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督信仰拯救中國的「不文明史」 ——讀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 （北京）余傑 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用民主、憲政、人權等現代文明觀點對中國文明作 了系統、全面的反思，作者的態度溫和、理性而富於建設性，對當代部分涉及並不多，卻在 上市前夕，被宣傳部下令查禁，最終「胎死腹中」。這樣一本好書，只能轉移到香港出版， 這究竟是作者的悲哀，還是這個國家的悲哀？這樣一個沒有起碼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的國家，有什麼資格去參加德國的法蘭克福書展，並企圖向世界輸出「軟實力」呢？ 分裂為何比統一好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官方鼓勵下的復古主義思潮甚囂塵上，國學熱、風水熱、帝王熱、 祭祀熱等等，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然而，在這些表面的熱熱鬧鬧背後，卻是另外一番 景象：現實生活中，道德淪喪、文化荒涼、斯文掃地，教授與官僚一樣無恥、作家與商人一 樣貪婪。尚有良知者，無不對中國文化的前景感到透骨的悲涼，此種感覺正如陳寅恪在《王 觀堂先生輓詞序》中所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 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蕭建生沒有「舉杯澆愁愁更愁」，而是繼 續80年代知識份子在《河殤》中反思黃色文明、呼籲蔚藍色文明的思路，並大大往前走了一 步：他意識到，僅有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層面的變革是不夠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背後 是宗教信仰，由於缺乏基督教信仰，中國兩千年所謂的文明史，其實充斥著「不文明」的因 素，用魯迅的那句老話來說就是，寫滿了「吃人」兩個字。如今，是到了用基督信仰來拯救 中國的「不文明史」的時候了。 蕭建生對中國文明的反思、批判和重新解讀，是對近代以來幾代中國思想家和改革家的 反思成果的綜合與提煉。比如，他將秦始皇暴力統一六國、建立皇帝專制的大一統國家看作 是歷史的巨大退步，他認為秦朝政治結構設計思想是失敗的，秦朝的法律嚴重摧殘了人權， 大一統扼殺了國際外交競爭、國際貿易競爭和國際人才競爭。他進而指出：「與兩千多年的 秦朝相比，當今中國的政治並沒有本質上的進步，依然是專制、集權、大一統，殘酷的叢林 法則在中國依然通行無阻。這樣一種政治生態導致現代文明生成的可能性不大。」這些看法 源於晚清思想家譚嗣同《仁學》中「兩千年皆行秦制」的看法。毛澤東最欣賞的古人便是秦 始皇，「毛制」即是「秦制」的「青出於藍」版。再比如，蕭建生為「積貧積弱」的宋朝翻 案，他認為宋朝是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其空前繁榮的商品經濟和物質文明，自由開放和積 極健康的多元化社會，不僅是漢唐所不及，更是此後的元明清無法比擬的。此觀點來自於史 學大師陳寅恪，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一文中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 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此種思路是對當今國人「大國崛 起」迷夢的當頭棒喝：宋朝雖然國土縮小，但民眾的生活安定富足，且享有中國歷史上「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自由；而元朝之版圖雖然寬闊無邊，多數民眾卻只能在暴政之下呻吟 與掙扎。作為一名普通百姓，你願意生活在宋朝還是元朝呢？你是願意當「小國富民」還是 「大國寡民」呢？ 六次文明轉型為何失敗 在我看來，《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中有獨創性的部分，是作者對近代中國6次「文明 轉型」的分析與總結。這6次文明轉型分別是：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 聯省自治和1946年國共談判。如果將眼光延伸到當代，則還有第7次文明轉型的挫敗，那就 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面對這張「屢戰屢敗」的成績單，人們不禁要痛心疾首地追問：為什 麼在這7次文明轉型的關鍵時刻，中國屢屢錯過「天時、地利、人和」的良好契機，反倒是 飛蛾撲火般地選擇那種最壞的選擇？甚至連次壞的那種選擇都沒有選擇？1949年中共建政之 後，中國陷入了血雨腥風的暴政的深淵，迄今仍然徘徊於人類文明的主流和普世價值之外， 用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說法，中國尚未完成「出三峽」的現代國家之選型。為何中國的轉型如 此艱難？是地理環境決定論嗎？是文化傳統有病根嗎？還是中國人的人種、基因就不好？上 個世紀80歷代，知識份子給出的答案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超穩定結構說」、「救亡壓倒啟蒙 說」等。而蕭建元給出的答案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走向民主憲政的現代 文明；一個不能正確處理宗教問題、信仰問題的國家，是一個不可能享有自由的國家。」以 上7次失敗，各有其歷史背景和環境制約，但7次失敗漸次發生在中國，顯然並非偶然，它們 有一個共同的、根本性原因，那就是：「基督教並沒有成為多數中國人的信仰，使近代中國 文明轉型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哲學及『無毒不丈夫』的暴力文化、流氓文 化、陰謀文化等不良文化的指引下而歸於失敗。」當然，你可以不同意蕭建生的這一富於刺 激性的論點，但你無法迴避他所提出的問題。 如果用此思路來反思辛亥革命，為什麼孫中山與袁世凱都未能成為像華盛頓那樣功成身 退的、真正「為萬世開太平」的人物？孫中山具有相當的西學背景，亦有基督徒的名份，初 期也不乏理想主義的熱忱；袁世凱則是清帝國體制內最有才華、改革成績最突出的高級官員， 對富國強兵有一定的見地，但他們為什麼不能為民國奠定三權分立、憲法至上的制度基石呢？ 因為主導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厚黑學、權謀術、成王敗寇的歷 史觀和「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人生觀。