論自由》的一九八零年起，胡平作為民主運動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始終敏捷勤 奮地關注著現實。今次由《紐約時報》和《聯合報》重新引起的爭論中，除了莫須 有的「誘殺策略」，幾乎所有問題都沒有超出胡平的文章之外。總體上，我對胡平 的文章持贊同態度。特別是他作為一位民運老戰士和理論家那種「苦口婆心」的責 任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因此，我願意同他進行深入的探討。對歷史和未來 負責是我們共同的出發點。 超級利維坦─結構 我對胡平《反思》一文中一些觀點的懷疑首先出自某種直感而並非邏輯。胡 平的論述本身一般邏輯嚴密，極少失誤。但我總感到有問題。問題何在？ 看這一段話：「這就涉及到『什麼是權力』這個古老的問題上來了。什麼是 權力？權力是指：即使面臨反對，仍能貫徹自己意志的能力。為什麼某人能克服別 人的反抗而實現自己的意志？那通常並不是因為這個人本身具有比別人更優越的體 力，而是因為他能調動其他一部分人為自己效勞。顯然，這其他一部分人的效勞是 出於自願而不是出於被迫。……離開了這一批人的自願服從，權力者就無權力可言 。」 胡平的這一思想是一貫的：「『權力』從來就不是什麼超自然的東西，它不 是一種異於我們自己力量的敵對之物。」(《論言論自由》) 我覺得這不像是在說我們中國的「權力」。 ─原來這是一個「古老的」，在發生學意義上的「權力」。雖然現代民主國 家通過權力制衡，在更高級的形態上又回復到權力最古老的意義，因此這個「古老 的」定義也大致符合民主國家的部分權力現實。但這絕不是我們中國人正生活其中 的極權社會的「權力」。 無論我們自願服從、被迫服從甚至拒絕服從，掌權者都有手段行使他的權力 。權力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強制，而且，對於中國來說，權力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強制 。極而言之，中國的政治權力就是暴力！在我們中國，異化了的權力正是一種「異 於我們自己力量的敵對之物」。 胡平繼續寫道。「倘若人們拒絕服從掌權者的意志，掌權者怎能強迫他們服 從呢？靠軍隊，你會說，然而，軍隊也是由人組成的，倘若組成軍隊的那部分人也 拒絕服從，誰又能強迫這支軍隊呢？」 據我所知，六四屠殺前，由於全民的反抗和媒體的傾向，由於趙紫陽和部分 高級將領的明確反對，軍隊是動搖的。但這支動搖的軍隊為何最終實行了鎮壓？─ 極權主義的權力結構。由於極權主義是一個人對抗全體人民的格局，它的基點不僅 僅在於欺騙下的自願服從，而更在於一個可以消解反抗，強制服從的權力結構。比 如，在軍事系統之內，有野戰軍與地方軍的制衡(或稱牽制)，有各軍、兵種之間的 制衡；在警察系統之內，有公安部隊和武警部隊的制衡。試舉一例：駐某省野戰軍 想造反，不僅要考慮軍內黨組織態度，地方軍態度，各軍兵種當地駐軍態度，還要 考慮地方政府態度和武警公安部隊的態度。在這種紛繁複雜的制衡結構中，任何一 支軍隊造反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出於防止軍事政變的考慮，北京駐軍從來就是山 頭林立，派系紛雜。至少有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各軍兵種駐京部隊、武警、公 安、中央警衛部隊在相互牽制。)這就是毛澤東、鄧小平這類極權君王控制軍隊的秘 訣。八九年三十萬軍隊進京，本身就構成了這種相互牽制，使得任何一支軍隊都無 倒戈之可能。對於軍隊內部，則以軍令軍法加以控制。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甚至以 「戰場紀律」和「督戰隊」的形式強迫軍人執行命令。由於這種軍令系統極其苛嚴 ，又由於這種軍令系統本身絕對排他，軍人之間不允許存在其他任何與之抗衡的組 織形式，除了極其罕見的情境，軍令是不可能不被執行的。 看來，胡平提問題的方式存在失誤。能強迫軍隊執行命令的，不是一個人格 化的「誰」，而是一個非人格化的軍法系統─權力結構。由此，我意識到他整個的 論說建立在對具體的「個人」的政治行為模式的分析之上，而忽略了抽像的「結構 」。「結構」一旦建立，往往就會變為有生命的自為的活物，反過來對人的行為模 式進行嚴格限制。霍布斯早在三百年前就注意到「結構」的能動的力量，把國家的 政治權力比喻為有生命的自為的可怕怪獸─聖經故事裡的利維坦，指出：利維坦之 所以無比強大，是因為它具有區別於其他一切社會共同體的本質特徵：壟斷行使暴 力的權力。後來西方民主制的建立與完善，就是馴服利維坦。應該說，霍布斯尚未 預料到二百多年之後極權社會的產生。他沒有想到，這個理應馴服的利維坦，在東 方被武裝為人類歷史上超級的恐怖之神。為什麼胡平會疏忽這個關於「結構」的常 識?原來我猜想是為了方便在「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實施「縱橫捭闔的工夫」 。