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二十一) 胡 平 196、並非「敢怒不敢言」 對聯的觀點迅速蔓延。尤其是在中學生之間，出身好壞成了衡量本人好壞的第一 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學業成績的優良，三好學生的榮譽，現在統統變得無足輕 重，而且它們還常常被視為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深的標誌。就連共青團員這塊 金字招牌，此刻也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因為共青團已經被批評為執行了修正主義路 線。早在運動之初，工作組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對家庭出身的考慮便已經置於首位 ，團組織已然遭到冷落。紅衛兵組織的建立，更進一步把共青團拋置一邊。事實上 ，學校中的團組織已經在無形中解體。班上有一兩位出身不好的老團員，雖然沒有 受到紅衛兵的直接攻擊，但也被歸入「混蛋」之列。所有這一切，未必都是出自黨 中央的明確指示，但很少有人敢於正面反對。畢竟，共產黨推行出身歧視政策由來 已久且日甚一日，眼下發生的種種現象，看來只不過是這一趨勢的合乎邏輯的引向 極端，所以它們具有一般人不敢質疑的正統性。儘管不少人暗中抱怨紅衛兵的做法 「過火」，但那也是以承認其「大方向正確」為前提，故而不足以構成有效的抵制 。 兩個月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興起，我們把先前這段時期稱為「白色 恐怖」，把自己在這段時期的心態描述為「敢怒而不敢言」。其實這種描述並不准 確，因為在當時，至少是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連怒也不敢。所謂怒，是建立在不僅 認定自己正確正義，而且認定對方錯誤邪惡的認識之上的。當時的我們卻並沒有這 種認識。我們感到委屈，但並不感到怨恨；我們痛苦，但並不憤慨。在辯論會上， 我努力為自己的革命性進行辯護；可是我沒有、也不可能去否定對方的革命性。由 於我們預先就肯定了對方的革命性，所以我們就只能把他們對我們的打擊看作是一 場不幸的誤會。既然如此，我們如何還能怒呢？至於其它黑五類出身的同學，許多 人已在沉重的打擊下失去了自信，那當然就更無從怒起了。這大概是運動初期受迫 害者的共同心理。 197、令人困惱的被動處境 正像後來遇羅克在《出身論》中寫到的那樣，辯論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 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 。 辯論會後，我感到十分困惱。問題在於，我之所以遭受批判，並非由於我提出了 或做出了某種與眾不同的、從而暫時不為別人所理解的觀點和行為，而僅僅是由於 我的家庭出身；因此，我不可能用諸如「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裡」和「光榮的孤立 」一類道理勉勵自己。我不可能具有一種精神上的優越感。另外，這幅對聯雖然在 後來被陳伯達宣佈為血統論，但其實它強調的並不是血統。如果真是講血統這種先 天生理遺傳因素，那倒省事了，因為那表明個人在主觀上對其缺陷不負有責任。一 個人天生矮個子，但那不是他的錯。出身歧視的出發點是強調家庭對本人的思想影 響，其落足點卻是對當事者自身進行道義指責。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文革前，共 產黨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講「重在表現」。這看來還比較合情合理。 可是在實際上，既然黨首先就根據你的出身對你作出最壞的估計，然後又根據這種 估計去解釋你的所有言行，正所謂疑人偷斧，越看越像；到頭來還是歧視有理。如 今有了對聯，連「重在表現」四個字都染上了「修正主義」的嫌疑；歧視愈加顯得 理直氣壯，我們要為自己申辯則愈加變得困難。最讓人困惱的一點是，在這場爭論 中，我們無端地遭到粗暴的攻擊，但卻找不到任何可以反擊對方的思想武器。那時 候，我們沒有權利平等的觀念，沒有人格尊嚴的觀念；我們沒有不同於對方的單獨 的立場。這就使我們陷於極端被動的境地。 198、震盪與迷亂 在缺少單獨的立場的情況下，一個人要抵抗來自他所認同的那個社會的巨大壓力 實在是太困難了。首先，被孤立的滋味就非常難受。僅僅幾天之前，你還和同學們 一道說說笑笑；轉眼之間，人人都和你拉開了距離。有些人一見到你，不是視若無 物，就是故意顯出不屑一顧的神情。