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牆時期天津民運簡況 (天津) 張新亞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場以民刊、民主牆為代 表的群眾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國內第一次廣大群眾在憲法範圍內，自發 形成一定規模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思想啟蒙運動。 這場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跨越我國歷史發展階段建成社會主義國家後，即社會 主義歷史時期爆發的。在這場運動中，提出了許多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主張和 經濟主張，其實質就是：社會的發展不能超越歷史階段。中國現階段在政治上應逐 步實行多黨制，實行權力制衡機制，經濟上逐步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健全法制，擴 大民主，保障人權。 這些要求與中國共產黨內改革派的主張有許多相近之處，但確為中國共產黨內的 保守派堅決反對。處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即政治上剛拋棄了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和 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等考慮，中共中央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並在憲法中取消了「四大」的條款，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多次發出警告(見《 鄧小平文選》中《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堅持 四項基本原則》等文)，並為此專門下發了九號文件，致使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民 主運動於一九八一年被鎮壓，各地民刊的組織者和骨幹相繼被捕。 這場意義偉大的運動雖然暫時被鎮壓了，從長遠看，這場運動的影響和作用卻越 來越大，並且對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這場運動一直受到 國內外政界、輿論界的關注。下面我們將這場運動在天津的一些情況簡介如下： 天津地區的民刊概況 一九七九年隨著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平反，原天津車站事件(以李占元為首的一些群 眾於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期間，在天津車站(東站)地區張貼悼念周恩來總理 的詩詞和大字報，揭露原天津市委的一些問題，後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的受害者陸 續平反出獄(但留有尾巴，沒有公開平反)。李占元開始在泰安道即中共天津市委門 前張貼要求公開平反的大字報，成立天津上訪團。此時正值北京西單民主牆開始， 上訪團來往於津京之間，帶回北京西單牆的信息刊物。從整體上講，天津上訪團對 天津地區民刊的誕生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並對天津地區的民刊起到推波助瀾的 作用。隨後不久，天津地區成立了「中國人權同盟天津分盟」，邱如義、關峰等人 成立了天津「祭斧社」，與此同時尹明、劉士賢共同創辦了天津第一個手抄民辦刊 物《改革者》，隨後懈小南、懈輝、馮洪澤等創辦的《新覺悟》發刊，但由於天津 市政府當局的高壓，所有這些社會組織、民辦刊物都很快被取締、停刊，致使天津 地區的民運在很短時間內就陷入低谷。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傳播民主思想，傳播各地的民主運動信息，把大家組織起來 ，呂洪來擔起了在天津地區再創民刊的歷史責任，呂洪來的提議得到劉士賢的響應 ，隨後在呂洪來、劉士賢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大量的組織工作，劉士賢通過北京《 四五論壇》的關係，搞來大量的紙張和油印機，不久天津地區又一新的民辦刊物《 渤海之濱》誕生。當時《渤海之濱》的編委有呂洪來、劉士賢、李殊、吳樹江、王 志強，組成人員有二十多人。 《渤海之濱》雖只出版了一期就被勒令停刊，但它的意義深遠，對促進天津民運 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天津地區的民運人士聚集到《渤海之濱》的周圍形成了天 津地區的民運核心。第二，這是天津地區最大、最有影響的民辦刊物。第三，《渤 海之濱》開創了天津地區與全國各地及海外民刊的橫向聯繫，擴大了天津民運的影 響。第四，這是天津地區第一個被市政當局勒令，並強行取締的刊物。 《渤海之濱》編輯部在很短時間內做了以下幾項有意義的工作。 一、聲援了北京《星星美展》。 二、搜集了大量的各地民運信息。 三、真實報導了魏京生事件的審訊過程。 四、向天津人民報道介紹了傅月華事件和任畹町事件。《渤海之濱》編輯部將上 述事件的發展及時地在津公佈於世，引起各界人民的廣泛關注，從而加強了事件的 透明度。 五、積極參與天津民主牆活動，擴大天津民主牆的影響。在那段時期，天津民主 牆成為廣大人民群眾議論國家政事的中心，成了全市各階層關注的焦點，促進了天 津地區政治氣氛的活躍。 