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論 解 龍 【原書注】這篇文章的寫作日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在當時的「北京競選運動」中 )。當時曾在清華大學等處予以張貼，因為內容過於激進，很快就被官方撕毀。許多 有關競選運動的文獻，都沒有收入這篇文章。 一、文化大革命的日曆 現在，談論「文革」的人很多，觀點也不盡一致。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多自甘 作為滿身創傷的受害者，懷著「共產黨走資派式的還鄉團的義憤」，從事著「事後 聰明的譴責」。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把「文革的結束」，定於毛 澤東的死亡及其宮廷的分裂(一部分毛的黨羽槍殺了毛的侄子毛遠新，並逮捕了毛的 遺孀江青)。這種以宮廷政變來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是極不嚴肅的流氓行為。 我們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非延續到毛澤東死亡，它實際上結束於一 九六九年。它的特徵，就是被毛澤東煽動(甚至得到鼓勵)起來「踢開黨委鬧革命」 的人民，又被毛澤東背信棄義地鎮壓下去(甚至淹沒在血泊之中)，毛澤東及其黨羽 稱此為「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廣大學生，以「接受教育」的名義被流放到窮鄉僻 壤，受到非人的折磨，毛澤東及其黨羽稱此為「上山下鄉」。被人民革命(「造黨委 的反」)沖毀了的黨的機器，再次建立起來，嚴厲清算參加造反的人民，毛澤東及其 黨羽稱此為「清理階級隊伍」。毛的這種出爾反爾，與鄧小平在去年(指一九七九年 ——編者)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中先是利用魏京生等人起來打民意牌，後來翻臉不 認人的行徑，如出一轍；有識之士蓋稱之曰：「過河拆橋」。 「工宣隊」的赤膊、「軍宣隊」的膠蹄，佔領學校的陰影，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澤東給工宣隊的那顆芒果，就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區別於共產黨寡頭的文 化大革命)的死刑判決書。 「九大」的開幕和林彪「無限忠於」、「要準備打仗」之類的聲嘶力竭，乃是為 文革的「無產階級理想」開的一場追悼會！ 那麼，什麼是「文革大革命的無產階級理想」？ ——一、打倒特權階級、消除官僚壓迫； ——二、在經濟領域的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現象)完成之後， 實現上層建築的革命，消滅政治上的人壓迫人。 ——三、創立一個「讓群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真 正的新社會。 這樣的理想是否可以操作，是一回事；但畢竟它提供給文革以極其巨大的動力。 要知道，當八百萬學生一九六六年八月，雲集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的檢閱時， 他們不是來向共產黨的領袖致敬的，而是來感謝毛澤東，把他們從共產黨工作組的 迫害下解放了出來。要不是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些學生將重蹈一九五七 年右派的覆轍！難怪當時的官僚攻擊學生的造反，是「形左實右」，「類似於右派 的向黨進攻」。至於，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月「向黨進攻」(它的高潮是「打 倒劉少奇！」)之前的六、七月間，流行的「破四舊」、「痛打死老虎」(迫害已被 打倒的「地富反壞右」等前反共人士)之類，本來就是由共產黨的高幹子女帶頭，干 下的虐待狂行為，和後來的「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即「向黨進攻」)，性質完全 不同。 當學生們在一九六七年受到毛澤東的愚弄而不明真相時，他們唱起了「抬頭望見 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時，他們的衝動，並不是來自所謂「絕對服從 的個人迷信」，而是在尋求自己心目中的反共英雄。 而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間所發生的主要社會政治事件，性質就完全變了 。不但不屬於上述的「無產階級理想」，而且與之背道而馳。這七年間的一本血淚 帳，充滿了宮廷的陰謀(「批陳整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和 黨棍的傾軋(毛的左右手——坐在他左邊的林彪、四人幫和坐在他右邊的周恩來、鄧 小平——們的勾心鬥角)。這些蠅營狗苟，既無文化意義，又無革命價值，怎麼能括 入「文化大革命」的範圍呢？！ 這些蠅營狗苟，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鎮壓、毛的許諾已經完全破產後，在百無聊 賴又不甘寂寞的宮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動物性鬧劇」罷了。它可能擁有積極的 意義，在於加深黨的分裂、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開創了共產黨世界裡第一次出現的 神經癱瘓症。它的後遺症也是「視而不見」的：激起了瀰漫全國、從此將與共產秩 序伴隨終身的懷疑主義思潮。 沒有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會有今天的「思想解放」。可惜，今天的人們對 此並無清晰的認識。 按照我們的理念，「文革大革命」只包括兩年的時間：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九 六八年八月。