即使在原先的好朋友中間，彼此的交往也變得 十分生硬和尷尬。我試圖打破孤立。在班上的討論會中，我竭力做出若無其事的樣 子積極發言。可是我的發言，不是無人理會，就是招致一番橫眉怒目的批判。出身 歧視和種族歧視或等級制度不同；在種族歧視或等級制度下，被歧視者或下等階級 的成員們，相互之間至少還可以保持正常的來往。然而，在出身歧視下，連許多黑 五類同學們自己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彼此之間太接近。因為那會被別人指責為 臭氣相投、同流合污。黑五類同學當然更不可脫離集體，因為那等於是脫離革命。 我們被集體所排斥，但我們又必須生活在這個排斥我們的集體之中。單純的離群索 居固然寂寞難耐，嚴密的集體生活固然壓抑緊張，我們的痛苦卻是兩者的相加；因 為我們被孤立於集體之中。 存在的孤立導致情感的焦慮。人是如此地渴望有所歸屬。我們當時所知道的唯一 的歸屬就是歸屬於革命，而革命的唯一體現者就是眼前的這個集體、這個社會。這 就是為什麼許多黑五類同學寧肯承認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的原因，他們 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別人的接納，哪怕是在集體中充任一個可憐的角色也勝過被集 體完全拒絕。換句話，當這些同學承認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時，他心裡 反而會好受一些，因為在這時，他好歹總算是被集體接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巨 大的物理壓力一樣，它會使人疲勞、衰弱，以至於崩潰。你要否認外部世界的攻擊 ，你就使自己的心靈處於與整個外部世界對峙的緊張狀態。這是很累人的。時間一 長你會支持不住。到頭來你很可能會發現，與其辛辛苦苦地和外界對峙下去，還不 如乾脆屈從放棄來得輕鬆。我相信有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學就是在這種心力交瘁的狀 態下才屈服的，有如卡夫卡筆下的那個小公務員K。我始終沒有承認那幅對聯，可是 我不止一次地萌生過屈服的念頭。 巨大的精神壓力也會導致理智的迷亂。在封閉的環境下，在周圍一片否定的輿論 中，一個人越是努力地反省，他就越容易對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誠如 古人所言：「久觀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 應。」在這種情況下，別人強加給你的種種罪名，往往能起到心理學上的暗示作用 。曾經有過這樣的夜晚，我反側難眠。我順著別人的批評反省下去，疑心生暗鬼， 越想越不安，我覺得我似乎真有幾分「反動」，或者說是「問題嚴重」。在略為平 靜一些的時候，我常常這樣開導自己：群眾的批評其實是正確的，即便過火也是正 確的，因為它能促我猛省，鞭策我痛下決心脫胎換骨。我不應該對群眾的批評心懷 牴觸，而應該真誠的歡迎和感謝。哪怕是受了點委屈，那也是難免的，而且還是必 要的、有益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們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 時代，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我有什麼個人利益、包括所謂面子，是不能捨棄的呢 ？想到這裡，連我自己都感動了。倘若在這時，有誰前來誘供，我恐怕是會屈從的 。 和後來我受到的幾次批判相比，這一次批判並不是最嚴重的，但因為這一次是我 的第一次，所以它在我心中引起的震盪與混亂是最劇烈的。 199、多數與少數的陷阱 對聯是支興奮劑。絕大部分紅五類出身的同學都為之歡欣鼓舞，有些人不贊同對 黑五類同學辱罵打擊，不過他們對於對聯加在自己頭上的那份特殊的榮耀似乎也並 不拒絕。那些原先就在政治上十分活躍，熱衷於「階級鬥爭」的紅五類同學，此時 不消說更是意氣風發，躊躇滿志；言行舉止，處處表現出一付重任在肩嚴肅無比的 神態。我班一位紅衛兵，過去在學業上不甚努力，課堂上常常打磕睡。班主任在評 語中說他在課堂上「常處於半睡眠狀態」。其他同學免不了拿這條評語向他取笑。 這次在辯論會上，他鄭重宣佈：「我打磕睡是因為我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不滿！」 此話當然未見得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不過那倒生動地說明這些同學的自我感覺良好 到了什麼程度。