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四一四串聯會」成立的時機選擇及其它 （北京）朗鈞 最近閱讀與清華大學文革有關的回憶文章和書籍時發現，與當年清華大學四一四派性組 織成立的時機選擇有關的敘述與本人記憶中的情況不符，其中似乎故意迴避了一個重要的史 實。於是請求在美國的朋友在文革文庫中幫助查找有關資料。郵件發出後不久，朋友寄來求 其查找的資料。這些材料和我記憶的情況是吻合的。於是動筆成文。如若記憶有誤或觀點錯 誤，請讀者直言指正。 提出質疑 1967年4月14日，清華大學造反派分裂為「井岡山兵團」和「四一四」兩大派性組織。 確切地說，四一四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造反派組織「誕生」於清華園，經歷過兩次「分娩」。 第一次是1967年4月14日，組織名稱叫作「清華井岡山四一四串聯會」。第二次是1967年的5 月29日，組織名稱叫作「清華井岡山四一四兵團」。兩次命名都有前綴「清華井岡山」是為 了表示自身組織的造反派屬性與蒯大富的造反派組組織是屬同類。 「井岡山兵團」這個名字很好理解。文革中，造反派組織多以「東方紅」、「紅旗」、 「井岡山」命名，那是一種時髦，這裡不多講。 「四一四串聯會」和「四一四兵團」中的「四一四」這三個字就有點費解，尤其是對於 後人。為什麼不是「四一三」或「四一五」呢？團派人當年曾嬉笑說「四一四」就是「死要 死」即「非要死」的意思，如414戰歌所唱「完蛋就完蛋」。這種玩笑話當然不能夠成立。 也許當年的四一四人會說：我們的組織成立於1967年4月14日，所以叫「四一四」，這有什 麼不好理解的。不對。這種回答因果同置，也不能成立。 1967年5月29日成立「四一四兵團」的緣由，是為了破壞已經達成協議的清華革命委員 會的成立。在當年四一四核心成員的回憶文字中被講述得很詳細。而第一次使用「四一四」 這個名稱，成立「四一四串聯會」時的大背景很清楚，而直接導因卻被迴避了。 一般而言，文革中，大凡用月日計數作為派性組織名稱的，都是因為這一天或前一兩天 曾經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而這些事情對當時的某一派性組織具有某種重要性。例如北京中 學生在1967年4月初分裂為兩大派性組織——「四三派」和「四四派」。就是緣於4月3日， 當時的中國文革領導人周恩來江青等人講了些指責北京市中學軍訓團的話，後覺不妥，讓戚 本禹在4月4日又講了些要擁軍愛民的話，挽回影響。但是，北京市中學生分裂成所謂「反軍」 的四三派和「擁軍」的四四派卻已成定局。 「四一四」派為什麼選擇在1967年4月14日這一天聚眾成伙？到目前為止，我見到過的 四一四人撰寫的回憶文字中，沒有找到另人信服的答案。這些文字包括：周泉纓的《文化大 革命是歷史的試錯》（書）；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 （書）；唐金鶴的《倒下的英才》（書）；沈如槐陳楚三的《回憶與思考：紀念四一四思潮 誕生四十週年》（文）；陸小寶的《直面我們自己的歷史》（文）；汲鵬的《文革使中國這 個巨人改變了方向》（文）唐偉的《人生原來可以這樣度過》（文）等等。 這裡應該說明，除唐金鶴不是當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且她的書是專門記錄清華武 斗事件的；陸小寶、汲鵬和唐偉的文章也不是綜述性文章，沒有涉及「四一四串聯會」成立 的時機選擇這個話題均屬正常。其餘著書著文者，都是當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他們的 口徑如此一致反倒是給出了一種提示，清華四一四派性組織成立的時機選擇因此成為本文討 論的核心問題。 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背景分析 1967年4月14日前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導致反蒯勢力在蒯大富4月10日批鬥完王光美的 大會後僅4天，就可以在清華園另立山頭與風頭正勁的蒯大富分庭抗禮了呢？ 沉入槐的書是這樣寫的：「清華園關於《罪責難逃》所進行的辯論為我們做好了輿論准 備，（4月）13日晚上，我們邀請縱隊20多個戰鬥組在二院召開形勢討論會，會上一致同意 發起成立《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因為串聯 會將在4月14日成立，所以簡稱」414串聯會「。（沈如槐書《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 兵領袖的自述》p102） 不知是忘記了還是因為什麼其它原因，周泉纓的書中沒有提及4月13日晚間的形勢討論 會。他是這樣寫的：「見到《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清華井岡山兵團內部與蒯大富一直 尖銳對立的從」八八串聯會「演化過來的各種自發的組織，都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革命幹部 將在文革」三結合「的新政權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必然對於自己文革後的前途也有舉 足輕重的作用，同時鑒於他們對蒯大富政治品性的一致認識，所以他們都自覺地聯合起來， 決意在幹部問題上與蒯大富周旋到底。於是，在1967年4月14日『四一四幹部問題串聯會』 （簡稱『四一四串聯會』）也就在短時間迅速成立起來」（周泉纓書《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 試錯》p61）。 雖然周泉纓和沈如槐都承認新成立的組織的簡稱是「四一四串聯會」，但對全稱的記述 卻很不同。周泉纓的文字在直截了當地說出了當年四一四與蒯派分道揚鑣，極力擁護「三結 合」的實用主義企圖。沈如槐和周泉纓的文字都間接或直接地承認四一四的出現與1967年第 5期《紅旗》雜誌發表的一些文章有關。 1967年3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 批判》和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 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 《紅旗》雜誌的這兩篇文章發表後，蒯大富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兵團下屬的《井岡哨兵》、 《金戈鐵馬》戰鬥組貼出《紅旗雜誌調查員文章欺騙毛主席罪責難逃》（簡稱《罪責難逃》） 的批判性大字報。