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維爾之眼看中國 （四川）劉賢斌 瓦茨拉夫。哈維爾是當今世界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持不 同政見者，也是民主捷克的首任民選總統。他在反抗後極權主義、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 本著自己的良心和勇氣，對後極權主義社會進行了鞭辟入裡的深刻分析，從中摸索出了瓦解 後極權主義的有效方法和途徑，並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積累和總結了若干彌足珍貴的經驗， 這對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前夜，重溫哈維爾 的著作，挖掘和研究他的思想，可以讓我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少一些困惑和迷茫，多 一些勇氣和信心。 一、哈維爾對後極權社會的批判與當今中國社會現實 哈維爾本身是一個劇作家，在1975年他給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寫了一封公開 信。他根據自己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對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客觀分析， 他說：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 西；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並參加是否必要的活動；……因為恐懼 拒絕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 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 或至少保持沉默；……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 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願接受的觀念，寫他 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無價值的工作，歪曲和 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 他又說：在這種後極權主義社會，「每個人都有東西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擔 憂。……國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時候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機會，可以充分地 剝奪一個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我們社會中有公眾影響的位置前所未有地被 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機會主義者、騙子、有可疑記錄的人，——總之，由典型的合夥勾 結者所把持。……在這些環境中，腐敗存在於所有形式的公務員之中，他們公開地願意為任 何事情接受賄賂，並且允許自己寡廉鮮恥地為考慮他們私人利益和受貪慾支配而搖擺不 定。……每個公民都被迫成為一個偽善者。」 他還指出：恐懼導致人們情感冷漠，「人們便失去了對前途、對建立公共事務權利的可 能性，對為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意義等全部信任。他們對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 之，對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們尋找解脫的途徑；他們屈服於冷漠，屈服於對超個人 的價值及對他們同胞的漠不關心，屈服於精神上的被動和壓抑。……今天的人們一心一意想 著他們的家庭和房子，他們在那兒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體驗他們的創造性才 華。他們在自己的房子裡佈滿各種用具和可愛的東西，他們試圖改善他們的食宿，他們為了 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愉快，修建小別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車，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食物、穿著和 家庭舒適上。簡言之，他們將興趣轉向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方面。」 這就是哈維爾眼中的後極權主義社會的主要狀況，這就是「布拉格之春」之後捷克斯洛 伐克的真實圖景，概而言之就是：恐懼、冷漠、偽善和犬儒主義。我之所以要大段摘錄哈維 爾的這些原話，一是因為他的分析確實很精彩，也很真實；二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分析具有普 遍的意義，他雖然直接在批判後極權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但他好像又在批判所有的共產主 義體制國家，他所描繪的後極權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狀況竟然與近20年來中國社會狀 況驚人地相似。 在當今中國社會，我們每一個中國公民不也是生活在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政治警察的 恐怖統治之下嗎？我們每一個公民不也是因為害怕失去平靜的生活、害怕失去學業、地位、 生計和前程，而不得不壓制自己的良心和人性，不得不假裝擁護和贊成當局的一切決議，不 得不服從當局的意志和上級的命令嗎？