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負擔 額外的思索 ——廣州七九民運的回憶與思考(之三) 劉國凱 民運隊伍內部廣泛存在著矛盾、摩擦乃至鬥爭，這似已有其必然性。然而對此， 我原先是未曾料及的。當代中國民運的對立面無疑是中共政權，我們把精力用於與 之鬥爭是理所當然的、正常的。但令人煩惱的事實是，我們往往還不得不把一些精 力用於應付內部紛爭。即使心中極不情願這樣，也難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對這些民運的多餘負擔，實感無奈之至！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移民來到這大洋彼岸的新大陸。按說，一個國內七九民 運的參加者，來到這政治理念可以自由舒發的社會環境裡，很自然地會立即成為海 外民運中的一員。但我一直游離在民運組織之外。只是有時以普通市民的身份站在 人群外圍，參加紐約天安門廣場的抗議集會。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 中之一是對海外民運激烈內鬥的驚愕。這驚愕還喚起了我對廣州七九民運中某些極 為不快的記憶。對民運中的內鬥，我是極感厭煩乃至恐懼的。 一、不愉快的記憶 七九年四月下旬，我向張明及領導小組提議解散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其原因之一 在「回憶與思考」(之二)中已述及。其實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潛藏於我心中，不願 講或不便講的原因。其一是我的精力實在無法應付。《人民之聲》的許多稿件由我 撰寫，刻蠟版、印刷、裝訂、發售我是主力。還要接待來訪，回覆信件，學會舉行 過幾次討論會亦由我籌劃、召集。此外，為了不給官方抓辮子，我堅持在廠裡出滿 勤(整個民運期間都是如此)，為此，我確感精疲力盡。其二是成員中出現了一個異 常的積極份子(他的姓名我已忘記，姑且稱為S)。他年約三十出頭，在三月中最高潮 時期加入進來。很積極，每會必到，且願意承擔印刷、裝訂等單調繁雜的工作。這 一點倒是很難得的。我詢問他的工作單位和住址。他說剛從湛江調回廣州工作，在 ××廠，暫居於朋友家。我聽了心頭掠過一絲疑雲。對新參加的積極份子，我一般 都抽空去家訪一下，既有聯誼的意思，也是某一程度的瞭解。現S的說詞顯然使我無 法對其家訪。此外，對三十歲以上的大青年和二十出頭的小青年，我有不同的推測 。小青年參加民運常為熱情所驅使，帶有相當的感性成分。而大青年往往已面臨婚 姻乃至建立了家庭，若亦能來投身民運，當有其相當堅實的思想基礎。當時在學會 中，只有我與何求屬於大青年，現S參加進來，大概是第三個了。而S只幹事、少言 語，實難洞悉其內心實質。但由於我以前曾錯誤地懷疑一個成員是共特，前車之鑒 ，這次我不敢貿然定奪。但不久，監察小組成員馮粵超傳出的一句話使我再不能等 閒視之了。馮說他去過S自報工作的那間工廠，該廠傳達室說根本沒有這個人。 鑒於這三個原因，我感到學會必須解散。只留下《人民之聲》編輯部，一個刊物 的編輯部不算是組織，不是任何想加入的人都可以加入，只有政治背景可靠的人才 能加入，務必不讓共特鑽進。 我向領導小組講了學會應予解散的原因(當然只講第一個原因)，成員中有人贊同 ，有人不表態。張明未明確表態，但意向顯然是不贊成。我又找張明單獨商討，並 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給他參考：學會不解散，但與《人民之聲》編輯部分開。學會的 一切事務由他和其他不贊成解散學會的領導小組成員去主持，我不再參與其活動， 只集中精力辦好刊物。張明聽後，默然不語。我理解此時張明的心情。