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大地】 新上海寫生 李 波 去年八月我回國省親，在上海住了兩個多月。四年不見，上海面貌大有改觀，新 的大廈拔地而起，不少地方大興土木；本文想說的則是被大陸新聞媒體刻意隱瞞的 那些觸目驚心的事情。 急診室一瞥 去年夏天上海遇到百年少有的高溫，醫院人滿為患。一天我到中山醫院看病，該 醫院是上海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是有名的大醫院，因為名氣大，病人更多。簡陋 的急診室裡擠滿人，許多病人靠在門外躺椅上吊鹽水，有的就弄張草蓆鋪在地上。 原有病人沒安置好，急救車又呼叫著送來新的病人。 在嘈雜紛亂中我聽到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指著地上用擔架抬來、雙眼緊閉、面色 臘黃、嘴角沾滿血跡的老頭向醫生哀求：「醫生，你救救他，救救他，我老頭子一 生勤勤懇懇，巴巴結結……」 「老阿姨，你聽我說。」戴眼鏡的年輕醫生打斷他的絮叨，「他胃大出血，要開 刀輸血，你去付了這帳單才能進手術室。」 「可……可……」老婦拿起帳單，「要五千元，我哪能拿得出？」 「那我就沒辦法了。」醫生搖頭。 「阿姨，你應該去找老頭單位。」旁邊圍觀的人中一個中年婦女說。 「單位？單位早就解散了。」 原來老頭早年支援內地到大西北，後來退休回上海，如今那兒的工廠早就停產關 門。 「你自己想不出辦法？」人群中又有人問。 「我有啥辦法，」老阿姨開始抹眼淚，「我原是裡弄生產組，老頭子從外地回來 我倆退休工資加在一起每月三百來塊，連吃都緊繃。」 「沒小輩？」 老太婆擺頭：「一個兒子，是殘疾人。」 「可憐！」人們唏噓。 躺在地上的老頭子又開始咳血，鮮血大口大口從嘴裡噴出來，弄得到處都是。 「阿根！阿根！」老太婆呼喚老頭子，急得坐在地上捶胸頓足：「儂為啥命介苦 ？這是個啥世道？！」 「醫生，你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吧？」我實在忍不住，問醫生。 「我說了幾十遍，要搶救得先付錢。」醫生舉起帳單。 「這完全是資本主義嘛。」一個婦女氣呼呼地說。 「資本主義不一定都這樣，」我說，「人家還講人道。」 「你們說啥主義都行，」醫生不屑，「制度是上面定的，你們有意見去找上面， 找市委政府。」 這時又駛來一輛急救車，醫生撇下眾人走向救護車。 我因有病只得離去，不知那個阿根是死是活。後來碰到一個在醫院工作的中學同 學談及此事，他認為我少見多怪。他說，以前醫院吃國家的大鍋飯，如今醫院也講 經濟效益，獨立經濟核算，盈虧自負。醫院開銷大，醫生得拿工資吃飯，沒錢怎麼 行。 「可沒錢的病人怎麼辦？」 「那就不是醫院的事了。」 以前中共一直將看病不要錢炫耀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工人看病有「勞保」，國家 幹部事業單位有「公費醫療」。如今公費醫療岌岌可危，許多單位拿不出錢，而勞 保更成問題。許多工廠連工資都發不出，工人們只得將醫藥單據積存著等廠裡有了 錢再報銷，有的半年一年甚至二、三年報不掉，實在迫不得已工人不去看病。至於 象阿根這樣從外地回滬的，社會上沒有單位的窮人和鄉下農民更是無人過問。 十元錢三條人命 從紐約中英文報紙上經常看到大陸物價飛漲的消息，回到上海置身其中才體認到 漲價的厲害。就拿豬肉來說，八月初我上菜場買菜，大排骨七點五元一斤，十月份 卻要十五元一斤，整整上漲一倍。