但我看見他在十幾年前寫的文章上，同樣存在這種忽略國家結構的傾向：「事實 上，一個國家如果沒能實現言論自由，原因就在於那裡的人民對言論自由缺乏覺悟 。」(《論言論自由》)這顯然與事實有相當大的距離。在共產黨奪權之前，中國有 比現在多得多的言論自由，俄國更多，東歐則基本上是言論自由的。其主要原因自 然不是「人民對言論自由缺乏覺悟」，而在於極權主義的國家結構。 作為辦事機構的政治局 正因為胡平忽略了「結構」而偏重於個人，他還認為，掌權者們在任何時候 也不是鐵板一塊，用了不少篇幅來分析決策過程中的個人心態。毫無疑問，這種細 致的分析是有意義的。我贊同他的如下原則：「任何政權，包括那些相當專制獨裁 的政權，其重大決策過程也是很複雜的。不去認真分析這種複雜的決策過程及其在 付諸實施後所引起的更為複雜的變化，滿足於用一兩句粗糙簡單的武斷結論」是輕 率危險的。但是，他在細緻分析最高層(實際上是政治局)決策過程時，忽略了一個 「粗糙簡單的」事實，即：政治局不過是極權君王的一個辦事機構。如果在他的分 析中再加上這個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更為全面。不錯，一切重大決策都要在政治 局表決通過。但政治局通過的決議，祗是在符合君王意旨時才可能生效。譬如，從 一九四三年延安時期起，中共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在有重大分歧時，毛澤東享 有「最後決定權」。譬如，鄧小平是享有這種獨裁權的第二人。八九民運期間，趙 紫陽正是因透露這一秘密而構成了重大罪名。而且，不享有這條不成文規定而事實 上的君王，對於違背了自己意志的政治局決議，總會千方百計加以否定。一九五七 年，斯大林派趁赫魯曉夫出訪芬蘭密謀奪權，等他一回國，便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 議上突然襲擊，以八票比三票的表決結果逼他下台。赫魯曉夫並不服從這個最高層 會議，要求召開中央全會。在中央委員會裡他是多數。朱可夫派軍用飛機火速接來 全體中央委員，並陳兵莫斯科。赫魯曉夫反敗為勝。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用的也是這 一招，陳兵北京，召開全會，擊敗以劉少奇為首的多數派。此外，極權君王控制「 辦事機構」(政治局)還有許多秘密權術。如週期性地翦除可能對他形成威脅的第二 把手(如劉、林、胡、趙)；製造和利用矛盾，使自己永遠處於最後仲裁者的有利地 位(如所謂「一碗水端平」)；掌握政治局會議的召集權，並規定政治局委員不得私 下會面；防範地方勢力坐大，「削番」；直接控制軍隊，除了通過他本人，任何人 調不動師以上的軍隊……等等。極權制度使最高統治者獲得高度組織化的力量，而 同時使人民始終處於高度無組織化的軟弱狀態。從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具體的「個 人」在統治中國，而實質上則是一個抽像的權力「結構」在統治中國。通過這個「 結構」，本來屬於人民自身的權力，如勞動、分配、選舉、審判、武裝……等等， 統統變成了異己的並反過來壓迫人民的權力。這就是「結構」的力量！馬克思主義 的一個重大失誤就在於忽略了權力異化。 邏輯前提的失誤 在以下的論說中，胡平還是犯了同一個失誤：「……『一報還一報』的原則 乃是當代學者在研究囚犯難題中提出來的。他正好表明，在雙方存在著利害衝突並 且互不信任的前提下，一方通過『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策略，會誘導對方作出 同樣的反應，從而建立起良性互動的關係。」「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胡平提出 的一個通俗易懂的策略。它的基礎建立在「一報還一報」的原則之上。在「囚犯難 題」的研究模型中，假設的矛盾雙方(或多方)，是力量大體平衡的囚犯。在大體平 衡的矛盾雙方之間通過具有彈性的對抗與妥協，是可以形成良性互動的。如果囚犯 甲選擇一個產生最佳得益的策略，就會受到囚犯乙基於同樣目的而選擇的給甲以最 大破壞的反策略。這必然給雙方都帶來傷害。如果雙方都選擇較為妥協的策略，那 麼雙方都會得到一個較好的得益。所謂「非零和對策」。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 雙贏」─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模型可否套用來分析極權制度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 間的關係？ 可能是不行的。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中國是一個社會體系嚴重失衡的國家。消滅資產階級和不 同政見者，使階級、政治嚴重失衡；消滅私有制，使經濟權力嚴重失衡；消滅一切 非馬克思主義，使思想權力嚴重失衡；消滅異黨一黨獨裁，使政治權力嚴重失衡； 軍隊政黨化，使軍事權力嚴重失衡……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用暴力強 制社會全面失衡。