他亦屬於小 青年，喜歡人數眾多，氣氛熱鬧的場面。一大班青年人聚在一起，雄論一番，互相 補充或辯論，確實不失為一件樂事。然而從為中國民主事業干實事的目的出發，還 是面向大眾，抓緊這難得的歷史契機去宣傳民主理念更加實際一些。由於這感受上 的差別和那些現實上的難題，使我不能放棄解散學會的主張，而張明又未應承那折 衷方案——另行去主持學會事務。故此，解散學會已屬勢在必行。我也意識到，這 樣有可能引發創刊人之一張明的疏離，這是我極不願見到的。面對這一切，心中確 有百般的無奈。 五月一號，在廣州麗湖公園舉行學會全體成員會議，宣佈學會解散。大概由於開 會通知中已講明了會議內容。三十幾名成員只到了三、四成。張明亦沒與會。 那天天氣非常晴朗。沐浴在盛春氣息裡的白雲山麓、湖光山色，景色十分秀麗。 幾個月日以繼夜地幹，疲憊萬分。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小憩一下，真是難得。我心情 亦較輕鬆，打算向大家講明事由之餘，好好聊聊，與大家共勉。學會雖不復存在， 但大家仍可以不同形式，為中國民主事業共同努力。 不料我的發言尚未告一段落，人群中就有人向我大聲喝問：為何擅自解散學會， 並不讓我從容答辯、澄清又繼續進行責難。幾個人同時或交替發言，情緒十分激烈 。他們斥責我獨斷專行，什麼都是自己說了算，張明根本就不同意解散學會。他們 還說我疑神疑鬼，懷疑有的學會成員是當局派進來的釘子。嚴重打擊成員的積極性 ……有時幾個聲音同時響起，嚷成一片，近乎一場聲討批判會，其間有兩個人發出 了不同的聲音，一個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提，不需這樣大聲吵。」一個說：「 你們這樣吵法，可是做實際工作呢？劉國凱整天都在做，刻蠟版、印刷，你們呢？ 」但這些不同的意見，馬上被他們的嗓音所淹沒。鬧騰了好一陣，不知他們是累了 ，還是感到已經把我「斗倒斗臭」了。「批鬥會」遂告結束。 「五一」會後，我連續幾個晚上難以入眠。我想自己在幹得疲勞不堪之時，其他 人倒有時間串連起來向我發難，卻也悲哀。而更值得分析的是，為什麼那幾個人會 對我如此惱恨呢？顯然，其焦點並非我提議解散學會。因我一再插話講明，如果他 們要保留學會完全可以，只是他們自行去組織學會活動。我則退出，專心辦刊物。 但他們並不聽取，繼續責難不休。顯然其怒火另有出處。思前想後，我大約理出了 一個頭緒。 責難我的主要是古學霖、馮粵超、謝金海、關鎮海等，又以馮粵超最為激烈。 古學霖是領導小組成員。籌備出版《人民之聲》第四期時，我交代他負責購買紙 張和油墨，他應承了。但到時他全無準備。我急得大叫：「蠟紙已按時刻好，後天 就要發售，時間緊迫，你身為領導小組成員，辦事怎能這樣不負責任？到時不能如 期與排著長隊等候的讀者見面，《人民之聲》的信用何在？」古學霖用眼瞪我，沒 吱聲，我發了一輪火後，立即騎自行車去採購。紙張難買，跑了半天才辦妥。 謝金海曾交來一篇描述知青生活的稿子。我閱畢，覺得在目前的高潮中，有限的 版面應以政治評論文章為主，遂沒有將此稿刻印。事後，聽說他相當不滿，說劉國 凱把《人民之聲》當成他的私產。 關鎮海早在七九年元月就參加進來(當時學會尚未成立)。在剛參加不久的會議上 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興趣，追問今後的活動怎樣安排。這使我頓起疑心，並與張明 談及。不料後來張對古學霖講起，古再告訴關本人。關極為惱火。 馮粵超是監察小組成員，學會三十幾人中唯一的老幹部子弟。他與我並沒直接摩 擦。但他對「四五」集會未能堅持舉行頗有微詞。並說，有人在習仲勳、楊尚昆接 見時，那種沾沾自喜的神態令他作嘔。我不知道這指的是誰。大概不至於是一直保 持沉默的我。但一向以來，我都隱約感覺到馮粵超對我有許多莫名的不滿。 