我們每一個公民現在不也像當初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一樣爭先恐後地加入當局的各種組織，參與當局的各種活動嗎？當中國政府以舉國之力興辦 歷史上最豪華的奧運盛宴時，當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大肆貪污腐化時，當他們厚顏無恥地拼 命掠奪和聚斂財富時，我們有誰公開地反對或譴責過他們呢？當有些人的資產被侵佔，當有 些人的權利被侵犯，當有些人因為公開地表達不同的意見而受到迫害，當不公正的社會現象 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當冤案和人權災難普遍在這個國家蔓延時，我們有沒有睜隻眼閉只眼 呢？ 在當局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下，在我們從小就受到的灌輸洗腦的過程中，我們的神經已 經麻木了，我們的良心已經沉睡了，我們的道德已經崩潰了，我們變得怯懦、自私而又狡猾， 這種狀況正是當局所歡迎的。我們不再關心這個民族的未來，只知道保住自己的工作和飯碗， 只知道構築自己的小巢、梳理自己的羽毛，只知道保證自己的平安和順利陞遷，並且對當局 編造的所謂「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這一謊言深信不疑。在這種萬能政府的統治下，我們像 奴僕一樣機械地生活，不再關心自己本來就有的各種權利，並對人的尊嚴和社會的公義抱著 無所謂的態度，對我們的同胞和祖國的前途漠然視之。在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我們信 奉著個人服從集體的教條，把我們生來就有的權利和尊嚴拱手讓出，我們不再是一個個活生 生的人，而是這部國家機器上的一個沒有意識、沒有創造性活力的螺絲釘，我們一起承受著 這個反人性的制度的無止境的折磨，並經常壓制和折磨其他有思想有勇氣的公民。不管你身 處這部國家機器上的何種位置，你都是它的受害者，但同時你又是他所製造的許多災難的幫 凶，你都對這部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一個讓人窒息的社會，這是 一個讓人絕望的時代，這是一種讓人厭倦的可憎的生活，如果說它還有些平靜的話，那它也 只不過是一個平靜的臭水溝而已。 幸好這樣的社會注定要解體，這樣的時代早晚要結束，因為我們對人性和豐富多彩的生 活的追求不僅是永恆的，而且是強有力的，它是我們內心深處最原始的動力，也是後極權主 義最主要的敵人。不管這個社會還要繼續維持多久，不管這個政權還要繼續玩弄什麼樣的花 招，我們終歸總想過人一樣的生活，我們總會在某種時刻去追回我們的權利和尊嚴。對此我 像哈維爾一樣深信不疑。在寫給胡薩克的信中，哈維爾繼續寫道：「生活可能臣服於一個長 時間的徹底的被強暴、令其衰竭和麻痺的過程。但是，她不可能永遠止步不前。……儘管她 一千次被疏遠自身，但她總是能以某種方式復原；不管怎樣被粗暴地蹂躪，她最終要比蹂躪 她的力量活得更長久。……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毀滅，那麼，歷史也不可能全部進入一 種止步不前。……這或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發生：這種覆蓋將不再有約 束並將要揭開。……所有長時間遭到壓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複的獨一無二的、非日曆化得 事件，所有長時間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沖決出來。……多年來為了表面上的完善、無懈 可擊、不出一個故障而運轉的機器，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這種看起來非常像不可動搖的、 永世長存的君主統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選舉中不存在任何懷疑的表示，沒有 任何跡象便分崩離析。」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真實的時刻」來臨的情況。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這種「真實的時刻」來臨的一次徹底表現，雖然她最後被 蘇聯的坦克所扼殺，但這並不能阻止這種時刻的再度來臨。1989年，當「真實的時刻」再度 來臨的時候，哈維爾所反抗的後極權主義制度終於在人民的抗議風暴中徹底覆滅了，捷克斯 洛伐克終於迎來了自由的春天。那麼，中國會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發生巨變嗎？我的答案顯 然是肯定的，因為我們中國人也會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樣厭倦那種讓人厭倦的生活，我們中 國人也會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樣尋求一種像人一樣的生活，我們中國人也自然需要自由、權 利和尊嚴。1989年，中國也曾經迎來一次「真實的時刻」，但它也像「布拉格之春」一樣被 坦克扼殺了，但這樣的時刻必然還要再度來臨，但願這一次我們能夠讓那種讓人厭倦的生活 徹底退出歷史的舞台。 二、哈維爾的民主實踐理論與中國民運 讓人敬佩的是，哈維爾不僅是一個思想家和理論家，他還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是一個 身體力行的人權捍衛者和民主運動的實踐者。針對後極權主義的特點，他獨創性地提出了瓦 解後極權主義的一些新的方法和途徑，並在《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中進行了分析論證。哈維 爾認為，後極權主義政治是靠謊言維持自己的統治，是對人性的全面攻擊，因此他主張人們 應當走出謊言，學會生活在真實之中，認為「生活在真實之中具有獨一無二的不可估量的爆 炸性的政治力量」。