一九六八年以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紅衛兵小將」本身都被 驅逐乾淨，這時，再說這場革命「還在繼續深入」：要麼就是毛澤東式的別有用心 ，要麼就是說者糊塗，「中了共軍的奸計了」。 而我們所說的嚴格意義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於今日濫用的「文革」一詞。它起源 於「造黨委的反」的無畏精神，結束於「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煽風點火」，到年底，各級黨委垮台，造反運動第一階段 結束。 一九六七年，軍方介入群眾運動，以「支左」名義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廣泛的 流血衝突。 一九六八年，毛以「最高指示」來挽救共產黨的危亡，通過「轉移鬥爭大方向」 ，施行「釜底抽薪」，撲滅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黨內群僚暫時聯合，下壓人民革命，外罵「蘇修」以 轉移視線。 試比較一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向黨進攻」和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六年間的這兩個時代，就知道—— 前者激動人心，充滿懸念；不論你認為它好它壞，它都是積極向上、緊張亢奮的 ；那時，社會激烈運動，消息靈通，實現了共產主義制度下從未有過的新聞自由。 它的口號是：「對無產階級無密可保！」 後者則是消沉窒息、迷惘頹唐的。社會表面一律、情緒低落，新聞被嚴格封鎖， 共產黨官員一天到晚忙於「搞政治調查」、並不斷追查「政治謠言」。 這是兩個流行著完全不同的精神的時代：革命與反革命。 應該這樣說： 「文化大革命」開始於一九六六年，結束於一九六八年； 「文化反革命」開始於一九六九年，結束於一九七六年； 四人幫的垮台，早在一九六八年他們夥同周恩來等人一起鎮壓造反派(清查「五一 六」運動)的時候，就注定了。 何需「擦亮眼睛」，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際。 二、文化大革命的動力與象徵 不理解中國事務的人們，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場人為的災難」，同時，把 它的動力看作毛澤東和他的同黨。我們說，這種看法是膚淺的。毛澤東和他的同黨 ，不過是在特定的時刻點燃了導火索而已；至於那個遲早要爆炸的炸藥包(它的標籤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內容是空前激烈的階級壓迫)，卻是那些「文革的主要 受害者們」與毛及其同黨一起製作的；至於炸藥——被壓搾的人民的憤怒，則是中 國一百多年來屈辱的國恥和嚴酷的革命歷史，逐漸積累的。 正如許多其它的歷史事件一樣，文化大革命的歷程和結果，大大出於它的「發動 者」(即「玩火者」)的圖謀和預料之外。因為革命的真正動機——人民的普遍情緒 ——在革命爆發之前是很難測定其強度的；在革命爆發之後則難於操縱其方向。 人民的不滿針對共產黨的「十七年黑線專政」而發。這種情緒由來已久，只是在 等待一個爆發的時機罷了。毛澤東及其同黨(「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這種情緒， 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的方向；但並不是無中生有地製造了這種情緒。因為 如此的創造，實出於人類的能力以外，否則，毛澤東後來也不會敗得那麼慘。可是 同時，對這十七年的黑線專政，毛本人又具有不可推卸的領袖責任。所以，他和人 民革命之間的蜜月，難以持久。 一方面，文化革命終於遭到鎮壓，使人民的不滿沒有得到渲洩，社會問題無從解 決；同時，由於它「衝擊」的人過多，反而積累了新的怨恨、製造了新的問題。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儘管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它的許諾卻又無法兌現，「破而不 立」的結局，使中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亂」。 這兩面壓力，使中國社會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同時，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對 立情緒，逐漸集約化，逐漸凝聚為一個完整的認識。幾年以後，這個認識終於在天 安門廣場化為憤怒的吼聲： 「秦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 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獨裁者，這時早已撕下了「人民保護神」的假面具；所以， 對他的「個人崇拜」也就煙消雲散了。 如果我們具有深入一層的勇氣和智力，一點尋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求知， 就不難發現：除了人民群眾的憤怒，外部世界的壓力，也是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動 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國現代史上一連串的革命一樣，是中國社會竭盡全力適應外部 世界壓力的表現。正是這種壓力，迫使中國進行巨大的內部調整。過於激烈的調整 ，就被稱為「革命」。文化革命前夕，中國已經處在空前的國際孤立中。這種孤立 開始於一九五零年的朝鮮戰爭，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衝突達到高潮，一九六九 年的中蘇邊境戰爭則使它得以完成。