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 ——我與王軍濤（續上期） （北京）陳子明 2008年，是王軍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識相交的第30年。我們在這30 年中，既有風雲際會，又有跌宕坎坷，還有生死與共。從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分手後， 光陰已經過去了17年，回憶往事，倍覺想念。寫下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作為給軍濤 的一份生日禮物。 事實上，全國高校競選運動參與者受到的迫害，還不是最殘酷的。在同一時間，社會上 的民主運動活躍分子，正在遭受自四五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打擊。本來，在魏京生被判 刑後，《四五論壇》等民辦刊物已經停刊。半年後，政治空氣逐漸回暖，一些民刊開始恢復， 還醞釀成立全國性的組織。1981年2月20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 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又稱中央「九號文件」），所確定的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 物」的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 開化；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 組織上、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在處理過程中，要首先取得法律根據，依法取締。如 宣佈取締後仍繼續秘密活動，則應對參加人員按照情節輕重，分別依法給予傳訊、搜查、警 告、罰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處分，同時通知他們的家庭和所在單位密切合作。對非法刊物、 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九號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捕和 傳訊，包括徐文立、王希哲、楊靖、何求、傅申奇、秦永敏、孫維邦、徐水良、陳爾晉、薛 明德、劉國凱等。其中徐文立判刑15年，王希哲判刑14年，多人被判10年、8年、7年的重刑， 還有許多人被勞動教養。 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我們這批人——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競選運動的倖存者—— 應當怎麼辦？在我當時的一份發言提綱上，列舉了四種可能的選擇： 1.消極等待 2.洗刷歷史，在體制內循序而進 3.化整為零，進入已被體制接納的圈子 4.積極地進行可以進行的一切活動 所謂「等待」，就是「等待民主革命高潮再次來臨」。當時已經有了經驗，凡是落到文 字上的東西（哪怕只是在幾個人的會議上的發言提綱），都要有所隱諱。軍濤在2003年講述 了他一度有過的革命情緒及這種心態的轉變原因： 民主牆和競選使我開始與舊的體制分道揚鑣。1981年，鄧小平決定徹底封殺民主牆並且 大規模抓捕懲處民主牆活躍分子後，我不再寄希望於體制內活動，決心走獨立的道路，徹底 獨立於權勢者的安排。那時，我感到憤懣和壓抑，甚至憤世嫉俗。就我早期的思想和個性而 言，我應當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在和平表達政見、尋求變革被徹底鎮壓之後，在鄧小平背 叛當年將其推上權位高峰的民主牆並如毛澤東一樣以鎮壓解決政治分歧之後，難道不應當擯 棄改良的幻想、以革命推翻暴政、討還公道嗎？ 尤其令我憤怒的是，中國人如此健忘，就在那樣一場深重災難後，竟如此容易再走老路， 容忍和支持鄧小平的政治迫害。即使某些理解和同情民主牆者也好意勸說，我們走得太遠， 才導致鄧的措施；如果能像他們那樣注意策略，就不會出事。我則爭辯，當魏京生被抓時， 《北京之春》就知道下一個遲早是我們；這就是我們不加入民刊聯名批評魏京生，而是出專 刊為其辯護的原因。我們當時與魏京生對中國的問題確實有不同的關注點和思路，但我們反 對政治迫害；保衛魏京生實際上是保衛我們每個人的政治安全。我為這些政治短視而悲哀。 激憤使我一度整日狂飲痛醉。 幾個因素使我沒有沿著思考革命的路走下去。 首先，我看到共產黨內還有一大批勇於承認錯誤並銳意改革的人。胡耀邦先生是其代表。 1957年赫赫有名的林希翎女士曾向我介紹過胡耀邦對她的案子的關注情況。我本人在79年也 曾與耀邦有過一次長談。那是當時《北京之春》代主編呂樸先生與我登門拜訪耀邦。雖然我 們是不速之客，耀邦還是見了我們。我力促耀邦改革，釋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論及改革很動 情。他列舉王安石的命運和自己的經驗告誡我們對於中國的改革要有耐心和深思熟慮。