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天安門運動的三言兩語 龔小夏 有些朋友希望我就最近民運中出現的一些爭論，特別是有人在《北京之春》 上對我提出的批評作點回應。不巧的是，由於臨近畢業，諸事繁忙，兼又搬了家， 我在最近數月裡既沒有收到、又沒有時間去圖書館翻閱中文出版物，所以對事情的 前因後果不甚了了。為此，跑去匆匆翻了一下六月號的《北京之春》，才發現是因 為《紐約時報》和《世界日報》上有記者對柴玲女士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末的一次采 訪中說過的一些話和做過的一些事提出了一點批評，因此在民運圈子內引起了軒然 大波。而我之所以被牽連進去，則是因為《聯合報》記者薛曉光女士在寫文章之前 曾經從香港打電話來就對柴玲的談話的看法對我進行過採訪。柴玲女士的講話錄音 ，在此之前我曾經認真地聽過，裡面有許多邏輯全然混亂之處，而且往往語無倫次 ，精神崩潰之徵兆相當明顯。因此當時我對薛女士表示，由於我研究的是社會學而 非病理學，所以我很難對柴玲女士本人的做法提出多少評論。但是，我希望就八九 年運動本身提出一點看法，亦即八九年的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但很難成 之為民主運動。另外，我表示不同意我的同事丁學良先生關於文革後一代人的意見 ，因為在我看來，每一代人受不同的歷史環境的影響固然會有不同的行為方式，但 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一批富於理想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同時也都有那麼些為一 己私利不惜犧牲天下人身家性命的極端自我中心份子。關於這點，我在《一般民運 ，兩般人物》一文(見《北京之春》九四年九月號)中已經闡述過了。 既然爭論是由於柴玲女士的話引起的，而從目前的文章看，包括許多參與爭 論的人也沒有完全讀過柴玲的採訪記錄，因此，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或誤會的最好辦 法，大約是請《北京之春》或另外哪家中文報紙雜誌將柴玲那番話一字不差地刊登 出來，以便有個爭論的根據。否則，無論人們就此發表什麼樣的意見，都難免遭到 「斷章取義」的指責。 在《北京之春》上，似乎只有一位叫白夢的先生對我有所非議，所以看來我 也只能去回應一下這位我從未謀面的批評者了。然而，在讀過白文之後，我卻不知 從何回應起。這位作家班學員的寫作生涯大約是從向組織打小報告開始，通篇對人 的指責包括了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個人表現之類。他若有興趣作進一步調查，盡 管可以去費時費力，我卻沒有興趣對這種專案組審查結論式的東西發表什麼意見。 等什麼時候他能拿出比挖家庭出身、追個人歷史、查社會關係這一套更新鮮有趣一 點的辦法來時，沒準作「回應」式的對話還能有些基礎。 另外，由於我沒有看過《天安門》一片，特意向卡瑪女士提出過要求，希望 能借 來一觀。殊不知，據卡瑪女士說，由於該片還未完成，除了對極少數有關人員 放過一點樣片之外，從未有人看過此片。這令我頓時啞然。不知道白夢先生根據什 麼指責卡瑪女士「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斷章取義」、「歪曲歷史」等等。 不過，這點與白先生的風格思路倒也算是統一。 關於白夢先生對我的指責，大概說這麼些也算是足夠了。不過，我倒想趁此 機會向包括白夢先生在內的一大批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說上幾句肺腑之言。 柴玲女士那番如今引起爭論的錄音講話，儘管有許多混亂和歇斯底里之處， 但在總體上反映了八九年運動中相當一大批學生領袖對投身反抗政府的運動沒有任 何思想、理論、心理上的準備，甚至沒有將自己看作是政治上的成年人的普遍狀況 。正如柴玲在講話中所顯示的那樣，這些學生領袖口口聲聲管示威的學生——包括 他們自己——叫「年輕的孩子們」。在運動特別是絕食的過程中，他們一再呼籲「 祖國」和「人民」來「救救你們的孩子」。的確，在政治中不作為成年人出現，一 方面固然是更容易引起社會的同情，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更容易能逃避運動的參與者 、尤其是領導者本來應該承擔的責任。