這期間，中共為了限制民主牆活動和達到最後取締民刊、民主牆為代表的中國民 主運動的目的，全國各地先後制訂出限制大字報的張貼地點的地方法令。最後全國 人大常委宣佈取消憲法中的「四大」內容，致使全國及天津地區的民運再次陷入低 谷，《渤海之濱》也被迫停刊。 面對這種情況，呂洪來，劉士賢一起又在天津創辦了《學術討論》，繼續傳播民 主思想和各地民運信息，並保持與各地區的聯繫，擴大民運在廣大群眾中的影響。 呂洪來、劉士賢還以《學術討論》的名義參加了全國「營救劉青委員會」的工作。 一九八零年，呂洪來代表天津地區民運組織前往廣州，參加全國民協成立大會， 途中和安陽的陸建國一起在武漢會見了秦永敏後，由於公安機關的阻攔，取道上海 返回天津。其後，全國民協以通信的方式宣佈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民運中，有一位老人湯戈旦先生雖然沒有能親身參加天津 地區民刊組織的創建活動，但在理論上卻為中國民主運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畢 生精力致力於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並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具體國情相 結合，提出了很多有超前性的思想學說，並為國內有影響的民刊寫了大量的理論文 章，對一些民運骨幹在理論上給予指導，為民運在理論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受到 各地民運人士的尊敬和愛戴，也使天津當局對其恨之入骨。一九八一年中央九號文 件下達後，全國民刊負責人和骨幹相繼被捕，作為天津地區的首要份子呂洪來、劉 士賢、湯戈旦也在家中被捕。一場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宣告失敗。天津 地區的民運活動也告一段落。 天津民運主要人物簡介 呂洪來，筆名呂政，祖籍河北，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於天津。 文革期間，年僅十三歲的呂洪來就因其母親的出身問題，被當做地主的狗崽子， 遭受到批判圍攻，後來學校給呂洪來正式平反。坎坷的經歷，使呂洪來從少年時代 就關注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 一九七一年參加工作後，文革造成的滿目瘡痍，使呂洪來對祖國的命運深深憂慮 ，同時陷入苦悶和探索之中。 呂洪來開始大量地閱讀政治書籍，將他每月四十多元工資的大部分用於購買政治 書籍，訂閱報紙刊物，在一間九平米的陋室內夜以繼日、如饑似渴的刻苦鑽研。思 想上的不斷充實，現實社會與理論的嚴重矛盾，使呂洪來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時刻關注著國家的政治動向。 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波及天津，呂洪來從這場運動中看到了祖國的未 來和希望。因此主動地投身於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之中。一九七九年參與了天津民 刊《新覺悟》的有關活動。《新覺悟》被迫停刊後，呂洪來不顧自身危險，與劉士 賢共同擔起了在天津地區重新創辦民刊的歷史責任，並辦了天津地區最大的民刊《 渤海之濱》。 《渤海之濱》的誕生引起了中共天津市委的關注，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當即傳 訊了所有編委，勒令停刊。面對當時政治高壓和隨時被捕的危險，呂洪來代表《渤 海之濱》編輯部，發表了「致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的公開信」、「告全市人民書」、 「《渤海之濱》編輯部聲明」，並將三個文件印發全國各地民刊。呂洪來將三個大 字報張貼到天津市委門前，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將呂洪來當場抓捕。審訊中，呂 洪來據理力爭，闡述民主理論，最後面對「今後出去不幹，立即釋放，還是馬上拘 留」的兩種選擇，呂洪來毅然選擇了後者。 釋放後，呂洪來在廠裡從一個普通工作被提拔做幹部工作(這當然是出於某種安排 )，但這沒有改變呂洪來的政治信念，在當時民主牆被取締、民刊被迫停刊、「四大 」被取消的情況下，呂洪來同劉士賢一起又共同創辦了《學習通訊》，繼續保持與 全國各地民刊負責人的聯繫，繼續在天津傳播民主思想。 一九八零年呂洪來代表天津地區民刊，應邀趕赴廣州參加全國民協成立大會，途 中遭公安人員堵截，被迫繞道上海返津。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晚在家中再次被捕。 劉士賢，筆名肖思文，原籍北京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於幹部家庭。 劉士賢自幼接受共產黨教育，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更夢想著共產主義 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實現，但文化革命的大棒大刀，街頭屍體，伴隨著他的理想一同 逝去。劉士賢深深地陷入憂慮、迷惑、痛苦之中。 一九七九年初他進京辦事，路過西單牆，使之看到了國家的希望所在。他同徐文 立、楊靖、劉青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從此跨入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投身於時代 的洪流中。