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而漫長的道路 ——廣州七九民運回憶與思考(之四) 劉國凱 關於廣州七九民運的回憶與思考已寫了三篇，但停筆之後，心頭又總有一種言猶 未盡的感覺。七九民運為什麼會失敗？它是注定要失敗的嗎？它與在它之前或之後 的民主運動、民主思潮有什麼關係？中國民主事業今後的發展趨向如何？等等。這 許多問號縈繞盤旋在腦際。因此仍想與朋友們共同探討。 一、大沙漠那邊的綠洲遺跡 在中國當代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中，哪一次應視為第一次呢？有人說這個殊勳非 七六年的「四五」運動莫屬，有人認為七四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堪稱民主浪潮第一 波。而我則覺得早在五七年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已是中國當代民主 運動的第一響。 於五七年盛夏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份子」而受到懲罰的知識分子、工商 界人士、大學生在全國有好幾十萬。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為各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企業單位裡的職員(中共將之統稱為幹部)和教師。其所謂向黨進攻的內容，大 多只是對中共個別的政策措施提出了異議；對本單位黨員幹部工作作風進行了批評 ；對自身所受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表示了不滿等等。其實，這些都遠遠未對中 共政權構成威脅，甚至也談不上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對中共的政治觀念有所挑戰。因 此，它確實談不上是一場民主運動。而且，如果「向黨進攻」的內容僅此而已的話 ，「反右」運動大概也不會發生。 「反右運動」由中共的「開門整風」導出。 中共中央關於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開展整風的指示，五月二日《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這次整風與以往的一大區別是邀請黨外人士參加，號 召他們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什麼原因促使中共要這樣做呢？ 五六年夏季的波蘭波茲南工人運動和秋季的匈牙利事件給中共高層以相當震撼。 雖然他們確信自己的統治力遠較波共、匈共強大，此類情形絕不會在中國再現，但 也意識到由於黨員幹部的品質作風問題，會使群眾產生不同程度的不滿。這種情緒 的積累，終究不利於其統治的鞏固。中共高層當然從來不會認為自己推行的社會制 度和政治結構有什麼缺陷，倘若在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一些弊端，那也只是由中、 下級幹部的不良行為所至。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說，中共執政後，某些黨 員幹部的違法亂紀、貪污腐化已經相當嚴重，有必要嚴加處置。中共中央的整風指 示中則明確指出：整風的目的是糾正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毛澤 東也曾說：「一九五六年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事件，這些人 鬧事的直接原因只是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生鬧事的更主要原因還 是領導的官僚主義。」 當時中共高層心中的打算是，通過人們向黨提批評意見，甚至發發牢騷，使其心 中的不滿渲洩掉了，亦給黨內的官僚主義以一定的壓力，促使其改正。從而在新的 高度上贏得了廣大民眾的信賴、擁護，中共的統治也就更鞏固了。 日後在那幾十萬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們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按此中共 設計的軌道運行的。如果沒有那不足百分之一的出軌者，事情本來是可以有一個雙 方都皆大歡喜的結局。人們心中的一些怨氣發洩了，心裡舒服了；某些黨員幹部頤 指氣使的態度有所收斂了，有關政府部門對民間疾苦較為重視了。