他認為：「在極權制度之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富有政治含義的運動 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觀點和力量的公開衝突所造成的。這些運 動大部分來自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是生活在謊言中與生活在真實中之間發生衝突，也 就是說，在後極權制度的要求與生活的真實目的之間發生衝突。生活的真實目的自然採取了 大量不同的形式。它們有時候表現為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基本物質利益或社會利益；而在別 的時候，可能表現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還有些時候，可能是最基本的存在論的需要， 如人們渴望在尊嚴中生活。」後來他所領導的「七七憲章」運動並沒有提出系統的政治綱領， 只提出了公民們要真實生活的願望，但這卻對後極權主義發出了強有力的挑戰，這種方法確 實是瓦解後極權主義的一種有效手段。 哈維爾還認為，在後極權主義社會裡，人們對政治普遍比較冷漠，傳統的政治鬥爭很難 喚起人們的政治熱情，因此他主張放棄以政權更替或制度革命為目的的傳統政治鬥爭模式， 說：「不論一個新的政治模式多麼漂亮，它已經不能夠與『隱藏的層面』對話，不再激勵人 們和社會，喚起真正的政治熱情。後極權制度之內的政治空間在別處：制度的複雜操控與生 活的目的處於持續的殘酷對峙中。生活的目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要求，不與人們自身相衝突， 以某種可以接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員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嚴密監控，自由表達自 己，發揮創造力並享受法律保護等等。與此有關的一切具體事件，都必然引起人們的關注。 關於政治經濟秩序的理想而抽像的規劃不能使他們感興趣。……在後極權制度下生活的人們 實在太瞭解對他們來說是否能像人一樣活著，比哪個黨派掌權，或他們如何標榜自己來得更 為重要。」一句話，哈維爾主張應當以喚起公民熱情和意識的公民運動來逐步瓦解後極權主 義的統治。因此，當「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受到當局的迫害時，哈維爾發起了對他們的聲 援活動，這立即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知識文藝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參與，最後終於迫使當局 讓步，並促成了互相隔離、志趣各異的各種團體走到了一起。在後極權制度的社會裡，哈維 爾的這種全新的鬥爭策略確實非常有效和高明，它讓當局對付起來感到非常難受和吃力，當 局除了妥協幾乎沒有其他道路可走，而這種妥協無疑會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並對其他公民 起到了良好的示範效應。 另外，哈維爾還主張進行合法抗爭，完全排斥暴力革命的選擇。在《無權者的權力》這 篇論文中，他繼續說道：「強調法治是後極權制度特定條件下的自然體現，是瞭解其特徵的 必然結果。如果存在兩條為自由社會而鬥爭的途徑——一條是通過合法手段，另一條是通過 起義（武裝的或非武裝的）——那麼，在後極權制度下採取第二條途徑是極為不恰當的。…… 社會把起義看著是對社會本身的攻擊，不但不支持起義，反而極有可能倒向制度一邊，因為 它覺得制度起碼在某種程度上保證法規法治。……顯然，起義的企圖不僅在政治上死路一條， 在技術上也沒有成功的可能。……不但面臨著國家（和超國家）政權機構的強大鎮壓，而且 還會受到社會本身的反對。……『持異議者』頗懷疑不擇手段來改變制度和更換政府，也懷 疑為了這些『根本的』變革來犧牲『不重要』的東西即人的生命。那樣的話，尊重理念就超 過了尊重生命，是人類又一次面臨奴役的危險所在。……用暴力製造的未來只會比現行制度 更糟糕。換句話來說，暴力換得的未來只會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因此他主張在追求自由 的過程中，公民們應當通過訴諸法律來解決問題並推動社會的進步。 雖然後極權制度下的統治者們總是用法律來裝飾自己的門面，用高尚的言辭來樹立自己 的合法性，而實際上這些法律和意識形態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但哈維爾還是認為這種制度離 不開法律，人們剛好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的手段來揭示它的欺騙性，從而迫使當局遵守自己制 定的法律，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他說：「人們堅持不懈地訴諸法律——不僅是有關人權的 法律而且是全部的法律，表明他們並不對法律存有幻想，他們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正因為 他們明知現行制度絕對依賴法律，依賴它的崇高言辭，他們更明白這樣的訴求有什麼意義。 因為現行制度不能沒有法律，它非得作出遵紀守法的樣子，於是不得不對訴諸法律的呼聲作 出回應，要求依法行事就是生活在真實中的一樁行動。這樣就威脅到了虛偽結構的頂峰。這 樣的訴求一次次讓人們看清了它純粹外衣的性質，作為擺設的性質，從而間接地迫使躲在法 律條文背後的人們為了自己的良心也為了給外界製造良好形象，以及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這是制度的自我保護機制的一部分），或者乾脆就是怕別人抱怨他們在執行儀式時過於笨 拙，他們不得不做的好一些。」也就是說，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儘管我們面對的是虛假的 法律，但我們仍然可以「假戲真做」，讓統治者在自己制定的法律面前感到難堪，從而不得 不妥協退讓，直至最後把「權力」這隻老虎關進籠子裡。 