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 ——寫在六四事件21週年之際 （北京）周舵 六四事件21週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 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 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 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 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一 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 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 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 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鑒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 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一，所謂「中國模式」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 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 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 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 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2、30年代，類似的 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 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 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 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 表像，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 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 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 明深刻不知多少倍！「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 表像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 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 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 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 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 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 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 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不是別 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 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 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有權就有一切」 加「金錢萬能」。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 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 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著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 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 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著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 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後極權，意味著自由缺失——這裡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 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著公平缺失——這裡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 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 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 「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 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 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年的 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 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著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 物質層次，向越來越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 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中國模式」就是 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 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 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越來越多， 那麼，幾乎可以確信，「中國模式」代表著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 中國和世界都會越變越窮？ 如果相反，中國越來越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 全」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 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 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 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 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 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信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 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 的現實，令人感歎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 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 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 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 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 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 導，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 1000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富人移民國外，使 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 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 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年全球194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位；九項 指標中，「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100），「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分（見 《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 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 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 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 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4000美元的「中國模 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 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 二，誰將折騰中國 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穩定，什麼事都辦不成」；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提出「不折騰」； 都很對，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擁護。問題在於，這只是良好願望。要讓願望成為現實，還 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診斷來，我們先要診斷出「折騰」的病根何在。 早在1993年，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騰中國的東西，一言以 蔽之曰「極端主義」。若談「陷阱」，這就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陷阱。簡略說來主要有三種： 1，極左，即新毛派。他們討厭改革開放，熱愛普遍貧窮、自由等於零的毛澤東時代，隨時 準備開歷史的倒車。不幸的是，在貧富懸殊、貪官橫行天下的當今中國，毛澤東時代對於大 批底層民眾確實有著強大的魅惑力；加上執政者至今仍然把馬列毛的那一套供奉在神壇上， 更讓極左派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一旦氣候適宜，新毛派趁勢崛起、製造大亂並非天方夜譚。 2，極右，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和激進民粹民主。所謂「華盛頓共識」給 第三世界開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藥方的錯誤，已經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暴 露無遺。這個「新自由主義」並不新，它不過是資本主義原始時期反對政府照顧窮人、忽視 社會公平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老調重彈，倒是恰好和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頗有一比！激進民粹 民主，在主流政治學當中屬於極左，這裡姑且按照「鄧小平理論」定為極右。這是和當今超 過一百個大小國家中建立起來的主流民主相對立的另類異端民主。所謂主流民主，是指自由 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 民主，以法治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 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激進民粹民主，則是形形色色非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 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 為只要推翻不民主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壞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實現的盲目樂觀的民主， 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 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 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 3，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和富國強兵，拒斥自由民主，通常帶有強烈反美反西方情緒色彩 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走過的老路，曾經給本國人 民和世界人民帶來過巨大的災禍。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誡人們，一個沒有自由憲政約束的強大 國家絕非人類之福。