中共高層以虛懷 若谷、豁然大度的形象出現，黨外民眾也報以通情達理、忠於社稷的情懷。於是乎 黨的形象更加完美高大，黨外人士深感幸遇明主，歡聲雷動，更願為之盡忠效力。 黨也對其禮遇有加，於是乎黨內黨外和衷共濟，共創「社會主義」大業。「貞觀之 治」當相形見絀，唐宗宋祖也「稍遜風騷」了。 可是，中共高層這一美妙設計被那不足百分之一的出軌者搞砸了。這些人向中共 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發起了挑戰，使中共政權的法理性受到質疑。請看以下事實： 「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長章伯鈞認為中共黨組織與政府機構應有明確分界，即 應黨政分離。這是對中共黨政合一(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在當今共產黨國家中的借屍 還魂)的直接挑戰。他還提議成立政治設計院，來制訂治理國家的法令、法規、措施 ，這無疑是要分割中共的統治權。 「民建」副主席章乃器認為階級已經消滅，領定息不算剝削。如果說民族資產階 級仍有兩重性的話，其消極面是次要的，其表現形式只是自卑和畏縮。這顯然與毛 奉行的階級鬥爭理論，隨時準備把民族資產階級拖上階級鬥爭殺牲祭壇上的謀略對 立。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指出很多黨員的才能平庸， 卻被委以重任。這種做法實質上是「莫非王土」的思想主導，形成了黨天下的局面 。他質問，國務院有十二名副總理，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難道非黨人士的才能 都如此不堪？這是對中共一黨專政的直接抨擊。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長羅隆基認為當時中國法制極不健全，以至蒙冤者甚眾 。他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全民審理三反五反、肅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大量冤 案。這是對中共執政以來重大政治措施的控訴和否定。 《文匯報》社長，全國人大委員徐鑄成抱怨該報一位中共黨員副總編文化程度有 限，從未做過新聞工作，但卻掌管著用稿大權。常把許多稿件都改成教條八股。另 一位新聞工作者講得更明白。他要求徹底地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 而鉗制言論、新聞自由是中共的統治法寶。徐鑄成等人要中共放棄這一法寶，豈不 是要對中共政權釜底抽薪？ …… 關於這些可搜集史料，能夠編撰一本大「右派」們的言論錄。在此就無可一一列 舉了。 如果說中、老年的民主黨派領導人、高級知識分子還是在座談上、報刊上溫文爾 雅地向中共發起謹慎的挑戰的話，那麼青年「右派」們則情緒激昂地展開了他們的 行動。北京大學學生又是一馬當先，上百張大字報、漫天鋪地而來。從中共黨員干 部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風到中共的一些方針政策都成了他們奚落、嘲諷、批判的對 象。物理系學生譚天榮以其犀利的言詞、敏捷的詩才、辯才掀起旋風。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認為當時中國所實行的並非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她說： 「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非常民主的，而我們的社會主義並不民主。」她還說要給 起個名字，叫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 瀋陽師範學院共青團幹部張白生說：自解放以來，實際上並不存在社會主義民主 。憲法只是一紙空文。集會、出版、結社等項自由雖寫進了憲法，但人民並沒真正 享有。共產黨實行獨裁。國家的絕對權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人大只不過是泥 人偶像，開會舉舉手，做做樣子罷了。 北大另一名學生錢居平寫了一篇令中共高層極為震驚的文章，題為「論階級的發 展」。文中尖銳指出：「在舊的階級消滅之後，一個新的階級已經產生。這個新階 級在特性上不同於舊的階級，但無論如何，總有其自身的特點……就生產資料而言 ，主要的黨、政、軍人士掌握著權力，代表了人民中很小的一個百分數，共同享有 這些生產資料。他們把這種情況裝飾起來，叫做『由人民共同所有』。這些官吏們 相互支持，有意識地組成了新的社會集團……」 「右派」學生嚴仲強的大字報極具戰鬥性。