在這樣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重失衡的社會裡，人民根本無權 ，而統治者掌握著幾乎一切社會權力(近似於獄吏與囚犯)，這與「囚犯難題」中「 非零和對策」的假設前提似不相同。就極權社會而言，對策論中的「零和對策」可 能是適用的：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人民得到了言論自由，就等於政府失去 了言論控制。人民得到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就等於政府失去了威懾力。人民所爭取到 的權力，正好就是統治者所失去的權力。當然實際政治問題是複雜的，即便在極權 社會裡，在解決具體問題時，「非零和對策」也有意義。但忽略對於極權社會權力 鬥爭具有重大典型意義的「零和對策」也是不妥的。 胡平的失誤，在於沒有充分意識到極權社會的特殊性，在研究極權社會時不 加討論地套用(或選錯)了一個非極權社會的模型。─他沒有重視「結構」，在論說 的邏輯前提上產生了先天失誤。 即便在「非零和對策」的「囚犯難題」中，胡平也忽略了這樣一種情況，即 ：囚犯甲死不妥協。在這種情況之下，囚犯乙該如何動作呢？一、囚犯乙為了避免 激化衝突，祗好單方面妥協。如果囚犯乙妥協到忍無可忍，就會爆發極其劇烈的沖 突。二、囚犯乙一邊妥協一邊對抗，試圖以自己的妥協來誘導對方妥協。如果囚犯 甲堅持不妥協，囚犯乙的利益不斷受到侵犯，並且意識到自己的單方面妥協沒有意 義，囚犯乙必然會傾向於強烈對抗以至革命。─這便多少近似極權社會裡統治者與 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了。 為何不能「良性互動」 胡平希望和共產黨建立「良性互動」，以利民主力量生長。 我感覺不行。 在《為柴玲辯護》一文中，我曾寫道：「能否『良性互動』要看對象。當時 北大陸續貼出幾張大字報，從校志上抄錄了段琪瑞政府、『人民公敵蔣介石』等對 待遊行、請願的故事．例如某北平軍閥制止學生遊行，軍警與學生發生衝突，逮捕 了一批學生．學生代表旋即求見，講明遊行目的。該軍閥聽後，承認學生遊行愛國 ，即刻謝罪，釋放全體被捕同學．又例如清華某教授為要求政府抗日，宣佈絕食， 又南下赴京請願．蔣介石立即接見，親自誦念了該教授請願書，表示堅決抗日．教 授長跪，熱淚橫流，要求蔣不要食言．蔣先生亦跪地垂淚，發誓抗日．」最近又從 文友處得到兩則史料，補充如下：其一：據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第299頁)記載 ，南宋初時，宋高宗罷免了主戰派大臣李綱，消息傳出，太學生與軍民「數十萬人 」包圍了東華門，高宗派大臣出來「慰喻諸生」，想叫軍民退散，反被圍困。軍民 要見李綱，等得不耐煩了，殺死內侍二十餘人，「皆臠割之，雖毛骨無存者」，並 打得主和派大臣紛紛「走散藏匿」。高宗祗好急招李綱，官復原職，去東華門宣讀 主戰的聖旨，這才平息了騷亂。事後並無「秋後算帳」之情事。這可能該算是中國 第一次學生運動了罷？其二：「九·一八」事變之後，全國罵蔣不抗日，有學生五 六萬人包圍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並國民政府長達三個月之久，蔣「絕不採取壓迫之 辦法」，「未發生一次衝突」。─這叫良性互動。共產黨行嗎？ 我還寫道：「分析大事，不能祗談策略、局部，更要談戰略、總體、歷史。 從總體上看，共產黨與人民有過『良性互動』嗎？一九五七年人民『奉旨』『向黨 提意見』，隨即便實行『全國搜索』(《人民日報》語)，打了一百萬右派(見丁抒著 《陽謀》)。不管是『見好就收』還是『見壞就上』，在這裡都用不上。那一次鬧的 事遠沒八九年大，但迫害致死的人數以萬計！『廬山會議』的『互動』世人皆知， 此處不提了。五九、六零年餓死數千萬人，黨內不滿。老毛拒不『互動』，又打了 四百多萬『右傾』。文革中老百姓『奉旨』造反，反對貪官污吏。待老毛皇位坐穩 ，臉色一變，群眾組織全部解散。學生領袖蹲大牢，工人、市民領袖殺頭。文革罹 難者的數字該比『反右』大得多！『四五天安門運動』也沒和共產黨『互動』成功 ，慘遭鎮壓。『民主牆運動』客觀上於老鄧復出有利，祗是利用了一下，也沒『互 動』成。頂著世界輿論，反手就判了魏京生十五年！為什麼中共不能與人民『互動 』？話太長，這裡不談，祗談事實。」 現在要談的，就是歷史上其他政權能與人民良性互動，為什麼唯獨中共不能 ？ 因為歷史上所出現過的各種國家形態都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唯獨中共等共產 極權國家是人工製造的。自然生長起來的國家有當然的生命，不到它該壽終正寢時 ，一般的內部衝突不會使它半路夭折。宋高宗、蔣介石皆不會因對人民作出讓步而 危及統治。而靠陰謀與暴力建立的極權國家是一個人造的系統。這個系統的生命力 全憑著精密複雜的齒輪螺絲釘，一旦部分缺損，就會全面失靈。