非常有趣的是，一些紅五類同學，有的是天性靦腆，有的是一向缺 少自信，往日在課堂上被老師叫起來答問時總是低著頭，聲音小到別人都聽不見， 如今當上了紅衛兵，卻能夠大大方方地在大庭廣眾之下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我還 遇見過幾位初中同學，原先在班上是淘氣鬼，或者是平庸得默默無聞。由於出身紅 五類，也都成了英姿颯爽的革命闖將，有的還成了紅衛兵頭頭。那份自信，那份驕 傲，那份當仁不讓的氣概，不由得你不刮目相看。記得在初中時我曾經納悶，那些 表現平平、一無所長的同學，幹嘛還天天到學校來呢？現在我才發現，原來他們也 想出人頭地呀！ 看到廣大紅五類同學朝氣蓬勃的新面貌，我不禁想，對聯或階級路線是不是也有 它的道理呢？它在壓制和打擊了少數黑五類同學積極性的同時，不是也有效地刺激 和調動起多數紅五類同學的積極性了嗎？過去，我們青少年學生統統被稱為新中國 的主人。正因為大家都是主人，所以沒有誰格外覺得自己是主人。現在有了「混蛋 」作襯托，紅五類尤其意識到自己是「好漢」，所以做起事來分外帶勁。那時候人 們講話寫文章，常常引用兩句古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作為 被損害的少數。我當然對這種狀況深為不滿。然而，面對著多數的得意洋洋，我既 感到自己軟弱無助，同時又感到自己在道義上似乎也有幾分理虧。我們從小就被教 育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對當時的我們而言，多數簡直是個神聖的概念。多數不 僅意味著力量，而且還意味著真理，意味著道義。少數人無辜受壓看來是不合理的 ，但如果它能給多數人帶來好處，是否就合理、就正確了呢？我不能接受這個觀念 ，可是我又很難拒絕這個觀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為這個問題而困惑不已。 以多數的名義壓迫少數。這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理論基礎。按照共產黨的 哲學，什麼社會公正，什麼權利平等，統統都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不是東風 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壓迫和專政也不可避免，問 題只在於誰壓迫誰、誰專誰的政。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是多數壓迫少數，多數專少數 的政，因此它就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許多人才會對 形形色色的政治迫害表示支持贊同，或者是不以為非。直到今天，這種思想仍然具 有一定的影響。例如，一講到人權，共產黨領導人就振振有辭地反問，是多數人的 人權還是少數人的人權。撇開其中對人權概念的肆意曲解不提，那分明是表示，只 要被迫害者是少數，那麼迫害就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確的。還有一些人則認為， 既然現在的共產黨政權使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得到顯著的改善，因而對它對於少數異 議份子的迫害便無關宏旨，未可厚非。有人進而指出，自由民主只是少數知識分子 的迫切需要，並非多數普通老百姓的當務之急；因此少數知識分子若執意地全力推 進自由民主便是違背了多數人的意願，從而在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多數」「少 數」真是一個陷阱，它使得多少罪惡理直氣壯的發生，並培養出一種精緻的自鳴得 意的冷酷無情。 200、邊緣者的幸運 我先前講過，作為一個嚴肅的思考者，我在思考那些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時，總是力圖排除個人遭遇的特殊因素，力圖站在一種更全面、更普遍的立場(見第 22節)。這就是說，我對某一問題的思考，通常並不受限於我的特殊境遇。不過話又 說回來，我的特殊境遇，多多少少會影響到我對問題的選擇。舉例說，如果我不是 出身於所謂黑五類家庭，也許我就不會對出身歧視問題進行如此深入的思考。第一 次讀到《出身論》，我就猜想作者大概也是個黑五類。這並不是因為《出身論》對 黑五類青年特別有利。《出身論》觀點的嚴謹周詳，時至今日，連當年提倡對聯最 力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服。我作此推論的根據主要是，只有那些深受出身歧視之苦的 人，才最可能寫出這樣透闢的文章。 