上面寫道：「自上而下的官僚主義、 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形成一座大山，沉重地壓迫著人們的心情。可是現在人們憤 怒的火炬已從每個裂縫中迸發出來。」「『五四』的火已重新燃燒起來。老爺們、 公子們，儘管你們道貌岸然、一本正經，但是掩蓋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 殺的，讓你們發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現在該是人民向你們清算的時 候了。」 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的講話使中共在震驚之餘逮到了反擊的口實，葛說，共 產黨員們若不改變他們的某些政策，特別是對非黨人士的態度，後者就有可能要圖 謀他們的性命。這些話被中共概括為，右派份子要殺共產黨。 面對這突然暴發的政治大地震，中共高層極感意外和驚駭。當他們從最初的強級 震撼中定過神來後，立即為狂怒所主宰。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邀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 風會造成對中共政權如此大膽的攻擊和否定。 對民主黨派領導人士，中共認為自己早已給足了面子，江山是我黨艱苦卓絕、苦 斗近三十年、用幾百萬條人命打下來的，爾等只不過敲了幾下邊鼓而已，但我黨已 給予爾等豐厚的犒賞，從優裕的物質生活到部長級高官。沒想到爾等竟如此得隴望 蜀、不知進退，竟要與我黨平起平坐、分享江山，真是豈有此理！ 那些青年小子更是可惡之至。我黨給予爾等官費讀書，畢業後包爾等有寬廣的仕 途。待遇如此優厚，爾等理應為我黨竭忠盡智、拱衛江山。但沒想到爾等竟恩將仇 報、狂犬吠天，實屬喪心病狂、十惡不赦，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情此景，中共高層認為擺在自己面前只有個唯一的選擇，就是把這「資產階級 右派份子」向黨的猖狂進攻堅決地打下去。 中共高層這一怒非同小可，它理智喪失、狂亂暴戾，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那不足百 分之一的挑戰者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只發了一點小牢騷的人——總共有好幾十萬， 全都一古腦仍進政治絞肉機裡，絞它個稀巴爛。 二十幾年後，鄧小平承認「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對絕大多數右派份子都予以 改正。但始終給極少數人保留右派頭銜，並以此論斷反右本是正確的、必要的。 在此，我似乎殊途同歸地與鄧小平取得了共識，就是那不足百分之一的人確實是 從根本上向中共政權的實體及意識形態發起了挑戰。所以我把它譽為中國當代第一 次民主運動。而鄧小平也藉此一定要抓住所謂「一小撮」不放了。 陷入「陰謀」或「陽謀」的討論是多餘的。「陽謀」論無非是毛對後來流傳社會 上「陰謀」論的碰撞或反擊。毛與中共高層決不會承認自己對潛藏於民主黨派人士 、高級知識分子、大學生中的反對情緒甚缺洞察；決不會承認自己精巧的構想竟受 到現實無情的嘲弄。你說我們耍陰謀嗎？嘿，只講對了一半，老子搞的是陽謀。耍 陰謀太猥瑣卑劣、太小家子氣了。老子搞陽謀，明火執仗、光明正大，奈何？這完 全是一副市井無賴的嘴臉，充分反映了毛刁蠻的個性。 中國第一次民主運動徹底失敗了。這是由於當時中共政權尚在建立之初，其反動 本質遠未完全暴露。廣大群眾的民主意識還處於絕對蒙昧的狀態中。人民被中共深 深地蒙蔽著，對它抱有幻想和希望。數量極少的民主志士主要是從國民黨時期過來 的中、老年人。他們曾以其民主理念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抗爭過，並給在野的共產 黨以協助。中共執政以後，他們亦曾短暫欣喜過，但良辰苦短，他們很快就品嚐到 共產黨的箇中滋味。失望之餘頓起歧見。從民國時期帶來的民主慣量使他們實難以 順從地運行於中共的專制軌道中。然而星移物換，今非昔比了。從前是兩雄相爭， 別有分店，現時是一黨獨大，佔山為王，出軌的下場只能是極其悲慘的了。至於林 希翎、錢居平等青年民主志士更是鳳毛麟角，以其單薄的力量去與中共抗爭，無異 以卵擊石。 鎮壓了中國的第一次民主運動後，中共政權向極端專制的方向疾駛猛進。非黨報 刊消聲了；非黨高級政府官員匿跡了。右派份子受到嚴厲的懲罰，並被打入中共政 治種姓制度的賤民階層，其親屬子女也受盡歧視虐待。倖存的知識分子們噤若寒蟬 ，人民群眾謹小慎微。