具體分析起來，傳 統專制國家權力的來源是世襲，從法統上說，除了近親，旁人一般不會染指，百姓 更不會危及最高統治權力。宋高宗可以在軍民的壓力下收回成命，清順治皇帝可以 下「罪己詔」，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基本人性上比毛鄧高出許多，而是社會制度以及 他們的最高權力都不會因此而發生動搖。極權國家比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不 是憑借軍事征服建立起來的。與民主國家相比，它們從來沒有進行過一次真正的選 舉；與傳統專制國家相比，它們又沒有世襲制的權力更迭秩序。因此，權力的來源 沒有法理的根據，全憑你死我活的爭奪。 例如蘇聯：列寧是在民主選舉失利之後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因無法理根據， 名不正言不順，懼怕沙皇復辟，於半年之後下令處死沙皇全家。)斯大林是靠驅逐托 洛斯基，殺掉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和布哈林才得到了繼承權。赫魯曉夫是殺了貝 利亞奪的權，然後又在軍隊的包圍下召開中央全會，把斯大林欽定的繼承者馬林科 夫等打成「反黨集團」，從而穩固了權力。勃列日涅夫上台是靠克格勃和軍隊支持 發動政變。其後權爭稍趨和緩。戈爾巴喬夫時期又發生了未遂的「八月政變」。中 國也是如此：毛澤東正式成為黨魁是靠四二年「延安整風」整人殺人，鬥垮王明， 收編餘部。四九年正式登基是靠血流成河的內戰。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為了穩住皇位 ，打倒了彭德懷，繼續反右，造成餓死數千萬人的人為大饑饉。為了打倒劉少奇， 奪回旁落的大權，六六年調動軍隊至京郊，強行清黨(文革)，以至於劉少奇死無葬 身之地。毛死後，劇烈的權爭即刻引發宮廷政變，逮捕「五人幫」餘孽「四人幫」 ，華國鋒繼承大統。鄧小平口稱「華主席」年輕英明，可領導多年，旋即利用軍隊 支持趕走華國鋒，登上皇位。後垂簾聽政，懼大權旁落，調動軍隊開會表決逼走胡 耀邦，八九年再次調動軍隊罷免趙紫陽，血洗京城。 附帶介紹一則小資料：據世界人權組織「民主之家」統計，自一九1八年以來 ，世界上共發生了三五三次戰爭，沒有一次是發生在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的。資料沒 有說明戰爭與專制國家的關係。但我們隨便就可以想到一些與專制國家有關的戰爭 ：德國日本意大利與幾乎全世界、朝鮮戰爭、中印邊境戰爭、中蘇邊境戰爭、中越 邊境戰爭、越南戰爭、中東戰爭……看來，作為國家，專制政權對外也是不善於妥 協的。 極權制度─精密脆弱的人造系統 極權社會裡最高權力的爭奪你死我活，毫無妥協之餘地。任何「局部戰爭」 都具有「決戰」的意義，或都會發展成「決戰」。「有限戰爭」很難成立。這一點 已經成為共識。那末，在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為何也不能「見好就收」，實行某種 程度的妥協呢？ 一年前，我在歐洲曾請教一位著名的大陸社會學家：共產制度的崩潰最可能 從哪些事情開始？他沉吟片刻，說道：用系統論的方法，可以把這種制度看作一個 大系統。祗要任何一個子系統或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引起整個系統的全面崩潰。他 的話給我以重大啟發。用這種方法看來，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根據馬列主義意識形 態構造起來的精密脆弱的人造系統，它不能承受哪怕是局部的破損。比如，人民打 破了言論控制，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用刺刀和謊言維持的壟斷地位很快就會公開崩潰 。僅僅從言論自由出發，我們就可以有把握地爭取到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 行、示威、宗教、遷徙、免於恐懼等諸種自由。同理，任何一項基本自由都可能導 向全面自由從而造成制度性的總崩潰。再比如，假設統治者允許真正的通信自由， 人民可以毫無恐懼地在通信中凝結共識，海內外交通，很快就會形成變相的出版、 集會、結社自由，這個看起來最具私人性質的最少顛覆性的自由也將最終導致全面 自由。再比如遷徙自由。公元六世紀的羅馬，統治者剝奪了公民選舉保民官的權力 ，於是人民紛紛棄城而去，在城外興建自己的新城。統治者祗好請求人民回來，允 許民選保民官。(即便不是極權社會，諸種自由之間也密切相關。)看起來，遷徙自 由實際上是個中止社會契約的權力。柏林牆是社會主義國家遷徙自由的象徵。一九 六1年，東德為禁止人民大規模向西德逃亡而迅速建造柏林牆，可以說，柏林牆的倒 塌便意味著共產黨政權的垮台。事實上也是如此。