由於個人的特殊境遇，從很早起，我就對我身處其間的社會萌生了一種游離感或 曰邊緣意識(見第88節)。隨後，這種感覺幾乎是與日俱增。文化革命風雲變幻，「 你方唱罷我登台」，好像應了那句西方諺語「每隻狗有它的好日子」。然而在我的 記憶中，縱然是在形勢於我輩最有利的時刻，在自己心情相對而言最舒暢的時刻， 我也不曾有過那種如魚得水的自在感和水乳交融的一體感。我很難把自己完全徹底 地擺在「多數」、擺在「主流」之中。並非我天性孤僻，或是天生反骨，或是生來 愛標新立異。平心而論，我以為我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從小循規蹈矩，現在也變化 不大。我固然不乏表現欲，但在如何表現的問題上，我總是寧取正道而不願意殺偏 鋒——這多少可以從我寫文章的風格得到印證。僅僅是由於我的家庭出身，以及由 此而引出的受歧視受排斥的遭遇，才使我對我們的社會產生了游離感。基於長期的 邊緣地位和被孤立的少數狀態，我或許比別人更容易地掙脫前述那個「多數」「少 數」的陷阱。換句話，我不得不比別人對社會中少數者的命運，單獨的個人的命運 寄予更多的同情與思考。當某些人心安理得地為多數壓迫少數的現象作辯護，為少 數者被排斥、被遺棄的現象作辯護時，顯然，他們是把自己擺在了多數的一邊，或 者是選擇了多數；而我卻不能不替少數者著想，哪怕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關切少 數者不等於關切弱者。因為少數者不一定都是弱者。有些少數者在意志上和能力上 反而較強。一味地關切弱者往往導致社會主義，導致父道式的專制主義。關切少數 者，依我之見，則更易於導致自由主義。少數的極點是一。關切少數意味著關切個 人，關切個人意味著關切每一個個人，從而也就意味著關切全體。所以，個人主義 並不否定集體主義，既然完整無缺的集體就是包括每一個個人。然而集體主義卻常 常要否定個人主義，因為所謂集體主義，實際上往往是指多數主義。 在出身歧視下，我遭受了一系列打擊和挫折，但我從不曾為自己的出身而產生過 抱怨。在辯論會後那段難堪的日子裡，我曾經幻想過出現奇跡：突然，有關方面提 出新的材料，證明我的父親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軍人(我們家不是原來還當過「光榮 軍屬」嗎)，那該多好。這樣，我就能輕而易舉地贏得大家的信賴，我就能更有力地 為所有受歧視的同學大聲疾呼，一如馬克·吐溫小說中變成王子的貧兒。我並不想 在保留歧視的前提下改變個人的遭遇，我要改變的是歧視本身。 事後回顧起來，我有時會想，長期受歧視的境遇是否於我竟是一樁幸事？因為它 很可能對我產生保護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思想是一個強大的誘因。當然，凡事不可 一概而論。比方說，那幾個協助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北京四中的同學就不是什 麼黑五類。可見，一種思想的產生並不一定總是和某種特殊的個人境遇有關係。誘 因不是原因。我這裡所說的，只不過是我自己的經驗和思想軌跡而已。 201、大學生造反風潮 在三天半的辯論會臨近結束的時候，校文革主任走上台去，宣讀了一份題為《揭 穿一個大陰謀》的傳單。傳單落款是重慶市沙坪壩區區委，內容是揭發重慶大學八 一五兵團「一小撮暴徒」的「反動暴行」。校文革主任是一位年青的數學老師，平 素溫文爾雅。此刻，他竭力做出義憤填膺的樣子，講話的聲音、姿勢都頗帶誇張， 想來是在模仿戲劇電影中的革命英雄，讓人覺得很不自然。我們的藝術並沒有真實 地模仿生活；可是在真實生活中，卻總有不少人要去模仿那套浮誇的藝術。政治運 動一來，很多人都表現得不像平日的自己。這或許要歸咎於往日生活的刻板拘謹， 歸咎人們從小從缺乏真正開放自由的公共交往；所以，一遇到群眾鬥爭的大場面， 有些人的舉止便失去了分寸。當然，這也要歸咎於他們的不真誠，因為刻意地顯示 真誠所以變得不那麼真誠。 從八月底九月初開始，大學生逐漸取代中學生，成為文革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角 色。在中央文革的鼓勵下，大學生展開了對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的批判。順 籐摸瓜，這就牽涉到中央某些部委和省市一級黨委的若干領導人。圍繞著對原工作 組和校黨委的不同觀點，大學生紅衛兵出現分化。前階段受壓制的那部分學生成立 了單獨的組織，這就是人們後來說的造反派。本來，紅衛兵都是造反起家，「造反 有理」是各派組織共同的行動綱領。文革自始至終，沒有哪個組織不以造反者自命 。