關於 魏京生一案，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拿出一份貴州省委報告，介紹如何抓啟蒙社骨幹成員又 釋放並關心他們生活的情況。顯然，耀邦主張放人。我還與胡啟立、李瑞環、王兆國、張黎 群、韓天石、袁庚等領導人接觸過，他們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由於我的人生 境遇，我一直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共產黨或人們所說的體制內的各層領導的決策和行為。我深 深感到在舊的體制由於制度缺陷不可避免地墮落腐敗的過程中，一大批有良知的人仍然苦鬥 維護正義和試圖挽回頹勢；最終他們會得出改革體制的結論並以其權位和影響力結束這個體 制；即使那些墮落者也可能出於個人利害考慮最後站在變革體制的一方。事實上，在保護和 支持我的師友中，一直有眾多的共產黨人；鄧小平每次鎮壓自由民主運動都引起一批共產黨 人與他分手，他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個人代價。何家棟、嚴家祺、郭羅基、於浩成、劉賓雁、 蘇紹智、陳一諮、張煒、高文謙等是不同時期的代表。 第二，廣大人民在80年代接受並支持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政局。我們畢竟追求的是民主理 念；不論我們多麼憤世嫉俗地為民眾的糊塗而悲哀，我們必須正視他們的情感和利益。我們 必須承認和維護普通人按照普通人的幸福標準、是非觀念和代價承受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權利。 第三，在北京大學我越來越接受人道主義的思想道義原則。這一原則所要建立的社會是 減少暴力和增強社會理性討論的功能。 第四，我接受自由民主理念是出於對上一代人發動的革命的殘酷後果的反思。在反思中， 我們不能不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當年那些以建立自由民主為目標的理想主義青年會變為殘 酷的政治迫害狂？以子明的話說，自十九世紀末開始，中國的仁人志士一代比一代激進，總 是在暴力顛覆上一代的政治理念的革命中確立自己的使命。一個答案是，革命者急於求成的 熱情易於對不同意見採取仇恨心態並加以消滅。在中國已有如此眾多的同胞死於同胞之手後， 我們不能再蹈舊輒；我們應當堅持以理性善意對待不同的政治意見和利益。我們必須注意實 現崇高目標的手段不應是悖逆人性的方式。 第五，通過閱讀，我對西方進步過程有了更完整的瞭解，雖然其中也有血腥暴力和歹毒 陰謀，但進步的主流是理性、和平、善意和合法。即使所謂革命也是政治領域的有限變革。 那些大規模的伴隨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大都後果慘重且後來迷失方向，不是復辟就是倒退。 革命不僅造成物質財富的巨大損失和生命幸福的犧牲災難，而且造成政治心態和社會心理創 傷使得以後幾代人缺乏必要的精神資源和文化條件建立正常的和平生活秩序和合理的政治制 度。 最後，在研究關於科學的哲學後知道了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和尋求真理的過程性。暴力和 強迫的環境不利於發現真理和適宜道路。然而，我並不否認革命在某些歷史關頭的重大推動 作用。革命都是統治者拒絕改革並激化矛盾逼出來的，是人民在漸進改革失敗、無效或被堵 死後不得已的選擇。當一個文明過於腐朽、統治精英拒絕和鎮壓一切改革時，只有革命才能 建立新的更公正的社會。 「洗刷歷史，在體制內循序而進」，對於像我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幹部子弟， 不屬於「自家人」的範疇，而且我的真實思想，在1975年已經暴露無遺，當局不可能信任圖 謀「進入鐵扇公主肚子裡翻跟斗的孫悟空」。 關於開除陳子明團籍處分的決定 陳子明，男，23歲，職員出身，原在內蒙阿巴嘎旗額爾登畢公社插隊，一九七四年八月 入北京化工學院學習。 陳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因從事反動秘密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審查。經查， 陳在插隊期間與徐雲（內蒙錫盟師範學員）一起，以交談和寫信方式，交換、散佈了大量的 反動觀點和不滿言論，形成了一系列反動謬論。他們誣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階級斗 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還狂妄地提出，要「爭取混入黨內，竊取較高 的權力，實行和平演變，最後達到制度的改變。」 ……經團委研究同意二系7404班團支部和二系團總支關於開除陳子明團籍的處分決定。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京化工學院委員會（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軍濤則與我不一樣，他是部隊大院的「驕子」，在老幹部的眼裡，「自己的孩子，犯點 錯誤沒關係」。