該大字報認為《紅旗》雜誌的文章沒有歌頌群眾運動，為劉鄧路線翻案埋 下伏筆。雖然蒯大富當天下午就以兵團總部名義表態，認為大字報《罪責難逃》是根本錯誤 的。但是，中央文革的林傑和關鋒還是打電話指責了蒯大富，認定蒯大富犯了政治錯誤。 自1966年7月下旬被平反，以中國造反第一人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之後，這是蒯大富所 領導的造反派組織第二次犯「政治錯誤」。第一次犯「政治錯誤」是在1967年1月。陰錯陽 差，蒯大富下屬的戰鬥隊居然和反中央文革的聯動一道參與了史稱「十二月黑風」的反對 「無產階級司令部」政治風潮。在清華園貼出炮轟康生和周恩來的大字報。 事隔僅兩個多月，蒯大富再犯「政治錯誤」，他的對立面，後來的四一四人看在眼裡， 樂在心中。兩次重大「政治錯誤」足以說明老蒯政治智商之低下。取而代之雖不可行，分庭 抗禮還是可行的。只是機會還沒有到來。 這裡需要對《紅旗》雜誌發表關於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評論員文 章和調查報告的背景做一點分析。這個背景，在清華大學四一四領袖人物的回憶文字中沒有 得到另人信服的說明。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家裡擺生日宴。中央文革成員悉數到場。毛澤東舉杯。說： 「為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乾杯！」。之後，《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傳達毛澤東的旨意，社 論標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其中指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 級鬥爭的一年」。「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提法就是源於毛澤東的「開展全國全面的內 戰」的說法。 1967年是大亂之年。這是毛澤東的意願。歷史也是這樣的行進的。 1967年1月13日夜間，毛澤東派秘書徐業夫接劉少奇到人民大會堂談話。見面後，毛澤 東很客氣，問候了劉少奇的孩子們的近況。劉少奇則當面向毛澤東提出兩個要求：第一，這 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第二， 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當 劉少奇說完這些話時，毛澤東抽著煙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將話題岔開了。毛澤東建議劉少奇 讀幾本書。對劉少奇提的要求，毛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毛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叮囑 他要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正是劉少奇的這兩點要求，尤其是第一個要求，使毛澤東下了決心，要徹底打倒劉少奇。 文革初期，毛澤東想通過批發聶元梓的大字報，誘發群眾起來造反，在全國打倒一批基層、 中層和高層幹部，造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已經形成的既成事實，最終打倒中國最大 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他再也不敢就「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這個概念在邏 輯上是否合理與毛澤東有絲毫的爭執。劉少奇為了自保，不惜犧牲這些幹部。這就注定各個 單位的領導幹部在文革初期統統下台，無一倖免。 然而，劉少奇現在卻想用自身引退換得解放廣大幹部的解放。這個提議是毛澤東無論如 何都不可以接受的。如果這樣一來，劉少奇將成為所有被解放幹部的救星。毛反而成了不義 之人：為了打倒劉少奇，讓廣大幹部一起跟著倒霉。劉少奇的言外之意是在說毛澤東在幹部 問題上犯了「打擊一大片」的錯誤。如果毛劉享有同等的話語權，劉少奇將以此說問罪毛澤 東。劉少奇以退為攻的建議提示了毛澤東，使他恍然而悟。《我的一張大字報》存在著一個 巨大漏洞。只強調「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認定劉少奇在1966年夏季的50 天內，在學生和群眾問題上搞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是不夠的。必須把文革以來，工作 組也罷，造反派也罷，衝擊幹部隊伍，打擊迫害廣大幹部的責任統統算到劉少奇的頭上。於 是，為補1966年第13期《紅旗》雜誌關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社論之缺口，「幹部問 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新概念新提法醒目地出現在第五期《紅旗》雜誌上。「幹部 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新概念的提出既能夠栽打擊迫害廣大幹部之贓於劉少奇， 又可以消解「二月逆流」中來自黨內軍內元老派關於幹部問題對中央文革及毛澤東的質疑。 有人分析，毛劉談話時，毛澤東抽煙沉默的那一刻，劉少奇的人生悲劇被最終鎖定，再 沒有回轉的餘地。是有道理的。 到劉少奇的提示，毛澤東也開始調整他的幹部政策表述方式。從單方面強調打倒「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變為同時也強調「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是，毛澤東 徹底打倒劉少奇，並在黨內進行全面清新的總方針沒有絲毫改變。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 見卡博、巴盧庫為首的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 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 （曹英等書《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p268）「現在 兩方面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 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還要長」。