一九八九年東德人民繞道通過匈 牙利與奧地利之間已開放的邊境大逃亡(其意義相當於「柏林牆」的倒塌)，正是導 致共產政權崩潰的第一塊骨牌。再比如宗教自由。波蘭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唯一一個 被民間組織搞垮的，而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存在下來，主要是靠教會的力量。八九民 運則是從遊行自由開始而迅速擴展到集會、結社、出版、新聞、示威、免於恐懼等 基本自由。 六七十年代之交，北京插隊知青的自由沙龍裡有位趙金星寫了篇離經叛道的 哲學論文，其中有句名言我記了三十年：「內容是形式，形式是內容。」後來胡平 在分析民主牆運動時更加強調了形式的重要意義。回顧八九民運，民眾的訴求各異 ，前後期口號也有變化，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堅持體制外的反抗。在這裡，訴求 的內容成了形式，提出訴求的形式─體制外的反抗─則成了內容。在極權制度下， 任何不是通過統治渠道而公開表達的訴求，不管其內容是結束一黨專制，經濟自由 還是肅貪、工資、物價、住房、治安、甚至假冒商品，都為統治者所不容，都帶有 「打破一環」的重大政治意義。也許可以這樣說：從任何一個局部出發，祗要是公 開表達抗議之聲，都會奇妙地導向對極權統治的整體動搖。因此，中共當局對私下 大罵共產黨鄧小平可睜眼閉眼，對公開抗議苛捐雜稅，公開成立「消費者權益保障 協會」卻嚴厲鎮壓。鄧小平說一步不退，說一退就會得寸進尺，正是這個意思。從 統治集團立場來看確是妥協不起。這就是為什麼每一次我們都覺得抗爭的目的甚低 ，而中共一步不讓的原因。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中有如下表述：「極權 制度的謊言生活形成的堅硬外殼是一種十分奇特的材料。祗要它能夠完完全全把整 個社會密封起來，看起來就如石頭般堅硬。但是，如果一旦有人─那怕祗是一個人 ─打破了這硬殼……一切就會發生變化，硬殼突然變成薄紙，一觸即裂，並不斷地 不可挽回地撕裂下去。」 (在諸種基本自由中，經濟自由是極有特殊性的。與言論、集會、結社、出版 、新聞、示威、免於恐懼等自由相比，它不可能即刻實現，不會給極權統治造成立 即的威脅。同時，雙軌制會造成國家財產向權力者的迅速流失，而且還可能有新加 坡式東方專制變種之前途。因此，統治者在萬不得已時一般會從經濟上開始退卻。 當經濟自由這「一環」被完全「打破」之後，極權社會也會發生根本性變化，祗不 過其過程較為漫長。) 胡平認為八·1五學生與李鵬對話之後徹就會鞏固勝利。因為政府在某種程度 上承認了學生愛國，不好再進行報復。此話差矣。當危機度過之後，當迫使中共作 出暫時讓步的壓力(大規模遊行、示威、集會、絕食、全民聲援、國際關注等等)消 失之後，中共憑什麼要兌現「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張空頭支票呢？在統治權威受損 和食言失信之間，統治者肯定選擇後者。因為這個政權本來就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懼 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的。因為這個政權本來就是建立在大規模的殺戮與 不間斷的迫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主選舉之上的。還因為這個政權從來就食言，但 每一次都成功地找到了「充分」的理由。(疾呼抗日卻避往敵後，游而不擊，最後反 稱在正面戰場上抗擊了八零%日軍的國民政府要「下山摘桃子」。靠土改爭取農民奪 得江山，幾年之後又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美其名曰社會主義。號召「整風」卻打 右派，自辯「樹欲靜而風不止」，「陽謀」。「大躍進」要搶先進入共產主義，餓 死百姓卻諉過於「三年自然災害」「帝修反聯合反華」。文革要建立「巴黎公社式 的」「自下而上的」廣泛民主，最後卻大殺群眾組織領袖，恢復「黨的一元化領導 」……等等等等)胡平提出「見好就收」的出發點當然是良好的。一般而言，政治斗 爭要適時適度妥協。但我很難同意「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因為這句話在邏輯上不 通。沒有鬥爭談何妥協？我更難同意把這句話套用到極權社會的政治鬥爭中去。不 需要太高的智商，人人都會明白：能否達成妥協，主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看力 量強大的方面。共產黨獨佔一切權力，從不妥協，你還要叫人民妥協。完全無權的 並且已經每日每時就生活在妥協中的人民還能怎樣妥協呢？八九民運最後的訴求不 過是「對話」和「不要秋後算帳」，如果連這都違反了某種「政治藝術」而要遭到 譴責，這個民族將萬劫不復，而且活該！ 感性引導理性 那末，為何人民也堅持對抗，(在某一要求，往往在一個極低要求上)不肯妥 協呢？ 