胡耀邦曾托二機部401所所長轉告軍濤，要他「不墜青雲之志」。這實際上 是在暗示，只要軍濤能夠忍耐一下，經過這次坎坷後，他還是會有前途的。但是軍濤自己對 於走體制內道路，早就沒有絲毫意願了，他鐵了心要以畢生精力探索一條「獨立的道路」。 「化整為零，進入已被體制接納的圈子」，這是當時朋友中極個別人的想法。體制內的 青年圈子，是指正在浮出水面的幾個所謂「太子黨」成員小圈子和已被鄧力群認可的「農村 組」等。有人下決心走這條路之後，便斷絕了與我和軍濤等老朋友的關係，並在官方刊物上 談自己如何從迷惘中覺醒。 我的主張是採取第四種選擇。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隊伍不散，旗幟不倒，態度要積 極，目標要適中，要有毅力、有長勁兒。現階段先把力量從直接政治活動轉到戰略研究方面 來。在分工方面，我的具體設想是： １方（覺），行（政學）；２陳（子明），政（治學）；３王（軍濤），未來學、青年 學；４李（盛平），歷史、官制方面；５魏軍：鄉村政權的沿革、結構、比較、模式設計， 鄉村政權與經濟組織關係的文章，法學與社會學方法結合；６呂樸，黨政關係，行政工作制 度？７呂（嘉）民，國家計劃資本主義的價值，大家可討論？蘇聯政體的演變，馬恩列斯關 於政體的思想；８胡平，可化名發表，形成學派，倚重。 我當時還草擬了一份《逐步建立社會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的設想》，全文如下： 一、 建立專科研究小組 1. 經濟學小組：就業問題小組+北大經濟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課題：經濟發展戰略（包括就業），姜洪有詳細計劃 廣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狹義 2. 政治學小組：詳見另頁 課題：集中於行政學方面 3. 歷史學小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課題：世界近代史、共運史 4. 哲學方法論：胡平+……+黎鳴+軍濤？ 5. 文藝沙龍：老呂+老彭+……，創作與文藝評論 6. 社會學與人類學： 7. 法學： 二、多學科沙龍 一、二月聚會一次，分別報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學科進展、動向等，輪流主持與報告， 討論 人員：除上述小組成員外還可請農經會人參加，其他人。 最近的兩次報告：方覺的行政學，姜漁的就業小組成果。 三、確定多學科研究課題： 例如：匈牙利、捷克體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經濟、歷史……法律。 四、成立秘書組 例如：閔琦、姜漁、任XX、於曉生？ 由於受到兩種情緒的影響，上述倡議最初並沒有得到積極響應。一種情緒我當時稱之為 「政治浪漫主義（過多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想像上）」，幻想新的民主革命高潮會很快來 臨，不想去做長期艱苦的理論跋涉和組織準備。另一種情緒我稱之為「政治悲觀主義」，受 馬克思主義「階級論」和「體制論」束縛，認為現行體制經受住了民主運動的衝擊，已經重 新站穩腳跟，掌權的「特權階級」不可能讓我們保持團隊型存在，只能水銀瀉地，各謀出路。 對於先在社會上生存下來，逐步壯大自己的實力（首先是自己的素質和能力），然後再影響 政治，這樣一條迂迴曲折的路徑，許多人一時還不能接受。 當時真正搞起來的只有一個「勞動就業問題研究組」。這是由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會學 術委員會正副主任王憶會、姜洪和該校人民代表競選人秦永楠、姜漁發起的，靈魂人物是原 民辦刊物《沃土》主編姜洪。起初，「就業組」可以說是一個校內學術團體，在北京大學石 小敏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陳子明等人加盟後，就成為「九號文件」所謂「成員在單位之 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聯合」的跨單位團體了。 我一方面參加「就業組」的工作，一方面按照上述分工計劃，在政治學領域中進行了高 強度的補課。我當時用半年多時間，讀遍了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幾乎所有的中文政 治學專著，還選讀了少量英文的政治學論著。確定了如下的研究選題： 一、 黨政分離，以黨代政 一元化，行政功能，決策功能 二、從巴黎公社到蘇維埃 ——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體的初步嘗試 三、對於考任制的歷史考察（沿革，過去與今天） 1.我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 2.歐美國家近代文官的核心 3.日本建立考任制的途徑與效果 4.