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憂慮「中國威脅」 的原因所在。不建立自由憲政，「和平崛起」的承諾講得再動聽，也無法令人由衷信服。 現在，更恐怖的第4種極端主義出現了，並且正在惡性膨脹中，這就是把極左意識形態、 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法西斯這三種極端主義集於一身的權貴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 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 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 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 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惡勢力的急劇膨脹，是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滯， 而且從中共十三大路線大幅倒退，從「黨政分開」退回到「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權力全 都集中到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中，一切監督制衡統統化為烏有，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 化」。六四鎮壓和隨後不久蘇聯解體，共產主義信譽掃地，共產黨人信心崩潰，於是凡手裡 有點權的，便抓緊機會拚命撈錢，再把妻兒送往國外，給自己留好退路。六四鎮壓的最大惡 果，不是表現在那些可見的數據，而是民族道德靈魂的根本性敗壞——整個中國社會理想破 滅，正氣遭到致命斫傷，「仰望星空」成了傻瓜行徑，高尚君子與政權離心離德，鑽營狗苟 的庸俗小人一批批鑽進中共隊伍……正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上下交征利」，惡 俗當道、犬儒盛行，發財致富成了唯一的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一切，更給官員們提供了放手 貪腐的宏觀微觀環境。近年來，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 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雇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簡直到了窮凶極惡，肆 無忌憚，無所不為的地步！ 據官方數據，僅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各級檢察機關查處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就有 67505人，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學者估計，這六萬多人僅佔貪腐官員總數的5%-20%， 實際犯罪人數是這個查處數字的5-20倍。 短短20年間，這個階級非法聚斂了驚人的巨額財富。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財 產（不包括境外）超過一億的有3220人，90%是高幹子女（《遠東經濟評論》，2007no4）— —當然，也有合法財產混雜其間，不能說100%都是非法取得。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 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一位久居中國的美國官員說 得好：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佔有70%的財富，而西方國家財富佔有最不平等的美 國，是5%的人口佔有60%的財富，比起中國可謂「瞠乎其後」。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 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號稱被中國共產黨唯一、排他、當然地「代表」著其利益的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知道了這 些事實，心中的怨憤將會以何等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是這樣一個急速劣質化的社會，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國模式」、「北京共 識」！ 三，為何「越維穩越不穩」 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由清華大學社 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撰寫）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 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越維越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 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 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本人早在十幾年前提出的「漸進民主論」當中，就強烈主張仿照英國模式，把政治現代 化區分為兩個階段，「先自由、後民主」，即首先要解決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建設， 亦即「第一代人權」的切實保障問題，然後才能把民主化即「第二代人權——平等的政治權 利」（主要體現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提上日程。這是既能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急迫、最 嚴重、人民最不滿的制度弊病，又能避免因「參與爆炸」而導致失控的最優路徑。其間有大 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不及細述，請參看拙著《漸進民主論集》中的相 關文章。這裡僅以六四事件為例，談談為什麼只有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1989年六四導致眾多市民和一些學生無辜死亡的天安門廣場的清場，放在一個自由民主 的法治國家，原本是件極其簡單的事情：首先，依法照準大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申請；其次， 依法規定遊行的標語口號，起止時間，人數、路線、地點和禁止事項（不得阻塞交通，不得 破壞公私財產，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負責保護依法進行的遊行示威，阻止一 切違法言行；不聽勸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權動用合法限度之內的強制手段——用警棍、水 龍、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強行驅散或逮捕。照此辦理，即便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幾輛消 防車，高壓水龍一衝就能解決問題，哪會發生大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警方無計可施， 最終要動用20萬大軍進京大開殺戒這樣的恐怖悲劇？前總書記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 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試圖把中國引向世界文明國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卻被 「426」社論的階級鬥爭邏輯誣指為「支持動亂，分裂黨」！ 人們不免要問：一個執政長達40年的黨，怎麼會如此驚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 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失業率猛增，群體性 事件勢必隨之高發，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 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 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 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 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 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 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 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整體利益。 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 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況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 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注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 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馬克思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 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 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 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人民」，無產階級） 和魔鬼（「敵人」，資產階級）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對於敵人，那 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 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對於 「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多做政 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察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對於敵人， 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殘暴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 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載入憲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 盾」，而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學生的示威遊行用「426社論」定性為敵我 矛盾，把6月3日晚間人民群眾阻止軍隊進城的行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濫用武力予 以鎮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 「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裡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 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 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就充分說明，「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 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 教義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它法律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 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 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中華人民共和 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年10月31日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 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 情況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況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 明對比。這種自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持續至今的憲法和法律的虛偽性、 欺騙性，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況，把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 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 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 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其它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建立在制度性 的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佈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 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卑劣的可恥境地？ 