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從此進入了一個寸草不生的大沙漠。只 有專制的暴風在戈壁灘上呼嘯；遊走的沙丘在填塞一切泉水溪流。許多年後，中年 的父母滿臉驚懼地向青少年子女講述「反右」運動，猶如年輕的媽媽表情恐懼地向 幼兒講狼外婆的故事。只是前者的驚懼發自內心；後者的恐怖來自裝扮。然而其目 的卻相同，都是要孩子學得乖乖的，別調皮搗蛋，無論是在家裡或在社會上。 「右派」的故事太遙遠了。這遙遠首先來自代溝。「右派份子」的大多數是七十 年代成長起來一代人的父輩；而章伯鈞們則是他們的祖父輩。對於九十年代的青年 來說，前者分別升格為了祖父輩和曾祖父輩。 這遙遠更由於那政治大沙漠的阻隔。後來的一代代人斷斷續續地瞭解到一星半點 有關「右派」的傳說。大約知曉從前曾有一些人在大沙漠那邊 開墾過一小塊民主綠 洲。但曇花一現，很快就被戈壁灘上的風暴吞沒，只留下一點令人心酸的遺跡。現 時，從大沙漠這邊向那邊放眼望去，但見戈壁灘上天昏地暗、一片荒涼，連那點遺 跡也難以看得清了。 然而竟還有極少數的極少數拓荒者，歷盡艱辛、長途跋涉，越過了政治大沙漠加 入到當今新拓荒者的行列中。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林希翎等中國當代第一次 民主運動的先行者，理應受到後繼者由衷的尊敬。 二、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源頭 既然五七年「右派份子向黨進攻」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第一波，那它當然就順理 成章地成為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源頭了。然而我卻不這樣認為。這是由於那政 治大沙漠的阻隔，使這第一波與後來的浪潮不相關聯。後來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事業 拓荒者基本沒有從它那裡取得思想素養。 那麼源頭在哪裡呢？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極左思潮」。「極左思潮」是中共所命的名字。此處我沿 用了這個歷史名詞。不過至此我不能不對中共政治術語裡的「左」與「右」稍微進 行一下探討了。因為五七年的右派被指責為反共，六八年的「極左思潮」又被指責 為反共。怎麼中共眼中的左右都是反共？真搞得人稀里糊塗、一頭霧水。 左、右這兩個方位名詞被賦予政治涵義，系始於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在當時的 國民大會上，從主席台上望下來。坐在右邊的國民代表政治觀點保守；坐在左邊的 激進；居中的搖擺不定。故在此後政治概念中，左派被賦予代表進步正確，右派則 代表保守、落後以至反動。 站在中共的政治立場上，反對它的人是落後的、反動的，是右派；擁護它的人是 進步的、正確的、是左派。 站在民主陣地上結論與中共截然相反。被中共咒罵為右派的人實質是反專制、進 步的；被中共封為左派的人則是專制政權的得力干將及鷹犬爪牙，是反動的。「中 央文革」、「四人幫」就是左得出奇。當前中共裡保守派大將鄧力群、何東昌、袁 木等都有左王之稱。由此推論，被中共稱之為「極左派」、「極左思潮」當然就是 極端狂熱地為中共專制效力的了。 於是，有人會藉此對我說：哈，你搞錯了，那「極左思潮」怎麼會是中國當代思 想解放運動的源頭呢？ 唉，左左右右、右右左左、左右難分，要把事情弄清，我們還是從頭道來吧！ 文革風暴起於六六年初夏。當時毛故意撒手外巡。劉、鄧主政，在各機關團體、 事業、企業單位、大專院校大搞揪小吳□、小鄧拓、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份 子、勇敢份子、游魚(即後來被稱之為整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時，擁 護黨中央又擁護本地區、本單位黨組織或工作組的謂之左派。而只表示擁護黨中央 但不擁護本地區本單位黨組織或工作組的謂之右派。此期間是劉、鄧坐在主席台上 望下來，對「左」、「右」進行區分的標準。 六六年秋冬，文革進入批資反路線階段。緊接著六七年元月進入奪權高潮。從此 以後，是毛及其親信坐在主席台上望下來，於是，擁護黨中央、保本地區、本單位 黨組織或工作組的謂之保守派；擁護黨中央但反對本地區、本單位黨組織或工作組 的謂之造反派。其中耐人尋味的是造反派被封為左派，而保守派並未被冠以右派。 造反派受到各種壓制，毛中央指示軍隊應支持左派廣大群眾，即要軍方支持造反 派。但相當一部分軍方頭目的判別標準與毛中央大相逕庭。他們往往把保守派視為 左派，把造反派視為右派。從而使造反派更受壓制。以廣州地區而言，就是「三月 黑風」。於是造反派紛紛指責軍方頭目是帶槍的劉、鄧。 