（《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 經過精心策劃， 兩個多月之後，毛澤東三槍拍案。 第一槍：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 自首材料》（簡稱《自首材料》）。在這個文件中，薄一波等61人被定為「叛徒集團」。文 件強調指出，這件事是劉少奇策劃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不言而喻，劉少奇 是叛徒集團的總後台。招降納叛的罪名可以落到實處。 第二槍：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中對劉少 奇說：「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 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第三槍：就是上文所說的發表在第五期《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和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的情況調查）》。 《自首材料》、《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和《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及調查員文章 的面世是在3月底。但是這些材料和文章的策劃和寫作需要時間。尤其是調查員的文章，需 要採訪，它的成文更不是短時間能夠完成的。可以成立的推斷是：策劃《自首材料》、《愛 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和《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及調查員文章的時間點應該是在毛劉最 後一次談話之後不久。 這三槍齊發是具體實施以打倒劉少奇為目的「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總規劃的一部分。 按照當時的習慣說法叫做「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蒯大富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這個大佈局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棋子。蒯大富本人也很樂意從 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但是，以蒯大富的年輕幼稚和政治上的愚鈍，根 本理解不了毛澤東指揮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批判所謂「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 實用意所在。清華井岡山批判《紅旗》雜誌關於「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章 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倒是蒯大富的對立面、後來的四一四人「高舉徹底批判 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旗」（沈如槐書《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 的自述》p101），客觀上緊跟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派性鬥爭中贏得一局。實際 上團派和四一四就是文革領導人手中的兩張陰陽牌。什麼時候出什麼牌要根據牌局的需要。 「《紅旗》雜誌調查員評論員文章本身就是四一四的誕生的道火線」。（沈如槐書《清 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p234）正是有了四一四人的擁護，批判幹部問題 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清華園才找到了群眾基礎。，而這個「群眾基礎」的角色本應該由 老蒯的團派來擔當的。 對於第5期《紅旗》雜誌文章的表態，成為四一四人在文革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這個 亮相很重要，雖然不可以像蒯大富一樣受到同等的寵愛，甚至有些像後娘養的孩子還受到了 一些歧視和打壓，但是擁護第5期《紅旗》雜誌文章的立場就確保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 了中共文革領導者的承認。今天的四一四人總是強調他們當年和團派的爭吵是「平民和痞子」 之爭。這種說法不具對稱性，仍在延續40年前的派性之爭，只有單向的批判，只說出了一部 分事實。貼切的說法應該是「市儈和痞子」之爭。這樣講對文革派性鬥爭的雙方就一視同仁 了，也揭示清華派性鬥爭的實質。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四一四人到今天還在炫耀當年擁護《紅旗》雜誌文章的「正確立 場」，說明他們當年和現今都沒有參透毛澤東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 實用意。 周泉纓說：「關於毛澤東在劉少奇問題基本解決後的戰略部署，明確地刊登在1967年第 五期《紅旗》雜誌三篇文章中……而且在毛看來通過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革由大亂走向大治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周泉纓書《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p60-61） 認為第五期《紅旗》雜誌關於幹部問題的文章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以後而實施的「戰略 部署」顯然是不對的。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過程 中施放的一記重拳。也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總規劃的一部分。