在理出這些頭緒後，心情漸趨平靜，看來在這些變故中，自己還是有一定責任的 。今後確應多加注意。後來有位名叫溫慶華的原學會成員來訪。談及這些，他說是 啊。一個政治組織的領導者往往要具有相當的工作藝術，有時甚至要能委屈求全才 行的。 學會解散後，《人民之聲》編輯部的成員約有七、八人，何求成為其中的主力。 何求的一大特色是肯幹，肯承擔刻印、裝訂等事務工作，且效率和責任心都很高， 這往往是其他許多人所不具有的。許多人，包括某些領導小組，監察小組成員都常 是來到高談闊論一番後甩手離去。何求的參與使我承擔的勞動量大為減輕，為此我 甚覺愉快，心裡歎道，若何求早些來就好了！ 但很快，這愉快為新的煩惱所取代。何求的文稿不斷交來。我一看大感頭痛。條 理不清，段落不明，文句艱澀，通篇看完，不知所云。哎，這是什麼文章啊！但何 求不是謝金梅，他又寫又刻印，豈能不發？只得刊登。但忍得第一篇，第二篇，忍 不了第三篇、第四篇。終於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同意刊登何的某些文稿。果然 ，這立即受到何的強烈反彈，爭論驟起。 幾乎與此同時，何求也對我在《人民之聲》第七期起刊登或連載一篇小說極為不 滿。他說《人民之聲》是政治刊物，不應登小說。事情的來由是在七十年代上半期 的黑暗歲月裡，我暗中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內容全是描述知青、工人、城市貧民 等社會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意欲倣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結集一部當代中 國的《人間喜劇》。當然，我甚低的文學素養作此設想實在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 。但既寫了十幾篇，又創辦了《人民之聲》，為何不能讓這些東西見見天日呢？何 況這些小說對現實揭露批判的深度是遠遠超過了中共官方刊物上的「傷痕文學」。 但何求不認可，衝突的活塞中逐增添了更多的壓縮空氣。 此外，何求還指責我應拒絕團刊約稿，在團刊上發表文章是接受招安。對此，我 作了澄清，但何仍持此看法，我十分氣惱。 在爭執中，何冒了一句，怪不得他們都說你獨斷專橫。我知道這個「他們」是誰 。不提猶可，一提我更火。心想，你休得用馮粵超那幾個不幹事、會鬧事的人來壓 我！而我恰恰又認為何的作風才真正是獨斷專橫，事例很多。譬如香港學生帶來了 一些書籍，何求不與任何人商量就把書全部用袋子裝回他家中。後我向他提出，他 才說你們可以來借閱、登記一下。我甚感愕然。 終於，矛盾的積累導致爆發、解決。何要另辦一個刊物。我說很好！但許多資料 和印刷工具都在何求處，他拒絕交出。已較少參與編輯部活動的張明得知此事後來 找我，很表不滿，說一定要取回。我有些猶豫，因據我瞭解，以何求的性格，是絕 對不會拱手交出去的。而張明堅持去要。我轉念一想，也好！這段時間受了不少氣 ，要不回來東西，出出氣也好！臨出發前，黃宇生等三人感覺此行不妥，不願前去 ，剩下我與張明等四人前往。果然，何求拒絕交出，雙方大吵起來。大概是何的家 人或鄰居見勢態嚴重，遂向派出所報告。兩名警察聞訊趕來，要求我們停止在民宅 裡爭吵，有事到派出所講清解決。我一看，荒唐！我們民運參加者之間的糾紛怎麼 竟然要讓中共警察來斷公道？我不願前往，打算離去作罷。但其他人都表示要去， 我騎虎難下，只得跟隨。 何求、張明與我三人到派出所後，我很少講話。其他人向警察訴說個不停。我頂 多在關鍵時插一、兩句。警察們並不多言，只是哼哼哈哈地應付著。末了，我覺得 這丟民運臉的荒唐劇應盡快結束，遂逕自起身離去，其他人也隨後走了出來。 事後，我心裡窩火透了。深感簡直是出了民運的洋相。王希哲獲悉此事後對我說 ：「你們這，這，這是怎麼搞的？像什麼話嘛！」