然而，學生領袖們作出這種不成熟的姿態， 似乎更多是由心理上的畏縮與思想上的空虛所引起的，而不是在政治上深思熟慮的 結果。 心理上的畏縮，並不是指這些學生領袖膽怯或怕死，那是另一個問題。心理 畏縮的表現，在於不願意正視現實，不願意面對現實中每個個人的責任、義務以及 運動所面臨的來自各種情況、各個方面的威脅。與此同時，卻一味追求戲劇性的效 果，並以誇張的話語及行動——例如聲稱要自焚之類——來掩蓋自己的不負責任或 不敢負責任。結果是，最沒有主見的人往往看起來最激進、最堅決，最感情用事的 人反而最容易成為領袖。當事情弄砸了之後，最應該負責卻又最不願意負責的那些 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最容易以一句「年輕」來將他們所有的責任搪塞過去。 這些學生領袖思想上的空虛比他們心理上的畏縮對運動產生了更多負面的影 響。他們受的是共產黨教給他們的語言，唱的是共產黨教給他們的歌曲，模仿的是 共產黨樹立的「英雄」形象。除了共產黨教給他們的之外，他們自己掌握的思想武 器著實有限。毛澤東年輕時期創造下、由文革中的紅衛兵大力宣揚的諸如「國家是 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 誰幹？」這樣的語言竟然成了絕食學生的口號；而若是共產黨的《國際歌》還有些 政治反抗意味的話，像《血染的風采》這樣的歌曲竟然成為廣場上學生們的「場歌 」之一，便令人覺得是運動的恥辱了。 思想上的空虛的最集中表現，是學生領袖們，特別是激進的學生領袖，在運 動中從來沒有能夠明白地解釋抗議者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他們與這個政府的關係到 底是什麼？政府是他們的政治對手甚至敵人，亦或是他們的領導甚至保護人？學生 領袖們似乎從來不清楚。他們一時會管李鵬叫「人民的總理」，擺出一副臣民的姿 態在大會堂前下跪；一時又會表示要「推翻這個滅絕人性的政府」，並且拿出一副 與政府決一死戰的樣子。他們雖然痛罵政府專制，但是從他們的實際策略——如果 他們還算是有一點策略的話——中又實在看不出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將政府的專制當 真。他們許多任性、不負責任的做法使人懷疑他們到底是否知道專制為何物。甚至 柴玲在痛哭流涕地聲稱「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的時候，她所給出的理由也不過是 「只有在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事實上，專 制政府之第一要務，便是對反抗它的人進行殘酷的鎮壓。中國共產黨的專制不是一 天兩天的事，而天安門運動並不是發生在專制最嚴厲的時期，相反卻是在專制相對 比較鬆弛的階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社會稍微有一點點經驗的人，用不著在 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的景象，也能夠知道共產黨政權對反抗它的人從來就沒有客氣 過。因此恐怕需要擦亮眼睛的只有柴玲這樣的人的眼睛。 思想上的空虛導致政治上的缺乏明確目標，而為了掩蓋政治上的無所適從， 許多學生領袖便更傾向於不顧後果而採取激進的策略，不斷地製造戲劇性事件，不 斷地將所有解決問題的建議——無論是來自哪一方——都斥責為陰謀。或者說，一 些人由於沒有策略才採取了激進策略，因為拿不出辦法來所以才拿出了最不妥協的 辦法。而最終，運動的沒有出路則成了某些人保持自己領袖地位的唯一出路，使得 他們對八九民運的悲劇負有不容推卸的個人責任。 如今，天安門運動過去六週年了，而當年那些總是以「年輕的孩子」自居的 學生領袖們也有不少人接近而立之年，再拿出一副孩子樣來撒嬌犯嗲，大概也不是 那麼有趣了。是不是他們應該趁這個討論的機會，重新來回顧他們自己做過的事情 呢？但願他們能夠如此。 這篇文章，是寫給那些還願意反省一下自己、檢討一下八九年運動的得失的 人們看的。如果有人嫌這裡面缺少了溢美之辭，不夠那麼「一分為二」，儘管可以 去讀別的東西。要是有人又嗅出了什麼「反民運」的味道，想方設法去調查我的家 庭出身和個人歷史，則請自便。本人工作太忙，恕不奉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