「認為《紅旗》雜誌 發表關於幹部問題的文章是由亂到治的信號，只不過是周泉纓幻聽中的天方夜譚。 原四一四成員陸小寶的說法更奇特：「按照大多數人的常規想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 命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搞掉劉少奇，為自己爭奪權力。從這種想法出發，當時的《紅旗》雜 志的秀才們和四一四的學生娃娃『理論家』們，自作聰明地給毛澤東設計了結束文化大革命 的」收官「招數：批判劉少奇在幹部問題上的資反路線，然後順勢解放幹部，恢復秩序，從 此『河歸舊道』」。（陸小寶文《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責任》） 作宮門抄的御用文人和娃娃『理論家』為毛澤東設計「收官」招數？太荒唐了吧？ 陸小寶還說：「清華文革後來分化為團派和四一四兩派：團派借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線為 動力，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主導思想；四一四則以《紅旗》的調查報告為依據，將 解放幹部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陸小寶文《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責任》）《紅旗》的調 查報告原本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物。前者與後者之間是包容與被包容的關 系，戰略與策略的關係。其中根本沒有對立的內容。「學生和群眾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和「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用來打倒劉少奇的兩條大棒。前者，毛和中央 文革交給了蒯大富。後者，也想交給蒯大富，蒯大富沒有接手。四一四人檢了起來。 引用以上幾段四一四人的文字是想說明，幾十年過去，四一四中人仍然沒有參透當年毛 澤東指揮中央文革的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詭秘用意的還小有人在。 四一四成立的時機選擇 人們不禁會問：四一四為什麼不乘4月初蒯大富批判《紅旗》雜誌關於「幹部問題上的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章，再次犯下「政治錯誤」的時機扯起自己的大旗呢？這不是一個 很好的機遇嗎？ 那是一個機遇，但還不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因為，一則是犯錯誤的畢竟只是蒯大富下屬 的一個戰鬥小組，不是蒯大富本人；二則是來自中央文革對蒯大富的批評並不很強烈。四一 四人在等待蒯大富再一次犯錯誤，以便確定組織上發難的最後時機。 周恩來3月26日接見新疆代表團時說：「清華井岡山有八千人，內部亦有左中右，可以 辯論，有辯論，有對立好嘛」。（沈如槐書《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 p159） 周恩來4月6日三委代表時對蒯大富說：「假如造反派處於領導地位，要允許少數派存在， 你們怕少數派幹什麼」。（《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p159） 周恩來的上述兩次講話後，後來的四一四人沒有立即行動。是因為周恩來講話中雖然指 明瞭造反派內部可以有不同派別的出現。但是，有兩個不利於四一四的觀點明顯存在於周恩 來的講話中。首先是左中右之分；其次是對造反派領導地位的確認。四一四不願意做「左中 右」中的右派是很顯然的，四一四不願意承認蒯大富的領導地位也是很顯然的。故此，分裂 的時機沒有因周恩來的講話而到來。 4月14日在廣州，周恩來在一次接見廣州的群眾代表時又說：「我對他們的負責人蒯大 富說：」你們組織這樣大，組織內部就有左中右了，過去是外部，現在是內部展開鬥爭。舊 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出現了『……「。（《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 p160） 很明確，這個講話和上兩次講話的內容沒有什麼區別，且傳到北京的時間應該是在4月 14日以後，而那時四一四已經在清華園樹起了自己的大旗。 任何來自中央文革對蒯大富的指責和批評對於四一四人來說都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利好 時機終於出現是在1967年4月13日的晚上。 4月13日晚上，謝富治、張春橋和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中學生代表，部分大學 生代表參加接見。蒯大富也在接見現場（謝富治、張春橋和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中 學生大學生代表時的講話）。 為什麼會有這一次接見？還要從上文已經提到的北京中學生分裂為四三派和四四派以及 前一天發生在北京27中學的所謂「四一二」事件說起。 由於中共文革領導人在4月3日講話中批評了北京衛戍區領導的北京中學軍訓團及其領導 人李忠琦，又在4月4日講話強調要擁軍愛民，北京幾十萬中學生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 派」。 4月12日，為了擴大影響，反對北京市中學紅代會反對北京市軍訓團的北京中學四三派 幾萬人在北京27中集會。北京27中地處故宮東華門外。當時整條東華門大街被擠得水洩不通。 「炮轟李鍾琦」（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是集會的主要口號。集會的高潮出現在中午。清華井 岡山兵團的宣傳車出現在27中校門口。車上的高音喇叭反覆廣播「清華井岡山支持北京四三 派」的聲明。由於「412」行動的突然性，使北京中學紅代會和四四派感到措手不及，他們 把四三派的這次行動稱為「四一二事件」。 「四一二事件」使北京中學生的派性爭鬥趨於惡化。2、3月份剛剛開始的「復課搞革命」 的局面也被破壞。各個中學的軍訓團也被混亂的局面搞得無所事事。已經成立的中學紅代會 面臨被「拆台」的局面。北京軍訓團和中學紅代會都對蒯大富及其清華井岡山支持中學四三 派「反軍」「拆台」的行動表示不滿。這些不滿意見被反應到中央文革。於是，有了這次接 見。 4月13日晚間，接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主持接見。