我無言以對。多年以來，我一直 覺得這是我在七九民運中做的一件最不得體的事，心中永有難以抹去的懊悔。 民運內部這類無原則的糾紛據聞在其他城市也有發生。不過作為局外人，在此就 不多言了。只是，有時摩擦甚至不會局限在本地區之內。如八零年我曾收到一位外 地民運朋友的來信，信中指王希哲只寫稿，從不做刻印之類的事務性工作，是老爺 作風，並要我告訴王希哲，民運中不應有老爺，任何人沒有老資格可吃。我當然沒 去對王講什麼。只是與其說我對這位朋友有點偏頗的看法感到意外的話，倒不如說 我對他如何知曉這個情況尤感困惑。 還有一樣應提一提的是，「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成立，引發了一些民刊質疑其 代表性及領導機構的產生。事實上，在當局的壓制下，民運運作十分艱難，既沒有 自己的通訊網絡，參加者又基本都是「業餘鬧革命」，短期內實難把工作做得周詳 。幸虧當時已面臨中共政權的巨大壓力，弱小的民運還沒有富餘的能量去用於大面 積的爭端。我有時想，鑒於民運中某些人工作上的粗糙及品格上的負面因素，假設 七九民運能成點氣候的話，其多餘的負擔也會是令它不堪重荷的。 二、「多餘負擔」的來由略析 我覺得有必要先偏離一下題目來講講的是，並非民運內部的所有矛盾、鬥爭都是 「多餘的負擔」。有些基於對某些觀點不同的見解，或對某些事情不同的評判而產 生的爭論，批評或反批評，都應視為正常的，亦屬民運的組成部分。 例如在當前海外民運中，有人認定從中國國情來考量，以體制內改革為適宜。有 人則覺得在中共體系中，保守勢力相當強大，使體制內改革難以奏效，希望還是寄 托於體制外民運的強力運作。有人堅持中國的變革應以和平理性為準則，有人則認 為不應絕對排斥在某一特定的歷史契機下，某一程度的民眾武裝鬥爭的可能性。顯 然，這些爭論都是正常的(順便說一句，民運人士與顏真們的筆戰則不應當做民運內 部爭端，而應視為民運與中共辯護士之間的對仗)。 又如曹長青與某些回國人士之間的批評與反批評亦並非無謂內鬥，而是有其正面 意義的。我覺得曹長青對這類事情的批評甚有道理。海外的中國公民回國本來是自 己的基本權利。但明擺著的是，中共因你參加了海外民運而不讓你進國門。你寫信 、打電話給中國領事館幹嘛？如果是向中共領事館講一番不要剝奪中國公民的基本 權利的道理，以促使它放自己入關，那無異於與虎謀皮，有可能嗎？有必要嗎？如 果是向中共力陳自己在海外沒有幹過任何不利於中共政權的事情，那中共是有可能 把你的名字從黑名單上剔除。但這樣一來，你就不要再頂著民運精英的光環，即應 放棄由這一光環而帶來的種種利益。 中國民運當然是中共政權的對立面。民運參加者，尤其是其中一些知名人士，當 有其氣節，不與中共私下做交易是一條很起碼的行事準則。我看不出曹長青的批評 有什麼那麼大的謬誤。當然，他也許可以寫得婉轉些，但言詞鋒利不是他的過錯， 而是他的特色。說來，海外民運中有這樣敢於仗義執言的人還真是難得呢！ 我沒有參加海外民運組織，對其中屬於「多餘負擔」的摩擦、內鬥，並無切身了 解，僅從報刊上略知一、二。故此我無從循海外民運內鬥的蹤跡去尋覓其來由。但 若從自己親身經歷的七九民運去思索，倒可以理出一點眉目來。 關鎮海對我的惱恨是很自然的。一個小青年，滿腔熱忱地來參加民運，卻被懷疑 為共特，受到冷遇，那真是夠氣憤的。回想自己當時的分析水平也太低了。關提出 那些詢問確實難免令人生疑，但怎麼不再想想中共秘密警察當局哪裡會派一個年僅 二十的小傢伙來呢？而且，真的坐探，當應不動聲色，工於心計。像關那樣直接詢 問，明顯是為小青年的熱情和好奇心所驅使。還有，即使有疑點，也應暫存心中， 並再細心觀察，小心提防便是，怎能對他人講呢？世上沒有不漏風的牆啊！ 古學霖對我的惱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大聲責備他，叫他面 子如何放？