不過在習慣上，「造反派」一詞專指在反工作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產生 的那種政治勢力。大學生造反組織興起之初，人數不多，但衝勁很大。他們和各級 黨組織頻繁發生衝突，這些衝突經由雙方互相指責而搞得沸沸揚揚，遠近皆知。上 段講到的那個譴責重大八一五的傳單僅為其中之一例。在各地大學生的造反風潮中 ，來自北京的紅衛兵無疑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他們帶來了北京造反的先進經驗 ，還帶來了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關於運動的最新指示和最新精神。這給予 地方造反派極大的鼓勵。 十九中和四川大學是近鄰，只相隔一道錦江。我們花一分錢便可乘擺渡進入川大 校園。川大校園裡大字報琳琅滿目，同學們常常三五成群地前去觀看。也有一些川 大的學生和首都紅衛兵來我校串連，大部分同學對大學生的光臨是非常歡迎的。同 學們傾聽著串連者的高談闊論，既感到新奇，又感到興奮。文革開始以來，大事件 、大變化層出不窮；原先的按步就班、結構森嚴的社會秩序受到震撼，本來就已經 讓同學們夠興奮的了；更重要的是，這些事件、這些變化，差不多都是年青人自己 主動干的，而且還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讚揚。因此，許多同學都懷有一種 熱烈的期待，期待著再發生什麼重大的事情，躍躍欲試，隨時準備著再投入什麼新 的行動。 校文革對串連者很不滿意，尤其是討厭那些來路不明的所謂首都紅衛兵。他們覺 得這批不速之客擾亂了本校的秩序。他們指責串連者象欽差大臣，下車伊始就咿裡 哇啦亂講一氣；違反了《十六條》中關於要「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的教導。可是，串連者並不把校文革的權威放在眼裡。這並不奇怪。此時，許多大 學的校文革都已遭到造反派的猛烈攻擊。校文革這個在運動中誕生、並被「十六條 」明確肯定的權力機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其權威性便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雖然說迄今為止，十九中的校文革還不曾遭遇到校內的挑戰；不過，在校文革方面 與前來串聯的大學生展開爭辯時，不少同學明顯地站在後者一邊。有一個夜晚，校 文革方面終於動員起足夠的力量，將一位煽風點火的首都紅衛兵逐出學校。當那位 大學生走出校門時，一大群同學緊緊跟上，前呼後擁，似乎在保護一位英雄。說來 有趣的是，在十九中，群眾之間第一次觀點分化，不是由其它什麼問題，而是由對 串連者的不同態度所引起的。 202、「炮打司令部」 大學生的造反風潮很快地波及全社會。除了針對本校黨委和工作組的大字報外， 街頭上還出現了「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大標語。 「炮轟」的口號顯然是從「炮打司令部」一語中脫化而來。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寫 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但這張大字報並沒有公開傳達。現在，它只是以紅衛 兵傳單的形式開始在社會上流傳，因此一般人並不完全相信。再說，街頭上同時還 流傳著另一種傳單，說的是一些紅衛兵走訪國務院(或中央辦公廳)接待室，詢問是 否有這樣一張大字報，對方含糊其詞，未予證實。不過倘若深入想一想，誰有這麼 大的膽子敢於偽造如此一段最高指示呢？如果它確係偽造，中央又如何會聽任它到 處流傳而不加追究呢？這層道理很簡單，只是在當時，大部分人恐怕不會想那麼多 。既然這張大字報不見之於黨報黨刊，也不見之於中央的正式文件，一般人便不會 貿然表示響應。 《炮打司令部》篇幅短小，風格怪異，初讀之下令人摸不著頭腦。那時候，一般 人對黨內鬥爭的內幕所知極少，像大字報中提到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 年的形左實右」，究竟是指什麼事、什麼人，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多並不明白。在 前階段聽取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的傳達報告中，我們並未被告知工作組犯了「方向 、路線錯誤」。劉少奇說那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就給人們一種印象，似乎 並沒有什麼嚴重的衝突發生。大字報的措詞極其嚴厲；但正因為它的嚴厲，一般人 反而不知所從——萬一弄錯了怎麼辦？ 