最直接的原因顯然是沒有表達與反抗的自由。因此，一旦因某種歷史的契機 而獲得這種自由，便不會輕易放棄。而且，任何一件微小的抗議，都會導向根本性 問題。胡平說四·二七遊行取得勝利之後，見好就收，如統治者實行秋後算帳，「 我們不難再度發起大規模的統一行動」。這一說法極不現實。在極權主義的政治結 構中，人民是分散的無組織的力量。(如果有組織，極權制度就不可能存在。毛澤東 說過：地富有兩千萬，但他們是分散的。)過於微小的組織不能形成大規模的群眾運 動，而且無一遺漏地被撲滅在萌芽階段。民主牆、四五與八九兩次天安門運動以及 其間暴發的學運，毫無例外的都是利用了歷史的契機。在歷史的某一時刻，一個帶 有象徵意義的事件就會成為權威的號召者、鼓舞者與組織者，使人民大眾克服恐懼 ，於轉瞬之間組織起來，造成極權社會漫漫長夜裡的輝煌奇觀。人民從自己的經驗 中感到這種契機是極其寶貴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住就不願撒手。 另外，人民從自身的長期經驗中知道共產黨從不向人民妥協，而人民始終在 妥協，已經妥協到完全喪失自衛手段之程度。當某一契機使人民從新獲得了對抗的 手段(團結、遊行、示威、抗議……)，自然傾向於激烈的對抗。 當然，我並不是說民眾當時就具有這種事後式的理性的分析。準確地說，它 可能是一種集體直覺。細心的朋友會說：哈，你不是說八九民運是理性的嗎？怎麼 又說起直覺─非理性來了？─我現在開始小心翼翼地步入一個理論的沼澤。 如果不過於學院式的挑剔，(學院式的挑剔也行不通：從笛卡爾、休謨、康德 、黑格爾直到馬克思，在關於理性的研究中也因為缺乏固定的術語而造成混餚。)我 們可大體上把直覺、感性、非理性、潛意識、集體無意識視為含義相近的而與理性 相反的詞彙。在通俗的論說裡，它們一般祗具有負面的意義。但在理論的論說裡， 並非如此。在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深層心理學裡，它們具有極其深刻 的意義。佛洛伊德學派強調指出：那個向來為顯意識不曾覺察的潛意識具有巨大的 心理能量，它實際上指揮著顯意識，是人類行為的根本動機。為什麼在他們的學說 裡感性、直覺、集體無意識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為這些詞彙所指稱的，正是 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最深刻的生存慾望、先天本能。中國著名的美學家高爾泰極為 強調感性的力量，提出了感性引導理性的著名論點。以我的粗淺理解，可作如下通 俗解釋：譬如我們都有這種體驗，某一時期極想吃糖，細一想，原來是減肥節糖已 久。我們並非首先經過化驗知道了體內血糖含量偏低，或首先想到長期節食，而是 感覺首先非理性地不講道理地命令我們去補充。如果我們較有理性，事後以缺糖的 理性追認嗜甜的感性之意義，就祗好承認感性在引導理性，而並非理性在引導感性 。又譬如，女性以乳房豐滿、臀部寬碩為美，理性將美感翻譯為乳房容量和產道尺 寸，這不過與女性最重要的分工─生育哺乳密切相關。在這裡，同樣是感性在引導 理性。佛洛伊德的重大貢獻在於科學地否定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至上主義，肯 定了感性直覺非理性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命本能。從而成為與達爾文進化論、牛頓經 典力學齊名的重大發現。榮格進一步提出集體無意識，把心理分析學說由個體擴展 到人類群體，從而為分析人類歷史現象提供了科學的心理學基礎。榮格說：「一個 時代就像是一個人，它有其意識觀的缺點，因此需要補償和調節。這完全是集體潛 意識影響而促成的，因為一位詩人、先知或領袖，不知不覺的都要受到當代使命的 委託，用他的言論和行動指出一條每個人在冥冥之中所渴望、所期待的目標或大道 ─不論這個目標帶來的是好是壞，是拯救還是毀滅了那個時代。」北明在她的美學 著作《史前意識的回聲─中華民族生命流假說》中發現：「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 在我們所觀照的範圍內，以西方和中國為兩大文化圈，呈現出不同的歷史模式。即 ：西方─平行互動、平行互補的共時對峙型歷史模式；中國─循環互動、循環互補 的歷時消長型歷史模式。」粗略地說，在西方較為寬容的民主傳統中，生命的壓抑 與抒發是共時性的，健康而不易造成社會振蕩。在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中，這 種壓抑─抒發的機制呈現出歷時性形態。心理能量守恆。過於長久的壓抑必然造成 過於猛烈的暴發。這就是中國歷史由專制壓迫和農民起義所共同造成的「治亂循環 」之心理學解釋。「治」就治死，「亂」就亂透。所謂歷史的懲罰，也是個「一報 還一報」。 集體無意識─—打破一環 以上的引述涉及到感性、直覺、集體無意識的目標與強度兩個層面。從目標 上來說，每次民主運動都扭住共產黨不放，大目標準確；都扭住某一個自由不放(民 主牆─言論自由；八九民運─免於恐懼的自由)，試圖打破極權結構之一環，具體目 標準確。