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開始 ——「六四」感言 (北京)楊寬興 太多的夢幻和太多的憂傷，我已經無法說出那一年留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究 竟是哪件事了。隔著長長的時光之川，八九年在我的腦海中已凝結為一幅畫，更准 確地說是一抹關於記憶的色彩，以及多年來縈繞在我心底，卻從來也不能清晰地凸 現的一種聲音，一種近乎於音樂的天籟般的絕響和呼喚。沉靜時，僅僅一聲「六四 '兩個數字的發音，就可以喚醒我似乎永遠走不出的重彩塗染的青春世界——只有以 這樣的語言，才可能接近我內心完整的「六四」情緒，而任何冷靜的描述和分析都 是無法做到這點的。因此對有些人來說，選擇一次什麼樣的人生，並不是僅僅任由 生活的習性、而是在那天的槍響之後就成為無可逃避的宿命了，也許世俗會將他引 向很遠很遠，可是只要有那獨特聲音的召喚，他終將還是要匯入時代命運的交響。 「六四」，以及這個神秘的數字所代表的，是一代人的不幸與沉重，更是一 個時代樂觀精神的中斷，直到今天，我們還無法準確地估量出它給這個民族走向現 代化的過程帶來的拖延會有多久。以「六四」來宣判八九民運的死刑，這種結局留 在我們心頭的創傷是永遠都不能抹平的，因此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審慎的 悲劇感。這對於我們來說，幸耶？悲耶？ 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與民主的精神相去太遠，也許是因為我們面對的處境 過於複雜，所以矛盾的衝突才會將「六四」這般難解的題目放置在我們面前。從歷 史的角度看，只有當這兩種觀念、兩種文化的存在造成水火不容的對立時，「六四 」這樣的悲劇才會發生。而我們這一代，竟然就是以這悲劇作為了人生的起點。 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起點。如果說對八九民運的參與更多的是出於熱情和 衝動，那麼「六四」的絕望之後，被置於「死地」的境況使我開始學會了冷靜的思 索。當槍聲擊碎了我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的信念時，原有的信仰體系乃至整個的世 界觀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然倒下。對於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系的學生，我曾經對朋 友說，什麼時候我將腦子裡僵化的馬列信條全部忘掉，什麼時候我才能夠開始另一 種人生。這種「過正」的「矯枉」方式，這種徹底否定舊我的過程，是一種痛苦卻 富有收穫的嘗試。從枯死走向嶄新的人生，那種奇異的發現是令人欣喜的。 終於被逐離校門。儘管帶有些失落和悵惘，但一種解放了的感覺也油然而生 ，對那種陳腐的學院生活的失望和對前面的新生活、新文化的嚮往使我毅然投身無 依無靠的社會，去承受注定的痛和憂。我相信新的東西不會被誰賦予，而必須靠自 己去荒涼的大地上找尋。 對自由而言，最大的威脅也許正是人類賴以獲取安全感的東西，為了得到一 個新文化的入海口，我將對自由的至上追求當作暗夜的明燈。這正是被「六四」前 的文化界千呼萬喚、而終於被「六四」後的現實所承載的。今天的時代與以往的區 別，我們與前輩的最大不同，是否也正是緣於這一點？以身相試，真誠於對良心、 對文化的承諾，始於「六四」，而終會再歸於「六四」，「六四」所具有的是宗教 般的無形的儀式。 「六四」以後的現實，對於重視精神生活的人來說無疑是暗淡的，可真正的 自由精神卻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因為自由首先是在內心的無邊探索和遨遊，內在 的自由和對新文化的追求是一代人擺脫羈絆的最終動力，它將愈來愈向現實透射出 光芒。傅雷先生說過：「朋友啊，在你戰勝外在的敵人之前，應當首先戰勝內在的 敵人。」