劉士賢經常往返於津京兩地，將大量的民主牆信息和《四五論壇》、《 北京之春》、《探索》、《今天》等刊物帶回天津，廣為傳播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結識了一批優秀青年，在京期間為《四五論壇》做了大量的印刷裝訂、發行等工 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與瞭解後，由《四五論壇》召集人徐文立提議，劉青、楊 靖、呂樸等召集人的同意，劉士賢加入了《四五論壇》並以記者的身份開展工作， 隨後在天津組建了《四五論壇》天津辦事處。並建立了廣泛的聯繫，開展工作。同 年參加了北京地區民辦刊物召開的「第一次理論務虛會」。 一九七九年，劉士賢和尹明共同創辦了天津第一個民辦刊物《改革者》，還張貼 於天津市委大牆，與此同時，張貼了北京各編輯部的同期刊物，致使天津的政治氣 氛活躍起來，使該牆附近有了「海德公園」氣息。 一九七九年在民主運動處於低潮的情況下，劉士賢和呂洪來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 ，共同創辦了《渤海之濱》，再一次掀起了天津地區的民主運動高潮，引起了天津 市委的高度重視和不安，並發出了天津市委四·二六通告。在天津民刊被取締，民 主牆被取消的情況下，劉士賢同呂洪來冒著隨時可能被捕的危險創辦了《學習通信 》，並保持與全國各地民刊和負責人的聯繫。 另外，劉士賢一直擔負著天津地區民運組織聯繫人及對外的全權代表，保持著與 全國各地及海外民刊和負責人的聯繫工作，《渤海之濱》在此期間同法國的《海澱 雜誌》定期交換。《渤海之濱》停刊後，香港左翼共產黨書記吳中賢專程來津在天 津賓館同劉士賢就中國的當前形勢，交換了意見(後被列入罪狀之一)。 一九八零年由於時局的緊張，被追捕的青年畫家薛明德(後參加了星星美展)逃到 天津，劉士賢義不容辭地把薛明德安排在靜海縣一個朋友家。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根據中共中央九號文件，及天津市委八一·一八號文件， 劉士賢在家中被捕。次日「美國之音」、「台北」、「莫斯科」等電台相即報道了 劉士賢被捕的消息。在獄中劉士賢多次寫過上訴書，呈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天津 市人民檢察院，均無音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越獄逃跑。當時對於全國民運人士看押很緊，劉士賢的逃跑無 疑驚動了天津市委及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協同追捕。逃跑後劉士賢在太原、愉次 、太谷、太行山腳下，忍饑挨餓，露宿街頭，九天後再次被抓捕歸案，關進獨居。 一九八三年轉押天津板橋農場繼續服刑。 一九八四年四月刑滿釋放。 湯戈旦，名湯濱淞，祖籍江西，一九一一年生於江西靖安。湯戈旦一生當了五次 反革命，兩次做國民黨的監獄，兩次做共產黨的監獄，是一位歷經坎坷充滿傳奇色 彩的老人。 一九二五年參加由共產黨領導的靖安愛國學生運動，任宣傳部長。一九二九年加 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零年擔任中共武漢市委員兼漢陽地區兵委書記，紅軍前敵總 指揮，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被判死刑緩期執行。一九三四年受獄中共產黨組織 指示，集體寫了悔過書，被釋出獄。 湯戈旦出獄後，由於獄中無人證明，長期不被中共信任，一直未能恢復黨籍。但 湯戈旦本人對共產主義信念、對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先後在廣西、香港、西安、 延安、江西、重慶，為中共和八路軍做了大量的宣傳、統戰策反教育方面的工作， 為中國四九年革命的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全國解放後，湯戈旦因揭發黨內幹部貪污腐化、違法亂紀問題，遭打擊報復。一 九五五年天津市人民檢察院以歷史不清為名，立案審查，一九五七年天津市人民檢 察院對湯戈旦的「歷史反革命案」作出免於起訴的決定。湯戈旦從一九五七年失去 一切工作，沒有生活來源，全靠妻子微薄的收入維持生計，在生活困難的處境下， 湯戈旦居家潛心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專著，寫了大量的筆記和論文，三十餘年支出 的文具費就達幾千元人民幣，表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移。 通過長期的理論研究，湯戈旦逐漸弄清了原旨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弄清了原旨馬 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區別。認識到歷史發展階段 的不可逾越性，弄清了市場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將起到的歷史作用等重大理論問題 ，提出了許多精闢獨到的具有超前性的理論見解。 一九七九年震驚中外的民主運動爆發後，湯戈旦極為關注，為各地民刊撰寫了大 量的理論文章，是各地民刊的主要理論撰稿人之一，為提高民刊質量，傳播原旨馬 克思主義，用原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現代社會，解釋當代中國社會的各種社會現 象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受到各地民運人士的尊敬和愛戴。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湯戈旦再次被天津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