從批資反路線到六八年夏秋大鎮壓前，造反派大體上都可以持有左派身份。這主 要是由於造反派大都聽命於中共中央裡的左派：陳伯達、江青、中央文革等。粗略 地看去，似乎造反派是擁共的了。 從六七年開始，在這左派隊伍中泛起了一股越出毛中央政治軌道的思潮。使毛中 央大為緊張。 六七年夏季大武鬥基本控制後，運動進入加速建立「三結合」新生紅色政權—— 「革命委員會」的階段。前階段運動中倒台的幹部紛紛「亮相」復出。許多軍方頭 目成了各級「革命委員會」中的主角。曾幾何時，這些幹部曾被群眾在毛中央的支 持或默許下推上了審判台。人民群眾批判他們執行資反線迫害無辜，批判他們走資 本主義道路，更揭發了他們道德品質的敗壞，工作作風的專橫惡劣。他們被奪了權 ，從尊貴的高位上摔下來。原有的社會等級瓦解了。不少人都在期望著，今後會誕 生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政權。 但是毛很快亮出了他的底牌——「三結合」。一些倒台幹部和新近還鎮壓過造反 派的軍方頭目紛紛成為新生紅色政權裡的主角，群眾組織代表僅僅只是陪襯。這不 能不使造反派感到彆扭、憤懣、慌亂。而這種情緒的流露又引來了對毛中央的責難 。 於是造反派分化了。一部分人極力去克服心中的不快，努力「緊跟偉大領袖毛主 席的戰略部署」，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並盡力與軍方頭目、復出幹部協調關係 、握手言歡，以維持自己的正統左派頭銜，鞏固自己已取得的地位。一部分人灰心 喪氣，情緒消沉。只有一小部分人對此十分憤懣，不能釋懷。運動中的風風雨雨、 反反覆覆，使他們朦朧悟出某些大人物是要把他們的一切行動都納入某個範疇和軌 道，去充當某種政治工具。他們漸有被欺騙的感覺。於是他們憤然喊出了「要群眾 運動，不要運動群眾！」他們質疑：為什麼各地的軍隊大都支持保守派？為什麼革 命委員會要讓鎮壓群眾的軍隊首長及地方幹部主持？運動中揭露出來的許多社會黑 暗面更使他們陷入思索。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怎樣才能實現社會 主義的美好理想？當前倉促尊命實行的「三結合」是否真是人民政權？如果不是， 該怎麼辦？ 顯然運載這一連串問號的思潮大大突破了毛中央規定的思想框架。毛中央遂斥責 這一思潮為「炮打三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 須加以嚴厲批判。當時毛中央把它稱之為「極左」，系由於造反派已是左派。而此 思潮來自於造反派中，且為激進，故謂之極左。爾後不久，毛中央已覺察不妥，並 再行正名。 「極左思潮」在許多省、市的造反派組織中不同程度地、或遲或早地產生著、傳 播著。而其中最早見諸文字、最具理論性、戰鬥性的是湖南「省無聯」的政治綱領 ，「中國向何處去？」其執筆者楊曦光竟是一個年僅十八、九歲的青少年。 請允許我在此節錄「中國向何處去」中幾小段最關鍵的論述，讓當今的民運朋友 們直接聽聽二十幾年前思想解放先驅者的聲音吧： 「現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 級已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關係已經由領 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 益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群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一月革命風暴是革 命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嘗試……這個被推翻的階級 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須觸動軍隊，中國既已形成紅色資本家階級，軍隊當然不能 脫離在這種社會現實之外。而一月風暴還根本沒有觸及一切革命的要害問題——軍 隊問題。軍隊走資派與地方走資派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執行毛主席的革命 路線。」 「『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在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 合』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 由於這時革命人民沒有把走資派當作一個階級去推翻，大家都認為文化革命是清洗 單個走資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領導幹部(即官僚)去打擊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徹 底的社會革命就不可能實現。