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轉型中國的囚徒困境 ——以《零八憲章》為割裂的中國尋求共識 楊建利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朋友：我很高興參加今天由《北京之春》雜誌社、中國憲政協進 會和公民力量再次合作舉辦的「援救劉曉波，推進《零八憲章》公民維權運動研討會」。 六四之後，處在統治合法性危機中的中共政權，總結了世界歷史上左、右專制統治的經 驗及其失敗的教訓，再次專注於從人性中腐惡的一面挖掘政治資源。在暴力威脅與謊言欺騙 的傳統策略之外，不惜代價地祭出如下治國方略以延續專制統治：扭曲而快速地發展經濟維 持其統治合法性，腐化攏上，黑警壓下，消滅、控制民間領袖，封鎖公共言論空間等。20年 來，這個治國方略導致中國社會日益分裂，割裂為權勢者與「屁民」兩個越來越趨向於對立 的階層，在這一割裂狀態之下，貧富高度分化、權貴公開壓搾、剝奪屁民。社會不同階層間 成員身份流動不暢、缺少共同公共政治話語，階層間情感極端對立，其嚴重程度可以用「兩 個中國」來形容。 割裂狀態造成了社會各階層普遍的交流障礙，由此大大增加了社會運轉的制度成本，用 經濟學博弈論的術語來講，生活在這一狀態下的中國人實際上處在一種集體的囚徒困境中。 在這一困境中，正如二人經典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那樣，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把整體環境作 為前提條件，對自己各種可能行為的得失和風險進行計算後的最大化利己選擇）構成了集體 的非理性結果，致使整體環境更加惡劣，到頭來每一個人都成為受害者，換句話說就是，個 體的理性造成集體的非理性。這種狀況的出現首先應歸罪於現行政治的非理性，一般來說， 分辨好政治和壞政治有一個標準：好的政治使個體理性構成集體理性，壞的政治恰恰相反， 它使得個體理性構成集體非理性。文革和目前被割裂的中國就是兩個壞政治的典型例子。 那麼，如何才能走出囚徒困境呢？答案首先是突破信息封鎖與警察高壓控制，進行全社 會「串供」。二人經典囚徒困境模型告訴我們，兩個囚徒破解集體非理性困境的最有效方式 就是「串供」，通過信息交流與策略設計，建立攻守同盟（這也是我們的生活 經驗和常識， 囚徒困境模型只不過是從邏輯上證明了我們的經驗和常識）。這個看似簡單的答案其實具有 深刻而普遍的意義。引申來講，「串供」和建立攻守同盟的過程就是處於困境中的人們進行 溝通尋找共識，走出困境的過程，而溝通和尋找共識的過程正是我們走出割裂的中國這一集 體囚徒困境所必需的。當然，中國亟需的是「串供」，不僅僅是同一階層間的「串供」，也 包括各階層之間的「串供」。 然而，問題遠遠不像兩個囚徒串供那麼簡單。首先，雖然處在困境中的人們對所處的困 境有切身的認識甚至共識，但是對走出目前困境的將進入什麼樣的環境卻缺少把握。一般來 說，擺脫一個困境並不總意味著走向坦途，歷史，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反覆告訴我們，「剛出 狼窩又入虎穴」是歷史的常見軌跡。因此，我們首先需要目標共識，這一目標應該建立在人 類文明和經驗基礎之上，具有價值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和較低轉型風險，我們可以說，《零 八憲章》正是為處於困境的中的中國各階層尋找目標共識而做的最新的一次全面性破題嘗試。 這個「題」是對割裂的中國的兩方而「破」的，是為所有利益相關者而破的。比如說，民族 關係問題已經被大一統的專制統治逼進了死胡同，《零八憲章》總結了各國的經驗和中國獨 立學者及民主化推動者的研究和實踐成果，提出了聯邦制的目標構想，為此一議題下利益相 關者破題，為展開溝通形成共識提供最初藍本。《零八憲章》的內容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 是它發出的信號：社會既已處在全面的囚徒困境之中，我們必須「串供」才能走出困境，我 們不能重蹈惡性循環的覆轍，為此我們需要溝通，而不是相互之間的猜忌、提防、冷漠、隔 離，更不是越來越深的對立。 那麼，誰是「我們」？「我們」首先是劉曉波們。假如每個人都按上面描述的一般個人 理性選擇自己的行為，就不會突破囚徒困境，這正是困境之困。劉曉波們是個人理性計算之 上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超越個人得失，勇敢地為集體理性謀劃和行動。對於突破困境而言， 這種超越個人理性的行為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劉曉波，中國所需要是對 未來的廣泛共識，「串供」只在英 雄之間進行是不夠的，英雄的事業終究要變成普通人的 事情才能成功。