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常識成為禁忌 郭子寬 本文原題為「地震預測與地震預報的區別」，寫於2009年5月12日晨 ，改於2010年5月 11日下午——作者 為何舊文重提 去年5月12日，有感於「多難興邦」中的中國處理災難的方法和形式，也由於突然在大 陸境外的媒體上看到了有關討論地震預測的文章，有恍然大悟的感觸，於是寫下了有關文字， 放在個人空間裡。本來一個人發發牢騷也就過去了，可是，一年以後的今天（2010年5月11 日），空間所在網絡突然通知本人，說該文章沒有經過審核，不能上傳發表。——明明已經 發表一年了，卻提醒文章裡有敏感詞語——於是，此前發過的牢騷，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視野， 繼而又增加了新的牢騷。 也許這是該網站自我保護的必要措施，「政治正確」畢竟是生存的第一需要。然而，這 種處理方式，卻產生了「整體謬誤」，讓已經遠去的憤懣重新升起。 「天府的眼淚」不讓流，遠去的痛苦也要重新揭示。舊文重提，重溫一下去年的質疑。 地震預測和地震預報 2008年，在沒有任何預報的情況下，上學的學生、上班的職工，被突如其來的地震所襲 擊。「512」成了國殤之日。此後在新聞發佈會上，有關官員給我們老百姓上了一個「科技 常識」課，叫「上天容易入地難」。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的火箭和衛星技術達到了世界一流， 但預報（預測）地的震動的技術，並沒有多少的進步。新聞發佈會上，成都商報的記者問了 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預測中有什麼樣的關鍵「參數」，根據這些參數，到什麼程度，如何 處理，這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但是被突然切換的畫面所回答，現場的新聞發佈會對這個問題 是否回答，以及出現了什麼問題，再也沒有消息。 人們對有關部門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的，既然有地震局，為什麼在地震前夕沒有它的 消息？如果入地真的難到無法預測，地震局就應該是中科院的研究機構，而不是擔負日常工 作的「事業單位」。 我的岳父和妻子都投身過預測地震的事業，當時我就知道她的工作就是在守在觀測地點 化驗某些元素的指標，每天都要匯總上報。所以，怎麼可能沒有預測呢？ 2009年某一天看到一個短文，才恍然。國家說沒有預報，就是沒有預報。但是沒有說沒 有預測。預報是國家公開通報、通知，而預測是像我的妻子曾經做的工作一樣，把數據天天 上報。 魔鬼就藏在細節之中。預測和預報之區別就在於此。地震局是沒有責任的，其預測工作 一直是按部就班，層層上報的。但是，預報與否，預報下達到哪個層級，就不關預測部門的 事情了，地震局不過是「幹事（業）的」，不是「謀事的」。 當然謠言（不明真相，便只有「謠傳」）很多，說某軍隊震前曾連日在外宿營；說某地 震局長憤而出國，落了眼裡乾淨；說某些人員震前已經前往四川「以備不測」。 不過，我們是沒有得到預報的，我們是不知道真相的，實況轉播的新聞發佈會也沒有如 實轉播完。我們這些吃草的草民，吃三鹿奶粉長大的，又何必操心肉食者的事呢。 名單和數字 在汶川5.12大地震發生一年後，有關部門通報了5335（憑印象記的）的學生死亡和失蹤 的數字，也重新核實了8萬多的死亡總數。但是，正如南京大屠殺中30萬的數字一樣，這個 數字只能用來說明慘烈的程度，說明損失的多少，沒有給出任何核實的方法和途徑。 1937年南京慘遭殺戮的中國人的數字永遠成迷了，因為我們提不出名單，憑的是感覺和 悲憤，以這個數字去日本民間索賠，或和日本官方交涉，都是沒有力度的。因為沒有證據， 只是一面之詞！（請知道30萬數字的人，問問自己，這個30萬這麼得到的，如果認為有道理， 也告訴我一聲。） 1937年的南京居民的檔案資料是不全的，應該有，但在半壁江山淪陷的時候，有也無法 保留下來。但是2008年的盛世中國的四川居民的檔案資料應該有的，而且是齊全的，也是有 備份並在全國可以查的，中國的戶籍制度的嚴格是每個人都有感受的，除了偷生的，沒有上 戶口的，或者死了，沒有銷戶口，都有戶口。上學的學生，分地的農民，參加保險的工人， 國家的幹部，也都有檔案可查的。 給出一個名單，在技術上應該是非常容易的，而通過網絡的公開和求證，也應該是可以 「證偽」，從而正確無誤的。 人一出生，父母就要忙著起名字。人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數字的混同、重合，根本 無法表現名字所體現的活生生的人。即便叫魂，也要在曠野裡呼喊他的「名字」。 當常識成為禁忌 針對一些事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好惡，寫一篇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也是人之 為人的常識。可以不必一定正確，但完全可以思考。 然而，「偶語棄期市」，2000多年前暴秦的治國邏輯依然有現實的生命力，「防民之口 勝於防川」，這在現代社會裡，顯得多麼荒唐！ 不斷有人講些真實的故事：有人因為說了什麼話，被帶去談話了；有的人，因為表了什 麼態，而被安排學習了。 當常識成為禁忌，當「常識成為禁忌」也成為大家習以為常的常識，我們的思考顯得多 麼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