……罷官革命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而革命 委員會就是改良主義的產物。」 「中國向何處去」很快被各地造反派組織翻印。這常常是藉批判之名，行傳播之 實。毛中央在震驚之餘，馬上著手撲滅這星星之火。而且他們還很快察覺把「中國 向何處去」冠以「極左思潮」並不恰當。因為在中共的政治思維中，左總是好的。 極左只是好得過份了。好得猶如忠實的熊打了主人臉上的蒼蠅。而楊曦光們的觀點 顯然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否定了中共自詡的人民性。實質上是 反對共產黨的。故其實完全是右、極右。於是批判的調門旋即修正。「中國向何處 去」被正名為形左實右，極右，再加以狠批。 謝天謝地，一段左手右手的公案至此總算水落石出。 近日在《中國之春》看到一篇王希哲先生題為「關於李一哲思潮」的文章。文中 說「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我想，王希哲先生是否鑒於在人民 營壘中，中共封為左的名聲臭，極左自然就會極臭。所以忙不迭地撇清李一哲思潮 與「極左思潮」的分野。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就不必過慮了。 然而再細看下去，王希哲先生並不僅僅是被方位遊走不定的左、右所困擾，他還 真的認為「中國向何處去」所代表的思潮是反人民的。這就不能不令人驚訝萬分。 他文中說道：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無論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參加者只可能是反極 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楊曦光、魯禮安等人代表的『省無聯』 『北洪楊』極左思潮的同志或同情者。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年這八年時間 裡，楊曦光們仍發展著極左思潮，沒有向任何相反方向反省的話，他們不但不可能 投入『四五』運動，相反，他們只能是『四五』的敵人，是毛澤東、華國鋒、江青 鎮壓『四五』的堅決支持者。道理很簡單，他們的綱領就是要打倒周恩來，而李一 哲及其同志、同情者則要保衛周恩來。」 「極左思潮」有一個鮮明的論點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矛盾的尖銳化。「新 文革」系指毛及其親信體系；「舊政府」暗指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從中央到省、市各 級的政府官員。「極左思潮」自行定位於毛革命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並相信毛的原 意是要打爛舊的政府機器，只是由於這舊機器的力量相當強大，而且又得到軍隊的 支持，故毛的革命路線屢受干擾乃至挫折。 在當時那個年代，來自造反派的楊曦光們持有這種觀點是很合乎邏輯的。請別忽 略，楊曦光們是文革「極左思潮」的先行者。「極左思潮」的廣泛產生、曼延是在 六八年，而楊曦光們早在六七年秋就開始了他們的新探索，而且遠比其他人尖銳得 多、理論化得多。那時，毛中央尚未對造反派變臉。各地造反派還頗為光風。紅衛 兵小將儘管已受到一點責備，但絲毫還沒有被扔出作替罪羊的跡象。楊曦光們不可 能在此時就認清毛的真實面目。而且，在當時那種毛已被神化為絕對正確的政治環 境中，任何一種公開的政治勢力要想在社會上佔一席之地，忠毛的旗號是非打不可 的。連最鐵桿的保守派也是如此，否則就立即遭到天頂之災。 然而，儘管楊曦光們極力表白自己是毛路線的忠實信徒，卻仍然遭到毛中央極為 迅速的強力鎮壓。請別忽略，從六七年秋批資反路線起到六八年初夏大鎮壓之前， 全國還沒有哪個造反派組織受到毛中央的嚴厲斥責，更遑論被投入大牢了。難道就 只是因為「中國向何處去」把鬥爭矛頭暗指向了周恩來，誠如王希哲先生講的那樣 「一下子把中共的內部矛盾毫不掩飾地暴露並推向了極點」，這就立即危及了中共 政權，使它遭到了毛、周派聯合起來的撲滅？ 這「中共的內部矛盾」想必是指毛、周之間的矛盾。眾所周知，六七年間的周恩 來完全成為毛的政治附庸，為毛效力，頂多有時也做一點補鍋救急的工作。他與毛 之間根本沒有什麼對抗性的矛盾。故並沒有什麼值得被「暴露並推向了極點」，需 要嚴加鎮壓的。