考任制在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思想中的地位 5.列寧建立考任制的設想 6.建立考任制是改革行政幹部制度的關鍵 四、關於國家與政府的定義問題 五、終身制與政府的穩定 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七、政府目的與效能的關係 我在1982年最先完成的一篇政治學論文是《論國家機關行政幹部考任制度》，提出將國 家幹部分為選舉任用的政務幹部（政務官）和考試任用的行政幹部（文官）兩大類。之所以 選擇文官制度（公務員制度）作為研究首選，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我祖父的哥哥 陳大齊（陳百年），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秘書長、考選委員會委員長，之前擔任過北京 大學代理校長，赴台後擔任政治大學校長，可是我卻從來沒有聽祖父和父母介紹過他的情況， 從對家史的補課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對考任制度的研究興趣。第二個原因，我認為公務員制度 有可能是在當時情形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口。《論國家機關行政幹部考任制度》 和此後一些有關公務員制度的文章，我都通過一起在內蒙阿巴嘎旗插隊的「插友」、時任主 管組織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宋任窮的秘書秦曉，遞交了上去。 兩年以後，由於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張黎群，副所長鍾沛璋、李景 先，他們都屬於「團派」，其中李景先與我姑姑陳爾玉在「地下黨」時期同屬一個黨支部） 的支持，「勞動就業問題研究組」擴充為「國情與青年問題研究組」，上述建立多學科研究 團體的設想才得以付諸實施。但是好景不長，「國情組」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中被青少年研究所宣佈「脫鉤」，隨後該所本身也被撤銷，人員被合併到社會學所。在1984 年「公司熱」興起後，我們才得以重新集結隊伍。 《鄧力群自述》稱：在整個80年代，「每逢雙年，自由化氾濫；每逢單年，左派反擊」。 我們可以說是完整地體驗了其中的5次震盪。跌到了，爬起來；再跌到，再爬起來；……一 直到1989年被當局一網打盡。對於這一段的經歷，胡平和軍濤曾有過一個描述： 胡平：這批人「屢犯前科」、長期受到內部監控，而能把事業發展到如此程度，實在不 容易。子明成天騎個破車四處跑，不管嚴冬酷暑不知疲倦。有時很晚到我家來，飯都沒顧得 吃。隨便送上什麼東西，他都連說「好吃好吃」。我那時具體工作做得少。主要開開會，寫 寫文章。我對子明開玩笑說「你是活動家，我是死動家」。 王軍濤：那次，你、我、子明、××在××家談話。我講到我們不在體制之內。現行體 制無非兩種可能，要麼由於封閉而垮台，要麼由於開放而轉型，無論發生哪種變化，我們作 為一支獨立的、民間的、理性的和建設性的力量都會發揮它的作用。 胡平：我們說好不去做官，給的官不要，除非是靠競選。子明在八六年九月《青年論壇》 組織的討論會上也講要樹立新型知識分子的人格典範，要靠理性，要有從容不迫的紳士風度， 在政治氣候好的時候也不借助權勢。 起初，軍濤在多學科研究團隊的組織、整合上投入不太多，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通過閱讀和討論，我逐步建立起自己理解的自由民主的理論基礎並且學會如何以其批判、 解釋中國的現實問題。在此基礎上，我越發意識到，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不僅應當有理念， 而且要有適宜的途徑和戰略策略去開發活動領域與空間。我們還需要獨立的實體去推動社會 進步和實現我們的戰略。沒有可操作的項目計劃和創造性實踐，自由民主就是空洞的理念； 歷史的可能性是人類創造性活動，人類社會進步是通過各種力量互動實現的，不是概念化的 先驗分析能完全事先界定的。 軍濤認為，僅在首都北京尋找和開拓活動空間是不夠的，中國最有改革活力的是在地方， 尤其是在南方。 1984年，當城市經濟體制開始改革後，我立即辭去公職，南下武漢創辦這樣的獨立實體。 經謝小慶推薦，蒙華中師範學院院長章開沅先生邀請，我到武漢嘗試創辦以教育為基本資源 的智力服務企業。後來又轉到武漢大學創辦江夏夜校，我擔任校長。我當時計劃創辦一所新 時期的黃埔軍校。20年代的中國是軍事定天下，因此應當辦軍事學校。80年代中國需要更廣 泛的人才在各個領域創造性地推動局勢變化，因此應然辦更多樣化的人才培訓學校。而後， 我又轉到武漢發動機廠作企業診斷顧問。最後，我受聘擔任湖北省政府規劃辦公室秘書長助 理，為九個縣市制定發展戰略編寫綱要，進行培訓。 在湖北，以及由此遊歷四川、陝西和廣東及深圳，使我收穫甚豐。武漢九省通衢，人才 會萃，又恰逢胡德平政治支持，有關廣富和吳官正在省市兩層倡言改革，一時風氣領天下之 先。天時地利人和使我有機會接觸京城外的各階層人士。我先後與科技研究者、教育工作者、 國營工廠幹部和工人、地方政府各級官員、私營企業主、出版家、工人活動家和個體工商戶 以及江湖術士相交和共事。