接見一開 始，蒯大富就成為被嘲笑的中心。 戚本禹：蒯大富，聽說你支持劉剛（清華附中學生，北京市中學紅代會常委）拆中學紅 代會的台的大字報？ 蒯大富：沒有看這張大字報。 李冬民：（北京25中學生，北京市中學紅代會委員，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蒯大富 很「關心」中學文化大革命運動。（大笑） 戚本禹：原來大家對你的意見很好。現在為什麼對你有這麼大意見？ 關於如何對待解放軍時，戚本禹說：「如何對待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這個問題一說 大家都知道，要愛護解放軍，……現在滿街貼炮轟李鍾奇的大字報，我們是不贊成這樣做的， 當然我們也不贊成說炮轟李鍾奇的人是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但不贊成把矛頭指向李鍾奇。 江青、康生、陳伯達等同志都不贊成……，蒯大富也不贊成……。」 「蒯大富就曾經犯過很嚴重的錯誤，錯誤不小，你們的錯誤比他的小，誰還有不犯錯誤 的？大風大浪裡學游泳，誰還不喝幾口水？」 「我建議你們北航」紅旗「和清華」井岡山「要正確對待解放軍，不然就會重犯歷史錯 誤。你如果重新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把和解放軍的矛盾公開化，那就不錯才怪？！那時就不 好對你講話了，因為已經有先例。」 「最近我發現中學生水平很高，但在對待解放軍這個問題上，大學比中學高。（群眾： 蒯大富可不高！沒有調查胡亂支持。）蒯大富的問題你們可以幫助，人家改正錯誤，就允許 人家改正嘛！（群眾：他怎麼老錯呀？！）」 戚本禹又重談對待《紅旗》五期幹部問題的文章的態度問題：「在斗、批、改方面必須 有經驗。清華大學沒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們學校也在打內戰，現在」井岡山「某戰鬥 隊又批判《紅旗》評論員文章。蒯大富沒有領導好，你怪誰？怪你！本來」打擊一大片，保 護一小撮「是不對的，你不應該批判《紅旗》評論員文章，應該好好學習。《紅旗》是代表 黨中央的，不是代表林傑或某一個人的。」 張春橋也講了話，他強調：「我沒有多少好講的。我們商量過的戚本禹同志都講了。」 謝富治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既「戚本禹同志和張春橋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講了話。」 整個四一三接見過程中，貫穿著對蒯大富的批評，雖然不是很嚴厲，但是還是傳達了兩 個信息。第一、蒯大富在如何對待解放軍和支持中學生的派性鬥爭的問題上又一次站錯了隊。 第二、中央文革對蒯大富的下屬批判第五期《紅旗》雜誌關於幹部問題的文章之事仍然耿耿 於懷。但是，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個接見過程中，瀰漫在會場上對蒯大富的 輕視和嘲弄的氣氛。 4月13日深夜，接見結束。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的講話旋即被張貼在大學、中學校 園。傳達中央指示不過夜是當年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傳統做法。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戚張謝講話如同一幅催產劑，催生了派性組織四一四，正式拉開 了清華大學派性鬥爭的大幕。當年四一四人看到戚張謝講話後是何等的興奮與激動。他們聞 風而動，就在4月13日戚張謝講話的第二天下午，即4月14日下午3點掛牌營業，「清華井岡 山四一四串聯會」正式成立。興奮得心情延續到晚間，又選班子，又選核心，那一夜八成難 以入睡了。 但是，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的四一三講話在清華園引起的反響，蒯大富感到的沮喪， 四一四人感到的鼓舞和刺激，還有決定利用戚本禹講話作為向蒯大富發難的最佳時機，成立 與蒯大富分庭抗禮的派性組織這些清華文革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情卻不能在四一四人的回憶 文字中找到絲毫記錄。 統計沈如槐著作中記載與清華大學文革有牽涉的「中央首長講話」，從196年8月4日周 恩來第一次到清華算起，截止到1967年8月5日沈如槐代表清華四一四登上天安門，竟達34次 之多。其中不但有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大人物的講話，甚至還包括小人物林傑的講話。 更為細緻的是，連閻常貴這類文革小組工作人員的一個電話記錄都沒有遺漏。可是，前網不 漏魚，後網不漏魚，唯獨將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的講話漏掉了。此遺漏之動 機顯然很可疑。 文革過後，戚本禹張春橋這些文革紅人在人們心中的形象確實一塌糊塗了。撇清四一四 和中央文革的關係，哪怕這種關係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契合，才能為四一四的歷史地位作證明。 但是，43年以前，戚本禹是何等滾燙的人物啊。與之呼應就是與中央文革情同此心，與之響 應就是與中央文革心同此理啊。正是有了這種心理之通才可以登上天安門啊。 關於四一四是否有「後台」的討論 沈如槐承認：「從三縱對到414，《紅旗》雜誌一直為我們反對蒯大富的錯誤提供強大 的思想和理論武器，我們414的許多政治觀點都能從《紅旗》雜誌中找到根據。……每當 《紅旗》雜誌發表一篇社論，414照例都要去《紅旗》雜誌社慶祝、報喜，表示我們對《紅 旗》雜誌的支持。因此，我們和《紅旗》雜誌社的工作人員建立良好的關係。」 （《清華 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p136）這說明414和中央文革控制的《紅旗》雜誌 散佈的文革理論有著思想上的共鳴。 去年見到唐偉的文章《人生原來可以這樣度過》。其中談到四一四組織是否有後台時， 有一段文字更加耐尋人尋味，他說：「幹部子弟活躍時期有王光美為顧問的工作組掌控清華， 他們的後台顯而易見。我和沈如槐都有一個《光明日報》的記者朋友，他們都是中央聯絡員。 到一九六七年初，我還有周總理秘書孫岳的電話，緊急事情可以與孫岳通話。多年後我曾問 過陳楚三：」四一四肯定沒有後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陳楚三有。到底有沒有？『可惜陳楚 三沒有回答我問題。