他們崇尚幕後操作和暴力，而不願 接受光明正大的選舉，不願遵守誓言、契約和法律，因為他們心靈深處並沒有一個真正敬畏 的上帝。中國歷代之帝王均為盜賊流氓之「黃袍加身」，近代以來之政治人物，孫中山、袁 世凱、張作霖、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在精神氣質上均與之一脈相承，他們的美學範式 是所謂的「流氓美學」，用蕭建生的話來說就是：「這種流氓美學帶來的後果，是整個民間 社會對血腥暴力的崇拜和對法律的蔑視，對公民意識的拋棄，對民族性格的形成，對民族精 神的毒害，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只要看一看李志綏筆下的毛澤東和高文謙筆下的周恩 來，以及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中共高層會議的場景，你就會感慨說：這不是一群黑幫頭 子、這不是一個大賊窩又是什麼呢？所以，蕭建生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指出：「任何 時候都要用和平、法治和改革的手段，去積累文明的成果，去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和推進中國 的現代化；要具有寬容、妥協、諒解的精神，才能達成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暴力革命當 然也可能帶來民主和自由，但是如果缺乏政治智慧，處理不當，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就 只會帶來新的集權和專制，不可能實現華夏文明轉型的目標。」 中國為什麼沒有華盛頓 如果以此思路來反思五四運動，五四之弊端亦暴露無遺。蕭建生認為：「陳獨秀、胡適 等人雖然大力鼓吹向西方學習，可是他們當時並不真正瞭解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西方文明 的根本精神就是對上帝的信仰，是基督教文明，是這種對上帝的信仰奠定了西方現代文明的 根基。西方的人權主張、三權分立、地方自治、公平競爭、遵守遊戲規則、保護少數人的權 利、為競爭失敗的對手著想的思想等等，都是源自對上帝的信仰。」胡適等人雖然長期留學 西方，卻故意忽視基督教對西方文明的影響，只是留連於現代大學中的人本主義的學術知識， 從來不到教堂中去尋求上帝的啟示。所以，他們未能發現，英美的近代化及憲政化之路，可 以說是清教徒群體開創的，「從英國的《自由大憲章》，到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獨 立宣言》和《憲法》的完成，其中基督信仰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沒有對上帝的信仰，沒 有權力謙卑的意識，這些現代文明的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這就是西方文明的精髓。」 五四運動當中，知識份子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旗幟，將其當作新的偶像來崇拜， 並以為它們是包治百病的良藥。五四運動之後，知識份子又掀起「非基督教運動」，左中右 各派人士都「你方唱罷我登場」。殊不知，民主與科學根植於基督教信仰的土壤之上，僅僅 移植樹苗而捨棄土壤，樹苗焉能成活？五四一代知識份子，取啟蒙主義，棄新教倫理，可謂 捨本逐末，再加上缺乏張灝所說的「幽暗意識」，便很自然地、前赴後繼地奔向一條比賽誰 更激進的賽道，最終導致馬克思主義攫取青年的心靈，在最美好的口號下打造出了一個最暴 虐、最瘋狂的極權主義政權。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與上帝的交流史，就是人類對上帝 呼喚的回應史。」從東漢以來，基督教幾次入華，均曇花一現而未能生根發芽，中國人崇尚 「好死不如賴活」、「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實用理性，不願接受一個超越性的上帝 的存在，對上帝的呼喚始終假裝沒有聽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文明史，實際上是一 部「不文明史」。因為離開了上帝，文明便無從談起。當年，古羅馬的民眾之所以改信基督 教，如16世紀意大利的政治哲學家麥契瓦裡所說，是「將其作為維持一個文明國度的最必需 的工具」。而自從宗教改革以來，新教倫理成為現代化的精神源泉，從荷蘭到英格蘭再到美 國，一切現代的文明、觀念、制度與物質財富，都與清教徒密不可分。美國的開國元勳的主 體便是一群信仰虔誠、品格高尚、知識淵博的清教徒。華盛頓說：「研究複雜事物、培養推 理能力的良好教育，加上以往的經驗，都無法讓我們相信排除了宗教原則，國家的道德觀可 以得到長久的維持。」約翰。亞當斯在給傑斐遜的信中說：「沒有宗教，這個世界將成為君 子所不齒之地，我指的是地獄。」麥迪遜形容說，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國的榮耀」。美國強 大的根基在哪裡呢？社會學家貝拉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美利堅的民眾宗教》中指出， 「美國是上帝垂青的國度」，「上帝已經帶領他的子民，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社會秩序，這 一制度的光輝將普照全球的每個國家」。美國作家喬恩。米查姆則發現：「不管在歷史的危 急關頭，還是在風平浪靜的年代，美國民眾都曾呼喚先賢們所信仰的上帝為他們提供保護， 祈求他的引導，為能順利通過暴風驟雨向他感恩。」 蕭建生用20年時間完成這部《中國文明的反思》，顯然不是在從事一種「解剖殭屍」的 工作，而是在探求未來的中國如何才能實現「制約政府的權力，保障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 「良治」。太史公說過，歷史的使命是「述往事、思來者」，今天，反思中國的歷史，可謂 「前車可鑒、覆轍不蹈」；旁觀英美的歷史，可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包括蕭 建生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中國的有識之士深刻地意識到：「只有上帝的聲音是靈魂的糧食，只 有基督信仰才能拯救中國人的靈魂。」這是一個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作為地球上人數最多 的一個族群的中國人，在新教進入中國兩百年之後，在經歷了漫長的背叛、流浪和苦難之後， 終於開始傾聽福音、接受福音、擁抱福音，並開始著手去創建一個以上帝的公義和愛為根基 的「山上的國家」。 （2009年11月26日，感恩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