然而，在孤立主義的帷幕後，隱藏著另一種接 近世界的願望！所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革命，而是「漫長的中 國革命的新階段」。而且可以肯定，它決不是中國革命的「最後階段」。我們充滿 痛苦的革命隧道，到目前為止，還是看不到終點的光亮。 文化大革命的象徵是什麼？ ——不是紅衛兵。因為他們主要是「毛主席」的沒有獨立意識的應聲蟲。「其興 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運的寫照。他們的興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鏡花 。當他們的獨立意識剛剛開始萌芽之際，他們的脖子就被無情地扭斷；因為自由與 獨立注定不屬於他們的範疇，他們注定只是黑夜裡的螢火蟲。 ——不是造反派。作為群眾的無意識衝動的傑出代表，造反派當然推動了歷史的 前進；但是他們並無真正的組織、綱領、行動方向，更無哲學、藝術、精神方向。 除非，在下一個決戰的回合中，構成造反派基礎的那種「被壓迫力量」——受命於 一種新的哲學、鼓舞於一種新的藝術，規範於一個新的組織、並為一個新綱領而戰 ：只有如此，舊的造反派才能肩負新的天命，成為歷史的象徵。 ——不是毛澤東。因為不是別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撲 滅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來，他的「發動」實在是一個「始料不及的失算」， 是出於國王與人民之間常見的那種「歷史的誤會」；甚至，是命運對這位不可一世 的「老造反派」，開下的一個毀滅性玩笑：「自爾得之，自爾失之，又何怨乎！」 所以，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六年間他力圖重挽頹勢的一切努力，均以失敗而告終 。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他。 ——不是各種各樣的「受害者」。因為他們太不純粹；只有在「被政治風暴清除 掉的垃圾、渣滓」的意義上，才可能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他們的受害也不是出於 殉難(主動的進取和犧牲)，而是由於迫不得已的告免無效。因此，這種苦難無法開 出新一輪的生命之花。而能不能開出新的生命之花，正是「殉難」與「受害」的區 別所在。 ——不是「廣大人民群眾」。因為這樣的東西並不存在，隨風搖擺的「群眾」在 毛的股掌中，已經墮落為一個中性的傀儡，一個政治上的小太監。 既然如此，那麼，「文化大革命的象徵」又是什麼呢？ 我們說，是一種近乎麻木的頑強，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 仙人掌生長的地方，是哪裡？ 是荒漠。 是廢墟。 是那一切東西，都必須低於毛澤東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巨大的粉碎機。它把中國大陸的一切存在(無論其為「物質」或 「精神」)，都包舉到自身以內，粉碎之——迫使他們「低於毛」。那時，是沒有一 處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一人「遺世獨立」，逃此劫難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廢墟和荒漠外，還能是什麼呢？！所幸的是，生命 並沒有停止：看啊！在廢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現為一股雖死猶生的「仙人掌精 神」外，還能表現為其它什麼呢？！ 無於倫比的仙人掌精神！ 這是一種專為沙漠生活的嚴酷考驗，而誕生的新精神！ 它堅韌不拔。它百折不撓。 它熱愛沙漠風暴，甚於喜愛田園風光。 它之愛鬥爭、愛苦難、甚於愛和睦、愛幸福！ 一片廣袤無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鉛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這就是我 們的祖國，立體的沙漠！窒息時間的四度沙漠！唯一與它為伍的，就是我們的仙人 掌精神！我們唯一剝奪不掉的財富——自然的本能與生生不息的肉體！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徵。渾身帶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 重要的歷史遺產；未來的中國統治者，不論他的背景如何，都將為此頭痛之至。 三、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預後 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國王」(毛澤東)與人民的暫時聯盟，以反對公共敵人— —「貴族」(按當時術語，叫做「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當然，由於一九一一年——一九六五年之間中國已經經歷了綿延不斷的革命，所 以，這裡的「國王」、「貴族」只能是一種隱喻。他們都因為「理論(為人民服務) 脫離實際(作官當老爺)」的致命點，而只能是一些沒有名分、曇花一現的暴發戶。 文化大革命，也和歷史上各種「國王——人民的聯盟」一樣，有其自我運動的「 三部曲」： 一、人民強烈不滿並經常反抗貴族的橫行霸道； 二、國王利用人民的不滿來打擊貴族，同盟形成； 三、貴族收斂了凶焰，人民運動逐漸具有獨立的傾向，國王開始擔憂人民的力量 ，於是聯合殘存的貴族鎮壓了人民運動。 如果沒有人民的不滿與反抗作前提，國王又怎麼能利用人民呢？所以，現在鄧小 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強調「毛澤東發動了文革」；這種說法，其實是害怕承認自己 「十七年的罪孽」。 一、如果人民沒有受到壓迫(造反派的口號「十七年的苦弟兄，聯合起來！」