沒有按時完成所應承的工作，致使刊物面臨不能如期出版的損失，他理 應有所內疚。但這一推論是以當事人的品格相當優良為前提。然而在實際社會生活 中，這前提往往是不充足或不存在的。一個人參加民運，只能說明他對中共政權持 有某一程度的否定態度，並不能說明他就一定具有系統的民主理念，更不能證明他 品格上的優良。又怎能要求他人是謙謙君子？並且，即使撇開這個品格問題不講， 想想自己就遠遠不是完人，我也不應當眾責備他。因為這畢竟不是什麼原則性的錯 誤。大家都是憑著一股熱情去投身民運，「業餘鬧革命」，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困 難。一時未完成工作，會是由於某些難言的原因，應予以諒解。民運組織中誰是誰 的領導？只有在中共的官辦企業中領導才可以訓斥下級，在美國私營企業裡，老闆 呵斥了工人，工人都可能憤而摔工具辭工不幹，何況是在沒有上下級隸屬關係，沒 有工資支付關係的民運組織中？我即使批評他，也只能是個別地、心平氣和地進行 。否則，後果一定不良。 謝金海對我的不滿是文壇上司空見慣的問題：因投稿未獲刊登而引發作者與編者 之間的矛盾。記得廣東文壇大名人秦牧就曾大叫其苦，說來稿太多。作者大都認為 自己的是上乘之作，而編輯們卻另有看法。許多來稿未獲採用的作者寫信或親身來 雜誌社質問以至怒罵，雜誌社窮於應付。秦牧大聲疾呼，文壇這條路太窄，青年們 的聰明才智請往別處發展吧！不過我面臨的這類情況並不多。對謝金海，我本應找 他單獨談，說明暫不採用其稿的原因，請他諒解等等。這樣或許他的心理較能平衡 。但我在忙碌中把他的來稿往抽屜裡一放了事，這確實是不尊重他人的勞動。到頭 來我就自食其果了。 我與這三位學會成員的摩擦，顯然主要是由我工作方法上的粗糙所引起的。而事 情的嚴重性在於，摩擦一旦產生，對方都不會把我的錯誤僅僅歸結於工作方法上的 問題。當他們聚在一起，各吐心中的不快，並取得共識後，其觀點必然會大幅度升 級。我的錯誤被認定來自我品格上的缺陷：專橫獨斷，把《人民之聲》當做自己的 私產等等。於是進而商定利用某個適當的機會對我進行責難。 後來我與何求的矛盾看來較為複雜一些。其中有些是對某件事情觀點上的分歧。 如圍繞雙方稿件的爭執，對我應團刊約稿一事的看法等。這些可不列入無謂內鬥。 至於在何求處的那場爭吵，則屬於最典型的無原則糾紛。當時我完全是意氣用事。 明知東西要不回來，為了出氣，還是要去。如果我當時多一分忍耐，少一分焦躁， 多一分寬容大度，少一分報復心理，這件出民運洋相的荒唐事就不會發生。 從自己這些親身經歷出發，思前想後，推而廣之，我隱約可以悟出，當今海外民 運中的許多「多餘負擔」，也有可能是淵源於眾多當事者工作方法上的粗糙及品格 上的缺陷。 而且，我還推測，更為麻煩的是：有些本系正常的觀點分歧，在爭執中會漸漸走 樣，也落入了「多餘負擔」的巢臼。而某些屬於人事上的糾紛，無原則的內鬥，卻 又會披上一層觀點分歧的堂皇外衣，令人極感困惑，深覺棘手。這些，不知民運諸 君以為然否？ 三、減輕「多餘負擔」方式之淺見 如果對「多餘負擔」的來源沒分析錯的話，那麼減輕它的方法似乎也順理成章地 可以得出，那就是加強工作藝術的提煉及注重自身品格的修養。 這前一項是不太困難的。大多數人都在實際生活中吃一塹長一智，不斷吸取教訓 ，總結經驗，提高處事能力。例如我在錯懷疑關鎮海後對S的問題就謹慎很多，在被 古學霖等斥責為專橫獨斷後，就較為注意自己的態度，盡量不立即否決別人的意見 。 至於後一項，好像就不那麼容易了。人們大多可以承認自己處事藝術差勁，而難 以承認自身品格上有欠缺(這裡邊說不定也包括了我)。我們可以希望民運的參加者 們都去注重自身品格的修養，卻不可預期他們在某一期限內都修煉成了「正果」。 坦率地說，人的品格確有相當大的先天成分。一個口無遮攔、胸無城府的快人快語 者，儘管一再碰釘，也甚難變成一個老奸巨猾；而狡詐刁鑽，心術不正之輩，儘管 對其多加勸喻，也未必能成為襟懷坦白、光明磊落之士。 