從強度上來說，壓迫越深，反抗越強。從純學術的不帶有價值判斷的角度 看，一切群眾運動都有天然的合「理」性。(這裡借用一句帶有價值判斷的黨文化語 言。)胡平寫道：「有位美國朋友曾經問我：為什麼你們中國的群眾運動，每一次都 以失敗結束？」西方民主社會裡，政府和人民之間在權力上始終保持著又有對抗又 有妥協的平衡，從他們的這種政治傳統出發，自然會奇怪中國人為什麼不懂妥協。 如果問題提得再深刻一點，應該是這樣：為什麼中共不懂得妥協？這才觸及到問題 的核心：極權社會的政治結構很難妥協。胡平繼續寫道：「我回答說：因為它不失 敗就不結束。」然後列舉了無堅強組織、山頭林立、缺乏兼具聲望與謀略的領袖， 最後，「缺乏見好就收這一策略原則的明確觀念。這是關鍵之所在。」「八九民運 之所以未能見好就收，在更大的程度上，還不是因為人們對何時為最佳點有爭論， 而是因為相當一部分人頭腦中本來就沒有見好就收的概念……如果廣大民運人士都 對『見好就收』的原則有明確的共識，八九民運的結局斷然不致如此。」在我看來 ，第一，事實上，至少從五·四周勇軍宣佈復課開始，徹與不徹始終是激烈爭論的 一個問題。不是不爭論，而是爭得過於激烈，甚至發展為「政變」「綁架」等非常 行為。參與決策的不祗是學生，還包括一大批中國最有思考能力的知識份子。不能 過低估計他們的政治經驗和智商。我個人也不是從始至終主張堅持。五月下旬，當 我主張徹時，體會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許多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有一種「宿命 」感。現在看來，就是撞上了集體無意識。第二、看來，胡平不僅以不適用的理論 模型(囚犯難題)推導出一個不適用的理論(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也過低估計了感 性、直覺、集體無意識不通過理性而直達真理的睿智。過細地分析起來，八九民運 並非沒有妥協，從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全面的自由(言論、新聞、出版、集會、 結社、遊行、示威……等)步步妥協，等退到「平等對話」「不許秋後算帳」之際， 已是退無可退。人民集四十年身受壓迫的經驗，憑直覺堅守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上。正如胡平所言：「中共政權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恐懼感的消除是專制制 度破產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條件。」八九民運憑直覺達到了這個真理，試圖 打破一環，堪稱輝煌的策略藝術！八九民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中共付出了更為 慘重的代價。一夜之間，中共威懾了人民四十年的恐懼「儲備」消耗殆盡。從心理 上說，最令人恐懼的是屠刀高懸頭頂的時刻。當屠刀砍下來之後，恐懼反而消失了 。從後來人民可公開咒罵共產黨，從公開組織民間壓力團體，從最近以來的簽名運 動，從不同政見者在監獄裡幾進幾出並引以為榮，可以說，這個打破一環的目的正 在實現。 請注意：我並非高揚非理性(感性直覺集體無意識)而貶抑理性，從一個片面 走向另一個片面。我祗是提請不要忽略了那個在人類行為動機中更為重要的非理性 ，併科學地承認它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正面價值。我所希望的，第一、我們必須 充分肯定被壓迫人民的反抗天然地符合人性，並具有直達真理的能力。感性引導理 性。第二、但同時又必須承認過於猛烈的暴發有毀滅社會的可能，而應該以適當的 策略來加以理性的修正。第三、我們所要的，既不是非理性壓倒理性，也不是理性 壓倒非理性。正如現實的人格(「自我」)，是原始慾望(「本我」)與道德制約(「超 我」)之間的平衡一樣，我們所追求的，是感性與理性，直覺與思辯，集體無意識與 政治責任感之間的盡可能的平衡。在我看來，八九民運不僅憑敏銳的群體直覺固守 在免於恐懼的權力上，而且還以自覺的理性精神，感召全體人民在長達五十天的時 間裡保持了世界群眾運動史上罕見的克制與和平。八九民運堪稱理性與非理性的幾 近完美的平衡! 在寫作以上段落時，我心中充滿疑慮：可能有人會「非理論」地斷章取義地 說：看，你也承認八九民運是非理性!其實，僅用八九民運的和平、秩序、維憲、便 可以駁倒「非理性」之說。但如果與胡平和與胡平一樣有著一定理論素養的朋友進 行嚴肅的探討，僅在常識的意義上使用概念有礙討論的深入。不願意跟我們繞這些 理論圈子的朋友，我們完全可以在常識的層面上繼續討論。各種層次上的討論應該 是等價的。我無意在一般討論中引進現代心理學理論。我祗是希望在以非理性來貶 斥人民的正義反抗時，或者多少有一點常識，或者多少有一點學問。總不能信口開 河，一頭不佔。 