後來 被重新修好的偽國王、偽貴族，打成「反動口號」，很能說明它的人民性)，他們便 不會怨恨貴族； 二、人民如果不怨恨貴族，國王再想利用他們來攻擊政敵也沒有機會； 三、國王於貴族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鎮壓人民便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歷史意義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運動 幌子，不是毛澤東為人民的苦難所留下的鱷魚的眼淚；而是它在歷史上第一次動搖 了共產主義貴族們的鐵腕統治。要知道，這在他們的蘇聯老大哥那裡都是沒有先例 的。它的價值不在於它的自我意識，不在於它那些自命不凡的權術、口號；而在於 ，使中國最終脫離了蘇聯的政治控制。儘管在思想體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國的獨立 還只在「言」的層次、沒有在「行」的層次完成。 儘管，中國的獨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還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 開揚棄外來的「主義」)，但「逆轉」已經開始，渦流無法終止。 從此，外來的模式作為中國人精神上的夢魘，已經原形畢露、破碎不堪了！ 從此，布爾什維克在中國大地上的殘渣餘孽，只能處於逐漸沉淪的守勢，他們冰 泮瓦解消融毀滅的結局，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實指而不是象徵。它向前一個世紀的傳統和偶像 宣戰，並從物質上予以剷除。 正因為這樣，自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澤東親手鎮壓下去之後，中國生活的 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種革命失敗後的倒退現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一九六九年以後瀰漫在中 國大地上的種種虛偽、消沉、墮落，是一切失敗了的革命都經歷過的；而正是這些 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構成了眾口一詞的「文革的消極因素」。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卻有兩點積極貢獻： 一、它使共產主義的神話動搖並最終破產了。只有經歷過五零——六零年代的「 黨組織」無微不至的壓迫人們，才能體會到「共產主義的奴役」是多麼可怕，才能 體會到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解放，是多麼珍貴。 二、它點燃了社會底層的「新野蠻主義的燎原大火」。這種上下亂竄的野火，跳 躍在新一代中國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們的第二本能。它蔑視秩序、仇恨理性；因 為在它看來，理性只是偽裝的謊言，秩序是騙術的集大成。 不錯，這兩個「積極貢獻」本身並無建設性。它使「文革成了一個不能生育的蕩 婦」。這位蕩婦以其破壞的縱慾，威脅正常的生活。但是，請允許我們有限度地贊 揚這位蕩婦吧——因為，正是她，撕毀了一種血腥宗教的偽善棉紗：「共產主義」 ！ 共產主義的宗教，為了自己的特權而剝奪多少人的生存；為了少數人的車庫而撕 毀人民的茅屋；為了少數人的游泳池而封閉了許多公園；為了「人民大會堂的宴席 」而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民！與如此「壯麗的共產主義」相比，「文革」這位蕩婦 ，倒體現了聖女般的純真！ 只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徹底打倒共產主義，所以，在它之後必有一個漫長的 混亂時期。從此，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間被強力掩蓋著的社會分裂表面化了， 並將長期左右中國的命運。 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間(一八五零年——一九四九年)， 中國就一直滾蕩在社會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過是撕開了完好的表皮，把「裡 面」的爛瘡暴露了出來。功乎罪乎，評說自然因人而異。 畢竟從此，共產主義「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棉紗飄然墜落，露出了赤裸裸的權 力至上的骷髏！ 與此同時，反傳統、反文化、反對一切規矩的野蠻主義興起了！ 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為當下的取暖燃料。 在中國歷史上，同樣熊熊烈火襯托出同樣「殘暴而野蠻的行徑」，只有兼併六國 的秦始皇、結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經幹過。秦皇焚儒書，隋文燒讖緯——也是為 了「統一思想、鞏固政權」；但由於他們的殘暴野蠻，正好發作在歷史文化的巨大 轉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會。整合春秋戰國南北朝，成為漢唐氣象的始作 俑者。 這「三重變奏」，難道只是「一個巧合」嗎？！ 難道，我們沒有理由希望——「一個在新的基礎上、以新的形式出現的漢唐帝國 」，從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燼中，英勇崛起嗎？ 所謂在新的基礎上，也就是在技術文明和國際環境的基礎上； 所謂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憲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當然，這還得需要兩個「漢唐式的前提」： 一、一次類似於秦末的人民大起義，以便結束矯枉過正的絕對專制； 二、劉邦或李世民式的開明君主，他們懂得予民生息。