人們發牢騷：「現在是樣樣都漲，就是『鞋子』 (上海話「矮子」即指鄧小平的諧音)不漲。」 漲價關係到千家萬戶，老百姓怨聲載道。報紙、電視和電台上經常有某某市長、 副市長，區長、副區長下基層到菜場檢查物價的消息，以安撫民心。但稍有常識的 人都知道，商品價格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不是當官的主觀意志所能改變。而且漲 價的罪魁禍首也不是普通商販而是政府。拿郵資來說，僅我在滬期間寄到海外的航 空信，從每十克人民幣二點一元，調至二點九元，漲幅近40％，其餘煤氣、電話、 水、電等公用事業費用莫不如此，每次漲幅都至50％以上，有時成倍翻。 一位在報社工作的親戚告訴我，前不久編輯部收到一封讀者來稿，反映楊浦區控 江新村發生的一件慘案。一個姓馬的工人因廠裡不景氣，夫妻倆都「下崗」(就像將 失業說成「待業」一樣，這是中共發明的又一新名詞，所謂「下崗」其實就是失業 )，名字掛在廠裡，每人每月領取一百五十元生活費，家裡還有個讀小學三年級的兒 子。在上海目前僅是普通的家常菜飯，每人每月得化一百元，試想三口人之家總共 三百元怎麼夠？夫妻倆節衣縮食經常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葷腥難得進門，兒子常 常吵著要吃肉，有一天他想買點肉回來炒個肉絲，打打牙祭，他摸出四元錢，賣肉 的不屑：「四塊錢哪能斬？」「隨……隨你斬多少。」小馬臉微紅。「去，去，」 賣肉的將錢仍給他。小馬尷尬之極。這時正巧隔壁鄰居王大姐也來買菜，她知道小 馬家困難，掏出十元錢給營業員斬了一斤肉，小馬既感激又慚愧，拎著肉到家，越 想越不是味，這樣做人實在沒意思，他將肉剁成肉醬，包餛飩，裡面拌上藥老鼠的 劇毒藥磷化鋅，瞞著妻兒，最後三人一起死亡。人們發現一份遺書：「我本本份份 做人，老老實實工作，想不到日子會過到這一步，我對不起妻子兒子，我恨自己無 能，更恨這社會……」 這是一出震撼人心的社會悲劇，這樣的消息報紙不敢刊登，編輯和記者無不歎惜 扼腕。 這種慘絕人寰的命案當然不多，但象小馬這樣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下崗」工人在 擁有三百多萬產業工人的上海卻可以百萬計。 大牆背後的淚水 上海市中心的黃金地段，這些年造了不少高樓大廈，給中共大為增光。中共大量 吸引外資，當外商看中某塊黃金地段，說好價碼，在圖上用筆一圈，這塊地皮就批 租出去。 拆遷舊屋世界各國常見，但應該尊重居民的合法權益。但中共不管這一套，完全 採用專政措施，強迫命令，老百姓根本沒有說話的餘地，而且不允許任何新聞媒體 報導。當局的做法是對批租的土地首先凍結戶口，然後限期搬遷，遷往的地方全在 偏僻的郊區，這些在市區生活慣的人一旦被扔到偏僻的角落，其困難可以想像，不 僅每天上下班是大問題，孩子讀書、老人看病，買菜買東西都十分困難，不僅如此 ，許多新工房建造質量差，設備不配套，一些房子不僅沒有煤氣，甚至連自來水也 沒有。老百姓為此怨聲載道，罵爹罵娘。 朋友告訴我，前不久曾發生過一次老年人示威，大約二三百名老頭老太聚結在康 平路中共上海市委門口舉行靜坐示威，抗議對他們不公平的強迫搬遷，這些老頭老 太婆都已退休，用上海人的話說「橫豎橫」，不在乎什麼迫害。市委如臨大敵，為 避免事態擴大，調動警察和武警將附近地段全都封鎖，然後派人勸說，老人們不聽 ，最後只得來硬的，招來幾輛大巴士，兩個警察對付一個，架著胳膊，連拖帶拉將 老人們架上車，平息了一次「動亂」。 此系耳聞，但我目睹過一件類似的事情。