其實，即便是對於知悉內情者，事情也是很不清楚的。「炮打」當然只是個比喻 ，它究竟意味著「打倒」，抑或意味著批評？「司令部」究竟是比喻還是實指？整 個大字報的筆調是文學式的，因而其含義模稜兩可。過去，毛澤東在批評其它高級 領導人時也講過一些很重的話，但通常只要對方檢討認錯就算完了；有的被批評者 會貶低職位，但也到此為止。如今，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勝利閉幕，劉少奇又認錯 又遭貶。依照過去的經驗，事情似乎已經了結，起碼是告一段落。由於劉少奇是以 中央領導人的身份，為派工作組這一錯誤而承擔了責任，那麼這就意味著其它各級 領導人不會再被進一步查究。我敢說，當時絕大部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一定是這樣 想的；相當一批北京紅衛兵也是這樣想的。依據慣例，犯錯誤的幹部在經由黨內的 檢查和處置後，他們的問題便不再擴散到社會上。為了維護黨組織的權威，黨的干 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依然是神聖不可侵犯。所以，當造反派發起「炮轟」、「火 燒」的攻勢時，他們都以為那是錯誤的，並且習慣性地認定那是一小撮人向黨進攻 。譚力夫就振振有辭地質問那些造反派：「共產黨的幹部犯了錯誤，你們高興什麼 ？」 203、圍繞「炮轟」口號的爭論 那麼，在造反派方面，情形又是怎樣的呢？不消說，造反派對「炮打司令部」的 號召是深信不疑的。從毛澤東那尖銳的措詞中，他們相信鬥爭決不會到此為止。這 當然也和中央文革的若干明示和暗示有關。我們有理由推測，北京的造反派分赴全 國各地煽風點火並不是一樁純自然的行為。我們知道，造反派中的核心份子都是運 動初期反對校黨委或反對工作組而遭受壓制的學生。爾後，中央下令撤銷工作組， 給他們平反。這就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不過，直到九月中旬為止，由於中 央的意圖不夠明確，造反派的處境並不順利。 「炮轟」、「火燒」的口號一出現，立即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的反應。有人反對 ，有人讚成。反對者宣稱，西南局、省市委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炮轟 」、「火燒」就是反黨。贊成者一方調子不一致。有人說西南局、省市委是修正主 義，所以要轟要燒。另外一些人則聲明，「炮轟」、「火燒」是指要掃除一切不符 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是真金就不怕火煉，怕火煉就不是真金。按照這種邏輯，是 黑幫、是修正主義，固然該轟該燒；不是黑幫、不是修正主義，轟一轟、燒一燒也 並無不可。雙方爭執不休。 這場爭論也傳進了十九中。應該說，在起初一段時期，大部分同學只是被這場爭 論所吸引而已。我們並沒有想到要為自己選擇一個立場，因為那好像不是我們份內 之事。不少同學在私下有過熱烈的討論，但很少有人作出公開的表態。只有校文革 和紅衛兵的幾個負責人在公開講話時，表達過反對造反派的觀點。 和大部分同學一樣，我的態度最初偏於保守。對我們來說，像西南局、省市委這 種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其存在是遙遠的、抽像的，因而是概念化的。我既不可能主 動地想到要對它們「炮轟」、「火燒」，初聽到這些口號時也覺得很刺耳。文革進 行了好幾個月，各種充滿暴力意味的語彙早已比比皆是，但我仍然感到不習慣。如 果換上「揭發」、「批判」一類字眼，於我或許要容易接受得多。另外，我又覺得 造反派們口號雖提得激烈，但講出的事實卻並不充實。譬如說，《人民日報》登出 了毛澤東為《中國婦女》雜誌重新題寫的刊頭，《四川日報》在轉載時，把其中的 一處沙筆沒印清楚，這便引來造反派上綱上線的猛烈抨擊。不過，對於反對者一方 把「炮轟」「火燒」口號稱為反動，我覺得更難接受。我發現自己有些左右為難， 既不能完全站在這一邊，也不能完全站在那一邊。 204、關於「懷疑一切」 和各種圍繞具體問題的爭論相比，我對理論性的爭論懷有更大的興趣。大學生中 一下子冒出了很多理論家。他們並非都出身文科。這倒不奇怪。文革前，人們普遍 推崇數理化，第一流的學生大部分都投在理工科的門下。 川大校園裡，幾篇宣揚「懷疑一切」的大字報引起了我的注意。這裡所講的懷疑 一切，自然不是笛卡爾式的懷疑一切。它無非是主張要用毛澤東思想去懷疑一切。 因此，它看上去和官方的口號「用毛澤東思想衡量一切」沒有什麼差別。