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諸子時代」質疑 ——在普林斯頓會議上的發言 高爾泰 久居山野，離學術圈子已很遙遠。這次來開會，沒有什麼研究成果可以貢獻 出來，就說點困惑吧。前一段聽說，我國精神能源耗竭，文化價值崩壞，連能否回 歸人文都成了問題，感到困惑。這次又聽說，各種儲備已久的精神能量，正在形成 中國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思想湧動，預示著一個「新諸子時代」的來臨，更感到困惑 。 提出「迎接新諸子爭鳴」這一口號的陳奎德先生，一向治學態度嚴謹，文章 土厚水深。我一向非常欣賞。這次提出的觀點，反映出他在長期的停滯沉悶局面下 召喚偉大學術時代的熱切願望，我也理解。但是，由於它一時還難於實現，在我聽 來，不免有一絲悲涼的調子。那原因，有些說得清楚，有些則說不清楚。 好像說不清楚的更重要：為什麼在先秦出現了諸子時代？這個問題絕不能用 先秦的社會歷史條件來解釋。因為與之同時，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印度、希臘、 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出現了許多與先秦諸子同樣偉大的思想者。從釋加牟 尼到柏拉圖們……，再到查拉斯圖拉，……幾乎都一個人就是一個太陽，就是一個 宇宙。雅斯貝爾斯因此把那一段時期，看作是人類歷史的軸心期。為什麼在那短短 一段時間內，世界上集中地出現了那麼多空前絕後的偉大哲人，提出了那麼多具有 永恆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至今沒有人能夠回答。那似乎有些神秘，我不知其所以 然。我想大凡元哲學都是從孤獨者的生命中自然生長出來的，不是交流、參考、做 學問做出來的。先哲們沒有實驗室，也沒有資訊網絡，甚至概念工具都很稀少，也 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但是他們發現的精神空間，有許多至今沒有人能夠超越，他 們提出來的問題，有許多至今沒有人能夠回答。他們自為信息源、自成動力因。同 為道家而老、莊迥異，同為儒家而孔、孟不同。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那是一種天籟。 正像自然界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復活恐龍時代，人類也永遠地改變了自 己人文精神的生態環境。經驗、知識的積累，科技、資訊的發達，研究方法和概念 工具的多樣化，一方面有助於人們思考，一方面也養成依賴的習慣。人們在神話時 代依賴過圖騰，宗教時代依賴過經典，君主時代依賴過勝利者的管治。所以在科學 時代依賴資訊的引導、操作規範的保證，已有邏輯結構和話語系統的支持，不足為 奇。身體要坐輪船坐火車坐飛機，思想也要有自己的運載工具，到頭來不知是思想 推動運載工具還是被運載工具帶著思想走。是工具理性支配純粹理性，還是純粹理 性派生出工具理性。結果，正如同諸神的陰影由於人們的膜拜而凝重了，勝利者創 業時踏出的零亂足跡由於人們的追隨而板結了，一大堆現成的科學真理也由於人們 的皈依，而變成棄置在人們精神能力薄弱之處的一大堆沉重框架，它對於我們心靈 的柔性束縛，有時比宗教教條的剛硬鉗制更加暴戾。這方面最常見的例子是，許多 人不承認許多科學不能解釋的事情是實際上存在著和發生過的。 我說的這些，只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也許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也許，由於這種懶惰而節約下來的思想力量，由形而上的世界轉用於形而下的世界 ，更有利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論如何我們的時代，從世界範圍來看是科技和貿 易的時代而不是哲學沉思的時代；從中國來看是突圍求存的時代而不是理論辯難的 時代。好也罷，壞也罷，人們已難再像兩千五百年前後那樣超絕塵寰，豁達自由地 復活一個重新評價一切的時代。特別是我們中國人，要在重重政治的和經濟的壓力 下拚搏求存，不得不更多地從器用和操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縱然是上窮碧落、下 及黃泉，也不過弱水三千各取一瓢，所以也就更難有人文精神的新創造。