蕭遠、劉衛華、王志平、張志揚、魯蒙、陳家琪、鄧曉芒、黃克 劍、蕭凡、胡發雲、張元奎、陳天生、蔡崇國、李明華、王一鳴、許蘇民、彭明、王振耀和 徐勇以及客經武漢的雷幀孝、黃祥、朱正琳和馮倫等都成為我的好友。我還利用辦學、經商、 企業診斷和為地方政府制定規劃，廣泛瞭解中國現實狀況、問題和風土人情世故。當我回到 北京時，已經不再純粹是只知道理想和書本知識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在心中建立起這樣的現 實主義意識：設想每種戰略策略一旦實施會在現實中有什麼響應和後果，並在此基礎上尋求 實際可操作的戰略方案。 1986年6月，在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高潮中，經軍濤和《青年論壇》編輯部安排，我與 龔祥瑞先生和閔琦到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湖北省直機關業餘大學參加了一系列座談會 和講演會，介紹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新動態。我與軍濤在九省通衢、當時的改革試點城市武漢 會合，心情非常愉悅。我們與軍濤結交的一批新朋友暢談後，得知他在武漢打開了一片新天 地並受到廣泛好評和推崇。我們約定由軍濤牽頭，調動武漢各方面力量，開展「公民論」系 列課題，作為剛剛成立的中國政治發展與行政研究中心（不久後改組為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 研究所）的研究項目。但是，有關部門不能容許軍濤在武漢大展身手。不久，軍濤就來信告 訴我： 自六月份始，對我的壓力增大了。就在你們來漢的同時，武漢市公安局黨委書記與湖北 省規劃組秘書長（他是聘我的人）要求他解除對我的聘約。這位秘書長既同情我們的政治遭 遇，又欽佩我們的政治見識與勇氣，因此，不願這樣做，便問公安局黨委書記「他有問題 嗎？」回答：「目前還沒發現，但他應當回北京。」秘書長回答很乾脆:「他很能幹，這裡 需要他。」接著幾日，省科委主任親自找我的幾個同事瞭解情況，大家對我評價均很高。最 後，省保密委員會親自發文：「凡正式編製不在武漢者，一律不符合聘用於規劃工作。」這 樣，我在湖北省規劃辦很難處身，秘書長又與科委主任商量，把我放到一個縣規劃指導組中 去，但很快又由省裡來指示制止，並要求秘書長以黨員名義保證，盡快解除我的工作。當然， 要妥善安排後路，待遇從優（多發工資和解聘費），開歡送會，給做一個很好的鑒定等。目 前，我已離開規劃辦。 軍濤後來說：「我南下有兩個目的，1.搞調查，2.建生長點。湖北省為逼我回京專門搞 了一個文件，讓檔案不在武漢的人離開武漢，當時這種人還有葛裡西、馮倫等。他們的文件 只發了兩分，就是針對我，最後把我逼回北京。」在專政機關的強大壓力下，軍濤沒能在武 漢紮下根，達到建生長點的目標。然而，他的獨特經歷和廣泛人脈，成為我們這個團隊進一 步發展壯大不可或缺的資源。 第六，在民間社會扎根：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 正如鄧力群所說，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1986年是自由化的一個波峰，1987年是一個 波谷。在1986年，我們這個團隊如魚得水，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到了1987年，就遭遇一次巨 大的危機。 我們在1986年策劃了一系列鼓吹政治體制改革的會議。閔琦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雜 志社編輯，他徵得總編輯黎澍的支持後，以該社學術活動的名義舉辦了「政治體制改革座談 會」。3月，軍濤正好回了一次北京，他與我和閔琦一起走訪了龔祥瑞和蘇紹智等老一輩政 治學者，為座談會作準備。4月召開的這個座談會成為該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熱的起點， 我和中國政治發展與行政研究中心的幾名成員都在會上發了言。5月，我們又策劃了以中國 社科院青年社會科學論壇、《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名義召開的 「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會議規模很大，連續安排了兩天發言。8月，我們和社科院團委 共同發起成立了「青年政治學研究會」籌備組，以籌備組的名義又舉辦了「三中全會以來的 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等多次學術研討會。 1986年7月，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國政治學會第一副會長李正文同 意出任所長，由我擔任常務副所長。研究所下設政治發展研究室、社會調查與政治計量研究 室、議會與政黨研究室、國際政治與外交研究室、法制建設研究室、行政與勞動人事研究室。 