所以，「我們」必須擴展，「我們」必須普及。具體地講，簽名聯署《零八 憲章》的工作要持續地做下去，而且這一工作要在維權等活動中進行。簽名不僅僅是把自己 的名字與憲章連為一體，也是一個承諾，是承擔一份責任。已簽名者可以積極介入維權等社 會活動，把《零八憲章》所揭櫫的目標在民眾的利益維護中具體化。另外，要體諒一般民眾 的風險承擔能力和意願，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建議「零八憲章，組而不黨」，借助網絡 和現實交流，以低風險、低成本推動民間輿論力量的凝聚，推動形成越來越廣泛的民間共識 和民間社會越來越多樣化的自我組織。但無論如何，介紹和宣傳《零八憲章》、促使更多的 人簽名 或以其它方式認可《零八憲章》、加強憲章簽名人之間的聯繫、溝通、瞭解與協作 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同時，我們不能不提及另一個未來可能的「串供」對象。目前，從整體上來看，中共集 團儘管也陷入統治困境，但仍然拒絕「串供」，是最缺少溝通理性的一方，而且上述所講的 民眾的風險和交流障礙主要是這個集團造成的，甚至這個集團就是囚徒困境的製造者而且正 在把這 個困境推向更深的深淵——坐過牢的人都知道獄卒常常說這樣一句話「你們是暫時 的囚徒，我們是永久的囚徒。」可悲的是，中共集團在得到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自己成了這 個困境中的囚徒，中共「與民為敵」的做法使它的未來充滿極大的不確定性風險，長期緊繃 的控制 一旦在某一環上失效，則會落入滿盤皆輸的境地。這個集團裡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他們「仰望星空」，希望走出目前的囚徒困境，但是個人的得失計算仍然限制了他們為未來 串供尋找共識的行為。再則，這個集團由於意識形態上的歷史局限，對《零八憲章》所代表 的價值缺少深 切理解和認同，整體上對未來缺少信心。但我們不禁要問，中國除非不轉型， 但凡轉型，除了民主還有其他選擇嗎？《零八憲章》提出了轉型正義的主張，這也就是說， 民主化的過程不是零和遊戲，越早加入這個過程，個人和社會所付出的轉型成本就會越低。 這一點是需要中共統治集團內部能夠超越狹隘個人理性而思考者深思的。 值得指出的是，割裂的中國和二人經典囚徒困境有一個本質不同，那就是，二人經典囚 徒困境中的雙方都是渴望串供的，而在割裂的中國的集體囚徒困境中，部分官員個人對民主 價值觀的認同和這個制度對民主的恐懼同時存在而並行不悖，我們切不可對中共政權接受民 間話語並與民間對話的前景過於樂觀，只有在民間足夠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共統治集團才有 可能最終接受尷尬的「串供」，我們需 要為此製造誘因和壓力，促使統治集團內部政治危 機的形成。為此，民間首先要形成共識形成力量，也就是說，「串供」要首先在民間進行， 通過逐漸深化和有效的集體行動，造成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危機，並提供其集團分裂的 誘因，比如說為其中的開明力量提供民間政治舞台，最後孤立中共黨內的頑固派等。 我們都知道，相對於中共統治集團，目前中國的民間力量分散而處於弱勢，而弱者只有 團結才會有力量，這也是《零八憲章》的努力和嘗試，那就是首先在民間形成看似鬆散而實 際上不可肢解的思想、行為共同體，將現代政治理念引入公民運動和民主運動，避免民間力 量的無謂內耗。我相信，《零八憲章》具有的自我擴展、自我生成的功能，將使更多的人能 在這一旗幟之下團結、協作、形成前所未有的公民力量。 我們只有一個中國，目前被割裂的中國終究要轉化成我們大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情感上的生命共同體。這個轉變過程是艱難的。它將會至少包含這樣幾個子過程：民間的溝 通與團結，促使權貴階層分化、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與妥協、整體社會和解等。為此，目前 割裂中的各階層，需要溝通尋找共識，共同走出困境。《零八憲章》作為跨越社會階層的呼 吁，為各階層間的對話與溝通提供了一個平台，也構成了各階層利益協商模式的理念雛形。 持續進行中的《零八憲章》的實名簽署，會將民眾抗議轉化成持續的要求整體變革的民主運 動，具有准組織化的潛在功能，它將呼喚出一批民間領袖，也呼喚中共統治集團內的「仰望 星空者」，最終以現實的凝聚力量推動中國社會的集體理性變革，孕育出我們期待中的民主 中國。 這是我拋磚引玉的意見，謝謝大家。 （本文為作者在「援救劉曉波，推進《零八憲章》公民維權運動研討會」上的開幕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