事實表明，某些民運參加者品格未及常人中位值，個別人的品質甚至會是十分惡 劣。諸如嫉賢妒能、偏狹報復、醉心名利、文過飾非、諉過於人、剛愎自用、投機 取巧、文人相輕……等等人性中的負面因子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一些人身上。正 是由於人品格上的先天成分及後天塑造的難度，使上述兩個方法都頗難取得減輕「 多餘負擔」的卓著成效。故此有必要另闢蹊徑。我捉摸，這蹊徑應是「分道而行」 。 就當今海外民運而言，「分道而行」就是組織上的多元化，不強求大一統。 路上的車輛行人太多，為避免或減少時有發生的摩擦碰撞，可考慮劃分車道後另 建道路。只要前進的大方向基本相同，這些措施都是可取的。 其實，不但出於上述原因要考慮「分道而行」，即使是基於民運內正常的觀點分 歧也有必要如此，如堅持體制內改革的人士與主張體制外改革的人們就沒有必要統 一於同一個組織中。還有，除了品質因素外，即使從人的性情上去考量，「分道而 行」也是有益的。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民運的參加者，大多不但有一定的知識 文化，還有一定的個性，否則就會去做專制下的順民了。從氣質學上來看，民運參 加者以多血質居多；膽汁質次之；抑鬱質很少；粘液質為零。多血液活躍、膽汁質 猛烈。當這些性情的人聚在一起，難免僅僅因執拗、衝動就會產生摩擦。故此，只 有在政治觀點上沒有明顯分歧，在個性上又能互相包容的人們，才適於在最近距離 內合作。我時常會想起馮粵超。我與他並無直接摩擦。但在「五一」會議上他的態 度最為激烈。由於共事時間其實很少，我無以洞悉他對我的不滿，究竟系來源於觀 點上的歧見抑或品性上的衝突。但從中我卻得出一個看法：彼此之間不具備包容性 的人們，還是分開幹工作的好。 「分道而行」並不是分道揚鑣，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來」。當前 海外民運可以從事的工作，主要是宣傳民主理念；抨擊中共政權的弊端，揭露其壓 迫、剝削、欺騙人民的種種伎倆，探索在政治上、經濟上建設中國新社會的方案， 並凝聚民主力量，及對國內民運組織，民運志士各種形式的支援。這些都是細微的 工作，無須搞大兵團作戰。 但若到某一天，形勢發展到民主力量有可能以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與中共政權對 決，後在公開的選舉中與中共一競高下，那麼各民運細胞組織就應適時地結合成較 龐大的機體，以承擔這一重任。 何求與我衝突甚劇，但一旦分開，相安無事。目標都是為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 工作可以分開來做。而在商議成立「營救劉青委員會」時，我與何求又匯合在一起 了。 故此，民聯、民陣一合為三，雖令人感到突兀，但細想一下，並非壞事。《中國 之春》分成《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乍看之下，似為分裂之典型。但靜心推 敲，就會瞭解這不失為解決糾紛的辦法。當年赫魯曉夫都表示願意與美國搞和平競 賽。而今同一營壘中的民運組織為何不可在各自的工地上為中國的民主大廈添磚加 瓦呢？ 我「分道而行」的主張，想必會受到胡志偉們的斥責。胡志偉先生曾在《世界日 報》的《世界論壇》上發表文章，大大將海外民運譏誚一番。其焦點之一就海外民 運組織太多、山頭林立、官多兵少，甚至是禿頭司令，主席、理事、會長之類的頭 銜滿天飛。其實他所舉的十幾個民運組織，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學術性的；有 的是專項功能性的，有些則是留學生的。