事實上， 不僅沒有創造，原來曾經有過的許多，也已失落得所剩無幾。有人因此提出要重建 傳統文化和張揚文化中國，就是這一點的證明。 前一段知識界的熱門話題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實中國人人文精神的失落， 不自七九年始，也不自四九年始。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不把人當人的現實社會中， 表現在先秦思想中的許多人格理想，往往都轉化到了自己的反面。例如綱常倫理為 人而存在變成了人為綱常倫理而存在；崇本息末的安詳與尊嚴變成了「終南捷徑」 式的鑽營手段；遙接古代神話余緒的英雄主義(「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變成了奴隸的道德(「文死諫、武死 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等等)龍種裡生出的魚蝦到四九年後真的變成了跳蚤：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進一步使無數人喪失了任何自尊心、同情心與道義感，實 際上成了毛澤東的馴服工具。被罵為「物慾橫流」「精神廢墟」的八十——九十年 代，比起那每個人都爭相用別人的鮮血把自己染成時髦的顏色，來參加那一場卑鄙 的生存競爭的時代，即使不算進步，至少也沒有後退。這時出現的平民文化專制(通 俗文化氾濫)，比之於人人讀毛選學樣板戲的時代，也不能受失落到哪裡去。刑事犯 罪的增加，比之於一些人以黨和人民的名義公開地合法地對另一些人任意掠奪虐殺 和凌辱的時代，更不見得更黑暗更恐怖。 在這個大背景下，人文建設只能開始於人的覺醒、開始於一種困境意識和荒 謬意識。由於一切價值支點都被摧毀了，你只要講一點不言而喻的東西，就會引起 很大的震撼。比方說人是目的、愛、同情心、自由、平等、民主、人權、主體意識 ……乃至反思、懺悔等這些人性的字眼，只要誰敢說出，都像火一點就著，論證起 來也很容易。當然言論自由極為有限。但縱然是戴著鐐銬的舞蹈吧，畢竟是舞蹈。 我想「六四」以前的情況，大體如此。「六四」以後，人們從興奮和激動中冷靜下 來。雖然一致地(至少在表面上)沒有人懷疑自由民主等等價值目標，但如何實現它 們則各有不同看法。討論集中到如何走出困境。六四前後學術景觀的差別，不僅在 於保守主義的不戰而勝，而且在於各種思潮愈來愈具有操作性、實用性和實效性。 研究更深入了，學問做得更紮實了，但與之同時，各種具體的現實問題，也像泥漿 似的醬住了我們(所謂「擔子很重」)。使我們難以上升到元哲學的高度和形而上學 的境界，進行基礎理論建設，更不用說創造出一個新的精神宇宙了。我們只能一步 一個腳印，在泥濘裡艱難地前進。 會議材料(陳文)所列舉的十六種思潮(請允許我也在這個範圍內討論，這樣方 便些，推及其餘，也一樣)大都如此，不論這些尋找出路的努力是如何的可歌可泣， 它先天地就帶有歷史的局限，只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內有效，很難超越「形 而上學」的境界，創造新的文化。要麼重建傳統，要麼學習西方，要麼中體西用， 要麼西體中用，要麼馬克思主義，要麼新儒家，總是在重複(包括闡釋、發揮)一些 已有的東西，用一些已有的東西去反對另一些已有的東西。他們之間的爭論，似乎 並不是個人精神力量的較量或人類智慧力量的角逐，到更像是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 碰撞。甚至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小至個人，大至一種族裔，一個民族)發言。「 思想」都是為了外在於自身的目的，與先秦諸子那種無所為而為的自由精神自不可 同日而語。這不是一種缺陷，而是一種不幸，一種歷史的宿命。 思想衝突背後隱藏著的尋找出路的努力是各式各樣的，有時候理論上的爭論 反而流於形式，沒有實質意義。例如材料第五條李澤厚的「吃飯哲學」和「四階段 論」，無非是對鄧小平的政策和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表示認同。劉卓、胡平、劉賓 雁等人對他們的很有份量很有深度的批評，都未得到答覆，討論難以為繼，這不是 偶然的。