在成立不到半年時間裡，召開了「經濟·社會·政治全方位改革的思考」、「共和國十年政 治發展」、「中國外交的回顧和展望」、「政治計量學與社會調查」、「中國政治改革的國 際環境」、「軍事政治學」、「執政黨與民主黨派關係問題」、「第三世界國家多政變的原 因」、「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等一系列的學術討論會，出席者多則上百人，少則幾十人，多 數有媒體記者出席並在報刊上發表會議消息、綜述或根據發言改寫的文章。研究所還有自己 的內部刊物《政治與行政研究》（主編：何家棟，副主編：陳子明、李盛平），每期發行幾 萬冊，印數超過了國內正式的政治學期刊。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我們這裡緊接著就出了狀況。2月27日，國家科委人才開發服 務中心發文，決定與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脫鉤」，要求其在近期內另擇掛靠單位。 據稱，有三個政治局委員、兩個書記處書記過問了研究所召開「軍事政治學」討論會的情況， 國家科委因此做出上述決定。3月3日，共青團中央與《中國青年報》聯合調查組又來研究所 調查該報軍事記者楊浪在「第三世界國家多政變的原因」討論會上的發言及背景情況，並索 取會議錄音磁帶，據說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裡對發言大為不滿，但我們拒絕了調查組的 要求，沒有把楊浪的發言交給他們。 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何去何從？所核心層在我家召開了一次8人會議。會上兩種 意見爭執不下，討論從傍晚一直進行到午夜以後。一種意見認為，前兩年，因為高層沒有怎 麼關注和重視，令我們得以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現在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已經進入 了有關部門的瞄準鏡，是必死無疑了；只有解散該所，才能夠躲開密集的火力，尋找新的活 路。另一種意見認為，有關部門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我們這些人的盯梢和干擾，至於叫什麼所、 以什麼方式集結，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國家科委只是與我們「脫鉤」，並沒有叫我們「解 散」；所的前身是中國政治發展與行政研究中心，隸屬於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後者是經北京 市政府有關部門批准成立的合法機構，只要把研究所重新歸屬函授大學就可以了。最後付諸 表決，3票贊成保留研究所，3票反對，2票棄權（其中1票偏向贊成，1票偏向反對），兩種 意見勢均力敵。結果達成一個妥協：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既不對外宣佈解散，也不再 繼續運作，而是把它「冷凍」起來，人員分散到業已成立的另外兩個研究所。當時，只有軍 濤、閔琦與我一起投了贊成票，並與我一起轉入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一些合作者離我 而去，這已經是一年裡的第二次了。 在1986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擁有了兩所函授學院（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院和中國行政函 授大學），有學員23萬多人，專職員工百餘人，兼職教師數百人（主要是高校教師、研究人 員和研究生）。可支配資金近2000萬元，其實際價值按現價計算應當加上一個○；由於我們 的主要開支是人工費用，聘用中高級知識人才的費用20年來至少增加了50倍。在這種新的情 況下，道路選擇的問題再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洗刷歷史，在體制內循序而進」，「化整 為零，進入已被體制接納的圈子」，以更加高級的樣式成為可能的選項。 到了80年代中期，「體制」出現了一種重要的變化，許多原本是「體制外」或「非體制」 的東西，經過「掛靠」關係，就可以嫁接上「體制」。當然，這種「掛靠體制」是「准體制」 或者說「假體制」，既沒有黨團組織，也沒有鐵飯碗與社會保障，只是賦予了一種半合法性 的「身份」。一旦所掛靠的單位與你「脫鉤」，不給你蓋主管單位章，你就無法進行工商與 稅務年檢，也就變成非法的了。我們及時抓住了這個新出現的機會。王之虹當時在北京鐘錶 工業公司擔任團委書記，她在「公司熱」中創辦了一個「團辦企業」——北京自強實業有限 公司，只有三四個員工，很快，我們就在這個母公司下面辦了一系列的子、孫實體。自強公 司下面辦了北方書刊發行公司；在自強公司咨詢部承辦河北省館陶縣和北京市西城區戰略發 展規劃的基礎上，成立了北京經濟研究所；然後又以北方書刊發行公司和北京經濟研究所的 名義發起成立兩個函授大學；在中國行政函授大學下面又成立了中國政治發展與行政研究中 心，……一年多時間裡，就派生出十幾個經營開發和教學科研實體。 