那天我去中百一站，途經浙江路附近， 那是市中心的中心，夷平的地塊上孑立著一幢小樓，門上帖著法院限期搬遷的告示 ，用上海人的話說是「釘子戶」。從人們的議論中我瞭解到該地段已批租給新加坡 一家外商，這裡的居民搬得都很遠。而這一戶是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太，年老多病行 動不便，要求留在市區，上面不答應，老人決定與老屋共存亡，躲在家裡，哪兒也 不去。從周圍人們的議論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公眾對這種近乎搶掠的強迫搬遷極其憤 怒和不滿。 你聽說過強迫清洗汽車，不從就賞以老拳的事嗎？在上海我領教過。 一次有事去嘉定，一位任公司經理的朋友借一輛桑塔納轎車給我用，傍晚返回上 海時經過一個名叫錢門塘的地方，忽然前面一個身穿解放軍迷彩服、手舉小紅旗的 人往路當中一站，揮著旗子命令司機駛向旁邊一條小路。 「XX！」司機用上海話罵著，心裡老大不願意，可不得不轉動方向盤。 「幹啥？」我問司機。 「有啥事體，汰汽車。」司機嘟囔。 「我們不是洗過了嗎？」我很奇怪，剛才在前面一個道口我們被攔住清洗過，不 過十幾分鐘，車身還水淋淋的。 「什麼洗車，」司機忿忿，「強收買路錢。」 開到清洗站，只見前面已排了好幾輛車等待清洗。緊靠我們的是一輛掛安徽牌照 的豐田車，這輛車在前面那個道口同我們一樣清洗過，如今又要清洗，司機顯然不 願意，同清洗人員發生爭執，幾個身穿迷彩服的人二話沒說，上去一頓拳頭，司機 勢孤力單，被打得鼻青臉腫，連聲討饒，答應付錢洗車這才罷休。 我覺得這實在太不像話，輪到洗我們的車時，我忍不住說：「洗車要自願，你們 怎能強迫甚至動手打人？」 「儂哪能？」聽我的話一個傢伙眼一瞪。 「朋友，儂勿要亂來，人家是美國客人。」司機看苗頭不對忙上來警告對方。 一聽我是美國回來的，那傢伙的氣焰頓時收斂不少，但似乎不相信，雙眼瞪著我 ：「儂是美國來的？」「對呀，」我說，「要不要看看護照？」那傢伙擺擺手。 我心裡只是好笑，我這個美國來的又怎麼樣？只不過是個打工仔。看他威勢完全 沒了，我說：「洗車應該自願，怎麼可以這樣強迫？」「這有啥不可以，」那傢伙 眼睛又一瞪，「當官的有權，廠長經理有錢，阿拉老百姓有啥辦法？這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靠著公路吃公路，汽車洗洗乾淨進市區對上海衛生也有好處。」 我無話可說。 所謂洗車不過拿著水龍頭沖一遍。前後五分鐘，代價二十元，每天清洗幾百輛車 ，其收入可想而知。 「這些到底是什麼人？」上路後我問司機。 「都是當地農民，還有城鎮無業人員，打著鄉辦集體企業的旗號，為了嚇唬人， 攔車時穿上部隊迷彩服，有的還穿警服。」 「這不是胡亂來，」我說，「公安和交通部門為啥不管。」 「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不這些鄉下人敢這麼亂來。」 後來我知道類似的事不僅嘉定有，金山、奉賢、青浦，外地進入上海的要道口都 有，事情鬧得實在不像話，而且出面的畢竟是農民和城鎮無業人員，根據「只拍蒼 蠅，不打老虎」的原則，上海的報紙對此也「拍」了一下。有一天《新民晚報》在 「讀者之聲」中刊登呼籲文章：「進城車輛屢屢被迫清洗，若有不從拳腳相加，而 且無人敢管，眾多司機紛紛投訴本報，呼籲有關方面管一管。」 有關方面管了沒有？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