所以，無論漢、唐，都是 以老子的自然主義為指導思想的。 這啟發我們，是一種新哲學誕生的時候了。或是，老哲學的變相復活。 以新的精神為先導，以新的方法為工具——創見一個適應新的國際背景的新國家 ：這就是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回答！ 而今天，能夠透過歷史的陰霾，而看到陰霾後高聳的山巒的人們，並不超過一位 數字。 四、如何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 前面，我們說文化大革命的積極一直，也說它消極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畢竟過去十二年(一九六八年——一九八零年)了。現在，我們需要考慮如何譴責文 革，消解文革了。 文化大革命加劇了中國一百年來的「野蠻化趨勢」，它把毛澤東的神話推向了頂 峰又棄入了谷底。毛澤東的神話扮演了粉碎機的角色，當它粉碎了一切價值後，自 身也被無形的力量所粉碎： 不是毛澤東粉碎了中國，而是中國粉碎了毛澤東； 不是中國粉碎了毛澤東，而是一種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國一起粉碎！ 我們稱這種更高的力量為「天意」。或者，用一個經驗化的詞彙，叫做「中國對 外部世界的反應」。 這種反應，並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今天，中國彷彿一個躺在 手術台上的病人，由於手術沒有完成而無法下地，更無從恢復正常生活。所以，一 個合理的建議是：盡快結束中國的手術，恢復中國的正常。 為此，中國實在需要一場——「在形式上反對文化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 不如此，就彌合不了中國流血不止的傷口。我們把這場結束文革的革命，叫做「 中國的自新運動」。只有通過自新的磨煉，中國才能達到民族的再生。 在自新運動的前半期，百年來的野蠻化傾向，將有進一步的發展。甚至，將使迄 今為止的革命階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極致，很可能讓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過火行動， 都變得平淡無奇。彷彿，不把舊世界的最後毒素都發散乾淨，就不能獲得身心的寧 靜。 在自新運動的後半期，野蠻化的傾向將逐漸轉移、凝練為全新的指向： 新文化將構築； 新民族將誕生。 這新的指向，很可能採取某種人格化的形式： 通過一位「體現了歷史節奏的鐵腕人物」，來實現。 他——堅定而靈巧； 無情而感人； 嚴肅的個性與仁愛的涵養、冷峻的戰略與隨緣的禪思是如此協調地匯聚於他。 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澤東的全部惡劣影響，就需要一位比毛澤東更瘋狂的人！ 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就需要一場剷除文革的社會基礎的劇烈革命！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那麼，為了中國的自新——讓我們來擁戴一位！ 如果沒有這樣的革命，那麼，為了中國的再生——讓我們來創造一場！ 他，必將帶來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將完成中國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則，中國的富強，將永遠是個蒼白的 白日夢。 明成祖的雄才遠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漢高祖的知人善變、秦始皇的登山刻石 ——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戲、小小的半成品。 並不是因為他「生得偉大」(彷彿那些權欲熏心的帝王神話)，而是因為他面臨的 挑戰，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經面臨過的，要嚴峻得多、複雜得多、急迫的多。如果， 他不具備「超帝王」的天賦與修煉，難免被這空前的挑戰碾為齏粉、死無葬身之地 。 但是，他不會被碾為齏粉的。 是中國歷史的強大支持力，迫使他起而應戰。 是中國人民心中的反抗力，簇擁他無畏無懼。 他清醒地知道：還沒有一個現代意義的「中國民族」。也就是說，儘管遭受了一 百年脫胎換骨的修煉，新的民族還沒有到升起的時刻——作為世界氣候已經變化的 象徵。 但是，快了。 逝去的歷史典籍老是告訴我們：兩千年來，只有「秦人」、「漢人」、「晉人」 、「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國國民黨人」、「 中國共產黨人」……充塞在字裡行間。 但是，快了。就會有徹頭徹尾、名實相符的「中國人」——出現在遠東的晨霧裡 ！並以此彌合，前此兩千年的民族分裂。 黨派不再和王朝一樣，分裂民族。中國的國號將是簡單明快的「中國」二字，不 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贅物。 (這些贅物的「以示區別」，恰恰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凱以「中華帝國」區別於「 中華民國」；毛澤東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區別於「中華民國」——每一次這樣 的「改朝換代」，都帶來巨大的民族災難。) 中國，將證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為民族整體的存在力 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 周旋於現代世界的潛力。 ——這才是「我的中國」！□(原載於《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