當時，只要我們注意「洗刷歷史」，至少是不再刺激當局的敏感點，是有可能在已經擴 容了的廣義「體制」中存活下來的，甚至可以「悶聲發大財」。事實上，我們在80年代中期， 就已經在金融、企業咨詢和股份制改造、勞動人事培訓和職業介紹、民意測驗和商情調查等 諸多方面，進行了佈局。軍濤從武漢回到北京後，沒有能夠立即在研究所中明確身份——是 客卿顧問還是領導成員，他曾在短時間裡有所疑惑。我當時沒有告訴他，對於他的加盟，在 研究所骨幹成員中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因為在我們這一批人中，軍濤的「歷史」和「現行」， 具有最高的知名度和關注度，他的進入，勢必會改變研究所的形象與走向。 「進入已被體制接納的圈子」，在當時也不是什麼難事了。既不需要「悔過自新」，也 不需要「化整為零」。幾個「太子黨」圈子，對於我們這個團隊都產生了濃厚興趣，鑒於他 們的特殊地位，他們並不像一般人那樣怕「沾包」受牽連。我們組織的「二十世紀文庫」編 委會，鄧樸方同意掛名主編；還一度同意由我們在華夏出版社下面辦一個華夏圖書發行公司， 而一旦公司正式掛牌，我們已經籌備好的一個陣容強大的華夏讀書社就可以開張了。陳元同 意我們在他擔任區委書記的西城區下面註冊北京經濟研究所（我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還 一度同意擔任由何家棟先生和我主編的《青年理論家文稿》輯刊名譽主編。我贊成與各方面 人士建立良好的溝通和互動，但是反對捲起旗幟，被別人「收編」過去，成為政治上的附庸。 這樣，在團隊內部就出現了裂痕，最後只好各走各路。當年的一位合作者，也是職員家庭出 身，也有民刊和競選背景，通過「進入已被體制接納的圈子」，現在已經是一位副部級的官 員。 當時，我在所務會議上說（記錄稿載《閔琦檔案》，現藏荷蘭萊頓大學）： 我不是不同意在體制內活動，在支持黨內改革派上也沒有分歧，但是，我們代表著政治 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元，我們應有自己的語言和態度，堅持自己特殊的「色彩」，不能把這種 民間色彩視為必須甩掉的舊包袱。 我們面前有兩條別人正在走的路：一條是陳一諮、潘維明等人的影響決策之路；另一條 是金觀濤等人的改造文化之路。我們應當走的是區別於前二者的第三條路，即：在民間社會 扎根，促進某些社會階層成長之路。我們是一個同志兼朋友的政治集團，因為我們已集「四 五」以來歷次民主運動的經驗於自身；同時我們還應當把自己辦成一個第一流的科研文化托 拉斯。 團隊應當具有的屬性，我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是一個以政治為靈魂、以文化為形態、 以經營為後盾、有獨立意識和既定目標的自覺的團體」。對於這一定位，軍濤給予了最初的 推動和最有力的支持。他在1986年從武漢寫給我的信中，明確主張「舉旗」而不是「卷旗」： 去年，你的集團發展戰略給我印象很深（集團發展的四個條件：實體、旗幟、理論與隊 伍）。現在，你的實體問題或經濟問題已基本解決，後三個問題能否解決，我以為，除具體 技術性細節外，以及一批結構合理的人之外，應屬旗幟最為重要。事實上，你有最有利的條 件選擇旗幟。在今天中國激烈變化的形勢下，你的經歷是一筆經濟中的「不動產」（在熱鬧 市面上）。你的關係，也有可能在最寬廣的範圍內選擇形象（從最激進的到最溫和的）。我 想，你應當花點時間考慮旗幟問題。 如果你想從長遠角度看為事業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那就應樹起旗幟。這種旗幟，應當 有幾點：（1）應當抓住困擾著我們整個民族（包括中央與老百姓）的問題。（2）應當能納 入中央決策集團的苦惱與眼界，並在短期內對他們形成功效。（3）應當有豐富的歷史容量 和彈性，在較長時間內與較複雜的形勢下不失其意義的魅力與價值。 有了旗幟，你可以超越時空的局限性建立隊伍。而且這能聚集的力量遠不是「隊伍」一 詞能確切概括的。那是中國最有影響或最富於進取心的社會階層、集團和勢力。我覺得，你 肯定能意識到，在最初聚集的創業者中，境界與理論的參差不齊，這不是靠理想、思想碰撞 或事業發展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靠新的真正被旗幟激勵起來的人們不斷湧入來解決的。 說實話，我很自信，一直相信我們能構成國家生活的最大影響力量。因此，我不熱心於 與別的力量搞什麼密切關係，或寄人籬下。我本無宗派，但介入現實，還是願意離志同道合 的朋友近些。 （某些人）在投機於歷史發展潮流時，幾易旗幟，有奶是娘，有意識集醜惡政治大成於 自身（權術意識）。在自己官僚化進程中，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並將一代人面臨的任務與 中國學術界的水準、內容，全部庸俗化，並將「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青年對歷史反思批判之 後倡導形成的知識分子良知，逐步毒化、吞食，即使從精神領域出發，也應予以打擊了。 我在黎鳴那裡，陳兆鋼那裡，楊百揆、包遵信等人那裡，都討論了知識分子的良知。這 個問題，可以作為口號。