各有不同的功能內涵，彼此並不可替代， 這怎麼會是民運的負面形象呢？胡志偉先生總該承認，只要有實際內涵，有具體的 工作做，民運組織當然是愈多愈好。這起碼可以說明關心、參加民運的人數趨向於 多。至於主席之類的頭銜滿天飛，有組織總得有主持者，叫主席也罷，叫召集人也 罷，實質上只是個稱謂而已，並沒有誰給他特權，給他支高薪。中共的機構也是官 多兵少，常見三個正副科長一個科員。真正是「局長滿街走，處長多如狗，科長做 扒手。」胡志偉說民運的主席頭銜滿天飛是文學修辭上的誇張，中共的長們滿天飛 那才是事實。一個處長、科長之類的七品芝麻官就可以飛到鵝潭賓館頂層欣賞歌舞 ，飛到廬山、蘇杭遊山玩水，飛到港澳「聯繫業務」，飛到日本、北美、歐洲「考 察市場」。 我還想告訴胡志偉先生，七九民刊運動中也是官多兵少。除北京某些民刊有較豐 富的人力資源外，各地民刊編輯部大多以寥寥數人組成，甚至單人辦刊，主編同時 就是刻印裝訂工。民運組織官多兵少的特徵恰恰說明了民運組織以質量見長而不以 數量取勝，這有點像軍隊中的教導隊。一旦民運以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形式勃興 ，以原先的民運組織為粘合劑，以其成員為骨幹力量，就可以集聚起浩浩蕩蕩的民 主大軍。這個道理連中共都深為洞悉，故它總立求將民運扼殺於搖籃中。 民運組織多也並無「拉山頭」之嫌。「拉山頭」一詞盛行於文革，因各級革委會 裡的席位往往以組織來分攤，故不失時機地搞一個組織，即「拉山頭」便可能在革 委會裡爭到一個或幾個席位。而今民運組織並無政府機構裡的席位可爭，哪裡扯得 上「拉山頭」呢？ 「分道而行」，增加各自的活動空間，減少不必要摩擦糾紛，並不是說民運組織 間只許強作歡顏、或相敬如賓，觀點上的歧見當然可以爭論，謬誤的事情當然可以 批評，更激烈的鬥爭還可放到日後。 或許在今後某個時刻，民主政治在中國大陸上初具規模後，民主陣營的盟友們頓 生齟齬，其來源既有新近的摩擦，也有昔日在民運細胞時期已種下的蒂芥。其成因 既有觀點上的分歧，也有各人品格上的衝突及人事糾紛的積累效應。不要緊，此時 彼此之間不妨過一過招。 張三競選議員，對他不以為然的人大可根據事實，力陳此人生活奢華、漠視民主 且驕橫傲慢、頤指氣使，根本不適合做民意代表。李四要競選市長，對他素有不滿 的人也可以事實說明此人才智平庸卻又剛愎自用，獨斷專橫，根本不具備德才作一 市之長。各路英雄好漢們都將在社會廣角 鏡前「驗明正身」，接受民眾的棄取。 姚雪垠所著《李自成》一書中有段這樣的描寫。李自成只帶少數隨從入川，找張 獻忠商議協同攻明大計，張的親信一再建議趁此天賜良機把李根除，以絕他日爭奪 天下之後患，張一直遲疑不決。一日聚談末了，張突向李發問：「破明之後，天無 二日，國無二主，我兄弟倆該如何？」李大驚之餘從容應對：「倘若果真如此，我 們兄弟倆也當明明白白地在戰場上拚個水落石出。總不該在明庭大軍仍對我進剿之 時先關著門自相殘殺起來。既誤了破明大計，也為天下英雄恥笑。」張聽畢，頜首 灑笑。 如果說昔日為封建帝王思想所主宰的農民起義領袖尚能如此理性地處理他們之間 的嫌隙，那麼，今天以民主理念為信條的民運參加者更應有高超的藝術用以理順營 壘內的各種爭端。 民運中無原則的內鬥是「多餘的負擔」，那麼圍繞這「多餘的負擔」所作的思索 當然就是「額外的思索」。不過，從有益於民運的正常發展而言，它又非完全額外 。好比殲擊機上的副油箱，在戰鬥時，它是額外的，要仍掉。但在巡航時，它就不 是額外的，有助於增加殲擊機的續航力。 我沒有參加海外民運，愧疚之餘，囉哩囉嗦地呈上這些「額外的思索」，其中凝 結了我對海外民運的欽佩、良好的祝願和殷切的希望。如果海外民運諸君在忙碌中 仍能抽空瀏覽拙文，並覺得它尚有一點參考價值而不棄如敝屣的話，那確實是我莫 大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