這種警告對於深受專制、僵化文化影響卻認定將民主作為追求目標的我們 來說，無疑是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的。 歷史的發展需要連續和延續，同時，面對從總體上已經失去積極價值的東西 ，徹底地創造一種嶄新的東西，更是時代的需要，在今天，這嶄新的東西應當是完 全不同於「黨文化」的新文化。而文化的建設從來就不僅僅是思維設計的產物，它 也是由行動本身所體現和完成的。「六四」在徹底揭露了舊文化的本質的時候，就 向我們提出了實踐新文化的使命。激進的反面並不是折衷或者放棄。在無論從哪一 個角度都不贊成「激進」的我看來，明確與共產文化的本質差異是必需的，現實中 的妥協並不意味著可以從原則和理念上後退，哪怕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應當保持道 義和理論上的進攻態勢。 在「六四」的槍響之後我就認定，這是中斷、是結束、也是開始。中斷的是 因裹足不前而失去動力的「改革」，結束的是共產極權信仰的欺騙性，而開始的， 則是民族歷史上少有的一場革命。如果意識到這一點，就絕不會為「六四」之後六 年來的現狀和挫折而過分悲觀。當許多深受共產文化毒化而不自知的人因不能忍受 寂寞和失意，終於悄悄地向屠殺過人民的權勢著頻拋媚眼時，我卻要說：我們剛剛 開始。我平靜地預感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向我們走來。 一位一直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對我說，「六四」後的社會科學界的發展是健 康的。實際上他說這話的時候已經將到處氾濫的馬屁及應景製作排除在外了。在忠 誠於良心、忠誠於學術的人那裡，外界的喧囂是無足道的。「六四」後的大多數思 考者實際是在承認八九民運的正義性和「六四」的悲壯性的基礎上進行著自由的探 索。當自由成為一代人的秉性時，對極權統治的反抗便是無可逃避的內在需求。這 一點用王丹的話說就是「民運只剩下一個人也可以堅持下去。即使高壓到了極點， 還可以寫作，還可以思考。」這也正是將自由精神融入血液和骨髓的一代人共同的 心聲。因為從價值認同上，經歷過「六四」的一代是與壓抑人性的專制文化水火不 容的。 由於極權社會的特點，危機從來被掩蓋在見不得人的地方，人民的憤怒只能 象地下的熔岩，隨時尋找它的突破口，今天，在這一點上，矛盾的積累較「六四」 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六年之後，回顧八九民運，感到最為可貴的仍然是大眾民主、 自由意識的覺醒，也許在當時的情況下它的失敗是難以避免的，但它第一次，也從 此宣告了人民不迷信任何政治偶像的獨立聲音的產生。不妥協是它的缺點，也正是 它最為可貴之處。我們今天反思「六四」、紀念「六四」，就應當走出傳統政治觀 的羈束，不僅對現實的政局進行分析和展望，更重要的，是探討和實踐如何推進民 間社會的健康發展，如何使民眾的願望得以強大和理性的表達。專制政治絕不會在 沒有任何外在壓力的情況下主動結束，這一點是應當被今天追求自由的人們首先加 以思考的，而如何使民眾的政治訴求限制在理性和有序的範圍內，相比之下，倒是 第二位重要的。 又一次悲哀的日子臨近。在過去的六年中，「六四」，已經成了一個令國人 心照不宣的「節日」，有人對它感到恐懼；有人對它麻木，有人為它垂淚；但對更 多的人來說，它是一次對良心的拷問和洗禮。作為一個民族共同的經歷，「六四」 必將在未來再次喚起人民對民主的追求。 隨著時光的流逝，「六四」留存在人們心頭的恐懼在逐漸冰釋，而現實的沉 郁和人性需求的雙重擠壓使得自由的慾望正在象春草般重新萌生，一個民族的歌喉 不會再永久地黯啞下去。當時局開始顯示出某種微妙，人們將社會變革的焦點凝聚 於政治上的變動時，我更希望每個人認識到自己應負的一份責任。在前所未有的變 革中，每一個人都不是無足輕重的。否則，我們將會再次讓機會與我們擦肩而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