現在大陸處在一個非常時期，各級幹部，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在內，都在為 「鄧後」的自己預作準備。現在共產黨繼續執政的前景看好，有人在這個時候做這 樣的意識形態表態，完全符合這個行為和思維的模式。苟能表態，答覆已無必要。 三位學者指責他們自相矛盾，其實自相矛盾也是模式。米蘭·昆德拉早已說過，不 斷改變自己的觀點以適應變化著的形勢，是許多知識分子共同的特點。這也是一種 文化(如果說許多人共同的思維定勢和行為模式也是一種文化的話)。假如一種批評 不能傷害這種文化，只在一般的理論上進行探討，作低於歷史的批判，就難免流於 形式。這不是說要撇開文本，用推斷對方動機的方法來進行辯論，而是說，用學術 討論的方法和規範來處理對方的政治行為是無效的。講規範講方法而不講意向和目 的，也無助於提高理論的層次。何況參照系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那就更是南其轅而 北其轍了。 有時候，理論本身就是形式，一種無內容的形式。在十六個例子的最後幾例 ——「國家主義」、「強權政治現實主義」……等等之中，理論就毫無內容。實質 內容在別的地方：有時是壓迫人民的藉口，有時是維持專制制度的策略，有時是太 子黨為使社會接受自己從父輩那裡繼承來的侵略性基因而作的努力。理論上合乎規 范的往復辯難有時反而適足以掩蓋這些實質內容。同這些「思潮」(借用材料的稱謂 )的真正較量，只能在操作的領域進行。而操作領域的勝負並不等於思想領域的勝負 。有許多思潮根本不要理論形式。非洲的民主主義、中東的恐怖主義和日本的邪教 ，就是用長矛、炸彈和毒氣來代替理論和其他人討論的，就像當年毛澤東用鬥爭會 和勞改營來同我們辯論一樣。這樣的思潮再多，也不增加一個理論時代的份量。在 我看來，「十六種」之中，有許多與之類似。毛澤東思想(鄧力群所堅持的)，鄧小 平思想(李澤厚所宣傳的)，太子黨綱領(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等，是其中比 較明顯的部分。當然，羊如果在安全的地方，也可以在同狼的「辯論」中說出許多 不言而喻的道理。但這，連是否有助於實現社會主義尚且成問題，更遑論提高我們 時代學術研究的理論水平。 我知道說這些話會得罪許多人。我和陳奎德開玩笑說，「你的文章是廣結善 緣，我的評論是廣結惡緣。」話是這麼說，事實上我不是在評論文章，而是談一種 理論研究的條件，評述在這種條件下理論研究有沒有可能上升到諸子時代的水平。 說不要把轉型期的眾說紛紜，都當做諸子式的百家爭鳴。這不等於說我們時代就沒 有偉大的學者，在座的就有好幾位，包括杜維明先生。我雖不贊成新儒家，但對杜 先生的學問是極為尊敬的。胡平、劉賓雁批評李澤厚自相矛盾，我說這種批評沒有 擊中要害，這不等於說胡平的文章不好。我一向愛讀胡平的文章，認為它屬於當代 第一流的水平，必會在思想史上留下一頁。劉賓雁的文章，更是雷霆萬鈞，在那些 黑暗的年代，起過發聾震聵的作用。當今中國的中青年一代，有誰沒有呼吸過劉賓 雁的英雄氣息？有誰不是在劉賓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成長起來？正因為如此，他們 的思路不自覺地受到的那種泛文化背景的限制，才使我痛切地感到轉型期當代思潮 行進的艱難。艱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每個中國人，不管他個人的機會 與 處境如何，都不得不分擔這一命運。對於來到海外以後仍有可能從事學術研究與 文學創作的人們來說，接受這一挑戰，立足於當代，立足於現實，扎扎實實地解決 一些實際問題，也是一種責任。能盡到這個責任，已很難能可貴，何必嚮往橫空出 世石破天驚。當然能那樣很好。但那是一種天籟，不可以苦力致之。人文精神的創 造，不要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採取累進的形式。可望不期而至，但無法先期預謀 。保持真誠盡自己的本份，並不更容易。我只是隨便說說，無意冒犯任何人。「樹 色隨關迥，河聲入海遙」，有時夜闌支枕，聽來不免焦灼。也許這焦灼只是杞憂， 那就好。如果事實證明我錯了，那更好。我想說錯了也不要緊，作為一個畫家，已 是學術的局外人，隔籬傳呼，無礙於驊騮開道。我期待著石破天驚，橫空出世的作 品。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看爾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