知識分子的良知，首先表現在對「真理」的追求，即，從認識自身 發展出發，展開學術研究，敢於得出結論，敢於涉獵禁區；其次，知識分子的良知表現在追 求正義，即，大膽懷疑，平等待人的風尚。望在任何場合大講「知識分子的良知」。 軍濤成為研究所主要領導成員，投入團隊的具體運營操作後，很快總結出在專業領域的 發展戰略： 建立一條思想生產和銷售流水線來推動精英思想和社會觀念變化。首先是研究開發思想 產品，這包括翻譯和研究課題以及頭腦風暴式的沙龍討論。其次是生產，包括報告撰寫、書 籍編輯和音像製作。再次是銷售推廣，包括講座、函授、培訓、圖書發行、研討會、報刊通 訊、新聞熱點製造等。再次，我們建立實驗基地，這不僅包括我們自己辦的各類事業實體而 且有我們選擇的各種發展地區和部門；在這些實驗基地嘗試我們的想法。最後，有後勤保障 和資源(包括軟硬兩種資源)開發；為支持我們的事業，我們建立了計算機中心、車隊、調查 中心和一套專職與兼職相結合的文秘處理班子。所有這些環節都有專業化實體實施具體操作 方案；而幾十個在各個領域法律上獨立地運作的實體和項目通過團隊核心的溝通和協作，形 成相互銜接支持、蓬勃創新發展的事業格局。 我當時也對來訪的前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科瑟教授說過： 社會學家進行社會調研工作，無論是拿政府的錢還是拿資本家的錢，都很難不影響研究 的公正性。我們的目標是自己給自己當老闆，力爭實現自我籌資、自由選題、自主發表，為 具有獨立意識的學者提供從數據、經費到報刊發表、出書的一條龍服務。這就要求建立一個 分工合作、資源共享、統一調配（例如以暢銷書的利潤補貼可能賠本的學術書），以強大經 濟實力為後盾的綜合體。 軍濤受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委派出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配合總編輯何家棟 先生，在短短幾個月中就把《經濟學週報》辦成與《世界經濟導報》並駕齊驅的准民間媒體， 這方面的情況已經為許多人所瞭解；而軍濤作為團隊的地區開發負責人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 知道的人還很少。 軍濤作為兩所函大的分校工作部主任，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建立了幾十所分校。我們的 函授大學涵蓋了金融、審計、稅務、工商行政管理、物價、經濟法、貿易、工業會計、商業 會計、行政事業單位會計，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勞動管理13個專業，大多數學員都是地方 上實權機構的幹部。通過辦函授，我們與這些人建立了師生之誼。 軍濤作為北京人才評價考試中心副主任，與兗州礦務局簽訂了「建立人事評價系統和探 索大企業人事制度改革的協議書」，成立駐兗州辦事處；領導了對蛇口工業區的企業診斷與 人事培訓計劃（在袁庚和周為民的支持下）；參與籌建了天津、深圳、武漢、呼和浩特、貴 陽、南京、西安等地的分中心。 軍濤作為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後來兼《經濟學週報》）開發部主任，聯繫馬文瑞、 郭洪濤等幾十位陝北籍老幹部來所座談，發起成立延安社會經濟發展基金會；又聯繫中國道 教協會主席黎遇航，籌建茅山道教文化基金會。他還主持了社會調查員的選拔和培訓工作， 為中國民意調查中心建立了遍佈全國的3萬人社會調查系統。 我和軍濤都認為：改革的目的是要最終瓦解極權專制的全能主義國家，實現國家與社會 的分流，重建市民社會，使各種社會中間層和中介組織蓬勃成長。在特定的改革過渡階段， 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地方政府也可被視為社會中間層。在社經所的團隊發展戰略中，推動社會 中間層和中介組織的發育生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軍濤1986年在武漢鎩羽而歸，兩年多之 後，他在地方上「建生長點」的計劃，便以幾十倍的規模得以實現。 1989年4月，軍濤攜幾位陝北老幹部和十幾名首都大報記者組成一個考察團，到延安與 當地黨政一把手商榷建立基金會的具體辦法，還在西安受到陝西省委書記和省長的接見。隨 後，考察團部分成員在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兼北京應用技術研究所所長畢誼民的 率領下，赴寧夏自治區談判簽署一項價值幾百萬元的技術轉讓合同。將主要立足點放在促進 公民社會發育和成熟上，不斷擴充團隊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這一積極而又穩妥的發展 戰略，正在開花結果，展現出非常光明的前景。一般人可能難以想像，六四前夕的幾天，我 們的北京人才評價考試中心，正在緊張地為國家8部委首次公務員錄用考試進行試卷的光電 錄入、判分和結果分析。六四之後，中心主任謝小慶，一方面掩護王丹、包遵信、老木、張 倫等人逃亡，一方面自己在被內部通緝的狀態下仍將此項工作善始善終，親自把有關報告送 到了國家人事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