「 上面指派專人直接插手清華大學文革，除了唐偉上文所說的來自《光明日報》的中央聯 絡員、周恩來的秘書孫岳，在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一書 中多次提到過一個被稱為是四一四的「良師益友」的人，這個人就是新華社記者張廣友。 沈如槐回憶，張廣友1967年2月就開始介入清華大學的運動。他當年曾對沈如槐說： 「你們上午交給我的材料，我保證晚上送到中央文革，擺在江青的桌子上」。沈如槐描述了 張廣友說這些話時不無得意的表情。張廣友還勸告沈如槐不要與《解放軍報》記者接觸，因 為軍報記者是「支持那一派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p234）。 從沈如槐的文章中看到，張廣友不是作為旁觀者客觀地觀察清華派性鬥爭，而是深深地參與 其中，他不但參加四一四領導層的會議，還為其出謀劃策。在5月29日四一四人撕毀「四項 協議」，重新組隊，成立「清華井岡山四一四兵團」，致使即將出世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 胎死腹中。張廣友也參與了四一四的「拆台」行動。他甚至對四一四新組織的名稱「清華井 岡山四一四兵團」不以為然，說「我看甩掉井岡山的牌子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馬國川文 《張廣友：新華社裡三十年》）。 張廣友是何許人也？張廣友，1930年生，遼寧省鐵嶺縣人。1950年初參加工作，1959年 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後進入新華社當記者、高級記者等。1982年後任《農民日報》總編輯。 「1966年秋，周恩來總理指示新華社從國內各部門和解放軍總分社陸續抽調一批記者， 專門從事內參報道，張廣友就是其中一員。……張廣友先是在國內內參部領導下，搞動向專 題報道。後來由於紅衛兵進駐新華社內參編輯部，國內內參被迫停刊，1967年初合併到中央 記者站辦的內部刊物《快報》。《快報》停刊之後，新華社又創辦了一個只送中央政治局領 導參閱的內部刊物《國內動態清樣》，張廣友成了這個重要機密刊物的一名骨幹力量」（沈 如槐書《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p63）。 張廣友生前著有《風雲萬里》《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大饑荒見聞 錄》。張廣友對大饑荒的記錄是他以記者為業一生對新聞事業最大的貢獻。 但是，他對與自己當年以中央文革和清華學生之間的媒介身份親身參與指導的清華派性 之爭曾經起過什麼樣的作用，卻三箴其口、隻字不提。讀者只能從沈如槐的回憶文字中去查 看廣友當年可疑而模糊的行跡。張廣友已經辭世。清華文革派性之爭又少了一個見證人。 四一四的靈魂人物到底是誰？ 周泉纓一向被認為是四一四的靈魂人物，因為他寫了《四一四思潮必勝》。但是，很多 當年的四一四人並不承認周泉纓能夠代表四一四，且《四一四思潮必勝》也不能代表四一四 思潮。最近當年的一位四一四核心組成員這樣講：「關於周泉纓，請奉勸外邊的人士不要把 他看成為414的代表。這不過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論，用今天的話來講，不過是自 我炒作，當然還有老蒯謝富治幫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領導那裡去了。文革後他仍在炒，只是 已經沒了觀眾。……好多人同我聊起來提到，如果414思潮就是周泉纓觀點，他們就要退 出。」看來周泉纓當年和現在並不為所有的四一四人所認可。 那麼，四一四的靈魂人物是不是沈如槐？他可是四一四組織的「第一把手」啊。從回憶 文字，包括沈如槐本人的回憶文字來看，沈如槐之所以被選為「第一把手」完全是策略上的 考慮。周泉纓和沈如槐都承認，選沈如槐為「第一把手」是因為他是低年級學生。為了在高 年級學生離校後「可以保證四一四串聯會」的連續性。 筆者認為，陳楚三才是四一四的靈魂人物。文革中盛傳陳楚三是康生養子，對此沈如槐 的書中有所披露並為之闢謠。但沈如槐提到陳楚三曾說過康生就是中國的捷爾任斯基（沈如 槐書《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p63）。 關於陳楚三有必要多說幾句。陳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兒子。烈士子弟的身份可 以保證他不會像劉濤、賀鵬飛那樣，因為劉少奇和賀龍的垮台即刻之間由「好漢」變成「混 蛋」。領導核心的純度由紅色血統予以確保。周泉纓也說過：「據傳陳（楚三）也是康生的 養子。江青在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召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時，面對蒯大富等曾經明確表 態：」清華那個陳楚三是個好孩子，要保護他『「（周泉纓文《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 p63） 陳楚三在四一四組織中的地位通過撕毀「四項協議」一事，可見一斑。在北京市革委會 主任謝富治的主持下，沈如槐和孫怒濤代表四一四與團派簽署「四項協議」，清華大學因此 將實現「大聯合」。是陳楚三領導的「東方紅戰團」首先表態反對「四項協議」。謝富治， 團派和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都不放在眼裡，硬是將即將出世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搞 流產了。足見陳楚三的能量和在四一四組織中的地位。 蒯大富在文革中曾「炮打」過康生。之後不久，就在蒯大富的對面出現了一個唱對台戲 的造反派組織四一四。這兩件事情之間有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有待考證。總之，面對唐偉 的提問，陳楚三為什麼無言與沉默？值得深思。 「無愧無悔」與反思 從史學的角度發問，四一四派別組織的成立有必要嗎？ 有沒有四一四的出現，造反派注定要退出歷史舞台。何時退出歷史舞台只是一個時間問 題。清華四一四派性組織在清華園的出現和他們主張的「文革收官」論是不能自洽的。讓蒯 大富一統天下又當如何？韓愛晶、王大兵不都在各自的學院一統天下了麼？難道他們坐穩了 他們的江山？蒯大富沒有資格做清華大學的校長，莫非周泉纓可以，還是沈如槐可以？既然 認識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為什麼還要折騰呢？回家做逍遙派實在是等而上 的選擇啊。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內一小撮」、參加「揪劉火線」等行為說明四一四的文 革理論和和他們的文革實踐實在是自相矛盾。