當哈維爾開始提出這些全新的理論時，受到了許多人的嘲笑，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 公開說哈維爾所主張的這種抗爭將不會起到任何作用，但事實最後證明，哈維爾的這套全新 的民主實踐理論在瓦解後極權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最後能順利地 完成社會的民主轉型，哈維爾以及他的思想居功至偉。 對照哈維爾的思想主張，反思我們過去的作為，我們確實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長期 以來我們一直比較重視政治運作，動不動就成立一個組織或制定一個綱領，殊不知這對後極 權制度下的人民來說，他們根本就不感興趣。其實只有當人民的政治熱情已經被喚起之後， 他們才會關注政治組織或政治綱領，也就是說那時才是我們成立組織和公佈綱領的最佳時機。 如果時機不到，我們貿然成立組織或公佈綱領，我們不僅難以得到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而且 容易受到當局的嚴厲鎮壓。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在自己狹小的圈子裡自言自語，不願意或不屑 於關心人民的真正希望和要求，不注重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致使我們與人民和 社會實際嚴重脫離，日漸成為了一個沒有影響力的邊緣化的群體。其實在後極權主義時期， 我們完全可以從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出發，幫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和爭取應有的權利 和利益，這不僅可以壯大我們的力量，而且可以實實在在地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孫志剛 案」和「鄧玉嬌案」告訴我們，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當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讓步的。 所以我們要繼續開展各種形式的維權活動，這是我們在後極權社會裡進行鬥爭的一種十分有 效的方式。 當今的中國政府也與前捷克斯洛伐克當局一樣，喜歡以美妙的言辭來裝飾自己，儘管它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欺騙人民從而維持自己的統治，但我們完全可以以此來要求政府履行自 己的諾言，它一旦履行自己的諾言，我們就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如果它不願履行諾言， 它的形象自然會在人民面前受到損害，人民就會逐步看清它的本來面目，從而最終對之唾棄。 所以在後極權主義時期，我們應當以一種高明的鬥爭策略來指導我們的行為，我們要善於抓 住典型事件，喚起人民的高度關注，使當局不僅不敢隨便鎮壓，而且最後還必須退讓妥協。 這要求我們在參與這些事情時一定要依法行事，這樣才能迫使當局依法辦事。只要當局願意 越來越經常地按照法律來解決問題，中國社會就可以慢慢地實現進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 不應提出過高的政治訴求，不要嚇跑群眾，也不要給當局鎮壓製造藉口，同時還要杜絕暴力 和無政府狀態的出現，要引導人民合理合法地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們這樣做的目的就 是要訓練和提高人民的公民意識，同時也要培養政府的法制意識和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這 是未來民主中國不可缺少的基石。我們必須明白，未來的民主中國不是一個理想的空中樓閣， 不是將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照搬過來，而是應當在中國這個土壤上一步一步成長起來。如果 人民和政府沒有養成民主的習慣，未來的中國就難以避免辛亥革命之後那種反覆情況的出現。 因此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我們不應當像傳統政治鬥爭那樣以實現政權更替為目的， 而應當以改善人民的生存處境、讓人們像一個真正的人或真正的公民一樣生活為目的，應當 以恢復人的尊嚴和自由、確保人性得到弘揚而不是被扼殺為目的，應當以實現社會公正、讓 權力受到限制為目的。作為率先覺醒的中國公民，我們不應當首先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顛覆一 切的革命家，而應當首先在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活得像一個人的樣子，活得像一個公民的 樣子。我們不要成天熱衷於搞組織或制定綱領，而應當將主要精力用於如何真正促進中國社 會進步的事情中，用於如何有效地捍衛我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對於中共當局和與我們 打交道的具體官員，我們不要把他們簡單地當成敵人，而應當把他們看成可以做出某種改變 甚至會做出妥協的對手，我們應當經常告訴他們，雖然他們一直在充當這部反人性國家機器 的幫兇，但他們同時也是受害者，他們對我們追求人權和公民權利的行為愈是凶狠地鎮壓， 那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有朝一日也會受到這部國家機器的同樣戕害。所以我們要勸告他們要學 會拒絕，對於明顯惡的命令或法律，他們應當本著自己的良心做出正確的選擇。總之，只要 我們始終高擎「公開、理性、法治和非暴力」的大旗，中國社會的和平民主轉型就會越來越 有可能變為現實。 咀嚼哈維爾的言論和思想真的對我們大有裨益，我們可以變得更加理性和寬容，也可以 變得更加堅定和自信。我們可以把哈維爾的思想與中國的社會實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更加 有效的民運新路，確保中國社會朝著「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目標順利轉型。 （寫於2009年12月2日四川遂寧「百盛家園」） ◆