20年來，我從未停止過對六四慘劇的沉重反思。追究責任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汲取 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我一直在自問，那種迄今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 德譴責——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他們注定了要干邪惡之 事——能夠解釋六四這一場民族悲劇的深層原因嗎？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1989年的中國，是一個無論是執政黨、政府，還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人民大眾，對 於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究竟應該如何治理，從觀念、制度、政策到具體行動都極度無知、混沌 一片的，誤入歧途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效治理？1989年6月2日，我們在《六 二絕食宣言》中所發出的近乎絕望的呼喊「我們沒有敵人」不但不被執政當局接納，反而因 六四的血腥鎮壓而完全淹沒，社會對立與仇恨反而更加難以消解，社會和諧與和解至今仍然 遙不可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不能不令人對於我們這個被仇 恨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憂慮！ 那麼，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話：是那個完全脫離現實，純屬烏托邦幻想的馬克思主義， 使共產黨人乃至廣大民眾喪失了基本的常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萬惡之源——至少對於近代 中國而言是如此。這麼說，我看不算過分。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 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 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 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 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 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 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 文明異端不僅敵視西方主流文明，敵視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與中華文明和諧中庸的偉大 傳統格格不入，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去信仰這個西方邪教？把這樣一個如今只有屈指可 數的幾個政黨還在愚昧信奉的西方邪教奉若神明，卻把自己的祖先和傳統棄之如敝屣，「愛 國主義」還從何說起？ 一句話：只有把國人「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的積習引上新一輪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之 路，建立法治憲政的普遍共識，才是治本性的維穩之道！ 四，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現代化 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現代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現代化，一定要遵循漸進、 有序、可控的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但是，僅有原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 操作方案，限於篇幅，這裡只能提幾個要點。 1，首先要達成更廣泛、更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 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 來的過程。鄧小平三十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 永恆不變的教條。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 和個人的局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 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包括六四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 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參看《漸進民主論》「真相與和解」一文）。只有這樣做， 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2，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 則）。核心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權力不能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必須 分開，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合作。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 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 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監察權獨立，這是從 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和監察 系統的中央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權力的關係。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有了從中 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平的 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 3，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 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政治 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精英 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 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 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 制發育之路——像17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 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兩黨制優於分散的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 利於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它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 性。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 精英的合法參政渠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 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 否則，「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 治」，全國2700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擴大 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 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著各方 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 4，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 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 「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5，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 遞進的民主化機制：「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6，「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 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 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 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政治現代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 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 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當年「胡溫新政」剛揭幕時，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曾經寄予莫大期望。幾年看下來， 這個「新政」卻是承諾多，做得少；口號多，行動少；令人相當失望。主要原因，就是前面 所說的那個權貴惡勢力的百般阻撓。胡溫的改革不論朝哪個方向走，只要觸動了權貴資產階 級的利益，都會遭到這個惡勢力的強力阻擊，休想挪動半步。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國企和 金融系統的徹底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究竟能夠依靠哪些力量？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 這個改革，還肯為它出力？實在看不出來。照此下去，「胡溫新政」難免變成「裱糊舊政」 ——清末改革派大員李鴻章晚年曾發浩歎，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裱糊匠，什麼地方破了窟 窿，就扯塊紙糊上，直到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個體 制已經疲態畢露，效能愈來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80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裡曾經流行一句話：現在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在前 頭。——「精英」是指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痞子」則是體制內外腐朽的、破 壞性的力量。六四鎮壓之後，精英潰不成軍，痞子惡性瘋長，社會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 內裡正在潰爛，所有的「反腐敗」措施不過是「揚湯止沸」，不過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 一茬長得更加茂盛。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的步伐要適當加快。開快車 要翻車，但是，開慢車也會翻車——你慢慢騰騰，堵著大家的路，一定會出來一個壞脾氣、 急性子的，把你頂翻到溝裡去。執政者過於保守，歷來是養育極端激進勢力的肥田沃土，這 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頭。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終結果，就是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一，司法獨立；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 和收入的「陽光法案」；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 體政治體制改革。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盡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 力地貫徹實施下去。如果連這幾件事都拖著不辦，那就再也不要奢談什麼改革了，等著大亂、 大折騰、大清算好了。 歷來的政治領導人當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懷抱改良社會、利國利民 的遠大理想，為之奮鬥不息；庸人胸無大志、抱殘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則專以玩弄權 術、鞏固權位為能事。所謂「胡溫新政」究竟以哪一種歷史定位載入史冊，且讓我們拭目以 待！ （201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