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為鑒 劉賓雁 毛澤東死去已近二十年了，對於他的錯誤和罪行還遠遠沒有清算。同時，中 國人對於自己何以會製造出這樣一個怪物，以及何以會被他玩弄了將近三十年之久 ，也遠遠未進行自省。時至今日，中國再出現一個毛澤東式的暴君，似乎不可能了 。然而中國人重犯類似的錯誤，把過多的信賴、崇敬和榮耀交付給一個或一些不相 稱的人，使之自我膨脹到難以辨認的程度，然後在較小規模上去重犯毛澤東式的錯 誤，卻並不是不可能的。 因而，史川先生的「毛澤東一錯再錯，中國人災上加災」一文，對於我們的 意義恐不限於歷史。 對於發生在一九六零年前後的那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為大饑荒，四十歲以 上的中國人不可能一無所知。有幾個中國人未曾餓過肚子或患過浮腫呢？它接踵「 大躍進」而降臨，也盡人皆知。然而三十餘年後的今天，許多中國人(恐怕是多數或 大多數)一說起那段時期，由中共編造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或「三年困難時 期」依然是通用的字眼。這不僅是個習慣問題。最近來到美國的一對中年知識分子 夫婦，儘管家裡還有人在那時餓死，居然還認定那次大饑荒確是天災引起，經友人 費勁巴拉地再三論證，方才明白過來。 那三年，我曾在兩個省份的三個縣的農村中勞動改造，一個是山東省，屬於 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份之一，因而我在山東萊陽和高唐兩個縣的身歷目睹至少可以 證明那裡沒有天災。一九五九年全年萊陽縣風調雨順；一九六零年高唐縣略有春旱 ，經抗旱播種，棉糧作物也長得很好。從山東看到的情況是：大饑荒並不全是「大 躍進」的產物。一九五九年春，毛澤東對他造成的災禍實際已有所察覺，乃開始反 「左傾」。那年夏天，農村的氣氛已有所變化，我所在的村莊農民因而能夠分到較 多的麥子，對於一九五八年農民因被徵財物而蒙受損失的「退賠」問題，也在醞釀 之中，因而人們的心情較好，對於當年春天已經露頭的饑荒的恐懼情緒幾一掃而光 。可惜不出兩個月，開始反右傾，連多分給農戶的麥子也必須交還了。據中共高唐 縣委書記一九六零年秋季透露(相信是依據省委文件)，如果僅僅是一個「大躍進」 而不是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大反右傾的話，山東省餓死的人數可減少一半。 我在這裡向《北京之春》的讀者們介紹史川(是筆名)先生的這篇文章，心中 不無一點自豪之感——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在中國有史川這種人的存在。 史川是我一九八七年年初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後結識的許多朋友之一。他在黨 內已有不短的資歷，順順當當走了過來，皮毛無損，一直受到非同一般的信任。這 樣一位幹部，忽然要找我，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因為要寫一部反右派運動史(接下來 還有志於寫一部文革史)，請我出出主意！這不是一個明顯的徵象，表明鄧小平三次 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直至搞掉胡耀邦的倒行逆施，並未阻止歷史前進 ，倒是把史川這樣的忠誠份子也推到反對派的陣營裡來了嗎？ 幾個月後我來到美國。幾年過去了，關於史川和他的那本書，音信杳然。不 料在我們會面的五年之後，他的那本書稿忽然呈現在我的面前。一筆清秀的小楷， 密密麻麻寫了二十餘萬字。字裡行間，從他選用的資料到他由表入裡的層層剖析， 處處流露出一個極其認真的人的極其嚴肅的負責精神。讀罷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可惜這種精神在越是年輕的中國人身上越是淡薄了。 我相信這位作者並無求名獲利之心(倘有此念，也早就會被他處身其中的那種 特殊境遇所隱藏的危險和這項勞作之千辛萬苦以及它究竟能否問世全無把握等等條 件抵消了)。他只能用業餘時間寫作。他又是一位十分謹慎的人，因而絕不是所有業 余時間都能運用，又必須在近似「密封」的條件下行事，那才會萬無一失。 這裡發表的文章，我猜想是史川先生反右一一書的副產品。它為世人所知的 那個大饑荒的真實起因作了重要補充，使四十餘年來的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側面， 首次以最權威的證言公開於世界。我想沒有一位讀者看了這些駭人聽聞的事實會不 毛骨悚然。把文中透露的毛澤東對於那些喪失人性的中共幹部的袒護和縱容拿來同 他對於彭德懷元帥以及一切為民請命的幹部的殘酷打擊相對照，又可以增進我們對 於毛澤東其人一個重要側面的理解。他說過大意如下的話：什麼叫死官僚？就是不 顧人民死活的官僚。文革之前不久，他還曾有過關於中國有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 級」的名言。當政治上有了需要之時，他也會把「死官僚」及其「階級」列為打擊 對象，甚至不怕發動人民「造反」。但究其實底，還是為了保護或擴張他自己。無 非是因為他本人就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死官僚」。 李志綏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處寫到，毛澤東不肯承認和公開「大躍進」 造成的災害，是因為他不願給群眾運動潑冷水。我看這是把事情說輕了，雖然李醫 生絕無粉飾該人之意。在毛澤東的思維方式裡，他每發現一個錯誤，第一步想到的 不是它給人民造成了什麼損失，而是它將會怎樣被他的對手用來傷害他自己。因而 毛澤東不肯認錯，還常常用另一個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證明自己非但未錯，還 正確到了英明的程度，這也許可以稱作進攻性辯護吧。在這個意義上，反右是對肅 反擴大化以及知識分子政策的一貫錯誤的否定；「人民公社化」是對農村合作化問 題上錯誤的否定；反右傾則是對「大躍進」中極左錯誤的否定，同時又都是進攻性 的自我辯護。三、四千萬中國人的性命，就這樣為證明領袖的正確和偉大而奉獻出 來。 這一點，似乎可稱作一個規律：一個人擁有多大的權力，也就有了多大的犯 錯誤的機會，同時又有了同樣大小的拒絕承認和糾正錯誤乃是以更大的錯誤來證明 自己正確的權利。事到如今，意欲無保留地步毛澤東後塵的人在中國已經不會很多 了，但存有僥倖之心，以為只要用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便可保住自己的英雄花 環的人，卻還會繼續出現。這種人不會自認為比毛澤東更高明，卻又堅持認定自己 不會犯任何過失，或明明犯了錯誤但不會像毛澤東那樣遲早被揭穿，這樣一來，豈 不是又比毛澤東高明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