周恩來說，蒯大富的「對方四一四也不見得高 明」。（沈如槐書《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附件p320，周恩來1968年 2月5日浙江代表時的講話）是很到位的一句話。 清華團四派性之爭的最直接惡果就是在一年以後發生了毀壞公物，死傷性命的武鬥事件。 如果說北大是中國孕育民主思想的搖籃，那麼清華就是孕育中國科學事業的搖籃。一座美麗 寧靜的清華園在軍閥混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國共戰爭時期都沒有遭到戰亂的毀壞。但是， 在文革中卻在劫難逃。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施仁民不信道，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上無禮，下無學。孟 子之言可用作對中國文革年代之述描。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不曾想到，更無道的年代，縱有百死也難避其辱的年 代尚未到來。更為可恥的文化之辱，道德之辱，國家之辱，民族之辱將會在他身後40年降臨 清華園。 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在有關文章中指出：「7月27日結束的大武鬥，史稱『清華大學百 日大武鬥』給清華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傷，30餘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 合當時人民幣逾1000萬元，全校10000多名師生員工紛紛離校逃難，昔日美麗的清華園成為 武鬥的血與火的戰場」。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死傷人數還應該包括被7月27日那天被清華團派射殺的5名工人師傅 和700多名受傷的工人和解放軍。還應該指出的是，整個文革時期，清華大學學非正常死亡 人數高達59人，其中被逼自殺的36人。 但是，面對最終導致如此慘重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的派性之爭，四一四的某些領袖人 物幾十年後卻給出了如下的表態：「蒯大富能夠而且敢於下令向工宣隊開槍，無疑顯示了蒯 大富，在誤認為中央發生了反毛的政變的條件下，敢於進行武裝反抗，所以蒯大富無愧為無 產階級左派的英雄」。（周泉纓文《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p273）「我們——文革時期 的年青一代——包括團派和四派，既非神仙聖賢，亦非妖魔鬼怪。我們思考過，我們奮鬥過， 我們無怨無悔」。（沈如槐陳楚三文《回憶與思考：紀念四一四思潮誕生四十週年》「是啊！ 正當我們青春年華，我們真誠地信仰過，付出過，熱愛過，追尋過，感受過。苦難，讓人生 綻放，也造就了眾多校友的傳奇人生。我們都感同身受，無怨無悔」 （唐偉文《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讀後》）。 無論是個體的無怨無悔，還是群體的無怨無悔，都是在表達一種留戀與懷念的情感。無 怨無悔的文革情結最早出現在90年代一些「老三屆」關於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回憶文字中， 典型的表述叫作「青春無悔」。進入21世紀後，老三屆人漸漸懂得文學抒情不宜與道德分辨、 政治是非的判斷攪和在一起，無悔的情結也隨之被拋棄。有趣的是，這種無悔的情結現在又 出現在自認為比「老三屆」政治上更成熟，思想上更深刻，且年近七旬的當年大學生的回憶 文字中。 並不是所有的四一四人在每個時刻都持有無怨無悔的情結。 唐偉去年撰文《人生原來可以這樣度過》。文章中頗多警句。例如：「劉邦當年說過：」 非劉氏而王者，誅。『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標準中就沒有說過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被實踐 證明是）反對對了的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之一是」他們必須是能夠團 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 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 人。「）又例如，文章結尾處唐偉坦言」我們在認識社會的醜惡、政治鬥爭的污穢時，也應 當勇於承認自己的頑劣，直面我們自己的歷史，培養善待人生的悲憫情懷，在拷問歷史的同 時拷問自己的靈魂。「 陸小寶說：「在文革中，還有一些更加惡劣的現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喪失，是知 識分子的恥辱。」「在文革中，我們的行為給我們的國家造成災難，我們自己也蒙受不少不 公正的待遇和損害。今天，我們應該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內在的歷史教訓挖 掘出來，告訴我們的後代」（陸小寶文《直面我們自己的歷史》。 汲鵬說「我作為一個文革的親歷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時真是羞愧難當……。寫 回憶錄，一定要說實話，真正觸及觸及靈魂，不要掩飾自己的錯誤，也不要糟賤自己；不要 媚上，也不要媚俗」（汲鵬文《文革使中國這個巨人改變了方向》）。 講出這些話，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誠摯的反省，而更多的是需要勇氣。 閱讀清華文革中人的回憶文章，發現有一邊倒的傾向。出來講話的多是四一四人。團派 人卻很少有人出來講話，我只讀過陶德堅陶世龍夫婦的文章。關於蒯大富的文字報道也偶有 出現。唐偉的文章中披露的老蒯的那句話「我是想當奴隸而不可得呀！」倒是很深刻的。 但是老蒯本人至今始終沒有動筆。如若動筆，老蒯會寫「無怨無悔」這四個字嗎？文革 中的老蒯恰是青春年華之時啊，誰能說他不曾信仰過，付出過，熱愛過，追尋過，感受 過，……思考過，奮鬥過？ 戚本禹「四一三」講話批判《出身論》 戚本禹4月13日講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批判《出身論》。 戚本禹說：「我看《出身論》也不對，有很大錯誤，是大大錯誤的！