《紅旗》 雜誌第十一期社論明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 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 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十六條」號 召人們「敢」字當頭，「敢」的第一條是「敢想」，敢想意味著敢於想以前不敢想 的問題。運動以來，很多出人意外、令人震驚的事都發生了，這本來就給一般人的 思想造成巨大的衝擊。如今，大學生們乾脆從馬克思傳記中的一段對話中，直接提 出「懷疑一切」的口號，不禁使讀者為之一振。 讀到這些大字報，我頗有感慨。記得以前上政治課，老師講到要無條件服從黨的 領導，我曾經表示疑問：萬一領導是錯的呢？不過那時候我沒有把這個問題深入思 考下去。紅衛兵運動興起，「造反有理」的口號流行天下，那已經促使我對此進行 新的思考。現在讀到了別人滔滔雄辯的大字報，我更有獲遇知音之感。從懷疑一切 的前提出發，我對「炮轟」的口號變得比較容易接受了，儘管我仍然覺得它未免刺 耳。 如前所論，文革中提出「懷疑一切」，其本意只是指用毛澤東思想懷疑一切。這 在當時倒不是出於什麼「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考慮，而是出於我們的真心實意 。從邏輯上講，懷疑需要找出一個不容懷疑的前提或依據。對當時的我們而言，那 只能是所謂毛澤東思想。可是這又引出新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判定什麼是符合毛 澤東思想什麼是不符合呢？換句話，我們如何才能確信我們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理 解是準確無誤的呢？「懷疑一切」意味著把判斷的權利(姑且用權利一詞)賦予個體 ，因而它造成了一場宗教改革式的思想解放。但是，既然它是以肯定毛澤東的最高 權威為基礎，因而它同時也是一種嚴厲的思想禁錮和思想壓迫。不過在當時，我們 僅僅是感受到了它的第一種意義。 205、造反派聲勢大振 進入十月，形勢發生了有利於造反派的重大變化。林彪在十一慶祝大會上講話， 宣稱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間的鬥爭仍在繼續 。兩天後，《紅旗》雜誌發表了著名的第十三期社論，明確號召人們起來批判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在北京，由最激進的一派大學生組織的第三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 宣告成立；其後不久召開了由三司主持的萬人群眾大會。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 員全數出席以示支持。地方造反派聲勢也隨之大漲。成都各高校造反派成立了全市 性的聯合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並在成都市的運動中開始居於主導地位 。原先的紅衛兵此刻可被稱為保守派，其規模、其影響力都迅速地下降。 在十九中，傾向於造反派的同學顯著增多。其中既有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也有 一些校紅衛兵的成員。假如說在前一類同學中，許多人由於先前受壓抑而在感情上 比較容易站在大學生造反派一邊的話；那麼在後一類同學中，則不乏在前階段揪斗 老師和辱罵黑五類活動中都十分活躍的人。後者之所以被造反派吸引，很大程度上 是出於不安分、好刺激的個性。造反派矛頭向上，看來有幾分風險，但同時也讓人 興奮。因為他們出身好，不擔心別人會給自己扣上什麼政治罪名，反而很容易對沖 衝殺殺的造反活動發生興趣。更何況到了現在，造反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那又何 樂而不為呢？ 我此時的心情仍然很矛盾。大體上，我是傾向於造反派的，但對於他們的某些行 為又不能完全贊同，總覺得有些事做得太激烈。比如說，在批判當權派或由前工作 組作檢查的大會上，他們總是根據一些在我看來並不要緊的理由起來造反，到頭來 幾乎讓每一場大會都不能接著開下去。事後還要大肆宣揚「×××的造反行動好得 很！」在大學中，對聯的影響相對較小，但保守派一方顯然比造反派更強調出身純 正，並且對後者的「成份不純」大加攻擊。這自然使我更同情造反派。然而，造反 派也同樣地歧視黑五類，雖然其程度稍輕。我們依然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一方之地。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