請別忘記，文革中真正要把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政治派別是有的 ，那就是「五·一六兵團」，而它遲至一九七零年才被清算。 不過「中國向何處去」也的確把某些事物充分「暴露並推向極點」，這「某些事 物」當然不是「中共的內部矛盾」，而是「紅色資本家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 的矛盾。 「紅色資本家階級」論是「中國向何處去」的精髓，是它的深層思維。而「新文 革」與「舊政府」的矛盾論只是它的表層思維。倘若它只具有表層思維，毛中央自 不會過於震動，而其深層思維則令毛中央無比震撼。因為它極為深刻地揭露了中共 政權的反人民本質，這才真正是「立即危及了中共政權，它遭到毛、周派聯合起來 的撲滅，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把年歷翻過十頁，再重溫北大學生錢居平的「論階級的發展」。我們驚訝地發現 ，它的立論和「中國向何處去」的精髓是多麼一致。十年前錢居平因此被打成了大 右派；十年後的楊曦光亦被冠以「極右」的頭銜。當錢居平已在北大校園裡慷慨陳 辭時，楊曦光才剛進初小發蒙。政治大沙漠把他們徹底隔開。但對社會敏銳的洞察 力卻使他們作出了基本相同的結論。所不同的是「中國向何處去」更尖銳地給這個 「新階級」起了個名字。叫「紅色資本家階級 」。 當然，還有一點不同，就是「中國向何處去」保留了個百分之十。毛及其追隨者 在此百分之十內。但毛中央並沒有領這個情，毛並沒有摸著楊曦光的頭說：「這孩 子真乖！」在中共政權這個封建大莊園中，毛是個大員外，周只是總管家。毛還未 糊塗到認為有人把自己百分之九十的家丁都罵為混蛋是衝著管家而發，而並不對自 己的莊園秩序造成不利。毛也並不會認可，只靠原有百分之十的家丁就可以重新有 效地管理這個大莊園。其實令楊曦光們醉心響往的巴黎公社民選原則，早在六七年 初就已被毛否決。但是在那個時代，在那種政治環境中，楊曦光們除此之外還能找 到什麼武器與「紅色資本家階級」鬥爭呢？難道他可以去鼓吹多黨制？ 無論是出於認識上的歷史局限性還是出於鬥爭策略上的考慮，那百分之十的保留 同時也保住了楊曦光的小命。使他儘管在大牢中煎熬了漫漫十年，但終不至被槍決 。否則就算他逃過了六八年夏季大鎮壓，也必死於七零年一打三反。 六八年初，楊曦光就被捕了。他沒有目睹在六八年夏季大鎮壓中，許多地方的造 反派與四類份子被綁在一起慘遭屠殺，他沒有看到紅衛兵們被無情地扔出作替罪羊 ；他沒有上山下鄉到更廣闊的天地看看中國的現實，楊曦光們沒來得及發展他們的 思想。「中國向何處去」沒有續篇，但卻留下了六七年的歷史烙印。 而李一哲們卻看到了那一切。誠如王希哲先生所說的李一哲們的思想向右發展了 。 然而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楊曦光們沒有被投入大獄，他們的思想又會如何發展呢 ？向左還是向右？王希哲先生認為他們必須有所反省才會轉向右。而我卻認為他們 不需反省，也無所謂轉向。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形左實右(毛中央早已給他們正了名， 王希哲先生對此也表示贊同)，外形是左的，即「新文革」與「舊文革」的矛盾論— —這一表層思維是左的；實質是右的，即「紅色資本家階級」論——這一深層思維 是右的。有什麼理論認為，倘若楊曦光們在看到了六八年後那麼多 悲慘的現實，其 思想反而不沿其實質的方向——右的方向發展呢？ 因此，如果楊曦光們未曾身陷囹圄，但由於世事變遷及各種客觀因素，使人們不 可苛求他們一定要與王軍濤、陳子明一起站在「四·五」運動的前列；但卻可以確 信他們決不會充當華國鋒、江青鎮壓「四五」運動的幫兇。 行文至此，當我覺得已把文革「極左思潮」作了較清晰的評價後，更感到以左、 右這兩個方位名詞來涵蓋某個政治派別的全部理念是多麼的粗糙。從十八世紀法國 大革命至今，社會的政治容量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當時還算清晰的政治術語用於今 天就會顯得十分含混，容易產生誤解、歧義，從而使人們在探討政治問題時陷入不 必要爭論，得出不同的結論，真是誤事非淺。 故此，我建議民運朋友們今後在探討現時的政治問題時，都盡量不用「左派」、 「右派」這類稱謂。而代之涵意較確切的名詞，如保守派、頑固派、意識形態復舊 派、強硬鎮壓派、務實派、開明派、林彪體系、江(青)張(春橋)集團。體制內政革 派、體制外改革派、激進派、穩健派、策略派、非暴力派、有限武裝鬥爭派。等等 。 鑒此，我今後不再使用中共政權所命名的「極左思潮」這一歷史名詞，並更名為 「文革新思潮」。以此類推，「極左派」也就叫「文革新思潮派」。□(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