它的錯誤就是否定 階級觀點，否定階級分析，否定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他是用客觀主義偽裝的資產階級觀點 來反對血統論，結果同血統論走到一起，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在我國產生了種性制度。否 定階級分析，抹煞階級觀點，企圖從根本上抹煞階級出身。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 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它否定了階級烙印， 它完全否定了一個人家庭出身對他本人的影響，否定階級地位。……而《出身論》卻號召人 們不講這些，……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黨進攻。 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們不要上當！「 1966年8、9月間，遇羅克寫作、印刷和張貼《出身論》。由於其鮮明的反血統論立場， 犀利的文風和嚴謹的邏輯論證，使得所有與之辨論的反駁文章都顯得相形見絀。1966年10月， 陳伯達步遇羅克之後塵，在共產黨的工作會議會議上批判血統論。《出身論》也隨之傳變全 國，遇羅克也名揚海內外。 戚本禹為什麼會在《出身論》問世8個月後問罪遇羅克呢？文革初期戚本禹雖然顯赫， 但是黨內資歷淺薄且官階低微，不足以使他敢於批判批判血統論的《出身論》。正確的推測， 一定是有更重量級的人物對《出身論》的觀點表示了非議和不滿。而這個非議通過戚本禹這 個傳聲筒傳了出來。 還有一件事應該和戚本禹的這次講話有些關聯。8天以後，4月22日，毛澤東下令釋放了 鼓吹血統論、反對中央文革的全部在押聯動分子。 從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批判《出身論》到1968年1月遇羅克被捕入獄，再到1970年3月5 日殺害遇羅克，是什麼人在導演這場殺人醜劇。真相大白於天下，只有等待文革檔案完全開 放的那一天。 《出身論》和《四一四思潮必勝》 今年3月5日是遇羅克烈士被害四十週年。網絡上的悼念文章很多。 是戚本禹的「四一三講話」當年催生了清華「四一四」組織。這個講話也是實施謀殺遇 羅克烈士陰謀的起點。 我一直認為，文革文字中有兩篇文章最值得研究。《出身論》和《四一四思潮必勝》。 因為這兩篇文章傳遍中國，都擁有成千上萬的讀者。不僅如此，重要的是這兩篇文章清晰地 反映出了文革時期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政治思想的水準和差異。 《出身論》勇敢地指出了17年體制中最不合理的東西——血統論；而《四一四思潮必勝》 則認為17年中最基本的東西是不應改變的。由於遇羅克和四一四人看社會的視角不同，所以 寫文章的論點、依據和結論也是截然不同的。 遇羅克因「出身不好」沒有能夠上大學，高中畢業後就到農場和工廠勞動。他對中國社 會的深刻認識是在社會這所無形的大學中完成的。文革初期他就撰文批駁過姚文元的《評 「海瑞罷官」》。遇羅克遇難時27歲，而寫作《出身論》時也年僅23歲，和清華文革中的在 校高年級同學基本同齡。 17年反傳統、反科學、反民主的教育體制旨在扼殺了學子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願望，將 英才變成蠢才和奴才，即使在清華園也沒有例外。沒有獨立之精神，何談自由之思想。四一 四人以至絕大多數文革時期在校大中學生的文革文章中的觀點都沒有逃出毛的文革思想的范 疇。 2007年底，四一四的「理論家」周泉纓在遇羅克被害37年前夕，著書立說談論自己的文 革觀。在談到《出身論》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詭話：「如果當年我選擇了類似『出身論』 的信念，那麼我的人生將可能是犯罪和反動的人生」，「因為『出身論』代表社會弱勢群體 烏托邦式的『恐怖主義』傾向」（周泉纓書《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p44）。 周泉纓的上述觀點和43年前戚本禹「四一三」講話中對《出身論》的評價如出一轍，為 謀殺遇羅克找到了比戚本禹「四一三」講話更為充分的理由：「恐怖主義『傾向。周全纓反 對血統論，卻贊成」重在表現「的政策。而」重在表現「則是血統論的一種溫和表現形式而 已啊。可見」理論家「思路之混亂。 2006年，紅衛兵「誕生」40年的時候清華附中紅衛兵成員有過一個聚會。當年「三論造 反」的駱小海是這樣談論遇羅克和《出身論》的：「遇羅克的《出身論》雖然有他的道理， 但是當時卻沒有得到老紅衛兵中反對階級路線的清醒人士的贊同。這是因為，他的批判是帶 著派性的，用挖苦攻擊一派人的口吻來說事，誰會買帳呢？如果他善意地說理，我相信，有 很多紅衛兵會被說服的，並且會給他應有的尊重。他最後被判死刑，雖然非常不對，但是卻 沒有在已經反思的一批有思想的老兵中引起引起應有的同情，以及他身後應得的景仰。可見， 一個思想者，最好不要介入派別鬥爭，這樣實際上是貶低了自己。」 當年遇羅克與清華附中紅衛兵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已經被記入史冊。姑且不論觀點的對 錯，僅看文中混亂的邏輯，清華附中紅衛兵根本不是遇羅克對手。駱小海想以派性之說貶損 遇羅克只能自現其醜。 如果贏得了紅衛兵的尊重和同情，那才是對遇羅克最大的侮辱。遇羅克之所以會被後人 景仰和懷念，是因其前驅的人權意識，更因其在那嗜血的年代敢以一人之身一人之理念對峙 北京城數十萬紅衛兵的膽魄！ 有人說，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聯動思潮的變異，只不過周氏「思潮」的表述比 較溫理性，不像聯動思潮那樣粗俗下流。縱觀文革的進程和文革至今40年的歷史，證明此說 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結束語 「四一四」派性組織的出現和謀害遇羅克計劃的實施是同一時刻發生的兩件事情。兩者 之間似乎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但是「四一四」思潮的出現和《出身論》的被封殺這兩件事 卻像一把尺子的兩端，度量了中國文革「大民主」的適用範圍。 遇羅克的人權觀是那樣的超前，直至今日也沒有過時。而所謂「四一四思潮」並不比團 派思潮高明多少，都不過是文革意識形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清華園的變 形折射。當然，更加認真詳細闡述這兩者之不同可以另外成文，不是本文的任務。 （201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