要重視常識 因為常識是人類長期實踐總結出來的基本經驗，所以在理論與常識矛盾時， 要格外注重常識。常識一般是可靠的。比如自由是人的天性，比如反抗是被壓迫者 不可剝奪的權力，比如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力……等等。目前流行海外的某些與常 識相悖的理論，我猜想是出於一種理論背景的錯位。我們身處西方，不知覺間開始 以西方民主社會的觀點去框中國的事情。前面已經說過，對抗導致妥協，這是西方 民主社會裡政治鬥爭的規律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套用於極權主義的中國，需要 加以談論。此外，在西方爭取自由的歷史中同樣充滿了戰鬥。 比如以所謂「誘殺策略」誣陷八九民運的《紐約時報》記者的祖國─美國。 一七七五年，美國革命爆發。在此之前，著名的暴力事件有「波士頓大屠殺 」和「波士頓茶宴」。前者是英軍在平息騷亂的過程中殺死了幾個平民，後者是一 群波士頓人冒充印第安人偷偷上了英國船，將一船茶葉扔進了波士頓港口水中。用 今天「反思」八九民運的觀點來看，英軍殺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騷亂就不會殺人 ，而且殺得頗為節制。我們應深感震驚的不是屠殺，而是美國人的不寬容：何必把 小小的衝突聳人聽聞地渲染為「波士頓大屠殺」並永誌不忘？冒充印地安人是嫁禍 於人，倒茶葉是「打砸搶」，美國人是否作了深刻的反思？ 「波士頓茶宴」之後，大部分美國人考慮的僅僅是捍衛自己的利益，保護昔 日的自由，並未想到擺脫英國的統治。英國方面，也有不少人認為僑民的要求是可 以理解的。大西洋兩岸都期待和平解決糾紛。然而，突然爆發的暴力事件破壞了這 種妥協寬容的氣氛，和平的希望破滅：一七七五年四月，麻薩諸塞州康克鎮和來克 辛頓鎮的武裝僑民開始襲擊行進中的英國士兵。消息迅速傳到其他殖民區。革命開 始了。 在來克辛頓鎮和康克鎮戰鬥之後不久，一位抵美時間不長並相信暴力重要性 的人裴恩(Thomas Paine)號召人們為保衛天賦人權起而戰鬥。他在一本小冊子中這 樣寫道： 「我……相信，自由是這片大陸的最好選擇。任何自由以外的東西都不足稱 道。任何其他的協定都不是永久不變的。如果我們現在不戰鬥，戰爭便留給了我們 的孩子們。如果我們現在遲疑，如果我們拒絕走向不遠的未來，我們便會失去將這 片大陸建成地球上最輝煌之地的機會…… 「我們有力量使這個世界重新開始。這種情形，自諾亞時代以來從未發生。 一個新世界的誕生近在咫尺。人類的一個種族--也許和現今居住於歐洲的人一樣多 --將從最近幾個月的事件中，獲得他們的自由。」 在這位後來被追認為美國歷史上偉大理論家的裴恩的號召下，戰爭的目的變 為獨立革命。六年之後，革命成功，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 裴恩的那本小冊子叫《Commen Sensn》。中國人翻譯為《常識》。 胡平稱之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策略實質上就是堅持對抗,適當妥協。 作為一種現代政治鬥爭的原則，在目前已經開始的「後鄧時代」，可能發生重要的 作用。因此，胡平的論述是有極意義的。(本來這個理論是平衡的，但胡平最近的論 述傾斜於妥協。)我不反對妥協。我所反對的，祗是以將來的可能苛責歷史。而且不 要忘記，除了妥協，還有法國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蘇聯東歐革命等改變了 人類命運的可稱之為偉大的鬥爭。 至於我所提出的「打破一環」，更無標新立異之心。我祗是試圖說明一種現 象，至多是試圖提出一種思路。我可能是錯誤的，在深入的討論中得以修正。也可 能有部分真理，在集體智慧中得以豐富。拋磚引玉罷了。過分誇大理論的作用是危 險的。尤其是把一種理論視為絕對。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在承受那位德國特立 爾人創造的理論之苦。黑格爾有一種審慎的歷史哲學觀念：歷史是無限數目的人類 事件的故事，它們在原則上不可能被預見，而祗可能被理解。他警告那種「殉導世 界應當是什麼」的哲學。相反，哲學祗能「把灰色的東西描述成灰色」，哲學是真 正的「後思」。在《法哲學》序言裡，黑格爾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語言： 「哲學是它的在思想中被理解的時代。妄想哲學能超越它所處的時代……這 是愚蠢的。……當哲學把它的灰色描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憑 藉把哲學的灰色描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返老還童，而祗能使生活形態得到理 解。密納發的貓頭鷹祗在黃昏降臨時，才會起飛。」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